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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图书馆“供给”和用户“需求”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和国民阅读情况所呈现的三个阶段,由此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所呈现的三种状态以及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偏低的症结。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利用率 改革开放 国民阅读率
2011年9月至2012年7月,笔者组织实施了“河南省县级图书馆服务三农事业的现状调研及道路探索”项目。通过查阅文献和实地走访等一系列项目活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进行梳理和分析。一直以来,学界都有关于公共图书馆利用率低这一问题的探讨,既有关于某些方面的探讨,如如何提升某类资源的利用率或改善某类用户群体对图书馆的利用状况等;也有综合性的探索,如曹再芳从知名度、影响力、吸引力和公民利用图书馆的习惯等方面对图书馆利用率偏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1],陈冀宏从拓展图书馆服务网络、改善图书馆阅读环境、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制定图书馆法、加强图书馆宣传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公共图书馆利用率低问题的措施[2]。然而在诸多讨论中,却鲜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探索的,这就显得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触及不到病症之根源。所以,笔者和项目组成员,通过查阅历年年鉴,并结合实地访谈记录,以河南省公共图书馆为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情况,从图书馆自身发展角度和用户需求角度进行了概略性分析,并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情况,以期从中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低的历史性症结,提出真正有效的改善措施。
1 对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分析之不足
从理论角度,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偏低,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又是一个绝对的概念。相对于它所存在的社会环境之发展变化,它是相对滞后的;相对于它所覆盖的服务范围和用户量,它又是绝对低效的。从数据支撑角度(见表1)可以看出,河南省1979-2001年藏书总量在不断增长,而图书外借册次则在起伏中趋于下滑;陈冀宏于2007年在其文中也给出了长沙某市公共图书馆1990-2008年的利用率图表,由这些图表可以看出1990-2001年该馆利用率由74.97%直线下跌至16.08%,年下滑速率约5%,自2002年起利用率开始回升,然而年增长速率还不到1%[2]。说明近10年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虽有所提高,但基于较慢的回升率和较低的绝对值,只有20%多,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依然是偏低的。
所以,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偏低,不仅是一个现时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不仅是基层图书馆存在的问题,也是省市级图书馆长期存在的问题。学界也对此进行了诸多的探讨来寻求解决途径,纵观这诸多探讨,笔者认为有两点不足:①所探讨的多是图书馆资源之问题、服务之问题、管理之问题等,基本上都是从“供应链”角度剖析。这样的研究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公共图书馆自身存在诸多问题,但另一方面却也形成了对服务的另一端——用户“需求”的忽略。另外,即使是对用户需求的研究,也很少与供应环节相融合,就很容易形成单向的“供应无力”问题集和方案集。②缺乏过去和现时有效结合的历史思维。大多数文章,都是“就事说事”、“头痛医痛”,而缺少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当下的图书馆窘境的历史性根源和现时性原因。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曾言,“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3]。同样,对于图书馆这样一个社会有机体,其存在发展也是一个“过去”不断累积的过程,我们对其当下发展处境的分析,当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下”,而应该把图书馆当作一个生命有机体,从童年、少年时期,逐步逐阶段地剖析开来,从而析出当下问题的症结,提出根本性的解决措施。
2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和国民阅读率
2.1 1978-1989年:两个热潮——图书馆建设热潮和民众阅读热潮
1980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听取并通过了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所作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重建作出了相关指示,决定在文化部设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4]。由此,全国各地掀起了图书馆重建的热潮。由表2可看出,1980年到1990年,河南省公共图书馆机构增加了74%,总藏书量增长了45%,经费增长了387%,工作人员增加了152%,建筑面积增加了356%,图书馆硬件建设和藏书建设总体呈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高考政策的恢复,我国民众的阅读率大大回升。正如徐雁教授所言,“阅读是那个时代最色彩斑斓的底色。长期被压抑的读书热情,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等到了宣泄的口子”,“那是读书人的黄金时代”[5]。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建设中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显得无法满足需求。
