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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有史料表明，“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北平地下党市一级组织是内部有意见分歧的北平临委，并无正式的学联党团，但北平学联成功地领导发动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震惊中外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干和非凡的组织能力。而反观“三三一”事件之前，改组后的北平市委已成立三个多月，正式的学联党团也建立两月有余，也就是说，“三三一”事件是在中共领导下发起组织的一次游行示威活动。遗憾的是，这次行动不仅声势和影响无法与前两次相比，更由于有50余人被捕、众多学生受伤和200多名学生被所在学校开除而造成较大损失，反使自身一度陷入困境。为何会出现反差如此之大的两种结果呢？
笔者认为，前两次游行示威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以彭涛为首的党的“核心小组”（主要成员为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他们在思想上正确领悟党的《八一宣言》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质，坚决反对在学生中提诸如“打倒国民党”“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等过左过激的口号。他们在行动上争取合法化和公开化，先后成立了公开的黄河水灾赈济会和半公开的北平学联。因彭涛等人的公开身份是学生，他们了解广大学生和群众所思所想，懂得如何引导和发动群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彭为临委宣传部长和学联党团书记，黄为学联党团成员，姚为学联秘书长，郭为学联主席），在采取行动之前精心策划、精心组织，连走什么路线，喊什么口号，排什么队形以及如何与军警交涉等细节问题都一一周全考虑并制订出了详细方案。
再看刘少奇是如何评价“三三一”事件的领导者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从这次行动中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性，将给北平人民的救国统一战线以极大的损害”，“你们及那几个参加的同志是做了一个错误”，“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最后只剩下你们几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房子内去‘抗日救国’。这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这是怎样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这不简单是错，而且是罪恶啊！”
刘少奇的批评很严肃也很严厉，以至后来引起一些亲历者两种不同看法：一是刘的批评是正确的，虽然有些话说得过火一些；二是“三三一”事件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应将其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上纲上线到路线错误。对于上述不同意见，研究者们亦多有引申阐述，但各执一词。需指出的是，亲历者和研究者们在反思和总结“三三一”事件的得失时，均未将其与“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作比较分析，这就难免陷入孤立评价之中。或因刘少奇刚到天津北方局不久，对北平地下党组织及运动早期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了解，所以文章里只字未提“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但从文中一再所强调的统一战线，争取公开和联系群众这些认知和主张来看，与“一二·九”运动始发阶段北平地下党“核心小组”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行动是不谋而合的。不过，这一重要史实长期以来似乎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也连带忽略了由此反衬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干部是决定的因素。
二
刘少奇的《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一文于1936年4月15日发表在北方局机关报《火线》上，几乎同时，北方局决定对北平市委进行改组，调换了市委主要领导。可见，刘所批评的“北平同志”实指北平市委领导。那么，北平市委事先知不知道有这次行动？有无开会认真研究讨论过？有无正式批准学联的行动计划？笔者注意到，迄今为止公开出版发表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中对上述问题缺乏确凿的答案，只能根据相关记载搜寻出一些线索。
