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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鸿章，华尔，白奇文，戈登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3－0069－04
读雷颐先生所赠新著《历史，何以至此》一书，内有“杀降的‘国情’与‘公例’”[1] (p.7)一篇，说的是洋枪队*首领戈登（Charlrs Gordon）在攻打苏州城时，策反太平军将领郜永宽等，谈判时承诺，若献城投诚，保证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降者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作担保人。于是，郜永宽等八位将领杀了慕王谭绍光，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但李鸿章不守诺言，不仅杀了八位降将，而且诛杀毫无戒备的数万太平军士兵。戈登闻之，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提着火枪到处找李鸿章算账，李避而不见。戈登愤然写下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否则，他就带领洋枪队进攻淮军，并将苏州城还给太平军。戈登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W.A. Bruce）写了一封信，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罢免李鸿章江苏巡抚的职务。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Brown）与戈登商议，洋枪队归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调遣，同时要求李鸿章“备文认错”。李拒绝，伯朗一怒而去。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也参与进来，他们代表列强及驻沪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列强因此事可能不会再帮助清政府，撤回帮清政府打仗的军队。戈登为此事竟然拒收朝廷的赏银一万两和李鸿章事先应允犒赏的七万元洋银。闹到最后，还是李鸿章占上风。攻下常州后，戈登认为太平军败局已定，鉴于洋枪队的腐化涣散，他主动要求遣散这支武装，但是，那个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在中国混，1863年任职英国驻沪领事的巴夏礼（Harry Parkes）坚决反对。但反对也无济于事，李鸿章拿定主意，坚持遣散了洋枪队，戈登回国。
此事在梁启超著《李鸿章传》、苑书义著《李鸿章传》，及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中都有记述，但雷先生有自己评论的视角。他说，当时西方给战俘以人道待遇的价值观已较为普遍，后来随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及其形成的日内瓦公约，不杀降已成国际“公例”；李、戈之争乃中西价值观念的差距。雷先生所言极是。最近看到一篇文摘，二战中希特勒下达执行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同时命令“抓到苏军中的政治委员，一律就地枪毙”，但德军将领曼施坦因立刻向上级司令官提出抗议，明确表示拒绝执行。在这样一些高级将领的坚持下，这个臭名昭著的命令实际很快自行废止了[2]。不杀战俘是近代西方人道主义的信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反观日本侵华，至今还没有资料证明，日军有优待中国俘虏的例子，日军残杀中国被俘军人的事实则比比皆是。可见，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距，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存在。
雷颐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中，从对李鸿章四篇奏折的解读，勾画了清政府政策的转变，及李鸿章处理洋枪队的过程。其中谈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洋枪队还有个美国人，叫白齐文（H.A.Burgevine）。1862年9月，华尔（F.T.Ward）被太平军打死后，他继任洋枪队管带。白齐文性格暴烈，与苏松太道、洋枪队督带吴煦、买办杨坊发生矛盾，吴、杨以拖欠军饷掣肘。1863年1月，白齐文到杨坊的银号索要欠饷，被拒付，白齐文一怒之下，痛殴杨坊，抢走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因此将白齐文革职。白不服，到北京控诉，得到美、英公使的支持。但清政府仍交李鸿章处理，李坚持不许白复职。