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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德·波伏瓦绝对算得上20世纪法国文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她于1986年4月14日辞别人世，留下了一大笔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她不仅因其创作的《第二性》及亲身参与妇女解放和政治运动而被称为女权主义的先驱和社会活动家；也凭其规模宏大的回忆录和带有自传性和存在主义色彩的文学创作而被划为法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还有她与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共创的自由、开放的契约式爱情方式，都给世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虽然如柳鸣九先生所说，她表现存在主义哲理的作品“与萨特、加缪的哲理性作品不能同日而语”，但其创作和社会实践鉴证了存在主义在法国从兴起到最后分裂的历史过程。所以其价值不仅在于她作为“一个杰出的职业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里”的独特性，其著作和实践也是存在主义时代反映人类“存在”的杰出成果。
女权主义的先行者
虽然法国两届总统都肯定波伏瓦是法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但她最享有盛誉的却是被西方妇女奉为《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该书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角度，对妇女问题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从西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历程中，挖掘出了妇女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社会根源。在社会、宗教、法律和传统习俗对妇女压迫的现实中得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后天被造成的”的惊人名言，进而分析妇女解放的可行性，设想如何获得独立的人格尊严和实质上的自由，由此对传统的爱情观、道德观、价值观进行重估，确立了新的价值体系：“妇女只有通过工作，通过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才能真正显示她们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中的威力”。《第二性》从1948年“女人与神话”一节发表就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当时《巴黎竞赛》报的记者称波伏瓦是“男人历史中的第一位妇女哲学家”。但因其对传统道德极具颠覆性，出版不久即遭查禁，直到1953年被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再次引起世界性的轰动，波伏瓦被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尊为先驱。
自《第二性》出版后，波伏瓦不仅自觉地关注妇女问题，而且将其个人事业融入到了整个妇女解放事业和公众的社会生活中来。20世纪40年代也是存在主义这一精神现象在法国兴起的时候，波伏瓦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创作上出现了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行动上则支持萨特创办反映存在主义思想的《现代》杂志。她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作家的责任感和介入思想，并积极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奔走。她认识到妇女解放必须通过实际的斗争甚至是暴力革命才能争取到妇女的权利。70年代，她亲自参加巴黎的女权主义运动并成为其协会的主要领导人。虽然这些早期的女权主义运动只是对妇女避孕、堕胎的自由化权利等问题进行了实践性的争取，即使对思想相对开放的法国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创举，使人们真正地将当今社会女性的社会处境、社会地位及其命运问题提到了实际寻求解决的日程中来。当1974年《第二性》发表25周年时，法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许多国家也予以响应，波伏瓦一生为之奋斗的妇女解放事业终于得到了法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承认和支持。
她除了一直为妇女解放而奔走，也成了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左翼人士。资产阶级一直被她视为“敌人”，现在她更是同情工人阶级，支持巴黎的学生运动，并参与捍卫新闻自由等正义活动，因此其寓所也曾遭到秘密组织的炸毁，但仍未能间断其社会活动。这个时期，她与终身伴侣萨特访问了中国、苏联、古巴等近十个国家，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在1955年国庆前夕迎来了他们。波伏瓦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气象给予了肯定，回国后便撰写了一部有关中国的著作《长征》，使西方人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有了更真切的了解。而在社会主义和民族问题上，最能显示波伏瓦独立思想的就是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态度上。她并不因是自己的祖国而不去反抗法国镇压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斗争，也不因其对社会主义的支持而不去反对斯大林的专制。这在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中，尤其是作为女性知识分子，更能体现其超越时代的先锋性。她实践着萨特介入社会的哲学，也执着于她作为一个女性对自身“存在”的不断追求。