1980年8月23日，为纪念“一二·九”运动爆发45周年，在北京大学临潮轩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当年组织发动“三三一”行动的三个学联党团成员中的两个———韩天石和黄华参加了座谈会并作重点发言。在谈及“三三一”事件时，韩认为“‘三三一’的事正是我们这个党团决定的，如果说犯错误，也是这个党团所犯的”。黄则说：“当时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得不够经常，也有联系不上的时候，‘三三一’以前就联系不上。‘三三一’行动没有向上级党联系和请示。”若按韩、黄二人的说法，似乎北平市委事先并不知情，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因为三个学联党团成员中最重要的角色———党团负责人和民先队党团书记黄敬早已于1958年病逝，生前似未留下有关“三三一”事件的只言片语。而按照地下党单线联系的严格规定，当时只有黄敬才能与市委领导接触并向其汇报工作，“三三一”是继“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之后的一次大动作，黄敬不可能不向市委请示和征求同意就擅自行动。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编写的《一二·九运动史要》（1986年出版）一书，对北平市委与“三三一”事件的关系如是描述：“事前，学联负责人征求了北平市委的意见。市委领导对于敌人正在寻衅向爱国学生发动进攻的严重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下让少数学生硬碰硬和敌人斗争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便同意了这次行动，认为‘只要不死人就行’。”该书的编写是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在收集第一手资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说法应是可信的。由此可见，市委在批准学联行动计划时，既没有全面地分析当时敌我状况之优劣，也没有好好研究论证其可行性，更没有在组织行动方面给予学联具体指导，只给出一条粗略又不太负责任的“只要不死人就行”的底线。可以说，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上与“核心小组”组织发动“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之前的精心策划和精心准备的情形相比，实在相差甚远。不过，该书在引述“只要不死人就行”这句话时未给出注释，也即无出处，使得人们一直以来无法得知此话出自哪位领导之口。
史料显示，“三三一”事件之前北平市委主要领导是：李常青、林枫和李雪峰。
1982年8月6日，李雪峰回忆说：“1936年1月下旬或2月初，我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何凤元任组织部长，徐高阮任宣传部长，陈絜任秘书。直接领导市委的是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李的这一说法被后来陆续编写出版的一些党史专著所采信。不过，在谈及“三三一”事件时，李雪峰只是说学生举行的抬棺游行，是一次失策的行动，事后北平市委受到北方局的批评，从字里行间却看不出市委及他本人与“三三一”事件的关系。李回忆道：“1936年1月，北平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由于我只管党组织的工作，和学联、民先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那方面的情况不大清楚。”这或可解释，“三三一”是由学联组织发起的，参与人员又大多为民先队员，市委虽然受到批评，但他本人因不分管学生工作而与“三三一”无关。那么，与学联和民先有联系的市委负责人又是谁呢？ 有关史料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均表明，林枫于1935年12月赴北平担任北平市委书记，与“核心小组”联系上后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其间，林枫先后主持改组了北平学联党团和建立了民先队。据时任学联党团负责人的姚依林和郭明秋（林枫夫人）回忆，林枫离开北平调任天津市委书记是在1936年三四月间。据此推算，在林枫就任北平市委书记一个多月后，李雪峰也担任了北平市委书记，换言之，在“三三一”事件之前的两个月左右时间里，中共北平市委同时有两位书记———林枫和李雪峰，且二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一现象即便放在中共地下党历史上也实属罕见。顺便指出，有些党史著述将林枫离开北平的时间说成2月份，以便硬生生地将林、李二人的任职时间人为地衔接上，实乃舛误。
李常青作为河北省委特派员，党内地位高于市委书记。李在1935年12月6日或7日到达北平调查了解北平临委内部的纷争情况，时值“一二·九”运动发动的关键时刻。据彭涛回忆，李“同意在北平搞运动，并指示要抓紧时机，发动学生，把学生团结起来”。李于“一二·一六”运动后回天津向省委汇报工作，后返北平一直到次年四五月间市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才调离北平。
三