1863年7月，白齐文转而投奔太平天国，成为太平军的洋兄弟。他回上海召集旧部，又抢夺了清军的一艘小炮船，再回苏州。由于白齐文在洋枪队有很高的威望，还有一些人想到太平天国投奔他。李鸿章很紧张，为此写信给美国驻沪领事，要求尽快抓捕白齐文。李秀成放弃天京的建议也是白齐文首先提出来的。在太平天国最后的保卫战中，白齐文率领的洋兵近百人伤亡很大，剩下的四十余人还大部负伤。在遣散余部后，白齐文因病返回上海。美国驻沪领事怕他招惹是非，将其送往日本横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但白齐文病好后又潜回中国。在天京危在旦夕时，白齐文招募队伍还要去解救。天京被攻破后，李世贤率太平军余部退到福建漳州，白齐文又前去投奔，结果在厦门附近被清军抓获。李鸿章获悉，大为高兴，令将白齐文押送到苏州，1865年6月，船行至浙江兰溪遇大风浪，船翻，白齐文溺水而死。雷颐认为白齐文死的蹊跷，李鸿章有谋害的动机。一个美国人，按照领事裁判权，本应由美国领事处理，美国政府也不追究，此案不了了之[3] (pp.94~97)。
在该书中雷颐还谈到，李鸿章因“杀降”一事与戈登闹翻，其间曾请赫德（Robert Hart）等人斡旋，又上奏朝廷，请英国公使出面。但英方认为，洋枪队“从性质上说毕竟是支中国雇佣的私人军队而不是英国政府军”，因此主张由总理衙门处理[3] (p.91)。
雷颐重提旧事，意在窥视李鸿章的心态、揭露他的手段。我则想到现行初中历史课程内容“太平军抗击洋枪队”的问题。
中学历史教科书从50年代到现在，一直将洋枪队视为外国反动势力，太平军抗击洋枪队，被当做抵抗外国反动势力参与镇压的实例。但是，代表英美政府的驻华公使、领事却不认账，认为洋枪队属于清政府的雇佣军。洋枪队的官兵似乎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戈登为“杀降”的事不依不饶，竟然还以掉转枪口、“投八路”相威胁，这就太出格了。没人拦着，戈登说不定真的会倒向太平军。白齐文倒戈不就是实例吗？洋枪队还有不少兄弟追随呢。如果说，洋枪队是外国反动势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例证，那么，白齐文等洋兄弟帮助太平天国抵抗清军，岂不可以视为“外国革命势力支援中国革命”吗？
上述戈登、白齐文的所作所为，应该说不代表英美政府。就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有一些人到外国贩卖假货一样，不能说这些人代表中国，也不能说是中国政府的指使。在开放的国度，公民可以到他想去外国谋生，至于用什么手段谋生，要看那个国家是否允许，与公民所在国政府无关。抗日战争期间，有很多反战的日本人帮助中国抗战，我们知道这些人不代表日本政府及其军国主义势力。同样，1937年后，英国建立起英国援华运动总会等组织，动员英国民众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战。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15.2万英镑。美国前总统胡佛，1938年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市民将节约的一碗饭钱捐给中国，全美至少有10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4] (pp.223~224)。英、法、美等国还有很多自愿来华的医生、记者，而这些国家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并没有宣布与日本为敌。显然，民间的行为与政府的态度是有区别的。
不可否认，1861年后清政府确有“借师助剿”的国策，英、法军队帮助清军对抗太平军也有事实，但是，洋枪队还不属于英、法军队，尽管由洋人统帅，也不能算作侵略军。洋枪队被李鸿章解散，这本身就说明了归属问题。洋枪队应该属于清政府的雇佣军，华尔、戈登、白齐文等所作所为，都属于个人意愿；不能因为他们与太平军对仗，就说他们是“侵略分子”，也不能因为他们投奔太平天国，就说他们“同情革命”。辨析洋枪队的雇佣性质，目的不是否定英法等国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而在于合理地解释围绕洋枪队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洋枪队组建于1860年6月。5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挥师东下，苏南三角地区只剩下上海和镇江不在太平天国范围。顺便插一句，据守镇江的冯子材坚持抵抗太平军六年，太平天国覆亡后论功行赏，他获“赏穿黄马褂”等最高殊荣；要不是后来在中法战争中奋勇杀敌，在革命史观的笔下，他保准儿是个“反动军官”。镇江有冯子材，上海既无强将又无强兵。于是，江苏布政使薛焕、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与曾任怡和洋行买办的杨坊商议，由美国人华尔组建洋枪队，协防上海。华尔和白奇文等招募了二百多名外国逃兵、失业水手及菲律宾人，饷粮由上海官商供给，每打胜仗，另加赏银。