2.2 1990-2000年:两个下降——图书馆利用率下降,民众图书阅读率下降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并没有延续80年代的热潮,继续“欣欣向荣”,反而呈现出趋向寂然甚至落寞的局面。这种“寂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 书价上涨和经费紧张导致图书馆资源更新缓滞、业务开展缩减,民众对图书馆的利用率逐渐下降,图书馆开始陷入“无经费、无新书、无读者、无服务”的恶性循环链条中。1985年,我国书价开始上涨,虽然图书馆的藏书总量依然在上涨,但增速减缓,据《河南年鉴》(1986)记载,1985年,“由于图书的涨价,全省购进新书39.6万册,比1984年少购14.5万册”[6]。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1995年,河南省总藏书量只增加了约4%,1995年至2000年增加了约17%,而从1980年至2001年,人均拥有的藏书量却一直徘徊在0.1万册左右,没有变化。与此同时,我国民众对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也开始下降,据《河南年鉴》记载,到1991年底,“全省办理借书证24.2万个,比上年减少2.78万个,退证率达11.48%。1991年图书流通4 349 000册次,减少率为23.39%,是7年间读者流通册次的最低点”[7]。而之后的10年,图书馆所拥有的读者借书证数量也依然在起伏中趋于下滑:1992年有借书证237 494万个[8], 1993年退至21.23万个[9],1995年回至23万个,2000年又落至22万个[10]。而伴随着这些衰退现象的产生,图书馆也开始陷入“消极怠工”的局面。1986年,河南省文化厅在全省开展了“创建文明图书馆”竞赛活动,经过一年的努力,“图书馆工作由‘封闭型’走向‘开放型’,由被动服务变为主动服务”,而进入90年代,随着图书馆自身生存和经营状况的下滑,图书馆的主动服务开始缩减,如河南省图书馆对一些送书进企业、进社区的服务项目予以削减,1995年、2000年、2002年、2003年为读者所举办活动的次数的时起时落:1 057次、4 135次、1 620次、2 248次[10]。由此,很多公共图书馆开始真正陷入了“无经费、无新书、无读者、无服务”的“四无”恶性循环局面。 ? 20世纪80年代公共图书馆的硬件建设渐趋平稳,但软件建设的“小儿麻痹”症状日益凸显,致使图书馆的硬件资源无法充分发挥出作用。其实,80年代轰轰烈烈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图书馆硬件设备和藏书资源的建设上,而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建设、管理和服务建设则相对滞后,使得软硬件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导致在图书馆硬件受到创伤时,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据笔者翻阅整个80年代的《河南年鉴》,其记载内容大多都是关于“馆舍数量”、“馆舍面积”、“经费”、“藏书量”、“工作人员数量”、“书架长度”等图书馆“硬建设”方面的,而很少有图书馆人才配备、读者服务等“软发展”方面的记载,直到1990年开始出现转折,“持证数量”、“图书流通率”、“拒借率”、“退证率”等关注图书利用状况的词汇开始大量出现。而从90年代图书馆在面临经费紧张资源匮乏状况时的被动消极反映和信息化浪潮下公共图书馆专业人才匮乏、服务无力的局面,又可以看出80年代的非平衡性建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这种软件建设的空乏,直到当下依然存在,而且在现今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应用愈加广泛和深入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就笔者实地走访的新乡市4个县级图书馆的现状来看,只有延津县新馆实现了全馆业务办理的自动化,而其他三馆中甚至连图书分类标签和图书条形码都没有,更不用说自动化了;这4个馆在国家文化共享工程政策的扶持下,都有了共享工程的硬件配备,然而几年来由于缺乏信息技术专业人才,一直没有真正投入使用,有些电子阅览室直接被当作网吧,有些则为了省电、省事而一直门户紧闭。
这一时期的国民阅读情况,随着社会信息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呈现出阅读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现象,但同时也表现出阅读内容泛化、浅化以及民众图书阅读率持续下降的问题。由于上述民众阅读特点的变化和公共图书馆自身吸引力的下降,民众对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大大降低。
2.3 2001年至今:两个“改善”——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和国民阅读推广
2001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数字工程和文化发展工程,图书馆作为文化发展的主力之一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公共图书馆尤其是省市级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此同时,我国各界也在近10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阅读推广活动,如1997年9个部委发出的《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中提出了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由此全国各地掀起了各种读书活动的举办热潮,之后“全民读书月”的设定和“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的成立,使我国的阅读推广活动逐步走向制度化,在更广范围内推动了我国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做的9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1999年、2001年、2003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分别为60.4%、54.2%、51.7%、48.7%、48.8%、49.3%、50.1%、52.3%、53.9%。自2006年起,我国持续走低的国民阅读率也开始逐渐回升。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好的回转势头也依然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