林枫和李常青生前都未留下公开的有关“一二·九”运动或“三三一”事件的回忆材料，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留下尚未公之于世的回忆材料。新中国成立后，如黄敬、林枫、李雪峰和李常青等当事人都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个人档案中的“自传”不可能不涉及“一二·九”运动，只是一般研究者难以看到而已。《一二·九运动史要》是截至目前“一二·九”运动研究论著中资料最完备、叙述最详实的一本专著。如前所述，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有其特殊的便利条件，他们在编写该书的过程中，不仅能方便查阅图书馆和档案馆里的各种资料，也能查阅到非公开的当事人的档案材料，并能访问到许多当年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也就是说，上述如哪位学联负责人征求了北平市委的意见，哪些（或哪位）市委领导对于当时敌我斗争的严重态势分析不够、估计不足，哪些（或哪位）市委领导最后同意了这次行动并认为“只要不死人就行”这些问题，或许编者并非不能说明出处或给出注释，而是囿于种种原因采取了明知可为而不为的模糊表述。
李常青、林枫和李雪峰这三位主要领导中究竟谁应为“三三一”事件负责，抑或应由他人负责，从人员变动情况看，林枫调任天津市委书记迟不过4月上旬，5月后又调任刘少奇的秘书，似未受到事件影响。而李雪峰和李常青在四五月间市委改组后均未被委以重任，前者被降职为市委组织部长，后者则被调回河北省委。另外，何凤元、徐高阮和陈絜也都被调出了市委。北方局对北平市委的人事安排无疑间接地表露出某种责任人的认定意向，但对研究者而言，只有取得直接证据才能了解到事实真相。
综上所述，在“一二·九”运动前期党的领导方面，从学生三次游行示威过程中显现出一个特点，即党的领导作用突出体现在基层党组织层面，基层强则战斗力强。“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的成功主要得力于“核心小组”，而临委地位弱化。“三三一”事件时市委机构健全（甚至有两个书记），且无内部分歧，却负有指导失当之责，加之学联党团组织也较之先前有了很大变化。1995年初，曾担任“核心小组”时期学联总交通的孙敬文在一次访谈中强调了彭涛、黄敬和姚依林三人对学运工作的重要性，并认为“三三一”事件的失误是因为“这时彭涛、姚依林都走了，过于苛责谁也不好”。言下之意，学联党团的干部因素是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实，北平学联在“三三一”事件之后不久就迅速进入了自我教育和反思阶段。例如，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北平学联给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一方面高度赞扬宋在长城抗战时的光荣历史，但也批评宋“现在您似乎是变了，这当然使我们，使全国的民众大失所望”。信中同时指出，“但是我们深信您和我们中间的距离是可以消失的，只要您能恢复您在喜峰口的雄姿……”进而强调“所有北平的学生始终希望您仍能回复到他们的阵线，领导起中国民众抗日图存的运动”。由此可见，学联一改过去强烈敌视宋的态度，着意在联合、争取和敦促二十九军和宋哲元本人丢掉幻想，坚决抗日，说明他们已开始调整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这封公开信发表于1936年4月6日，而刘少奇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写的《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在《火线》上刊出的时间是4月15日，这表明学联党团果断采用这一以退为进的策略完全是在未得到上级指示精神的情况下自觉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超前的明智之举。笔者注意到，之前很多论著在涉及学联争取宋哲元抗日这一段史实时，总将学联党团这一主动行动说成是在刘少奇到达北方局后才根据其指示精神贯彻执行的，这种颠倒时间顺序的描述显然弱化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至于这封信系何人所为，从现存史料文献中已无从查考。又因当时北平学联负责人及各校学生骨干，如姚依林、黄华、韩天石等人不是被捕就是逃亡，何况他们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未提及此事，故此信不大可能出自上述人员之手。由此看来，只有黄敬才是该信作者或主持合作者，因为地下党领导干部不能公开参加活动的规定，他未直接到场参与指挥此次行动，处境相对安全。作为学联党团负责人和民先队党团书记的黄敬，事件发生后既有责任也有条件对其成败得失作理性的总结，且在几天内完成了这篇极有分量的长信。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学界主流看法是认同“一二·九”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观点，然而在运动前期北平地下党如何领导运动、不同阶段党的领导有何不同特点、地下党组织及主要领导人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发挥作用等诸多细节问题上却很少有人下深功夫探究，一些著作文章往往叙事流于疏浅，观点以偏概全，结论缺乏说服力。故此，本文对“三三一”事件前后有关北平市委活动情况的略述，旨在抛砖引玉，对进一步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希望能有所助益。