1860年6至10月，英法联军正在进攻北京。在咸丰帝北走热河之前，他坚持不许“联夷制乱”。奕讠斤和洋人接触后，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与传统的异族“入侵”不同，洋人不是要问鼎中原，取代大清，成立新朝，而是要求中国以邻邦相待，志在求和、通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之后，这些侵略军竟陆续撤离京城南返，对此，清廷深感意外，终于打消了恐惧和疑虑。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导致对外政策的转变，1861年1月，清政府正式决策“借师助剿”。也就是说，中外政府间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意向，最早也在洋枪队成立半年之后才产生。上海官绅在中央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变化之前，借用洋兵“协防”，属于地方行为。需要说明的是，“借师助剿”政策出台后，还遭到一部分地方大臣的反对，漕运总督袁甲三、两江总督曾国藩都不以为然。英、法、美三国代表正式与奕讠斤商定中外联合作战，保卫上海、宁波，时间在1862年初。
还有一个插曲，也能说明问题。1861年5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James Hope）下令逮捕华尔，指责他诱招英国逃兵，送交美国领事处理。美国领事却认为，华尔已入中国籍，故将其释放[5] (p.106)。不久，杨坊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华尔，华尔成为中国人的“洋姑爷”。美国领事不认可华尔的美国籍身份，你说他的洋枪队代表谁呢？后来，华尔在松江招募华人为兵，洋枪队扩大到两千余人，而后达四千余人。
1862年3月，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9月，华尔被太平军打死，白奇文任洋枪队管带。白奇文也加入了中国籍，并接受三品顶戴职衔，这是李鸿章将其撤职的主要依据[3] (p.77)。1863年1月，白奇文被革职后，英国方面有意控制洋枪队，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C.W.Staveley）向李鸿章提出了13条协议方案。此时淮军势力大增，已控制上海地区，洋枪队的作用下降，为免除后患，李鸿章决意裁抑洋枪队。经过一番交涉，中英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这是有关洋枪队最正式的、代表中英政府意愿的文件。文件规定，洋枪队的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戈登任管带，即为中国武官。洋枪队出兵百里之外，“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近处不必。洋枪队的编制，英国希望最少五千人，李鸿章只同意不超过三千。原来洋枪队每月饷银7.8万两，是同等数量清军的数倍。李鸿章不仅减少至4万两，而且规定按月在海关银号支取，如“饷银无处，尚可裁减”。李鸿章在上奏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汇报说：通过这些条款意在“渐收兵权”“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3] (p.78)这个协议双方盖印后各执一份，并上呈一份在总理衙门备案。
显然，洋枪队此前的归属，是这个协议的基础。假如洋枪队过去是由美国或英国控制，就不会有此协议的产生，李鸿章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将一支外国军队归属自己节制。这个协议只不过进一步明确了洋枪队的雇佣性质。戈登根据这个协议，在3月走马上任，统帅洋枪队。
前述，戈登为杀降之事与李鸿章闹翻了之后，李鸿章立即上《裁遣常胜军折》，得到朝廷明确的支持。英国公使也认为，洋枪队是“中国雇佣的私人军队而不是英国政府军”。戈登无奈，只得作罢，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杀降与己无关，李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台阶”下，一场风波总算过去。经此事，李鸿章更加坚定了解散洋枪队的决心。在天京还没有攻陷前的1863年5月，他就解散了洋枪队，一部分精锐部队连同大部分武器装备被编入淮军。
洋枪队仅存在了三年时间。它成立时是清地方官商的雇佣军，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后，洋枪队转变为清政府的雇佣军。英、法军队协防上海还有很多史实，中学历史不必非选择“太平军抗击洋枪队”。
【作者简介】任世江，男，1950年生，天津人，编审，《历史教学》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柳文全】
参考文献：
[1]雷颐.历史：何以至此[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2]乔良.名将中的贵族——曼施坦因[J].世界军事，2011（7）.
