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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智能算法技术提高了信息分发效率，实现了用户需求的精准推荐，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解构风险。通过研究智能算法技术中的信息茧房和算法歧视等问题，分析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产生的错位，进一步从行为主体维度、观念体系维度、实践方式维度、法治治理维度和比较借鉴维度，针对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负面影响提出相关措施与机制。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智能算法;传播策略;伦理风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兴国之魂”。“魂”有所依，才能落地生根;“魂”有所寄，才能“精神变物质”。当前，智能算法技术广泛应用于新闻的分发环节，虽然算法技术革命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在商业化的导向之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巨大的冲击。本文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首先，对智能算法技术的传播概况进行分析;其次，剖析算法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构的本质;最后，针对智能算法技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负面影响，从五个维度提出相关应对机制。
智能算法技术的传播概况
“算法主导下信息传播的社会影响与挑战”曾是中国的十大学术热点之一，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问题一直备受关注。通常算法通过排序和划分优先级，根据过滤法则将信息进行标签化分类，以突出算法呈现的重点内容。算法推荐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是基于大数据技术、内容资源和用户三者相统一的“私人订制”。[1]智能算法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信息分发的效率，使人与技术的联接更加紧密。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中，科学技术是推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动力。目前，“今日头条”“抖音”等媒体平台为用户提供了海量多元化的信息，智能算法技术发挥了技术理性作用，有效处理了大批量数据，并有针对性地推送给用户群体，极大提高了信息过滤效率。但与此同时，不良信息的投放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只有通过正确掌控和运用智能算法技术，才能将其真正转化为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有效武器。
智能算法技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构的本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与经济创造力相辅相成的文化力量，虽然智能算法技术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但其引发的伦理风险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将从三个层面分析智能算法技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构的本质。
1.工具理性层面
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它从追求功利的动机出发考虑[2]。智能算法技术有效解决了信息冗杂的问题，与以往的人工筛选相比，实现了较大突破、提高了运作效率，能够将信息有针对性地推送给用户。但是，一方面，这种推送给算法灌输了商业化模式，将商业化广告投放到大众视野中，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用户可能被虚假信息所蒙蔽;另一方面，算法后台会将用户标签化，根据用户浏览的内容推送相似的话题。如果用户一直待在所谓的思维舒适圈中，或者一直关注低俗化内容，就会桎梏在自己所设的“过滤气泡”里，失去客观辩证的思考方式。总之，工具理性强调最大化发挥技术的作用，如果一味将技术作为获利的工具，则会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构问题的产生。
2.价值理性层面
价值理性强调伦理的重要性，它以信奉的价值为取向，重视情感和精神价值。马克思指出“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智能算法技术应该以信奉的价值为核心来寻找实现路径，如果不加以人工干预，则会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目前的算法机制还在满足基本的信息需求，但是算法歧视、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现象等问题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从价值理性层面来看，媒体平台应该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自觉抵御市场经济中唯利是图的不良理念。对此，要倡导算法从社会公共需求出发，这也是智能算法技术需要实现的目标。否则，算法將容易成为洪水猛兽，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造成不利影响。
3.认知解释层面
认知解释层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初始阶段，其主要内容是让受众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特征、本质与重要性，明确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理解不同范畴下的价值诉求。而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的集中反映，广大成员只有在核心理念上取得共识，才能求同存异，树立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另外，针对智能算法技术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切实解决群众在认知层面存在的思维和理解偏差，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换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4]从而更好地在实践层面推动其传播践行。