现有史料表明，“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北平地下党市一级组织是内部有意见分歧的北平临委，并无正式的学联党团，但北平学联成功地领导发动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震惊中外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干和非凡的组织能力。而反观“三三一”事件之前，改组后的北平市委已成立三个多月，正式的学联党团也建立两月有余，也就是说，“三三一”事件是在中共领导下发起组织的一次游行示威活动。遗憾的是，这次行动不仅声势和影响无法与前两次相比，更由于有50余人被捕、众多学生受伤和200多名学生被所在学校开除而造成较大损失，反使自身一度陷入困境。为何会出现反差如此之大的两种结果呢？
笔者认为，前两次游行示威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以彭涛为首的党的“核心小组”（主要成员为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他们在思想上正确领悟党的《八一宣言》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质，坚决反对在学生中提诸如“打倒国民党”“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等过左过激的口号。他们在行动上争取合法化和公开化，先后成立了公开的黄河水灾赈济会和半公开的北平学联。因彭涛等人的公开身份是学生，他们了解广大学生和群众所思所想，懂得如何引导和发动群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彭为临委宣传部长和学联党团书记，黄为学联党团成员，姚为学联秘书长，郭为学联主席），在采取行动之前精心策划、精心组织，连走什么路线，喊什么口号，排什么队形以及如何与军警交涉等细节问题都一一周全考虑并制订出了详细方案。
再看刘少奇是如何评价“三三一”事件的领导者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从这次行动中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性，将给北平人民的救国统一战线以极大的损害”，“你们及那几个参加的同志是做了一个错误”，“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最后只剩下你们几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房子内去‘抗日救国’。这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这是怎样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这不简单是错，而且是罪恶啊！”
刘少奇的批评很严肃也很严厉，以至后来引起一些亲历者两种不同看法：一是刘的批评是正确的，虽然有些话说得过火一些；二是“三三一”事件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应将其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上纲上线到路线错误。对于上述不同意见，研究者们亦多有引申阐述，但各执一词。需指出的是，亲历者和研究者们在反思和总结“三三一”事件的得失时，均未将其与“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作比较分析，这就难免陷入孤立评价之中。或因刘少奇刚到天津北方局不久，对北平地下党组织及运动早期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了解，所以文章里只字未提“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但从文中一再所强调的统一战线，争取公开和联系群众这些认知和主张来看，与“一二·九”运动始发阶段北平地下党“核心小组”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行动是不谋而合的。不过，这一重要史实长期以来似乎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也连带忽略了由此反衬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干部是决定的因素。
二
刘少奇的《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一文于1936年4月15日发表在北方局机关报《火线》上，几乎同时，北方局决定对北平市委进行改组，调换了市委主要领导。可见，刘所批评的“北平同志”实指北平市委领导。那么，北平市委事先知不知道有这次行动？有无开会认真研究讨论过？有无正式批准学联的行动计划？笔者注意到，迄今为止公开出版发表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中对上述问题缺乏确凿的答案，只能根据相关记载搜寻出一些线索。