就图书馆而言,依然还是软件建设的问题。如笔者上文所述,有了共享工程的设备,而没有能够操作和维护设备的信息技术人员,和能够指导用户使用数字资源的专业人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这些数字资源价值的长久业务规划,数字资源的建设只能是个形象工程。
就国民阅读情况而言,主要存在的问题是:①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仍然较低,且相较于增势迅猛的数字化阅读,增速缓慢;②阅读的泛化和浅化。近6年来,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虽然逐渐回升,达到50%多,但是相较于美国70%的国民阅读率,我国国民的阅读率依然有待提升。其次,在我国国民的阅读中,虽然“七成以上的国民仍然偏好纸质读物阅读”[11],图书阅读也依然在国民的阅读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数字化阅读方式的迅猛增长,也使得我国的图书阅读面临着危机。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08-2011年,我国国民的数字媒介阅读率分别为:24.5%、24.6%、32.8%、38.6%,在所有阅读方式中增速最大[12]。对于数字化阅读对我国国民阅读率提升的贡献,我们无可厚非。其阅读方式的便利化以及对人们碎片时间的开发都是其他阅读方式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目前,数字化阅读所导致的一个不利后果就是加剧了我国国民阅读的“非严肃性”以及知识累积和思维培养的“非系统性”,而这与推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深化、系统化、持续性和智慧性的知识获取和智力培养是相悖的。正如美国一位电影评论家大卫·丹比所言,“我拥有信息,但不拥有知识”,“我们的知识更多地来自于我们的严肃阅读”[13],而当下严肃阅读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图书的阅读,尤其是经典著作、优秀图书的阅读。其次就是阅读的泛化和浅化,主要表现为:“人文阅读”人口远低于“功利阅读”人口,“博杂阅读”人口远低于“专指阅读”人口,“经典阅读”人口远低于“时新阅读”人口,“深阅读”人口远低于“浅阅读”人口[14]。前述数字化的“非严肃性”阅读,就属于其具体表现之一。这种阅读现象的出现,除却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和模糊化等,还有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即缺乏正确有效的阅读指导。著名的阅读推广人朱永新先生在其书中说到:“知识之所以没有产生力量,不是因为‘读书无用’,而是因为‘读无用书’”[15]。要改变这种阅读的泛化、浅化现象,阅读指导是阅读推广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情况总结
由以上历程,可以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升降所呈现的阶段性:
? 1978-1989年,两个“热潮”带来了图书馆利用率的大增;
? 1990-2000年,两个“冷落”导致了图书馆利用率的大减;
? 2001年至今,两个改善预示着图书馆利用率的回升。
改革开放以来制约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提高的症结: ? 图书馆相对滞后的软件建设。在上文中,笔者一直提到两个词: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如上分析,80年代是图书馆硬件建设的热潮时期和软件建设的相对冷落时期。是乎,就遭遇了90年代硬件建设趋于平稳后的落潮局面。而进入21世纪的数字资源建设,似乎又给图书馆带来了建设的热潮,然而由于软件建设一直缺失,使得所建设的数字资源也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被充分利用,而最终使得持续的硬件建设显得“用心良苦”而“起效不大”。所以,欲使图书馆之一切资源再建设发挥功效,必先治疗此症结。
? 民众阅读情况。20世纪80年代的图书馆之资源、环境等整体建设,相对来说不如90年代,然而80年代的图书馆利用率却远远高于90年代,奈何?用户需求之大不同也。80年代,是我国民众阅读热情高涨的时代,而90年代我国的国民阅读率开始持续走低,直接影响着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而当下我国图书馆利用率的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近几年不断扩大、不断深入的阅读推广活动,而非尚不健全的图书馆数字化建设。故,欲求图书馆利用率之回升,图书馆长久之生存,则改善社会阅读氛围,提升民众图书阅读率,乃根本长久之策。
参考文献:
[1] 曹再芳.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偏低的原因探析[J].新世纪图书馆,2007(5):54-56.
[2] 陈冀宏.提高公共图书馆文献利用率的对策摭谈[J].图书馆,2009(4):130.
[3]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导论.
[4] 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1980年5月)[EB/OL]. [2011-11-07].http://yfast.blog.163.com/blog/static/ 235110312007383455561/.
[5] 徐雁,童翠萍.中国当代阅读史(1949-2009)[J].图书馆杂志,2009(9):6.
[6] 河南年鉴编辑部.河南年鉴1986[M].郑州:河南年鉴编辑部,1986:510.
[7] 河南年鉴编辑部.河南年鉴1992[M].郑州:河南年鉴编辑部,1992:495.
