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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的.那是一个边远的山区,而且叉正赶上所谓困难时期,我感受到的更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饥饿.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南京、北京这些大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这个大环境是比较恶劣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尽快离开这里.因此,我提出要报考研究生,设法调动到大学或我的南京中学母校去工作,但都被学校领导拒绝,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没有单位领导的批准,是绝不可能自由流动的,我只得继续待在卫校教语文.想走却走不了,就很容易产生无所事事的绝望情绪:中学赋予我的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