1980年8月23日，为纪念“一二·九”运动爆发45周年，在北京大学临潮轩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当年组织发动“三三一”行动的三个学联党团成员中的两个———韩天石和黄华参加了座谈会并作重点发言。在谈及“三三一”事件时，韩认为“‘三三一’的事正是我们这个党团决定的，如果说犯错误，也是这个党团所犯的”。黄则说：“当时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得不够经常，也有联系不上的时候，‘三三一’以前就联系不上。‘三三一’行动没有向上级党联系和请示。”若按韩、黄二人的说法，似乎北平市委事先并不知情，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因为三个学联党团成员中最重要的角色———党团负责人和民先队党团书记黄敬早已于1958年病逝，生前似未留下有关“三三一”事件的只言片语。而按照地下党单线联系的严格规定，当时只有黄敬才能与市委领导接触并向其汇报工作，“三三一”是继“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之后的一次大动作，黄敬不可能不向市委请示和征求同意就擅自行动。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编写的《一二·九运动史要》（1986年出版）一书，对北平市委与“三三一”事件的关系如是描述：“事前，学联负责人征求了北平市委的意见。市委领导对于敌人正在寻衅向爱国学生发动进攻的严重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下让少数学生硬碰硬和敌人斗争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便同意了这次行动，认为‘只要不死人就行’。”该书的编写是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在收集第一手资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说法应是可信的。由此可见，市委在批准学联行动计划时，既没有全面地分析当时敌我状况之优劣，也没有好好研究论证其可行性，更没有在组织行动方面给予学联具体指导，只给出一条粗略又不太负责任的“只要不死人就行”的底线。可以说，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上与“核心小组”组织发动“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之前的精心策划和精心准备的情形相比，实在相差甚远。不过，该书在引述“只要不死人就行”这句话时未给出注释，也即无出处，使得人们一直以来无法得知此话出自哪位领导之口。
史料显示，“三三一”事件之前北平市委主要领导是：李常青、林枫和李雪峰。
1982年8月6日，李雪峰回忆说：“1936年1月下旬或2月初，我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何凤元任组织部长，徐高阮任宣传部长，陈絜任秘书。直接领导市委的是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李的这一说法被后来陆续编写出版的一些党史专著所采信。不过，在谈及“三三一”事件时，李雪峰只是说学生举行的抬棺游行，是一次失策的行动，事后北平市委受到北方局的批评，从字里行间却看不出市委及他本人与“三三一”事件的关系。李回忆道：“1936年1月，北平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由于我只管党组织的工作，和学联、民先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那方面的情况不大清楚。”这或可解释，“三三一”是由学联组织发起的，参与人员又大多为民先队员，市委虽然受到批评，但他本人因不分管学生工作而与“三三一”无关。那么，与学联和民先有联系的市委负责人又是谁呢？ 有关史料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均表明，林枫于1935年12月赴北平担任北平市委书记，与“核心小组”联系上后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其间，林枫先后主持改组了北平学联党团和建立了民先队。据时任学联党团负责人的姚依林和郭明秋（林枫夫人）回忆，林枫离开北平调任天津市委书记是在1936年三四月间。据此推算，在林枫就任北平市委书记一个多月后，李雪峰也担任了北平市委书记，换言之，在“三三一”事件之前的两个月左右时间里，中共北平市委同时有两位书记———林枫和李雪峰，且二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一现象即便放在中共地下党历史上也实属罕见。顺便指出，有些党史著述将林枫离开北平的时间说成2月份，以便硬生生地将林、李二人的任职时间人为地衔接上，实乃舛误。
李常青作为河北省委特派员，党内地位高于市委书记。李在1935年12月6日或7日到达北平调查了解北平临委内部的纷争情况，时值“一二·九”运动发动的关键时刻。据彭涛回忆，李“同意在北平搞运动，并指示要抓紧时机，发动学生，把学生团结起来”。李于“一二·一六”运动后回天津向省委汇报工作，后返北平一直到次年四五月间市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才调离北平。
三
