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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
1926年生,1945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46年在新华社平西支社做记者起,到从上海画报社社长职位离休止,从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新闻出版和文艺工作。期间担任过上海摄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上海文联委员。离休后,还被聘为上海市老干部摄影协会首席顾问、上海市摄影家协会老年分会荣誉会长等。
见到王义老先生的时候,因为想要趁着老人精神最饱满的时候先拍照,记者拿出相机,结果这就成了王义打开话匣子的由头。他连连感慨说:“现在真是摄影的盛世年景啊,你看,照相机人人都有,成了老百姓最普通的日常用品,这是好事情;可是对于“摄影艺术”来说,这样的群众化、生活化的繁荣却未必是一件绝对的好事情啊……”——好吧,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不也这么说么。
王义说,现在我们普遍认为,摄影已经成为群众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摄影”更准确地说,应该叫“拍照”。拍照和摄影是有区别的,其关系如果从技术层面说,就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现在,拍照这个技术行为已经因为时代的进步得到了普及,而如何提高群众对于摄影这个艺术行为的审美认知,正是值得摄影界考虑的。在王义看来,摄影,是瞬间的艺术。它能迅速、生动、鲜明的表现时代的特征美,给人以审美享受,这正是它作为一门艺术的重要特征。他说——
“要做一个摄影艺术者,我以为宜思考几点。首先是思维方式要转换:拿起相机,就不能只用逻辑思维,不要只想着以理服人;而是要多用形象思维,多以情感人。
“其次,要明确一个界限,摄影作品是艺术,不是简单的记录,要创作一个有感染力的作品,成功关键就在于其是否具备有情趣、意境、理念和美感。以形传神,触景生情,这才是艺术摄影的范畴——那种只拍外表现象的摄影,只能起到影像记录的存照作用。
“第三,要有预见性,摈弃随意性。所谓‘意在笔先,成竹在胸’,是成功之哲理。而预见性靠的是生活的积累和知识的积累,认识越深刻、越丰富,作品成功率就越高,见什么拍什么,必然是废品多多——这一点也正是摄影艺术家和拍照记录者最本质的区别。”
王义认为,做到了以上三点,才可以说,基本有了一个摄影艺术者的自觉。但是不是摄影艺术者拍出来的作品就可称为艺术品了呢,王义认为,也不全是。这里又引出了另一个他觉得很重要的认识,即,艺术应该给人以审美的体验。但,什么是美?在当今这个缤纷新奇的时代里,是不是我们已经不能明确分辨了?王义说:“我看过一个德国回来的女艺术家,拍了个‘花之性’的系列,就是把花卉的一部分放大,使之显现出女性性器官的特征,看了很让人触目。据说这个系列很吸引眼球,还深得一部分人的追捧。但是我以为,这个并不艺术,也不美。‘美’应该是喻善的,向上的,而不应该是猎奇的,媚俗的。”说到这里,王义很诚心地停下问记者:“你也是年轻人,你认为呢?还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过于保守了?”——大家都说,老人是固执的;大家也都说,艺术家是固执的,而王义老先生在笃信自己艺术观点的同时,更能去倾听很可能不尽相同的观点,并且主动自省,作为一个同时属于“老人”和“艺术家”的85岁文艺工作者,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王义接着说,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花卉有许多独特的评价,它们大多是与人的思想精神趋于一致的拟人化,譬如荷花不染淤泥、一身洁净,其品质激励人们自爱自律;梅花不畏严寒侵袭,人们常以此来喻铮铮铁骨。
“花的品质,花的灵气,是花卉摄影的高雅境界。这方面,其实摄影也该向中国画学习和借鉴。”说到这里,王义拿出自己今年出版的摄影作品选集,把其中的花卉作品一一品来,果真是明媚清美,鲜亮却并不艳丽。不止是花卉,在这一本封面朴实、装帧无华的摄影作品选中,名川大河也好,民族风情也好,人物摄影也好,所有的作品无一不是在色调和构图上都非常的有心。是的,有心,在这个卡片相机已经可以随手插入牛仔裤口袋的时代,在这个后期电脑修片重要到“无PS不摄影”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拍一张照片,会用这么多心思呢?
