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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大战》是流行的科幻,但同时也是最保守的科幻——一切都纳入自我复制的话语之中。
1948年,美国杂志《神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Fiction)的主编坎贝尔有感于主流文学界对“科幻”的歧视,发表惊人之语:科幻不是主流文学的分支,而应该反过来,主流文学才是科幻的分支,因为科幻处理的是一切时间与空间中的事件。这耸人听闻的说法,隐含着科幻的真正生机——它本来就包罗万象,气吞一切,要跨越所有的界限,包括自我构筑的边界。科幻是从古老的怪诞、冒险故事发展出来的写作类型,到此时第一次诞生了自我意识,把整个世界当作自身的镜像。
科幻的经典叙述(以凡尔纳、威尔斯为代表),其实早在不自觉中打开了一张可以无限生长的神奇的世界地图。这地图上绘满帝国扩张的足迹——从地理版图的延展,到想象时空的无限开放。对后殖民理论家来说,经典科幻是帝国的写作方式;就像凡尔纳小说里,上天入地的主人公背后有着法国殖民者的身影,而威尔斯式的星际大战触动的是帝国子民的神经。20世纪后半期家喻户晓的美国科幻故事“星球大战”(Star Wars)与“星际迷航”(Star Trek),把所有帝国式的文化逻辑都一锅烩了:宏大历史,正义伦理,扩土开疆的冒险精神,坚不可摧的身体,以及微妙之中对异类的恐惧、同情——乃至归化。这两部作品稍有不同,但前者体现里根时代的美国神话,显然更加引人入胜,生命力经久不衰。如此现代帝国的想象愈演愈烈,直到最近的《阿凡达》,其实仍在重复这一经典叙述。
有趣的是,这个世界之所以令人着迷,原本在于它看起来危机重重,充满异类。未被标记的海面上或许存在魔兽岛,飞出太阳系的历险可能带来危险的异种,探索引向自身时则暴露出我们的陌生面孔。科幻的世界地图,无论在物理还是精神的意义上,永远是描绘“异地”“异形”的所在。或者说,这个地图展示的,不是已知世界的图景,而是延伸向未知的路径。
当坎贝尔宣布科幻是一切文学的总体时,这个想象的定义不仅面向已知,而且包括了一切面向未知的写作。尽管在逻辑上,或许所有的未知可能仅仅是已知的变形,所有未来都是过去的倒影,但最关键——也是最神奇的,是与之遭遇时的姿态。帝国的视野中,未知是被征服的疆域,如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潜水艇,或《星际奇航》里的企业号航天飞船,把未知的经验带入地图之中,其实已经将其化为知识,转换成日常的景观。比如,你有没有感到《阿凡达》里的一切神奇都似曾相识呢?
但面对未知,还有另一种姿态。
克拉克的《与拉玛有约》代表我心目中最精彩的科幻想象。这部小说写的是在22世纪有一个未知天体飞进太阳系,宇航员发现其为人造物体,而且可以进入其中。克拉克的叙述充满技术细节,带有绘图员的精准细腻。这个被命名为拉玛的物体内部是一个空洞,里面有完整的世界,甚至如纽约城一般的高大建筑,却没有生命的痕迹。拉玛“人”不知道在多少时间以前,已经在跨越星系的航行中湮灭了,或者他们的存在根本无法为地球人观测到。地球派出的宇航员,只能短暂地对拉玛进行勘查,而拉玛平静地承受了勘查,没有任何波澜。人类看着它掠过行星的轨道,飞向太阳,再继续飞出太阳系,消失在大麦哲伦星系的方向。
最给人以启发的科幻,是在充分描绘“世界”地图的同时,展现出未知的无限魅力。它承认“差异”有无法被归化的层面,而“认同”的政治在面向宇宙(或者比宇宙尺度小得多的意象)时,需保留对“异地”“异形”的敬畏。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地图不是星球大战上演的舞台,而是反观自身的镜像。《星球大战》是流行的科幻,但同时也是最保守的科幻——一切都纳入自我复制的话语之中。与之相比,克拉克的《与拉玛有约》描写了一次真正的与世界相遇的过程。
正如当代优秀的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在读完克拉克的小说后,“出门仰望夜空,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无限伸延的雪白光滑的纯几何平面,在这无限广阔的二维平面上,在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从此以后,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感觉像离开了池塘看到了大海。”