由此可见，协调好智能算法技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实现技术的最大化利用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
智能算法技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负面影响
1.“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上的挑战
第一，公共性价值受到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公共性”指“非独占、非排斥并且可以相互分享、互为条件的社会关系的属性。”[5]在智能算法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新闻信息的公共性受到了商业侵蚀，一些媒体平台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流量，偏向于选择推送博人眼球的内容，而忽略公共性价值。在这种算法导向下，人们被动地接受了信息推送，从而陷入了单一化甚至庸俗的信息之中，用户的自主权受到损害。在这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下，多元化利益进行博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受到了曲解，社会群体的合理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公民的道德规范失去了“参照系”，公共性价值受到了挑战。
第二，群体极化现象造成社会价值观分裂。“群体极化”指经由群体讨论的观点，往往比个人的态度更趋向极端化。[6]在网络冲浪过程中，用户很容易受评论或互动的影响，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而算法推荐机制还会以社交数据为基础进行推送，从而不断刺激强化用户的情绪行为。如果发现自己观点与对方相近，“情绪共鸣”会使群体的观点极端化，这种现象会引发“网络巴尔干化”现象，即内部观点高度一致、对外部异己的价值观却完全排斥的团体，造成舆论失控。[7]在此情况下，社会群体很难融合，共同体的关系极易分裂，社会共通的价值观也很难达成一致，违背了社会的整体和谐。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社会角度规范人们的权利诉求和边界，避免权利之间的冲突，实现人人尊重他人权利，推动对和谐的价值追求。 2.“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上的挑战
第一，信息茧房违背人的全面发展。“信息茧房”的概念由凯斯·桑斯坦提出，指人们在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理解机制的作用下，更倾向于关注使自己舒适的信息区域，长此以往就会被“茧房”所束缚。[8]在算法个性化推送中，用户不自觉地会封闭在固定的思维圈层里，无法接受多元化的价值信息，这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念相悖。信息茧房无疑阻碍了个体的自主创造力，不利于综合素质的发展。因此，在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大趋势下，要保证社会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警惕算法对信息选择权的隐形控制，主动接受多元信息，使每个人正确认识到自身潜能并释放正能量。
第二，算法歧视违背公平公正。智能算法技术虽然看似具有中立性，但由于算法程序是人工设置的，常受到来自经济、政治等非技术力量的影响，[9]不可避免地添加了人为偏见与歧视。而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容易误导社会舆论的走向。在算法推荐中，披着“中立化”外衣的算法程序也带着一定的价值导向，对“公平与公正”的问题带来了挑战。而社会公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只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良好的保障，社会秩序才会维持和谐与稳定。
第三，低俗违规内容推送挑战法律底线。当算法技术取代了媒体把关人之后，大数据将满足用户价值取向的信息进行推送，一些低俗价值观与违规内容却充斥在算法推荐中，挑战着法律底线。此外，现阶段网络新闻传播领域中的算法主体及其行为缺乏系统性管制，关于算法侵权内容的诸多界定仍具有模糊性，使得算法平台钻了法律漏洞。[10]因此，对今天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背景下的价值观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法治做保障，坚决抵制低俗违规内容。
3.“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层面上的挑战
第一，多元化思潮对爱国情感的阻碍。在网络信息时代，多元化思潮充斥在各个信息角落，具有渗透性、颠覆性和导向性等特点，而智能算法推荐技术无形中强化了这些思潮对个体的作用，影响民众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因此，在网络阵地中，要强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作用，使网络群体在思想上接受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时回应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
第二，诚信友善遭遇挑战。在资本的逐利性下，智能算法技术逐渐演变成为了谋取商业价值的工具，权威媒体被各种哗众取宠的商业化信息挤占。同时，诚信缺失等问题愈发严重，违背了道德体系的基本规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对人们的价值判断具有指引的作用，因此必须有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体系来统领人们的思想观念。[11]
