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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己老了去养老院养老，可能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似乎从来没有这一选项。然而在社会化大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中国人以血缘为紐带的家庭关系恐怕也要与时俱进了。年轻人还要在职场奋斗，老人进养老院似乎是最“经济”的选择。
按联合国标准，60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7%，意味着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从2000年起步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呈现高龄化特征。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1.91亿人，占比13.5%，老龄人口数量庞大。人口结构抽样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80岁以上高龄人口在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占比17.42%，呈现高龄化特征。
从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来看，201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2.53亿人，同比增长1.76%，而总人口增长速度仅为0.33%，60岁以下人口增长速度仅为0.02%，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计，203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将达到25%左右，意味着每4个人中就有1个60岁以上老人。
随着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升，社会的养老负担也在加重。截至2019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已经达到17.8%。较2002年上升6.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100名劳动人口，要多供养6.2个老人。
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提升的同时，家庭户人口数量却在减少。2019年中国平均家庭户人口较2010年减少0.48人，为2.62人。家庭规模的缩小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住房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意味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居。这也为养老问题带来了挑战。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中国201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12.6%，人均GDP为10217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4449美元，要低于同水平老龄化国家的平均数。就平均而言，中国的家庭并不富裕，未富先老，这也是需要面对的养老难题。
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生育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人均寿命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就导致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势必会进一步加深，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将越来越大。同时，中国家庭的人口结构也呈现出倒金字塔形态，往往是四个老人，两个年轻人和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居家养老不仅会加重青年人的负担，而且也很难维持。寻找更可行的养老方式已经势在必行。
由于人口基数巨大，未来中国的高龄、失能、独居和空巢老年人数量也将很大，全社会用于老年人养老、医疗、照护、福利等方面的支出将持续增长，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十分艰巨。
2016年，全国老龄办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中国失能、半失能老人人数达4036万人，占老年人的18.3%。老年人的家庭环境不适应老年人身体状况变化的超过了六成。此外，民政部下属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调查报告（2016）》显示，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平均每天走失约1370人。失智和缺乏照料是老人走失的主因。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1.91亿人，占总人口的13.5%（图/IC photo）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显示，中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占41.9%。而据国务院《“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测算，2020年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增加到1.18亿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5.5万个，各类养老床位744.8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仅30.9张。另外国内养老机构普遍缺乏护理人员，且专业服务水平较低，专业护工和驻点医师的紧缺问题较大。巨大的供需矛盾下，各类养老机构经常一床难求。
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十一五”期间，上海率先提出了“9073”的养老模式，即：90%家庭自我照顾、7%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机构养老。根据该方案，中国90%的老人具备自理能力，可以在家养老，由子女或者雇佣保姆照顾;7%的老人可能存在一定的失能问题，需要社区养老机构定期照顾;另外还有3%属于完全丧失自理能力，需要由专业的养老机构照顾。如果按照这一设想，在2017年我国养老机构每千人拥有床位已经达到30张，即达到3%的标准，应该已经满足了社会需求，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2017年国家发布《“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夯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基础，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逐步建立支持家庭养老的政策体系，支持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和承担照料责任。支持城乡社区定期上门巡访独居、空巢老年人家庭，帮助老年人解决实际困难。支持城乡社区发挥供需对接、服务引导等作用，加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汇集，引导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机构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创新服务模式，提升质量效率，为老年人提供精准化个性化专业化服务。鼓励老年人参加社区邻里互助养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动扶持残疾、失能、高龄等老年人家庭开展适应老年人生活特点和安全需要的家庭住宅装修，家具设施、辅助设备等建设、配备、改造工作，对其中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给予适当补助。大力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推动专业化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发展。 社区养老以家庭为主要生活场所，在社区建设养老服务中心，通過提供店内床位及专业护理、便利药品及设备销售、就近换药、康复训练及紧急救助，上门提供医疗、护理、养老餐、助浴、心理疏导等获得盈利。一方面社区养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老人医疗及护理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老人在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仍与家人同住，最符合我国孝道传统需要，也可以减轻老人负担。目前这种模式在我国占比为1%，却是受政策鼓励支持的发展方向。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但也是应对老龄化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由于日本早在40多年前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政府不断致力于改进和完善养老法律与制度。日本政府将老龄工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先后制定了《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介护保险法》等一系列的养老法律。其中，《介护保险法》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推进了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较大程度解决了社会性老年护理问题。
介护与看护有一定的区别。介护以专业支援他人为基准，确保老年人的身体、精神、社会三方面健康发展。介护服务主要是以满足需要介护者生活自立为目的。“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是日本对于养老最简单的出发点。
介护服务包括居家、社区和机构介护。居家介护是指各类上门照顾和护理服务;社区介护主要是上门夜间介护和部分对失能老人的专业介护;而机构介护指老人在养老院享受的各类介护服务。介护险允许被保险人选择给自己提供服务的机构，但不会给予被保险人现金赔付，即介护保险的费用会直接付给介护机构而不是被保险人。
《介护保险法》明确，介护使用者只需自付10%的费用，减轻了老年人使用介护服务的成本。介护保险将40岁以上的国民纳为参保人，介护保险费的50%由政府负担，其余40%依靠各地上缴的介护保险承担，使用者自付10%。
目前日本90%需护理的老人以居家及社区养老为主，且年龄平均在80岁以下，而在养老院生活的老人通常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和失能老人。
