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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财经》杂志人事风波发生后,各界议论纷纷,猜测传闻不断,一度演变成极具眼球效应的“新闻事件”。当然,作为中国最知名的财经媒体之一,备受公众关注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何理性、客观地看待、评价“《财经》杂志离职事件”并非易事,要谈此事件对中国传媒业尤其是财经媒体的发展的影响、教训及借鉴意义就更难了。就事论事,笔者认为“《财经》杂志离职事件”的发生,除了金融危机、美国媒体寒冬、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及时下传媒人创业潮等外部原因外,关键在于杂志自身结构不合理。毫不客气地说,当下财经世界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财经媒体的理解程度,以至于财经媒体长期以来仍然用原有的方式观察和理解世界,没有与时俱进。比如,资本对社会、政治的渗透能力远远超过常人的理解,这也是西方人为何重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财经媒体自身就根本不可能有更好的“资本与编辑独立”方面的结构性制度设计了。《财经》的事发,乍看是突发事件,其实是“温水煮青蛙”的结果。要知道,资本与劳动的博弈是天生的。
据称,胡舒立与“联办”之间就广告收入分配和《财经》内容的性质产生了矛盾。这便是典型的资本与编辑独立的矛盾。试想,《财经》11年以来一直秉承“独立立场、独家报道、独到见解”的理念,在遇到资本意志时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触及底线,对杂志的影响是致命的。
当然,这种资本与编辑谈判无法和解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当年胡舒立对王波明说:“你要给我足够的采编预算,并且绝不干涉我的编辑部。”但如今,事与愿违。尽管在此期间,财讯传媒集团在香港上市,未见到《财经》团队的期权计划,“联办”一直是一股独大。另外,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于一身,经营权也与编辑权相干扰,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结构上亦极不合理,容易造成劳资、分配、经营与内容的矛盾,最终会破坏传媒公信力。
一方面,一家媒体的资本、经营与内容在结构上的不平衡,必定会造成短视行为,忽视社会效益;另外一方面,媒体的内容若大于资本,媒体将会步入空泛的理想主义。此次离职事件,笔者认为是资本结构太强大所致。虽然,胡舒立曾经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并被戏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一手成就了备受推崇的《财经》,但现在这本杂志也将因胡舒立走向危险的边缘。所谓“成也萧和,败也萧和”、“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中国社会的流弊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媒体,使得很多媒体靠人治,不是以系统为中心。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主编一走,编辑方针肯定会变,团队也会变,让读者找不到媒体品质感。纵观西方知名媒体《经济学人》、《财富》、《福布斯》和《商业周刊》都是私人家族创办的商业媒体,编辑理念一直坚持得很好,即使主编更换,也不会发生改变。
笔者认为,《财经》与胡舒立 “玉石俱焚”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正是《财经》的不成熟之处。
《财经》当前的人事制度安配,虽声称是媒体企业化运作,到头来不过是另一种事业单位的运作方式。《财经》记者的低工资与其近两亿的广告收入形成鲜明对照,有的连预算都不能保证,更别提激励措施了。这种方式,让我们看到的是,新闻理想高高飘扬,但其生存是脆弱的,人才与机构的目标是两张皮。《财经》离职事件爆发后,我们突然发现,媒体人才的重要性关乎机构的前途,但他们之间除了“资本”之外,并无多少交集。这意味着机构从本质上对人才并不重视,对新闻理念并不完全认同,只不过是把这批人当成赚钱的工具罢了。但是,成熟的媒体、成熟的机构,一定是走系统道路的。
毫无疑问,人才与机构的结构已成为我们判断媒体是否稳固的重要元素。我们说,人才对传媒机构很重要,但现在要变成传媒机构对人才也很重要。机构本身要形成一套新闻理念来吸引人才、聚集人才和奖励人才,并与人才形成稳固的契约关系,而不是事事被人才所逼,或把人才逼上梁山。否则,人才与机构的矛盾很难走出“死循环”。我也希望《财经》离职事件,能以机构系统化的思路为中国传媒业探索出来一条新路。
据称,胡舒立与“联办”之间就广告收入分配和《财经》内容的性质产生了矛盾。这便是典型的资本与编辑独立的矛盾。试想,《财经》11年以来一直秉承“独立立场、独家报道、独到见解”的理念,在遇到资本意志时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触及底线,对杂志的影响是致命的。
当然,这种资本与编辑谈判无法和解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当年胡舒立对王波明说:“你要给我足够的采编预算,并且绝不干涉我的编辑部。”但如今,事与愿违。尽管在此期间,财讯传媒集团在香港上市,未见到《财经》团队的期权计划,“联办”一直是一股独大。另外,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于一身,经营权也与编辑权相干扰,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结构上亦极不合理,容易造成劳资、分配、经营与内容的矛盾,最终会破坏传媒公信力。
一方面,一家媒体的资本、经营与内容在结构上的不平衡,必定会造成短视行为,忽视社会效益;另外一方面,媒体的内容若大于资本,媒体将会步入空泛的理想主义。此次离职事件,笔者认为是资本结构太强大所致。虽然,胡舒立曾经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并被戏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一手成就了备受推崇的《财经》,但现在这本杂志也将因胡舒立走向危险的边缘。所谓“成也萧和,败也萧和”、“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中国社会的流弊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媒体,使得很多媒体靠人治,不是以系统为中心。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主编一走,编辑方针肯定会变,团队也会变,让读者找不到媒体品质感。纵观西方知名媒体《经济学人》、《财富》、《福布斯》和《商业周刊》都是私人家族创办的商业媒体,编辑理念一直坚持得很好,即使主编更换,也不会发生改变。
笔者认为,《财经》与胡舒立 “玉石俱焚”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正是《财经》的不成熟之处。
《财经》当前的人事制度安配,虽声称是媒体企业化运作,到头来不过是另一种事业单位的运作方式。《财经》记者的低工资与其近两亿的广告收入形成鲜明对照,有的连预算都不能保证,更别提激励措施了。这种方式,让我们看到的是,新闻理想高高飘扬,但其生存是脆弱的,人才与机构的目标是两张皮。《财经》离职事件爆发后,我们突然发现,媒体人才的重要性关乎机构的前途,但他们之间除了“资本”之外,并无多少交集。这意味着机构从本质上对人才并不重视,对新闻理念并不完全认同,只不过是把这批人当成赚钱的工具罢了。但是,成熟的媒体、成熟的机构,一定是走系统道路的。
毫无疑问,人才与机构的结构已成为我们判断媒体是否稳固的重要元素。我们说,人才对传媒机构很重要,但现在要变成传媒机构对人才也很重要。机构本身要形成一套新闻理念来吸引人才、聚集人才和奖励人才,并与人才形成稳固的契约关系,而不是事事被人才所逼,或把人才逼上梁山。否则,人才与机构的矛盾很难走出“死循环”。我也希望《财经》离职事件,能以机构系统化的思路为中国传媒业探索出来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