林枫和李常青生前都未留下公开的有关“一二·九”运动或“三三一”事件的回忆材料，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留下尚未公之于世的回忆材料。新中国成立后，如黄敬、林枫、李雪峰和李常青等当事人都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个人档案中的“自传”不可能不涉及“一二·九”运动，只是一般研究者难以看到而已。《一二·九运动史要》是截至目前“一二·九”运动研究论著中资料最完备、叙述最详实的一本专著。如前所述，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有其特殊的便利条件，他们在编写该书的过程中，不仅能方便查阅图书馆和档案馆里的各种资料，也能查阅到非公开的当事人的档案材料，并能访问到许多当年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也就是说，上述如哪位学联负责人征求了北平市委的意见，哪些（或哪位）市委领导对于当时敌我斗争的严重态势分析不够、估计不足，哪些（或哪位）市委领导最后同意了这次行动并认为“只要不死人就行”这些问题，或许编者并非不能说明出处或给出注释，而是囿于种种原因采取了明知可为而不为的模糊表述。
李常青、林枫和李雪峰这三位主要领导中究竟谁应为“三三一”事件负责，抑或应由他人负责，从人员变动情况看，林枫调任天津市委书记迟不过4月上旬，5月后又调任刘少奇的秘书，似未受到事件影响。而李雪峰和李常青在四五月间市委改组后均未被委以重任，前者被降职为市委组织部长，后者则被调回河北省委。另外，何凤元、徐高阮和陈絜也都被调出了市委。北方局对北平市委的人事安排无疑间接地表露出某种责任人的认定意向，但对研究者而言，只有取得直接证据才能了解到事实真相。
综上所述，在“一二·九”运动前期党的领导方面，从学生三次游行示威过程中显现出一个特点，即党的领导作用突出体现在基层党组织层面，基层强则战斗力强。“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的成功主要得力于“核心小组”，而临委地位弱化。“三三一”事件时市委机构健全（甚至有两个书记），且无内部分歧，却负有指导失当之责，加之学联党团组织也较之先前有了很大变化。1995年初，曾担任“核心小组”时期学联总交通的孙敬文在一次访谈中强调了彭涛、黄敬和姚依林三人对学运工作的重要性，并认为“三三一”事件的失误是因为“这时彭涛、姚依林都走了，过于苛责谁也不好”。言下之意，学联党团的干部因素是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实，北平学联在“三三一”事件之后不久就迅速进入了自我教育和反思阶段。例如，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北平学联给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一方面高度赞扬宋在长城抗战时的光荣历史，但也批评宋“现在您似乎是变了，这当然使我们，使全国的民众大失所望”。信中同时指出，“但是我们深信您和我们中间的距离是可以消失的，只要您能恢复您在喜峰口的雄姿……”进而强调“所有北平的学生始终希望您仍能回复到他们的阵线，领导起中国民众抗日图存的运动”。由此可见，学联一改过去强烈敌视宋的态度，着意在联合、争取和敦促二十九军和宋哲元本人丢掉幻想，坚决抗日，说明他们已开始调整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这封公开信发表于1936年4月6日，而刘少奇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写的《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在《火线》上刊出的时间是4月15日，这表明学联党团果断采用这一以退为进的策略完全是在未得到上级指示精神的情况下自觉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超前的明智之举。笔者注意到，之前很多论著在涉及学联争取宋哲元抗日这一段史实时，总将学联党团这一主动行动说成是在刘少奇到达北方局后才根据其指示精神贯彻执行的，这种颠倒时间顺序的描述显然弱化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至于这封信系何人所为，从现存史料文献中已无从查考。又因当时北平学联负责人及各校学生骨干，如姚依林、黄华、韩天石等人不是被捕就是逃亡，何况他们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未提及此事，故此信不大可能出自上述人员之手。由此看来，只有黄敬才是该信作者或主持合作者，因为地下党领导干部不能公开参加活动的规定，他未直接到场参与指挥此次行动，处境相对安全。作为学联党团负责人和民先队党团书记的黄敬，事件发生后既有责任也有条件对其成败得失作理性的总结，且在几天内完成了这篇极有分量的长信。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学界主流看法是认同“一二·九”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观点，然而在运动前期北平地下党如何领导运动、不同阶段党的领导有何不同特点、地下党组织及主要领导人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发挥作用等诸多细节问题上却很少有人下深功夫探究，一些著作文章往往叙事流于疏浅，观点以偏概全，结论缺乏说服力。故此，本文对“三三一”事件前后有关北平市委活动情况的略述，旨在抛砖引玉，对进一步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希望能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