综上所述，智能算法技术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负面影响，分别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都有体现，进而影响着群众对主流价值观的接受度。因此，保持技术和价值的平衡，是算法技术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相关对策与建议
1.行为主体维度：树立主体意识，培养算法素养
在算法机制的作用下，个体的价值观容易受到固化甚至异化，沦为媒介的延伸。从行为主体维度来看，需要培养受众的主体意识与理性思维，用户可以自觉涉猎未知领域，突破固化的信息圈层，提升对多元文化观点的辨别能力，提高对算法推荐新闻的认识能力。通过主体作用，构建一个区别于算法打造的信息区间，对不同信息领域进行权重赋值关注。
2.观念体系维度：推动媒体融合，传递主流价值
在互联网的时代下，权威媒体必须掌握网络传播的规律，更好地利用技术来引导群众的价值观。在智能算法技术的影响下，由于一些媒体公司缺乏社会责任感，一味地追求资本的狂欢，信奉所谓的娱乐无底线，导致商业化低俗化信息占據网络。因此，主流媒体也需要做好媒体融合，积极拥抱技术，合理规范内容创新，利用算法向用户推荐优质内容。对此，人民日报社指出，致力于打造创新能力和主流价值并存的互联网内容生态，要用主流价值纾解“流量焦虑”与“算法焦虑”。[12]目前，权威媒体与政务体制也纷纷入驻抖音短视频与微博，利用官方媒体发布信息抵制谣言，让群众更及时地了解真实情况，从而避免舆论偏向。
3.实践方式维度：倡导人机结合，达成价值平衡
在“流量经济”的驱动下，为实现点击量的暴增，媒体平台往往追逐博人眼球的内容，而忽视公共性价值，导致群众被“三俗”化内容所笼罩。如果智能算法被赋予非主流的价值观，或者不加鉴别地进行推送，那么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相背离。“人机结合”的合作模式可以让公共性内容与个性内容得到平衡分发，让具有公共价值的信息击破受众的信息茧房。因此，算法推荐需要专业的信息把关人，做到人为审核与智能技术的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推送效率与公共责任的平衡。
4.法治治理维度：加强信息治理，完善法律法规
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障机制，智能算法技术影响下的媒体平台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的网络监管法律法规。算法推荐机制能够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要，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受众范围不断扩大，传播的信息需要法律的制约，不可违背公共秩序与道德底线。一方面，在网络信息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抵制软色情、软暴力等庸俗内容，提高对算法信息的过滤水平，在必要情况下引入公共机构进行监督和管控。另一方面，加强信息治理需要引入社会力量的监督与支持。由此通过法律措施和社会监督以及行业的自我约束和技术提升，不断加强信息治理，推动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5.比较借鉴维度：“Facebook偏见门”的启示
“Facebook的偏见门”认为，Facebook设置的算法程序不仅可以干涉话题的优先级，而且还容易被植入话题框架。针对算法偏见门，Facebook在机制上做出了调整与改进，进一步强调科技公司对公众的责任意识，增加算法的可信任度与透明度，同时引进了社会监督力量，提高用户对内容的选择权。总体来看，Facebook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不断强化算法技术对信息的过滤能力，保证信息的中立原则;二是通过其特有的社交模式，增加关系圈层的信息推荐，降低平台舆论引导的作用。[13] 综上所述，针对智能算法技术的负面影响，需要用正确的价值观来指导“算法推荐”，用自律的底线去传播正能量。以上分别从五个维度确立了价值标准，为社会成员的具体行动划定了基本的边界。
结语
在智能算法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只有积极构建科学理性的信息价值观，给予技术领域以人文反思，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理论，针对智能算法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构风险，以“智慧”解决“智能”的短板，为技术引擎植入价值观的灵魂，既让用户实现“因人而异”，又让用户实现价值联接。[14]由此从行为主体维度、观念体系维度、实践方式维度、法治治理维度和比较借鉴维度这五个方面得出有效应对措施。因此，要準确把握智能算法时代的特征，不断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领域，在新视角中寻求新判断与新思考，从而在积聚共识中解决社会分歧，获得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13]方师师.算法机制背后的新闻价值观—围绕“Facebook偏见门”事件的研究[J].新闻记者，2016（9）：39-50.
[2]杜娟.从“人机协同”看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构建[J].社会科学研究，2019（4）：197-20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06.
[4]朱琳，张力，梁正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及有效传播策略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11）：81-84.
[5]桑明旭.马克思的“公共性”概念[J].宁夏社会科学，2019（1）：55-60.
[6]MYERS D G ， LAMM H. The Group Polarization Phenomenon[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6， 83（4）：602-627.
[7]郭赫男，何倩.算法推荐视域下我国新闻价值观的解构与重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6）：150-156.
[8]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9]陈昌凤.让算法回归人类价值观的本质[J].新闻与写作，2018（9）：1.