[3]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3－0069－04
读雷颐先生所赠新著《历史，何以至此》一书，内有“杀降的‘国情’与‘公例’”[1] (p.7)一篇，说的是洋枪队*首领戈登（Charlrs Gordon）在攻打苏州城时，策反太平军将领郜永宽等，谈判时承诺，若献城投诚，保证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降者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作担保人。于是，郜永宽等八位将领杀了慕王谭绍光，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但李鸿章不守诺言，不仅杀了八位降将，而且诛杀毫无戒备的数万太平军士兵。戈登闻之，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提着火枪到处找李鸿章算账，李避而不见。戈登愤然写下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否则，他就带领洋枪队进攻淮军，并将苏州城还给太平军。戈登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W.A. Bruce）写了一封信，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罢免李鸿章江苏巡抚的职务。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Brown）与戈登商议，洋枪队归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调遣，同时要求李鸿章“备文认错”。李拒绝，伯朗一怒而去。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也参与进来，他们代表列强及驻沪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列强因此事可能不会再帮助清政府，撤回帮清政府打仗的军队。戈登为此事竟然拒收朝廷的赏银一万两和李鸿章事先应允犒赏的七万元洋银。闹到最后，还是李鸿章占上风。攻下常州后，戈登认为太平军败局已定，鉴于洋枪队的腐化涣散，他主动要求遣散这支武装，但是，那个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在中国混，1863年任职英国驻沪领事的巴夏礼（Harry Parkes）坚决反对。但反对也无济于事，李鸿章拿定主意，坚持遣散了洋枪队，戈登回国。
此事在梁启超著《李鸿章传》、苑书义著《李鸿章传》，及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中都有记述，但雷先生有自己评论的视角。他说，当时西方给战俘以人道待遇的价值观已较为普遍，后来随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及其形成的日内瓦公约，不杀降已成国际“公例”；李、戈之争乃中西价值观念的差距。雷先生所言极是。最近看到一篇文摘，二战中希特勒下达执行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同时命令“抓到苏军中的政治委员，一律就地枪毙”，但德军将领曼施坦因立刻向上级司令官提出抗议，明确表示拒绝执行。在这样一些高级将领的坚持下，这个臭名昭著的命令实际很快自行废止了[2]。不杀战俘是近代西方人道主义的信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反观日本侵华，至今还没有资料证明，日军有优待中国俘虏的例子，日军残杀中国被俘军人的事实则比比皆是。可见，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距，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存在。
雷颐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中，从对李鸿章四篇奏折的解读，勾画了清政府政策的转变，及李鸿章处理洋枪队的过程。其中谈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洋枪队还有个美国人，叫白齐文（H.A.Burgevine）。1862年9月，华尔（F.T.Ward）被太平军打死后，他继任洋枪队管带。白齐文性格暴烈，与苏松太道、洋枪队督带吴煦、买办杨坊发生矛盾，吴、杨以拖欠军饷掣肘。1863年1月，白齐文到杨坊的银号索要欠饷，被拒付，白齐文一怒之下，痛殴杨坊，抢走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因此将白齐文革职。白不服，到北京控诉，得到美、英公使的支持。但清政府仍交李鸿章处理，李坚持不许白复职。1863年7月，白齐文转而投奔太平天国，成为太平军的洋兄弟。他回上海召集旧部，又抢夺了清军的一艘小炮船，再回苏州。由于白齐文在洋枪队有很高的威望，还有一些人想到太平天国投奔他。李鸿章很紧张，为此写信给美国驻沪领事，要求尽快抓捕白齐文。