同样属东亚文化圈，日本与中国在家庭和养老观念上有相似之处。中国或可借鉴日本的做法，在基础养老保险之外，配套社区养老制度，实现以居家和社区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的养老体系。当前首要任务是需要培养大量专业的老年护理人才，夯实社区养老的人才队伍基础。
老龄化持续加深
按联合国标准，60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7%，意味着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从2000年起步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呈现高龄化特征。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1.91亿人，占比13.5%，老龄人口数量庞大。人口结构抽样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80岁以上高龄人口在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占比17.42%，呈现高龄化特征。
从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来看，201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2.53亿人，同比增长1.76%，而总人口增长速度仅为0.33%，60岁以下人口增长速度仅为0.02%，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计，203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将达到25%左右，意味着每4个人中就有1个60岁以上老人。
随着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升，社会的养老负担也在加重。截至2019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已经达到17.8%。较2002年上升6.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100名劳动人口，要多供养6.2个老人。
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提升的同时，家庭户人口数量却在减少。2019年中国平均家庭户人口较2010年减少0.48人，为2.62人。家庭规模的缩小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住房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意味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居。这也为养老问题带来了挑战。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中国201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12.6%，人均GDP为10217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4449美元，要低于同水平老龄化国家的平均数。就平均而言，中国的家庭并不富裕，未富先老，这也是需要面对的养老难题。
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生育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人均寿命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就导致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势必会进一步加深，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将越来越大。同时，中国家庭的人口结构也呈现出倒金字塔形态，往往是四个老人，两个年轻人和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居家养老不仅会加重青年人的负担，而且也很难维持。寻找更可行的养老方式已经势在必行。
社会养老负担重
由于人口基数巨大，未来中国的高龄、失能、独居和空巢老年人数量也将很大，全社会用于老年人养老、医疗、照护、福利等方面的支出将持续增长，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十分艰巨。
2016年，全国老龄办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中国失能、半失能老人人数达4036万人，占老年人的18.3%。老年人的家庭环境不适应老年人身体状况变化的超过了六成。此外，民政部下属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调查报告（2016）》显示，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平均每天走失约1370人。失智和缺乏照料是老人走失的主因。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显示，中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占41.9%。而据国务院《“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测算，2020年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增加到1.18亿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5.5万个，各类养老床位744.8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仅30.9张。另外国内养老机构普遍缺乏护理人员，且专业服务水平较低，专业护工和驻点医师的紧缺问题较大。巨大的供需矛盾下，各类养老机构经常一床难求。
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居家养老仍是主流
“十一五”期间，上海率先提出了“9073”的养老模式，即：90%家庭自我照顾、7%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机构养老。根据该方案，中国90%的老人具备自理能力，可以在家养老，由子女或者雇佣保姆照顾;7%的老人可能存在一定的失能问题，需要社区养老机构定期照顾;另外还有3%属于完全丧失自理能力，需要由专业的养老机构照顾。如果按照这一设想，在2017年我国养老机构每千人拥有床位已经达到30张，即达到3%的标准，应该已经满足了社会需求，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2017年国家发布《“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夯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基础，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逐步建立支持家庭养老的政策体系，支持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和承担照料责任。支持城乡社区定期上门巡访独居、空巢老年人家庭，帮助老年人解决实际困难。支持城乡社区发挥供需对接、服务引导等作用，加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汇集，引导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机构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创新服务模式，提升质量效率，为老年人提供精准化个性化专业化服务。鼓励老年人参加社区邻里互助养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动扶持残疾、失能、高龄等老年人家庭开展适应老年人生活特点和安全需要的家庭住宅装修，家具设施、辅助设备等建设、配备、改造工作，对其中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给予适当补助。大力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推动专业化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发展。 社区养老以家庭为主要生活场所，在社区建设养老服务中心，通過提供店内床位及专业护理、便利药品及设备销售、就近换药、康复训练及紧急救助，上门提供医疗、护理、养老餐、助浴、心理疏导等获得盈利。一方面社区养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老人医疗及护理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老人在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仍与家人同住，最符合我国孝道传统需要，也可以减轻老人负担。目前这种模式在我国占比为1%，却是受政策鼓励支持的发展方向。
日本经验或可借鉴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但也是应对老龄化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由于日本早在40多年前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政府不断致力于改进和完善养老法律与制度。日本政府将老龄工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先后制定了《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介护保险法》等一系列的养老法律。其中，《介护保险法》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推进了老年护理服务社会化，较大程度解决了社会性老年护理问题。
介护与看护有一定的区别。介护以专业支援他人为基准，确保老年人的身体、精神、社会三方面健康发展。介护服务主要是以满足需要介护者生活自立为目的。“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是日本对于养老最简单的出发点。
介护服务包括居家、社区和机构介护。居家介护是指各类上门照顾和护理服务;社区介护主要是上门夜间介护和部分对失能老人的专业介护;而机构介护指老人在养老院享受的各类介护服务。介护险允许被保险人选择给自己提供服务的机构，但不会给予被保险人现金赔付，即介护保险的费用会直接付给介护机构而不是被保险人。
《介护保险法》明确，介护使用者只需自付10%的费用，减轻了老年人使用介护服务的成本。介护保险将40岁以上的国民纳为参保人，介护保险费的50%由政府负担，其余40%依靠各地上缴的介护保险承担，使用者自付10%。
目前日本90%需护理的老人以居家及社区养老为主，且年龄平均在80岁以下，而在养老院生活的老人通常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和失能老人。
同样属东亚文化圈，日本与中国在家庭和养老观念上有相似之处。中国或可借鉴日本的做法，在基础养老保险之外，配套社区养老制度，实现以居家和社区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的养老体系。当前首要任务是需要培养大量专业的老年护理人才，夯实社区养老的人才队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