自我剖析的自传者
波伏瓦在文学上的成就一般被划在了存在主义文学的范围里，但处于从属于萨特和加缪的地位。她确实不如萨特和加缪有较系统的存在主义作品，但她规模宏大的回忆录和《女宾》、《名士风流》等小说，不仅是其自我生活和价值的抒写，也是对当时丰富的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可以说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法国是自传性作品较发达的国家，但20世纪法国文学中像波伏瓦这样撰写几大部回忆录的作家也属罕见，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回忆录作家”。她最主要的回忆录有4部：《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1958)、《年富力强》(1960)、《势所必然》(1963)、《归根到底》(1972)。回忆录记述了她从一个女孩到风烛残年的老妇人的一生经历，极其细致和真实地记录了她各个时期的生活、情感和事业，也实录了法国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盛行时期的重大事件，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图景，具有“圣西蒙式的历史社会价值”。由于波伏瓦交游广泛，她将与20世纪法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交往及其思想记录了下来，对人类思想的发展史具有极为特殊的价值，更是研究法国存在主义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波伏瓦主要的文学著作也是极具自传性，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第一部小说《女宾》就是在萨特“为何不写你自己”的鼓励下对自己与萨特及女学生奥尔嘉的一段“三重奏”的感情经历的艺术再现。作品通过一男两女的爱情故事，细腻生动地描绘了两个女主人公在特殊的爱情关系中心理和情感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三重奏”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这篇小说的创作不仅是她个人情感伤痕的疗救和释放，更是她以文学方式探讨了人性追求自由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的成功尝试。
波伏瓦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她“对文学成功的渴望”使她放弃了应有的家庭生活，她的成功也是一位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不断奋斗探索，进行自我选择、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爱情神话”的缔造者
说起波伏瓦，无法不提起她与萨特的爱情关系。正如他们自己所声称的，人们也将他们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从他们认识不久，就由萨特提议并构想结成契约式的生活伴侣关系。最初是为期两年，不以婚姻的形式建立家庭关系，但“双方以尽可能亲密无间的方式共同度过”。这种关系一直被延续下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只以其自身的力量和持续时间来维持，而拒绝其他任何使其正式化和法律化的形式。同时双方的感情生活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和自由，可以寻找其他的情人，且双方不互相欺骗和隐瞒，向对方告知自己所经历的“偶然的爱情”，而他们的“绝对的爱情”却不受其影响而依然保持。这在当时极具反传统的意义，特别是波伏瓦作为女性，将自己的情感甚至是情欲坦然地记录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确实是惊世骇俗的。即使是当时男女关系相对自由开放的法国，这种公开的承认也是有损其形象的。正因为如此，波伏瓦追求真实自我的大胆和勇气，实在令人佩服。
于是这种无婚姻束缚而又自由和透明化的特殊情感关系被人们当作了一个“爱情神话”，他们则成了一对自由情侣。但是真正拥有这样的情侣对波伏瓦也不是不无痛苦的时候，“爱情神话”也逃离不了世俗的常情，被人们奉为典范的自由情侣身后也必定有不少辛酸和无奈。而真正具有神话性质的，是他们因在文学及整个事业上结为忠实的伴侣，由此形成的特殊的情感关系和精神关系漫长而坚定，从他们认识到去世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于彼此是唯一的。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彻底打破萨特和波伏瓦“爱情神话”的传记和论说，特别是1993年比安卡·朗布兰在法国出版的《一个被勾引的姑娘的回忆》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比安卡述说自己是萨特与波伏瓦贪婪而畸形的情欲的受害者，波伏瓦则成了萨特的拉皮条者。而当这些著作翻译过来后，甚至一些中国知名的学者也对他们的敬慕大减，神话的光圈下似乎隐藏着太多牺牲和丑恶。无论怎样，他们这份持续的情感得之不易，维持这种契约尤其对于波伏瓦也是付出了太多，她是将与萨特的情感当作一份事业来经营的。这份情感的成功既是个人的满足，也是她毕生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一个支柱。