李秀成放弃天京的建议也是白齐文首先提出来的。在太平天国最后的保卫战中，白齐文率领的洋兵近百人伤亡很大，剩下的四十余人还大部负伤。在遣散余部后，白齐文因病返回上海。美国驻沪领事怕他招惹是非，将其送往日本横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但白齐文病好后又潜回中国。在天京危在旦夕时，白齐文招募队伍还要去解救。天京被攻破后，李世贤率太平军余部退到福建漳州，白齐文又前去投奔，结果在厦门附近被清军抓获。李鸿章获悉，大为高兴，令将白齐文押送到苏州，1865年6月，船行至浙江兰溪遇大风浪，船翻，白齐文溺水而死。雷颐认为白齐文死的蹊跷，李鸿章有谋害的动机。一个美国人，按照领事裁判权，本应由美国领事处理，美国政府也不追究，此案不了了之[3] (pp.94~97)。
在该书中雷颐还谈到，李鸿章因“杀降”一事与戈登闹翻，其间曾请赫德（Robert Hart）等人斡旋，又上奏朝廷，请英国公使出面。但英方认为，洋枪队“从性质上说毕竟是支中国雇佣的私人军队而不是英国政府军”，因此主张由总理衙门处理[3] (p.91)。
雷颐重提旧事，意在窥视李鸿章的心态、揭露他的手段。我则想到现行初中历史课程内容“太平军抗击洋枪队”的问题。
中学历史教科书从50年代到现在，一直将洋枪队视为外国反动势力，太平军抗击洋枪队，被当做抵抗外国反动势力参与镇压的实例。但是，代表英美政府的驻华公使、领事却不认账，认为洋枪队属于清政府的雇佣军。洋枪队的官兵似乎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戈登为“杀降”的事不依不饶，竟然还以掉转枪口、“投八路”相威胁，这就太出格了。没人拦着，戈登说不定真的会倒向太平军。白齐文倒戈不就是实例吗？洋枪队还有不少兄弟追随呢。如果说，洋枪队是外国反动势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例证，那么，白齐文等洋兄弟帮助太平天国抵抗清军，岂不可以视为“外国革命势力支援中国革命”吗？
上述戈登、白齐文的所作所为，应该说不代表英美政府。就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有一些人到外国贩卖假货一样，不能说这些人代表中国，也不能说是中国政府的指使。在开放的国度，公民可以到他想去外国谋生，至于用什么手段谋生，要看那个国家是否允许，与公民所在国政府无关。抗日战争期间，有很多反战的日本人帮助中国抗战，我们知道这些人不代表日本政府及其军国主义势力。同样，1937年后，英国建立起英国援华运动总会等组织，动员英国民众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战。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15.2万英镑。美国前总统胡佛，1938年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市民将节约的一碗饭钱捐给中国，全美至少有10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4] (pp.223~224)。英、法、美等国还有很多自愿来华的医生、记者，而这些国家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并没有宣布与日本为敌。显然，民间的行为与政府的态度是有区别的。
不可否认，1861年后清政府确有“借师助剿”的国策，英、法军队帮助清军对抗太平军也有事实，但是，洋枪队还不属于英、法军队，尽管由洋人统帅，也不能算作侵略军。洋枪队被李鸿章解散，这本身就说明了归属问题。洋枪队应该属于清政府的雇佣军，华尔、戈登、白齐文等所作所为，都属于个人意愿；不能因为他们与太平军对仗，就说他们是“侵略分子”，也不能因为他们投奔太平天国，就说他们“同情革命”。辨析洋枪队的雇佣性质，目的不是否定英法等国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而在于合理地解释围绕洋枪队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洋枪队组建于1860年6月。5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挥师东下，苏南三角地区只剩下上海和镇江不在太平天国范围。顺便插一句，据守镇江的冯子材坚持抵抗太平军六年，太平天国覆亡后论功行赏，他获“赏穿黄马褂”等最高殊荣；要不是后来在中法战争中奋勇杀敌，在革命史观的笔下，他保准儿是个“反动军官”。镇江有冯子材，上海既无强将又无强兵。于是，江苏布政使薛焕、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与曾任怡和洋行买办的杨坊商议，由美国人华尔组建洋枪队，协防上海。华尔和白奇文等招募了二百多名外国逃兵、失业水手及菲律宾人，饷粮由上海官商供给，每打胜仗，另加赏银。