[10]袁帆.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研究—基于“三视角”理论框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0.
[11]徐伟新，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56.
[12]丁伟，刘晓鹏，张世悬.“人民号”：推进深度融合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智能算法;传播策略;伦理风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兴国之魂”。“魂”有所依，才能落地生根;“魂”有所寄，才能“精神变物质”。当前，智能算法技术广泛应用于新闻的分发环节，虽然算法技术革命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在商业化的导向之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巨大的冲击。本文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首先，对智能算法技术的传播概况进行分析;其次，剖析算法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构的本质;最后，针对智能算法技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负面影响，从五个维度提出相关应对机制。
智能算法技术的传播概况
“算法主导下信息传播的社会影响与挑战”曾是中国的十大学术热点之一，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问题一直备受关注。通常算法通过排序和划分优先级，根据过滤法则将信息进行标签化分类，以突出算法呈现的重点内容。算法推荐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是基于大数据技术、内容资源和用户三者相统一的“私人订制”。[1]智能算法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信息分发的效率，使人与技术的联接更加紧密。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中，科学技术是推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动力。目前，“今日头条”“抖音”等媒体平台为用户提供了海量多元化的信息，智能算法技术发挥了技术理性作用，有效处理了大批量数据，并有针对性地推送给用户群体，极大提高了信息过滤效率。但与此同时，不良信息的投放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只有通过正确掌控和运用智能算法技术，才能将其真正转化为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有效武器。
智能算法技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构的本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与经济创造力相辅相成的文化力量，虽然智能算法技术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但其引发的伦理风险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将从三个层面分析智能算法技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构的本质。
1.工具理性层面
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它从追求功利的动机出发考虑[2]。智能算法技术有效解决了信息冗杂的问题，与以往的人工筛选相比，实现了较大突破、提高了运作效率，能够将信息有针对性地推送给用户。但是，一方面，这种推送给算法灌输了商业化模式，将商业化广告投放到大众视野中，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用户可能被虚假信息所蒙蔽;另一方面，算法后台会将用户标签化，根据用户浏览的内容推送相似的话题。如果用户一直待在所谓的思维舒适圈中，或者一直关注低俗化内容，就会桎梏在自己所设的“过滤气泡”里，失去客观辩证的思考方式。总之，工具理性强调最大化发挥技术的作用，如果一味将技术作为获利的工具，则会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构问题的产生。
2.价值理性层面
价值理性强调伦理的重要性，它以信奉的价值为取向，重视情感和精神价值。马克思指出“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智能算法技术应该以信奉的价值为核心来寻找实现路径，如果不加以人工干预，则会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目前的算法机制还在满足基本的信息需求，但是算法歧视、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现象等问题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从价值理性层面来看，媒体平台应该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自觉抵御市场经济中唯利是图的不良理念。对此，要倡导算法从社会公共需求出发，这也是智能算法技术需要实现的目标。否则，算法將容易成为洪水猛兽，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造成不利影响。
3.认知解释层面
认知解释层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初始阶段，其主要内容是让受众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特征、本质与重要性，明确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理解不同范畴下的价值诉求。而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的集中反映，广大成员只有在核心理念上取得共识，才能求同存异，树立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另外，针对智能算法技术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切实解决群众在认知层面存在的思维和理解偏差，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换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4]从而更好地在实践层面推动其传播践行。