相册里的“山河恋”记录了作者曾经千山万水走过的足迹,问老人现在离休在家会不会很落寞,老人朗朗笑谈:“怎么会,我还没放下相机呢,我们老干部摄影协会很活跃的。”原来,离休后,王义就加入了老干部摄影协会,这是个在市委老干部局的支持下、由一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离休后自己组织的,这群平均年龄83岁的老人们深感身体退休了精神却没有退,于是拿着手中的相机要为人民尽一点余热余力。他们下工地,走农村,拍摄改革开放的点点滴滴;在节日或重大事件时,赶制照片、举办影展,以为纪念,以表衷心。在这个大家庭里,昔日的老革命们广交朋友,研究技艺,实践创作,举办影展,生活得既充实又快乐。说到这些,老先生兴致高昂,连连说这正是体现了市政府对老年人离退休生活的关心——感觉被需要,感觉被关心,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温暖这些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老人们的心呢?
记者:你对“技术性的拍照”和“艺术性的摄影”分得很清楚,是不是觉得技术的普及降低了摄影这门艺术的门槛?
王义:其实我认为“拍照”和“摄影”本身,两者是无高下之分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们混淆了,觉得拍照就是摄影,这才是我想探讨和纠正的。拍照更强调客观设备,功能更多用于影像的存档;摄影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功能更多在艺术的欣赏上。这两者非常不同,但它们的存在都是必要的。
记者:对于时下有些摄影家所谓摄影“七分靠技术,三分靠修片”的言论,你怎么看?
王义:你看我这张沙漠的照片,为了能拍出这种赤金的色调,我先要从很多沙丘中找到一个最好的视角,再要尝试不同的镜头角度,还要等到太阳正好升到这个高度,然后最好有白云飘到这个位置,这才按下快门——有时候要拍一张满意的照片可能要原地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去这个景点采风好几次。而现在,可能年轻人点点鼠标就能改变光线的明暗和色调的浓淡,就能“做”上去一朵云,甚至连这个地方都不用去也能合成出很好看的照片来。可是那种等待的乐趣,那种终于拍出想要的效果的满足感,还会有么?
记者:你觉得当下摄影界有什么问题最需要重视呢?
王义:当下摄影界的问题一个在于对“美”的辨识不清晰,另一个就是,比较缺乏“品”,具体的感觉就是:新闻作品缺乏艺术水平,艺术作品缺乏精神力量。
记者:对自己50年来的摄影作品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或者特别不满意的么?
王义: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我觉得我一辈子到现在也没有拍出一张好的上海。那些大马路老房子或者鸟瞰的高楼大厦固然好拍也好看,但那些全世界都有,而上海是唯一的。我始终没有拍出我想要的那种上海的气场,所以我还在追求这个。
在采访的最后,老人拿出一幅小对子,这是他写给老干部摄影协会成立20周年的献词,我想,这其实也表达了他对自己结缘摄影50载的纪念与寄托吧:
昔日,热血少年,驰骋疆场,谱就光彩诗篇;
如今,老迈置闲,聊习摄影,以抒伏枥情怀。
——不做腐朽木,但求万木春。
《上海采风》——“烈火中永生”
上海胶州路728号大楼失火事件为全国关注。11月16日凌晨2时左右,《东方早报》三名摄影记者进入大火刚熄灭不久、还在冒烟的大楼,他们一边拍,一边流泪,这里曾经是温暖的家……
还没走近大楼的消防通道,他们就看到一个身穿红色消防服的队员举着灯,大步走在前面,身后两个队员背着黑布裹住的遗体,快速朝开阔地上跑去。那一刻,一股凉意从脊背下猛然升起。
没来得及多想,他们就进入了消防通道。入口处的地面上,到处都是水管和积水。前进中,地面上全是烧得变了形的杂碎,加上夜色太黑,每次踩踏地面,他们都不清楚将会是什么结果。
上楼的通道很狭窄,水流不住从每个角落向下流,形成大大小小的水帘。潮湿中,整个楼道里都是烟火的焦味,灯光打过的地方,你甚至能看到空气中飞扬着的粉尘和细末。
