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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精准医学就是组学大数据与医学的结合，对人类健康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精準医学研究已成为新一轮国家科技竞争和引领国际发展潮流的战略制高点。各国在基因资源利用、新药靶点发现、新的诊断治疗方法开发、生物医药新产品研发等方面的竞争进入新阶段，对我国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我认为，应以我国常见高发重大疾病及若干罕见病为切入点，构建百万人级自然人群国家大型健康队列和特定疾病队列、多层次精准医疗知识库体系和生物医学大数据共享平台，突破新一代生命组学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大规模研发与疾病预警、诊断、治疗与疗效评价相关的生物标志物、靶标、制剂的实验和分析技术体系。除此之外，还要以临床应用为导向，形成重大疾病的风险评估、预测预警、早期筛查、分型分类、个体化治疗、疗效和安全性预测及监控等精准防诊治方案和临床决策系统，建设中国人群典型疾病精准医疗临床方案的示范、应用和推广体系，推动一批精准治疗药物和分子检测技术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为显著提升人口健康水平、减少无效和过度医疗等提供科技支撑，使精准医疗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王陇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导致慢性病形成的各种因素中，生活习惯和行为约占60%的比重。而在我国，医疗保险的费用支出大多集中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没有用在慢病危险因素的筛查与控制上。慢病危险因素筛查不清、控制不清，而把大量的钱就花在救治上，这是我国的现状。
例如，我国现阶段对高血压的知晓率、用药治疗率、控制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发现和控制仅靠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只是坐等病人，你病了，我给你检查治疗，好了你就出院。”我认为，医疗机构介入不够，而老百姓又难以发现自身的危险因素，这些是导致近年来我国慢性病发病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针对慢病危险因素的控制问题，我认为，应该把关注健康的理念切实融入各项政策中，卫生健康系统有责任给其他部门提出重要的健康建议。比如，民政部门在新婚夫妇结婚登记时可以办培训班，教授优生和育儿知识。单位、社区应该有健康管理，不能把健康问题都推到医院去。国家提出以治病为中心转到以健康为中心，需要多部门合作。
近年来，我国慢性病筛查和干预取得了很多成绩，这与信息共享建设很有关系。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把每个人的重要生命指标随时传递，通过建立网络体系、服务体系来反映、解决一些重大健康问题，将是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段树民（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部主任）
人工智能什么时候能够像人一样思考？这一天也许很快就要到来。
虽然不少人工智能的名字中已经出现“大脑”两个字，“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算法的产生受到大脑研究成果的启发，蒙特卡洛树的结构和大脑中神经突触的结构也非常相似，但目前人工智能的工作模式和人脑还有巨大差别。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对人脑的解析还不够。
值得期待的是，近年来在脑科学研究领域中，光遗传学、神经细胞连接追踪和解析、单细胞测序和标记以及克隆猴等一批技术突破正在迅速推进科学家们对大脑的认知。
借助这些技术，科学家已经触摸到新时代的脉动。在脑科学和类脑研究领域，我们与多个科技强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机遇窗口已经打开。
我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已将“脑科学和类脑研究”列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之一，相关举措将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驶入快车道。我认为，未来10年，脑科学和类脑智能领域将产生新一轮重大突破。在未来，人们将看到人工智能自我学习进化，持续为生产生活提质增效，运算能力更加庞大，能耗却降低几个数量级，以及脑机融合赋予人类意念控制的“超能力”等种种场景。
史玉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
根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投运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28.9吉瓦，同比增长19%。电化学储能的累计装机规模为389.8兆瓦，同比增长45%，占总装机规模的1.3%，较上一年增长0.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我国储能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初步具备了产业化的基础。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储能产业发展仍然面临许多难题，如政策体系尚不完善、商业化价值尚不明晰、技术有待进一步创新、项目管理流程需要进一步规范等，阻碍了行业进一步发展。
对此，我认为应该从四方面采取应对措施。第一，加快推进政策机制建设，加强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指导意见的宣贯和深入落实；第二，加快储能参与的电力市场化进程，挖掘储能商业化价值并完善市场规则，加快现货市场建设步伐，试点达成储能系统参与的市场化交易；第三，加大储能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力度，提升储能技术的核心竞争力，抢占国际储能技术制高点；第四，加强示范和宣传引导，推动储能在各应用领域示范项目建设，验证示范项目经济性和商业模式，提升全社会认知度。