20年过去了，波伏瓦在中国从她最早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产生影响，到其主要著作在上世纪末被陆续翻译过来，她的作品和思想都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但总体上看，波伏瓦与萨特共同创造了20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而波伏瓦在思想和情感上却更多地被当作了萨特的“追随者”。无论她的著作和实践如何体现着萨特的思想，她很好地使用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在追求独立自主的人生中的睿智和努力，“自由选择”的思想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她无疑是存在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极为特殊和有价值的个体。她的独立价值是永远存在的，也必定会得到人们的认可而到达应该属于她的位置。
女权主义的先行者
虽然法国两届总统都肯定波伏瓦是法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但她最享有盛誉的却是被西方妇女奉为《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该书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角度，对妇女问题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从西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历程中，挖掘出了妇女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社会根源。在社会、宗教、法律和传统习俗对妇女压迫的现实中得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后天被造成的”的惊人名言，进而分析妇女解放的可行性，设想如何获得独立的人格尊严和实质上的自由，由此对传统的爱情观、道德观、价值观进行重估，确立了新的价值体系：“妇女只有通过工作，通过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才能真正显示她们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中的威力”。《第二性》从1948年“女人与神话”一节发表就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当时《巴黎竞赛》报的记者称波伏瓦是“男人历史中的第一位妇女哲学家”。但因其对传统道德极具颠覆性，出版不久即遭查禁，直到1953年被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再次引起世界性的轰动，波伏瓦被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尊为先驱。
自《第二性》出版后，波伏瓦不仅自觉地关注妇女问题，而且将其个人事业融入到了整个妇女解放事业和公众的社会生活中来。20世纪40年代也是存在主义这一精神现象在法国兴起的时候，波伏瓦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创作上出现了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行动上则支持萨特创办反映存在主义思想的《现代》杂志。她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作家的责任感和介入思想，并积极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奔走。她认识到妇女解放必须通过实际的斗争甚至是暴力革命才能争取到妇女的权利。70年代，她亲自参加巴黎的女权主义运动并成为其协会的主要领导人。虽然这些早期的女权主义运动只是对妇女避孕、堕胎的自由化权利等问题进行了实践性的争取，即使对思想相对开放的法国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创举，使人们真正地将当今社会女性的社会处境、社会地位及其命运问题提到了实际寻求解决的日程中来。当1974年《第二性》发表25周年时，法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许多国家也予以响应，波伏瓦一生为之奋斗的妇女解放事业终于得到了法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承认和支持。
她除了一直为妇女解放而奔走，也成了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左翼人士。资产阶级一直被她视为“敌人”，现在她更是同情工人阶级，支持巴黎的学生运动，并参与捍卫新闻自由等正义活动，因此其寓所也曾遭到秘密组织的炸毁，但仍未能间断其社会活动。这个时期，她与终身伴侣萨特访问了中国、苏联、古巴等近十个国家，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在1955年国庆前夕迎来了他们。波伏瓦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气象给予了肯定，回国后便撰写了一部有关中国的著作《长征》，使西方人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有了更真切的了解。而在社会主义和民族问题上，最能显示波伏瓦独立思想的就是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态度上。她并不因是自己的祖国而不去反抗法国镇压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斗争，也不因其对社会主义的支持而不去反对斯大林的专制。这在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中，尤其是作为女性知识分子，更能体现其超越时代的先锋性。她实践着萨特介入社会的哲学，也执着于她作为一个女性对自身“存在”的不断追求。
自我剖析的自传者