与世界的相遇,从此开始。
1948年,美国杂志《神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Fiction)的主编坎贝尔有感于主流文学界对“科幻”的歧视,发表惊人之语:科幻不是主流文学的分支,而应该反过来,主流文学才是科幻的分支,因为科幻处理的是一切时间与空间中的事件。这耸人听闻的说法,隐含着科幻的真正生机——它本来就包罗万象,气吞一切,要跨越所有的界限,包括自我构筑的边界。科幻是从古老的怪诞、冒险故事发展出来的写作类型,到此时第一次诞生了自我意识,把整个世界当作自身的镜像。
科幻的经典叙述(以凡尔纳、威尔斯为代表),其实早在不自觉中打开了一张可以无限生长的神奇的世界地图。这地图上绘满帝国扩张的足迹——从地理版图的延展,到想象时空的无限开放。对后殖民理论家来说,经典科幻是帝国的写作方式;就像凡尔纳小说里,上天入地的主人公背后有着法国殖民者的身影,而威尔斯式的星际大战触动的是帝国子民的神经。20世纪后半期家喻户晓的美国科幻故事“星球大战”(Star Wars)与“星际迷航”(Star Trek),把所有帝国式的文化逻辑都一锅烩了:宏大历史,正义伦理,扩土开疆的冒险精神,坚不可摧的身体,以及微妙之中对异类的恐惧、同情——乃至归化。这两部作品稍有不同,但前者体现里根时代的美国神话,显然更加引人入胜,生命力经久不衰。如此现代帝国的想象愈演愈烈,直到最近的《阿凡达》,其实仍在重复这一经典叙述。
有趣的是,这个世界之所以令人着迷,原本在于它看起来危机重重,充满异类。未被标记的海面上或许存在魔兽岛,飞出太阳系的历险可能带来危险的异种,探索引向自身时则暴露出我们的陌生面孔。科幻的世界地图,无论在物理还是精神的意义上,永远是描绘“异地”“异形”的所在。或者说,这个地图展示的,不是已知世界的图景,而是延伸向未知的路径。
当坎贝尔宣布科幻是一切文学的总体时,这个想象的定义不仅面向已知,而且包括了一切面向未知的写作。尽管在逻辑上,或许所有的未知可能仅仅是已知的变形,所有未来都是过去的倒影,但最关键——也是最神奇的,是与之遭遇时的姿态。帝国的视野中,未知是被征服的疆域,如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潜水艇,或《星际奇航》里的企业号航天飞船,把未知的经验带入地图之中,其实已经将其化为知识,转换成日常的景观。比如,你有没有感到《阿凡达》里的一切神奇都似曾相识呢?
但面对未知,还有另一种姿态。
克拉克的《与拉玛有约》代表我心目中最精彩的科幻想象。这部小说写的是在22世纪有一个未知天体飞进太阳系,宇航员发现其为人造物体,而且可以进入其中。克拉克的叙述充满技术细节,带有绘图员的精准细腻。这个被命名为拉玛的物体内部是一个空洞,里面有完整的世界,甚至如纽约城一般的高大建筑,却没有生命的痕迹。拉玛“人”不知道在多少时间以前,已经在跨越星系的航行中湮灭了,或者他们的存在根本无法为地球人观测到。地球派出的宇航员,只能短暂地对拉玛进行勘查,而拉玛平静地承受了勘查,没有任何波澜。人类看着它掠过行星的轨道,飞向太阳,再继续飞出太阳系,消失在大麦哲伦星系的方向。
最给人以启发的科幻,是在充分描绘“世界”地图的同时,展现出未知的无限魅力。它承认“差异”有无法被归化的层面,而“认同”的政治在面向宇宙(或者比宇宙尺度小得多的意象)时,需保留对“异地”“异形”的敬畏。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地图不是星球大战上演的舞台,而是反观自身的镜像。《星球大战》是流行的科幻,但同时也是最保守的科幻——一切都纳入自我复制的话语之中。与之相比,克拉克的《与拉玛有约》描写了一次真正的与世界相遇的过程。
正如当代优秀的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在读完克拉克的小说后,“出门仰望夜空,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无限伸延的雪白光滑的纯几何平面,在这无限广阔的二维平面上,在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从此以后,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感觉像离开了池塘看到了大海。”
与世界的相遇,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