走到二楼,可能是因为火借风势,东西两侧房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东侧的房屋基本全部被烧成黑色,屋内的电视机、坐椅沙发全都烧得只剩一个框架。而西侧情况稍好,过火面积不大,大多数家具都安放在原位,但天花板上渗出的流水,滴滴答答地落在每一个角落。
拿起照相机,不停地记录下这些画面。但他们的心里却难受得厉害,很压抑,黑暗的房屋中,没有一点生机,空气中弥漫着恐惧。
随着手电筒不停地转动,光线照亮客厅、卧室和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曾经温暖的家,如今破败残缺。那些发生在家里酸甜苦辣的故事,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中,永远停留在记忆里。大火带走的不仅是电脑、拖鞋和电风扇,还有一份幸福的载体,一个温暖的家,甚至可能是一个又一个亲人,最亲爱的人。
想到这里,泪水打湿了记者的眼眶,生命是如此脆弱。
脚下的地面开始“嘎吱”作响,没法再继续往上走了。他们慢慢走到楼下,在空旷的平地上,寒风一阵阵袭来。
这一夜,真的好冷。
在记者拍摄的镜头里,有一张大幅照片被刊登在第二天《东方早报》最显眼的位置:烧穿的窗户,劫后余生的室内场景:茶几上搁着茶杯和书刊,一叠不同刊期的《上海采风》杂志安静地躺在茶几上。你能够猜想到:也许,屋子的主人刚翻阅过它;也许,这叠《上海采风》是他(她)经常品尝的精神食粮……谁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呢?编辑部同仁非常想知道答案。请广大读者看到这张照片后,积极提供线索,我刊将对这位“幸存者读者”提供长期的免费订阅服务,以纪念这次失火事件。
也感谢早报记者留下了这幅“《上海采风》——烈火中永生”的历史记录照片。
1926年生,1945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46年在新华社平西支社做记者起,到从上海画报社社长职位离休止,从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新闻出版和文艺工作。期间担任过上海摄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上海文联委员。离休后,还被聘为上海市老干部摄影协会首席顾问、上海市摄影家协会老年分会荣誉会长等。
见到王义老先生的时候,因为想要趁着老人精神最饱满的时候先拍照,记者拿出相机,结果这就成了王义打开话匣子的由头。他连连感慨说:“现在真是摄影的盛世年景啊,你看,照相机人人都有,成了老百姓最普通的日常用品,这是好事情;可是对于“摄影艺术”来说,这样的群众化、生活化的繁荣却未必是一件绝对的好事情啊……”——好吧,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不也这么说么。
王义说,现在我们普遍认为,摄影已经成为群众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摄影”更准确地说,应该叫“拍照”。拍照和摄影是有区别的,其关系如果从技术层面说,就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现在,拍照这个技术行为已经因为时代的进步得到了普及,而如何提高群众对于摄影这个艺术行为的审美认知,正是值得摄影界考虑的。在王义看来,摄影,是瞬间的艺术。它能迅速、生动、鲜明的表现时代的特征美,给人以审美享受,这正是它作为一门艺术的重要特征。他说——
“要做一个摄影艺术者,我以为宜思考几点。首先是思维方式要转换:拿起相机,就不能只用逻辑思维,不要只想着以理服人;而是要多用形象思维,多以情感人。
“其次,要明确一个界限,摄影作品是艺术,不是简单的记录,要创作一个有感染力的作品,成功关键就在于其是否具备有情趣、意境、理念和美感。以形传神,触景生情,这才是艺术摄影的范畴——那种只拍外表现象的摄影,只能起到影像记录的存照作用。
“第三,要有预见性,摈弃随意性。所谓‘意在笔先,成竹在胸’,是成功之哲理。而预见性靠的是生活的积累和知识的积累,认识越深刻、越丰富,作品成功率就越高,见什么拍什么,必然是废品多多——这一点也正是摄影艺术家和拍照记录者最本质的区别。”