[8] 河南年鉴编辑部.河南年鉴1993[M].郑州:河南年鉴编辑部,1994:453.
[9] 河南年鉴编辑部.河南年鉴1994[M].郑州:河南年鉴编辑部,1994:412.
[10] 1995-2003年河南省公共图书馆业务活动及经费统计[M]//河南省统计局编.河南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11] 邬书林:立足长远 创新机制 深入持久开展全民阅读活动[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06-05(5).
[12] 张贺.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不到一成人认为自己读书多[EB/OL].[2012-04-20].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82429/83083/17701953.html.
[13] 王余光.传统经典阅读的当今意义[J].中国图书评论,2004(6):4-7.
[14] 徐雁.阅读与人生——在南京市民学堂的报告[J].新世纪图书馆,2007(3):5-10.
[15] 朱永新.我的阅读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40.
[作者简介] 丁 娜,女,1989 年生,本科生,发表论文1篇。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利用率 改革开放 国民阅读率
2011年9月至2012年7月,笔者组织实施了“河南省县级图书馆服务三农事业的现状调研及道路探索”项目。通过查阅文献和实地走访等一系列项目活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进行梳理和分析。一直以来,学界都有关于公共图书馆利用率低这一问题的探讨,既有关于某些方面的探讨,如如何提升某类资源的利用率或改善某类用户群体对图书馆的利用状况等;也有综合性的探索,如曹再芳从知名度、影响力、吸引力和公民利用图书馆的习惯等方面对图书馆利用率偏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1],陈冀宏从拓展图书馆服务网络、改善图书馆阅读环境、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制定图书馆法、加强图书馆宣传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公共图书馆利用率低问题的措施[2]。然而在诸多讨论中,却鲜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探索的,这就显得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触及不到病症之根源。所以,笔者和项目组成员,通过查阅历年年鉴,并结合实地访谈记录,以河南省公共图书馆为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情况,从图书馆自身发展角度和用户需求角度进行了概略性分析,并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情况,以期从中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低的历史性症结,提出真正有效的改善措施。
1 对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分析之不足
从理论角度,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偏低,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又是一个绝对的概念。相对于它所存在的社会环境之发展变化,它是相对滞后的;相对于它所覆盖的服务范围和用户量,它又是绝对低效的。从数据支撑角度(见表1)可以看出,河南省1979-2001年藏书总量在不断增长,而图书外借册次则在起伏中趋于下滑;陈冀宏于2007年在其文中也给出了长沙某市公共图书馆1990-2008年的利用率图表,由这些图表可以看出1990-2001年该馆利用率由74.97%直线下跌至16.08%,年下滑速率约5%,自2002年起利用率开始回升,然而年增长速率还不到1%[2]。说明近10年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虽有所提高,但基于较慢的回升率和较低的绝对值,只有20%多,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依然是偏低的。
所以,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偏低,不仅是一个现时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不仅是基层图书馆存在的问题,也是省市级图书馆长期存在的问题。学界也对此进行了诸多的探讨来寻求解决途径,纵观这诸多探讨,笔者认为有两点不足:①所探讨的多是图书馆资源之问题、服务之问题、管理之问题等,基本上都是从“供应链”角度剖析。这样的研究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公共图书馆自身存在诸多问题,但另一方面却也形成了对服务的另一端——用户“需求”的忽略。另外,即使是对用户需求的研究,也很少与供应环节相融合,就很容易形成单向的“供应无力”问题集和方案集。②缺乏过去和现时有效结合的历史思维。大多数文章,都是“就事说事”、“头痛医痛”,而缺少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当下的图书馆窘境的历史性根源和现时性原因。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曾言,“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3]。同样,对于图书馆这样一个社会有机体,其存在发展也是一个“过去”不断累积的过程,我们对其当下发展处境的分析,当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下”,而应该把图书馆当作一个生命有机体,从童年、少年时期,逐步逐阶段地剖析开来,从而析出当下问题的症结,提出根本性的解决措施。
2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和国民阅读率
2.1 1978-1989年:两个热潮——图书馆建设热潮和民众阅读热潮