精准医学就是组学大数据与医学的结合，对人类健康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精準医学研究已成为新一轮国家科技竞争和引领国际发展潮流的战略制高点。各国在基因资源利用、新药靶点发现、新的诊断治疗方法开发、生物医药新产品研发等方面的竞争进入新阶段，对我国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我认为，应以我国常见高发重大疾病及若干罕见病为切入点，构建百万人级自然人群国家大型健康队列和特定疾病队列、多层次精准医疗知识库体系和生物医学大数据共享平台，突破新一代生命组学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大规模研发与疾病预警、诊断、治疗与疗效评价相关的生物标志物、靶标、制剂的实验和分析技术体系。除此之外，还要以临床应用为导向，形成重大疾病的风险评估、预测预警、早期筛查、分型分类、个体化治疗、疗效和安全性预测及监控等精准防诊治方案和临床决策系统，建设中国人群典型疾病精准医疗临床方案的示范、应用和推广体系，推动一批精准治疗药物和分子检测技术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为显著提升人口健康水平、减少无效和过度医疗等提供科技支撑，使精准医疗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王陇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导致慢性病形成的各种因素中，生活习惯和行为约占60%的比重。而在我国，医疗保险的费用支出大多集中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没有用在慢病危险因素的筛查与控制上。慢病危险因素筛查不清、控制不清，而把大量的钱就花在救治上，这是我国的现状。
例如，我国现阶段对高血压的知晓率、用药治疗率、控制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发现和控制仅靠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只是坐等病人，你病了，我给你检查治疗，好了你就出院。”我认为，医疗机构介入不够，而老百姓又难以发现自身的危险因素，这些是导致近年来我国慢性病发病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针对慢病危险因素的控制问题，我认为，应该把关注健康的理念切实融入各项政策中，卫生健康系统有责任给其他部门提出重要的健康建议。比如，民政部门在新婚夫妇结婚登记时可以办培训班，教授优生和育儿知识。单位、社区应该有健康管理，不能把健康问题都推到医院去。国家提出以治病为中心转到以健康为中心，需要多部门合作。
近年来，我国慢性病筛查和干预取得了很多成绩，这与信息共享建设很有关系。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把每个人的重要生命指标随时传递，通过建立网络体系、服务体系来反映、解决一些重大健康问题，将是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段树民（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部主任）
人工智能什么时候能够像人一样思考？这一天也许很快就要到来。
虽然不少人工智能的名字中已经出现“大脑”两个字，“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算法的产生受到大脑研究成果的启发，蒙特卡洛树的结构和大脑中神经突触的结构也非常相似，但目前人工智能的工作模式和人脑还有巨大差别。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对人脑的解析还不够。
值得期待的是，近年来在脑科学研究领域中，光遗传学、神经细胞连接追踪和解析、单细胞测序和标记以及克隆猴等一批技术突破正在迅速推进科学家们对大脑的认知。
借助这些技术，科学家已经触摸到新时代的脉动。在脑科学和类脑研究领域，我们与多个科技强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机遇窗口已经打开。
我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已将“脑科学和类脑研究”列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之一，相关举措将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驶入快车道。我认为，未来10年，脑科学和类脑智能领域将产生新一轮重大突破。在未来，人们将看到人工智能自我学习进化，持续为生产生活提质增效，运算能力更加庞大，能耗却降低几个数量级，以及脑机融合赋予人类意念控制的“超能力”等种种场景。
史玉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
根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投运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28.9吉瓦，同比增长19%。电化学储能的累计装机规模为389.8兆瓦，同比增长45%，占总装机规模的1.3%，较上一年增长0.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我国储能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初步具备了产业化的基础。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储能产业发展仍然面临许多难题，如政策体系尚不完善、商业化价值尚不明晰、技术有待进一步创新、项目管理流程需要进一步规范等，阻碍了行业进一步发展。
对此，我认为应该从四方面采取应对措施。第一，加快推进政策机制建设，加强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指导意见的宣贯和深入落实；第二，加快储能参与的电力市场化进程，挖掘储能商业化价值并完善市场规则，加快现货市场建设步伐，试点达成储能系统参与的市场化交易；第三，加大储能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力度，提升储能技术的核心竞争力，抢占国际储能技术制高点；第四，加强示范和宣传引导，推动储能在各应用领域示范项目建设，验证示范项目经济性和商业模式，提升全社会认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