1860年6至10月，英法联军正在进攻北京。在咸丰帝北走热河之前，他坚持不许“联夷制乱”。奕讠斤和洋人接触后，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与传统的异族“入侵”不同，洋人不是要问鼎中原，取代大清，成立新朝，而是要求中国以邻邦相待，志在求和、通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之后，这些侵略军竟陆续撤离京城南返，对此，清廷深感意外，终于打消了恐惧和疑虑。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导致对外政策的转变，1861年1月，清政府正式决策“借师助剿”。也就是说，中外政府间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意向，最早也在洋枪队成立半年之后才产生。上海官绅在中央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变化之前，借用洋兵“协防”，属于地方行为。需要说明的是，“借师助剿”政策出台后，还遭到一部分地方大臣的反对，漕运总督袁甲三、两江总督曾国藩都不以为然。英、法、美三国代表正式与奕讠斤商定中外联合作战，保卫上海、宁波，时间在1862年初。
还有一个插曲，也能说明问题。1861年5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James Hope）下令逮捕华尔，指责他诱招英国逃兵，送交美国领事处理。美国领事却认为，华尔已入中国籍，故将其释放[5] (p.106)。不久，杨坊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华尔，华尔成为中国人的“洋姑爷”。美国领事不认可华尔的美国籍身份，你说他的洋枪队代表谁呢？后来，华尔在松江招募华人为兵，洋枪队扩大到两千余人，而后达四千余人。
1862年3月，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9月，华尔被太平军打死，白奇文任洋枪队管带。白奇文也加入了中国籍，并接受三品顶戴职衔，这是李鸿章将其撤职的主要依据[3] (p.77)。1863年1月，白奇文被革职后，英国方面有意控制洋枪队，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C.W.Staveley）向李鸿章提出了13条协议方案。此时淮军势力大增，已控制上海地区，洋枪队的作用下降，为免除后患，李鸿章决意裁抑洋枪队。经过一番交涉，中英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这是有关洋枪队最正式的、代表中英政府意愿的文件。文件规定，洋枪队的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戈登任管带，即为中国武官。洋枪队出兵百里之外，“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近处不必。洋枪队的编制，英国希望最少五千人，李鸿章只同意不超过三千。原来洋枪队每月饷银7.8万两，是同等数量清军的数倍。李鸿章不仅减少至4万两，而且规定按月在海关银号支取，如“饷银无处，尚可裁减”。李鸿章在上奏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汇报说：通过这些条款意在“渐收兵权”“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3] (p.78)这个协议双方盖印后各执一份，并上呈一份在总理衙门备案。
显然，洋枪队此前的归属，是这个协议的基础。假如洋枪队过去是由美国或英国控制，就不会有此协议的产生，李鸿章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将一支外国军队归属自己节制。这个协议只不过进一步明确了洋枪队的雇佣性质。戈登根据这个协议，在3月走马上任，统帅洋枪队。
前述，戈登为杀降之事与李鸿章闹翻了之后，李鸿章立即上《裁遣常胜军折》，得到朝廷明确的支持。英国公使也认为，洋枪队是“中国雇佣的私人军队而不是英国政府军”。戈登无奈，只得作罢，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杀降与己无关，李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台阶”下，一场风波总算过去。经此事，李鸿章更加坚定了解散洋枪队的决心。在天京还没有攻陷前的1863年5月，他就解散了洋枪队，一部分精锐部队连同大部分武器装备被编入淮军。
洋枪队仅存在了三年时间。它成立时是清地方官商的雇佣军，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后，洋枪队转变为清政府的雇佣军。英、法军队协防上海还有很多史实，中学历史不必非选择“太平军抗击洋枪队”。
【作者简介】任世江，男，1950年生，天津人，编审，《历史教学》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柳文全】
参考文献：
[1]雷颐.历史：何以至此[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2]乔良.名将中的贵族——曼施坦因[J].世界军事，2011（7）.
[3]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