王义认为,做到了以上三点,才可以说,基本有了一个摄影艺术者的自觉。但是不是摄影艺术者拍出来的作品就可称为艺术品了呢,王义认为,也不全是。这里又引出了另一个他觉得很重要的认识,即,艺术应该给人以审美的体验。但,什么是美?在当今这个缤纷新奇的时代里,是不是我们已经不能明确分辨了?王义说:“我看过一个德国回来的女艺术家,拍了个‘花之性’的系列,就是把花卉的一部分放大,使之显现出女性性器官的特征,看了很让人触目。据说这个系列很吸引眼球,还深得一部分人的追捧。但是我以为,这个并不艺术,也不美。‘美’应该是喻善的,向上的,而不应该是猎奇的,媚俗的。”说到这里,王义很诚心地停下问记者:“你也是年轻人,你认为呢?还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过于保守了?”——大家都说,老人是固执的;大家也都说,艺术家是固执的,而王义老先生在笃信自己艺术观点的同时,更能去倾听很可能不尽相同的观点,并且主动自省,作为一个同时属于“老人”和“艺术家”的85岁文艺工作者,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王义接着说,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花卉有许多独特的评价,它们大多是与人的思想精神趋于一致的拟人化,譬如荷花不染淤泥、一身洁净,其品质激励人们自爱自律;梅花不畏严寒侵袭,人们常以此来喻铮铮铁骨。
“花的品质,花的灵气,是花卉摄影的高雅境界。这方面,其实摄影也该向中国画学习和借鉴。”说到这里,王义拿出自己今年出版的摄影作品选集,把其中的花卉作品一一品来,果真是明媚清美,鲜亮却并不艳丽。不止是花卉,在这一本封面朴实、装帧无华的摄影作品选中,名川大河也好,民族风情也好,人物摄影也好,所有的作品无一不是在色调和构图上都非常的有心。是的,有心,在这个卡片相机已经可以随手插入牛仔裤口袋的时代,在这个后期电脑修片重要到“无PS不摄影”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拍一张照片,会用这么多心思呢?
相册里的“山河恋”记录了作者曾经千山万水走过的足迹,问老人现在离休在家会不会很落寞,老人朗朗笑谈:“怎么会,我还没放下相机呢,我们老干部摄影协会很活跃的。”原来,离休后,王义就加入了老干部摄影协会,这是个在市委老干部局的支持下、由一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离休后自己组织的,这群平均年龄83岁的老人们深感身体退休了精神却没有退,于是拿着手中的相机要为人民尽一点余热余力。他们下工地,走农村,拍摄改革开放的点点滴滴;在节日或重大事件时,赶制照片、举办影展,以为纪念,以表衷心。在这个大家庭里,昔日的老革命们广交朋友,研究技艺,实践创作,举办影展,生活得既充实又快乐。说到这些,老先生兴致高昂,连连说这正是体现了市政府对老年人离退休生活的关心——感觉被需要,感觉被关心,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温暖这些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老人们的心呢?
记者:你对“技术性的拍照”和“艺术性的摄影”分得很清楚,是不是觉得技术的普及降低了摄影这门艺术的门槛?
王义:其实我认为“拍照”和“摄影”本身,两者是无高下之分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们混淆了,觉得拍照就是摄影,这才是我想探讨和纠正的。拍照更强调客观设备,功能更多用于影像的存档;摄影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功能更多在艺术的欣赏上。这两者非常不同,但它们的存在都是必要的。
记者:对于时下有些摄影家所谓摄影“七分靠技术,三分靠修片”的言论,你怎么看?
王义:你看我这张沙漠的照片,为了能拍出这种赤金的色调,我先要从很多沙丘中找到一个最好的视角,再要尝试不同的镜头角度,还要等到太阳正好升到这个高度,然后最好有白云飘到这个位置,这才按下快门——有时候要拍一张满意的照片可能要原地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去这个景点采风好几次。而现在,可能年轻人点点鼠标就能改变光线的明暗和色调的浓淡,就能“做”上去一朵云,甚至连这个地方都不用去也能合成出很好看的照片来。可是那种等待的乐趣,那种终于拍出想要的效果的满足感,还会有么?