由此可见，协调好智能算法技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实现技术的最大化利用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
智能算法技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负面影响
1.“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上的挑战
第一，公共性价值受到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公共性”指“非独占、非排斥并且可以相互分享、互为条件的社会关系的属性。”[5]在智能算法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新闻信息的公共性受到了商业侵蚀，一些媒体平台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流量，偏向于选择推送博人眼球的内容，而忽略公共性价值。在这种算法导向下，人们被动地接受了信息推送，从而陷入了单一化甚至庸俗的信息之中，用户的自主权受到损害。在这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下，多元化利益进行博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受到了曲解，社会群体的合理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公民的道德规范失去了“参照系”，公共性价值受到了挑战。
第二，群体极化现象造成社会价值观分裂。“群体极化”指经由群体讨论的观点，往往比个人的态度更趋向极端化。[6]在网络冲浪过程中，用户很容易受评论或互动的影响，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而算法推荐机制还会以社交数据为基础进行推送，从而不断刺激强化用户的情绪行为。如果发现自己观点与对方相近，“情绪共鸣”会使群体的观点极端化，这种现象会引发“网络巴尔干化”现象，即内部观点高度一致、对外部异己的价值观却完全排斥的团体，造成舆论失控。[7]在此情况下，社会群体很难融合，共同体的关系极易分裂，社会共通的价值观也很难达成一致，违背了社会的整体和谐。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社会角度规范人们的权利诉求和边界，避免权利之间的冲突，实现人人尊重他人权利，推动对和谐的价值追求。 2.“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上的挑战
第一，信息茧房违背人的全面发展。“信息茧房”的概念由凯斯·桑斯坦提出，指人们在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理解机制的作用下，更倾向于关注使自己舒适的信息区域，长此以往就会被“茧房”所束缚。[8]在算法个性化推送中，用户不自觉地会封闭在固定的思维圈层里，无法接受多元化的价值信息，这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念相悖。信息茧房无疑阻碍了个体的自主创造力，不利于综合素质的发展。因此，在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大趋势下，要保证社会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警惕算法对信息选择权的隐形控制，主动接受多元信息，使每个人正确认识到自身潜能并释放正能量。
第二，算法歧视违背公平公正。智能算法技术虽然看似具有中立性，但由于算法程序是人工设置的，常受到来自经济、政治等非技术力量的影响，[9]不可避免地添加了人为偏见与歧视。而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容易误导社会舆论的走向。在算法推荐中，披着“中立化”外衣的算法程序也带着一定的价值导向，对“公平与公正”的问题带来了挑战。而社会公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只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良好的保障，社会秩序才会维持和谐与稳定。
第三，低俗违规内容推送挑战法律底线。当算法技术取代了媒体把关人之后，大数据将满足用户价值取向的信息进行推送，一些低俗价值观与违规内容却充斥在算法推荐中，挑战着法律底线。此外，现阶段网络新闻传播领域中的算法主体及其行为缺乏系统性管制，关于算法侵权内容的诸多界定仍具有模糊性，使得算法平台钻了法律漏洞。[10]因此，对今天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背景下的价值观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法治做保障，坚决抵制低俗违规内容。
3.“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层面上的挑战
第一，多元化思潮对爱国情感的阻碍。在网络信息时代，多元化思潮充斥在各个信息角落，具有渗透性、颠覆性和导向性等特点，而智能算法推荐技术无形中强化了这些思潮对个体的作用，影响民众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因此，在网络阵地中，要强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作用，使网络群体在思想上接受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时回应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
第二，诚信友善遭遇挑战。在资本的逐利性下，智能算法技术逐渐演变成为了谋取商业价值的工具，权威媒体被各种哗众取宠的商业化信息挤占。同时，诚信缺失等问题愈发严重，违背了道德体系的基本规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对人们的价值判断具有指引的作用，因此必须有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体系来统领人们的思想观念。[11]
综上所述，智能算法技术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负面影响，分别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都有体现，进而影响着群众对主流价值观的接受度。因此，保持技术和价值的平衡，是算法技术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相关对策与建议