波伏瓦在文学上的成就一般被划在了存在主义文学的范围里，但处于从属于萨特和加缪的地位。她确实不如萨特和加缪有较系统的存在主义作品，但她规模宏大的回忆录和《女宾》、《名士风流》等小说，不仅是其自我生活和价值的抒写，也是对当时丰富的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可以说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法国是自传性作品较发达的国家，但20世纪法国文学中像波伏瓦这样撰写几大部回忆录的作家也属罕见，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回忆录作家”。她最主要的回忆录有4部：《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1958)、《年富力强》(1960)、《势所必然》(1963)、《归根到底》(1972)。回忆录记述了她从一个女孩到风烛残年的老妇人的一生经历，极其细致和真实地记录了她各个时期的生活、情感和事业，也实录了法国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盛行时期的重大事件，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图景，具有“圣西蒙式的历史社会价值”。由于波伏瓦交游广泛，她将与20世纪法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交往及其思想记录了下来，对人类思想的发展史具有极为特殊的价值，更是研究法国存在主义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波伏瓦主要的文学著作也是极具自传性，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第一部小说《女宾》就是在萨特“为何不写你自己”的鼓励下对自己与萨特及女学生奥尔嘉的一段“三重奏”的感情经历的艺术再现。作品通过一男两女的爱情故事，细腻生动地描绘了两个女主人公在特殊的爱情关系中心理和情感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三重奏”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这篇小说的创作不仅是她个人情感伤痕的疗救和释放，更是她以文学方式探讨了人性追求自由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的成功尝试。
波伏瓦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她“对文学成功的渴望”使她放弃了应有的家庭生活，她的成功也是一位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不断奋斗探索，进行自我选择、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爱情神话”的缔造者
说起波伏瓦，无法不提起她与萨特的爱情关系。正如他们自己所声称的，人们也将他们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从他们认识不久，就由萨特提议并构想结成契约式的生活伴侣关系。最初是为期两年，不以婚姻的形式建立家庭关系，但“双方以尽可能亲密无间的方式共同度过”。这种关系一直被延续下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只以其自身的力量和持续时间来维持，而拒绝其他任何使其正式化和法律化的形式。同时双方的感情生活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和自由，可以寻找其他的情人，且双方不互相欺骗和隐瞒，向对方告知自己所经历的“偶然的爱情”，而他们的“绝对的爱情”却不受其影响而依然保持。这在当时极具反传统的意义，特别是波伏瓦作为女性，将自己的情感甚至是情欲坦然地记录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确实是惊世骇俗的。即使是当时男女关系相对自由开放的法国，这种公开的承认也是有损其形象的。正因为如此，波伏瓦追求真实自我的大胆和勇气，实在令人佩服。
于是这种无婚姻束缚而又自由和透明化的特殊情感关系被人们当作了一个“爱情神话”，他们则成了一对自由情侣。但是真正拥有这样的情侣对波伏瓦也不是不无痛苦的时候，“爱情神话”也逃离不了世俗的常情，被人们奉为典范的自由情侣身后也必定有不少辛酸和无奈。而真正具有神话性质的，是他们因在文学及整个事业上结为忠实的伴侣，由此形成的特殊的情感关系和精神关系漫长而坚定，从他们认识到去世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于彼此是唯一的。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彻底打破萨特和波伏瓦“爱情神话”的传记和论说，特别是1993年比安卡·朗布兰在法国出版的《一个被勾引的姑娘的回忆》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比安卡述说自己是萨特与波伏瓦贪婪而畸形的情欲的受害者，波伏瓦则成了萨特的拉皮条者。而当这些著作翻译过来后，甚至一些中国知名的学者也对他们的敬慕大减，神话的光圈下似乎隐藏着太多牺牲和丑恶。无论怎样，他们这份持续的情感得之不易，维持这种契约尤其对于波伏瓦也是付出了太多，她是将与萨特的情感当作一份事业来经营的。这份情感的成功既是个人的满足，也是她毕生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一个支柱。
20年过去了，波伏瓦在中国从她最早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产生影响，到其主要著作在上世纪末被陆续翻译过来，她的作品和思想都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但总体上看，波伏瓦与萨特共同创造了20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而波伏瓦在思想和情感上却更多地被当作了萨特的“追随者”。无论她的著作和实践如何体现着萨特的思想，她很好地使用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在追求独立自主的人生中的睿智和努力，“自由选择”的思想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她无疑是存在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极为特殊和有价值的个体。她的独立价值是永远存在的，也必定会得到人们的认可而到达应该属于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