1980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听取并通过了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所作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重建作出了相关指示,决定在文化部设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4]。由此,全国各地掀起了图书馆重建的热潮。由表2可看出,1980年到1990年,河南省公共图书馆机构增加了74%,总藏书量增长了45%,经费增长了387%,工作人员增加了152%,建筑面积增加了356%,图书馆硬件建设和藏书建设总体呈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高考政策的恢复,我国民众的阅读率大大回升。正如徐雁教授所言,“阅读是那个时代最色彩斑斓的底色。长期被压抑的读书热情,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等到了宣泄的口子”,“那是读书人的黄金时代”[5]。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建设中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显得无法满足需求。
2.2 1990-2000年:两个下降——图书馆利用率下降,民众图书阅读率下降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并没有延续80年代的热潮,继续“欣欣向荣”,反而呈现出趋向寂然甚至落寞的局面。这种“寂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 书价上涨和经费紧张导致图书馆资源更新缓滞、业务开展缩减,民众对图书馆的利用率逐渐下降,图书馆开始陷入“无经费、无新书、无读者、无服务”的恶性循环链条中。1985年,我国书价开始上涨,虽然图书馆的藏书总量依然在上涨,但增速减缓,据《河南年鉴》(1986)记载,1985年,“由于图书的涨价,全省购进新书39.6万册,比1984年少购14.5万册”[6]。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1995年,河南省总藏书量只增加了约4%,1995年至2000年增加了约17%,而从1980年至2001年,人均拥有的藏书量却一直徘徊在0.1万册左右,没有变化。与此同时,我国民众对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也开始下降,据《河南年鉴》记载,到1991年底,“全省办理借书证24.2万个,比上年减少2.78万个,退证率达11.48%。1991年图书流通4 349 000册次,减少率为23.39%,是7年间读者流通册次的最低点”[7]。而之后的10年,图书馆所拥有的读者借书证数量也依然在起伏中趋于下滑:1992年有借书证237 494万个[8], 1993年退至21.23万个[9],1995年回至23万个,2000年又落至22万个[10]。而伴随着这些衰退现象的产生,图书馆也开始陷入“消极怠工”的局面。1986年,河南省文化厅在全省开展了“创建文明图书馆”竞赛活动,经过一年的努力,“图书馆工作由‘封闭型’走向‘开放型’,由被动服务变为主动服务”,而进入90年代,随着图书馆自身生存和经营状况的下滑,图书馆的主动服务开始缩减,如河南省图书馆对一些送书进企业、进社区的服务项目予以削减,1995年、2000年、2002年、2003年为读者所举办活动的次数的时起时落:1 057次、4 135次、1 620次、2 248次[10]。由此,很多公共图书馆开始真正陷入了“无经费、无新书、无读者、无服务”的“四无”恶性循环局面。 ? 20世纪80年代公共图书馆的硬件建设渐趋平稳,但软件建设的“小儿麻痹”症状日益凸显,致使图书馆的硬件资源无法充分发挥出作用。其实,80年代轰轰烈烈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图书馆硬件设备和藏书资源的建设上,而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建设、管理和服务建设则相对滞后,使得软硬件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导致在图书馆硬件受到创伤时,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据笔者翻阅整个80年代的《河南年鉴》,其记载内容大多都是关于“馆舍数量”、“馆舍面积”、“经费”、“藏书量”、“工作人员数量”、“书架长度”等图书馆“硬建设”方面的,而很少有图书馆人才配备、读者服务等“软发展”方面的记载,直到1990年开始出现转折,“持证数量”、“图书流通率”、“拒借率”、“退证率”等关注图书利用状况的词汇开始大量出现。而从90年代图书馆在面临经费紧张资源匮乏状况时的被动消极反映和信息化浪潮下公共图书馆专业人才匮乏、服务无力的局面,又可以看出80年代的非平衡性建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这种软件建设的空乏,直到当下依然存在,而且在现今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应用愈加广泛和深入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就笔者实地走访的新乡市4个县级图书馆的现状来看,只有延津县新馆实现了全馆业务办理的自动化,而其他三馆中甚至连图书分类标签和图书条形码都没有,更不用说自动化了;这4个馆在国家文化共享工程政策的扶持下,都有了共享工程的硬件配备,然而几年来由于缺乏信息技术专业人才,一直没有真正投入使用,有些电子阅览室直接被当作网吧,有些则为了省电、省事而一直门户紧闭。
这一时期的国民阅读情况,随着社会信息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呈现出阅读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现象,但同时也表现出阅读内容泛化、浅化以及民众图书阅读率持续下降的问题。由于上述民众阅读特点的变化和公共图书馆自身吸引力的下降,民众对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大大降低。
2.3 2001年至今:两个“改善”——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和国民阅读推广