1.行为主体维度：树立主体意识，培养算法素养
在算法机制的作用下，个体的价值观容易受到固化甚至异化，沦为媒介的延伸。从行为主体维度来看，需要培养受众的主体意识与理性思维，用户可以自觉涉猎未知领域，突破固化的信息圈层，提升对多元文化观点的辨别能力，提高对算法推荐新闻的认识能力。通过主体作用，构建一个区别于算法打造的信息区间，对不同信息领域进行权重赋值关注。
2.观念体系维度：推动媒体融合，传递主流价值
在互联网的时代下，权威媒体必须掌握网络传播的规律，更好地利用技术来引导群众的价值观。在智能算法技术的影响下，由于一些媒体公司缺乏社会责任感，一味地追求资本的狂欢，信奉所谓的娱乐无底线，导致商业化低俗化信息占據网络。因此，主流媒体也需要做好媒体融合，积极拥抱技术，合理规范内容创新，利用算法向用户推荐优质内容。对此，人民日报社指出，致力于打造创新能力和主流价值并存的互联网内容生态，要用主流价值纾解“流量焦虑”与“算法焦虑”。[12]目前，权威媒体与政务体制也纷纷入驻抖音短视频与微博，利用官方媒体发布信息抵制谣言，让群众更及时地了解真实情况，从而避免舆论偏向。
3.实践方式维度：倡导人机结合，达成价值平衡
在“流量经济”的驱动下，为实现点击量的暴增，媒体平台往往追逐博人眼球的内容，而忽视公共性价值，导致群众被“三俗”化内容所笼罩。如果智能算法被赋予非主流的价值观，或者不加鉴别地进行推送，那么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相背离。“人机结合”的合作模式可以让公共性内容与个性内容得到平衡分发，让具有公共价值的信息击破受众的信息茧房。因此，算法推荐需要专业的信息把关人，做到人为审核与智能技术的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推送效率与公共责任的平衡。
4.法治治理维度：加强信息治理，完善法律法规
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障机制，智能算法技术影响下的媒体平台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的网络监管法律法规。算法推荐机制能够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要，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受众范围不断扩大，传播的信息需要法律的制约，不可违背公共秩序与道德底线。一方面，在网络信息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抵制软色情、软暴力等庸俗内容，提高对算法信息的过滤水平，在必要情况下引入公共机构进行监督和管控。另一方面，加强信息治理需要引入社会力量的监督与支持。由此通过法律措施和社会监督以及行业的自我约束和技术提升，不断加强信息治理，推动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5.比较借鉴维度：“Facebook偏见门”的启示
“Facebook的偏见门”认为，Facebook设置的算法程序不仅可以干涉话题的优先级，而且还容易被植入话题框架。针对算法偏见门，Facebook在机制上做出了调整与改进，进一步强调科技公司对公众的责任意识，增加算法的可信任度与透明度，同时引进了社会监督力量，提高用户对内容的选择权。总体来看，Facebook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不断强化算法技术对信息的过滤能力，保证信息的中立原则;二是通过其特有的社交模式，增加关系圈层的信息推荐，降低平台舆论引导的作用。[13] 综上所述，针对智能算法技术的负面影响，需要用正确的价值观来指导“算法推荐”，用自律的底线去传播正能量。以上分别从五个维度确立了价值标准，为社会成员的具体行动划定了基本的边界。
结语
在智能算法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只有积极构建科学理性的信息价值观，给予技术领域以人文反思，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理论，针对智能算法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构风险，以“智慧”解决“智能”的短板，为技术引擎植入价值观的灵魂，既让用户实现“因人而异”，又让用户实现价值联接。[14]由此从行为主体维度、观念体系维度、实践方式维度、法治治理维度和比较借鉴维度这五个方面得出有效应对措施。因此，要準确把握智能算法时代的特征，不断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领域，在新视角中寻求新判断与新思考，从而在积聚共识中解决社会分歧，获得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13]方师师.算法机制背后的新闻价值观—围绕“Facebook偏见门”事件的研究[J].新闻记者，2016（9）：39-50.
[2]杜娟.从“人机协同”看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构建[J].社会科学研究，2019（4）：197-20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06.
[4]朱琳，张力，梁正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及有效传播策略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11）：81-84.
[5]桑明旭.马克思的“公共性”概念[J].宁夏社会科学，2019（1）：55-60.
[6]MYERS D G ， LAMM H. The Group Polarization Phenomenon[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6， 83（4）：602-627.
[7]郭赫男，何倩.算法推荐视域下我国新闻价值观的解构与重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6）：150-156.
[8]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9]陈昌凤.让算法回归人类价值观的本质[J].新闻与写作，2018（9）：1.
[10]袁帆.中国网络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研究—基于“三视角”理论框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0.
[11]徐伟新，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56.
[12]丁伟，刘晓鹏，张世悬.“人民号”：推进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