记者:你觉得当下摄影界有什么问题最需要重视呢?
王义:当下摄影界的问题一个在于对“美”的辨识不清晰,另一个就是,比较缺乏“品”,具体的感觉就是:新闻作品缺乏艺术水平,艺术作品缺乏精神力量。
记者:对自己50年来的摄影作品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或者特别不满意的么?
王义: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我觉得我一辈子到现在也没有拍出一张好的上海。那些大马路老房子或者鸟瞰的高楼大厦固然好拍也好看,但那些全世界都有,而上海是唯一的。我始终没有拍出我想要的那种上海的气场,所以我还在追求这个。
在采访的最后,老人拿出一幅小对子,这是他写给老干部摄影协会成立20周年的献词,我想,这其实也表达了他对自己结缘摄影50载的纪念与寄托吧:
昔日,热血少年,驰骋疆场,谱就光彩诗篇;
如今,老迈置闲,聊习摄影,以抒伏枥情怀。
——不做腐朽木,但求万木春。
《上海采风》——“烈火中永生”
上海胶州路728号大楼失火事件为全国关注。11月16日凌晨2时左右,《东方早报》三名摄影记者进入大火刚熄灭不久、还在冒烟的大楼,他们一边拍,一边流泪,这里曾经是温暖的家……
还没走近大楼的消防通道,他们就看到一个身穿红色消防服的队员举着灯,大步走在前面,身后两个队员背着黑布裹住的遗体,快速朝开阔地上跑去。那一刻,一股凉意从脊背下猛然升起。
没来得及多想,他们就进入了消防通道。入口处的地面上,到处都是水管和积水。前进中,地面上全是烧得变了形的杂碎,加上夜色太黑,每次踩踏地面,他们都不清楚将会是什么结果。
上楼的通道很狭窄,水流不住从每个角落向下流,形成大大小小的水帘。潮湿中,整个楼道里都是烟火的焦味,灯光打过的地方,你甚至能看到空气中飞扬着的粉尘和细末。
走到二楼,可能是因为火借风势,东西两侧房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东侧的房屋基本全部被烧成黑色,屋内的电视机、坐椅沙发全都烧得只剩一个框架。而西侧情况稍好,过火面积不大,大多数家具都安放在原位,但天花板上渗出的流水,滴滴答答地落在每一个角落。
拿起照相机,不停地记录下这些画面。但他们的心里却难受得厉害,很压抑,黑暗的房屋中,没有一点生机,空气中弥漫着恐惧。
随着手电筒不停地转动,光线照亮客厅、卧室和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曾经温暖的家,如今破败残缺。那些发生在家里酸甜苦辣的故事,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中,永远停留在记忆里。大火带走的不仅是电脑、拖鞋和电风扇,还有一份幸福的载体,一个温暖的家,甚至可能是一个又一个亲人,最亲爱的人。
想到这里,泪水打湿了记者的眼眶,生命是如此脆弱。
脚下的地面开始“嘎吱”作响,没法再继续往上走了。他们慢慢走到楼下,在空旷的平地上,寒风一阵阵袭来。
这一夜,真的好冷。
在记者拍摄的镜头里,有一张大幅照片被刊登在第二天《东方早报》最显眼的位置:烧穿的窗户,劫后余生的室内场景:茶几上搁着茶杯和书刊,一叠不同刊期的《上海采风》杂志安静地躺在茶几上。你能够猜想到:也许,屋子的主人刚翻阅过它;也许,这叠《上海采风》是他(她)经常品尝的精神食粮……谁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呢?编辑部同仁非常想知道答案。请广大读者看到这张照片后,积极提供线索,我刊将对这位“幸存者读者”提供长期的免费订阅服务,以纪念这次失火事件。
也感谢早报记者留下了这幅“《上海采风》——烈火中永生”的历史记录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