2001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数字工程和文化发展工程,图书馆作为文化发展的主力之一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公共图书馆尤其是省市级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此同时,我国各界也在近10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阅读推广活动,如1997年9个部委发出的《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中提出了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由此全国各地掀起了各种读书活动的举办热潮,之后“全民读书月”的设定和“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的成立,使我国的阅读推广活动逐步走向制度化,在更广范围内推动了我国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做的9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1999年、2001年、2003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分别为60.4%、54.2%、51.7%、48.7%、48.8%、49.3%、50.1%、52.3%、53.9%。自2006年起,我国持续走低的国民阅读率也开始逐渐回升。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好的回转势头也依然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
就图书馆而言,依然还是软件建设的问题。如笔者上文所述,有了共享工程的设备,而没有能够操作和维护设备的信息技术人员,和能够指导用户使用数字资源的专业人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这些数字资源价值的长久业务规划,数字资源的建设只能是个形象工程。
就国民阅读情况而言,主要存在的问题是:①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仍然较低,且相较于增势迅猛的数字化阅读,增速缓慢;②阅读的泛化和浅化。近6年来,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虽然逐渐回升,达到50%多,但是相较于美国70%的国民阅读率,我国国民的阅读率依然有待提升。其次,在我国国民的阅读中,虽然“七成以上的国民仍然偏好纸质读物阅读”[11],图书阅读也依然在国民的阅读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数字化阅读方式的迅猛增长,也使得我国的图书阅读面临着危机。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08-2011年,我国国民的数字媒介阅读率分别为:24.5%、24.6%、32.8%、38.6%,在所有阅读方式中增速最大[12]。对于数字化阅读对我国国民阅读率提升的贡献,我们无可厚非。其阅读方式的便利化以及对人们碎片时间的开发都是其他阅读方式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目前,数字化阅读所导致的一个不利后果就是加剧了我国国民阅读的“非严肃性”以及知识累积和思维培养的“非系统性”,而这与推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深化、系统化、持续性和智慧性的知识获取和智力培养是相悖的。正如美国一位电影评论家大卫·丹比所言,“我拥有信息,但不拥有知识”,“我们的知识更多地来自于我们的严肃阅读”[13],而当下严肃阅读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图书的阅读,尤其是经典著作、优秀图书的阅读。其次就是阅读的泛化和浅化,主要表现为:“人文阅读”人口远低于“功利阅读”人口,“博杂阅读”人口远低于“专指阅读”人口,“经典阅读”人口远低于“时新阅读”人口,“深阅读”人口远低于“浅阅读”人口[14]。前述数字化的“非严肃性”阅读,就属于其具体表现之一。这种阅读现象的出现,除却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和模糊化等,还有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即缺乏正确有效的阅读指导。著名的阅读推广人朱永新先生在其书中说到:“知识之所以没有产生力量,不是因为‘读书无用’,而是因为‘读无用书’”[15]。要改变这种阅读的泛化、浅化现象,阅读指导是阅读推广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情况总结
由以上历程,可以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升降所呈现的阶段性:
? 1978-1989年,两个“热潮”带来了图书馆利用率的大增;
? 1990-2000年,两个“冷落”导致了图书馆利用率的大减;
? 2001年至今,两个改善预示着图书馆利用率的回升。
改革开放以来制约我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率提高的症结: ? 图书馆相对滞后的软件建设。在上文中,笔者一直提到两个词: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如上分析,80年代是图书馆硬件建设的热潮时期和软件建设的相对冷落时期。是乎,就遭遇了90年代硬件建设趋于平稳后的落潮局面。而进入21世纪的数字资源建设,似乎又给图书馆带来了建设的热潮,然而由于软件建设一直缺失,使得所建设的数字资源也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被充分利用,而最终使得持续的硬件建设显得“用心良苦”而“起效不大”。所以,欲使图书馆之一切资源再建设发挥功效,必先治疗此症结。
? 民众阅读情况。20世纪80年代的图书馆之资源、环境等整体建设,相对来说不如90年代,然而80年代的图书馆利用率却远远高于90年代,奈何?用户需求之大不同也。80年代,是我国民众阅读热情高涨的时代,而90年代我国的国民阅读率开始持续走低,直接影响着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而当下我国图书馆利用率的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近几年不断扩大、不断深入的阅读推广活动,而非尚不健全的图书馆数字化建设。故,欲求图书馆利用率之回升,图书馆长久之生存,则改善社会阅读氛围,提升民众图书阅读率,乃根本长久之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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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 娜,女,1989 年生,本科生,发表论文1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