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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电视台录制一台晚会的圆桌访谈。一进门，就见导演、调度、场务都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嗓子干得能听到里面嘶嘶啦啦燃烧的声音。导演头发灰白，是一位看上去温和谦逊的老先生，但沟壑纵横的脸上，还是写满了为一台晚会过度操劳的疲惫和倦怠。他不停地走来走去，跟刚刚抵达的嘉宾做着沟通，语气平和，态度诚恳。但我还是敏感地捕捉到，平静的水面之下，隐匿着一座被吵嚷、喧哗和焦躁搅动着的即将喷发的火山。甚至他的一两根白发，也在璀璨的灯光下微微地颤抖。
副导演是一个精壮的小伙，明显比导演更精力充沛。但他的嗓子已经明显地哑了，看得出超负荷工作的他，早已精疲力尽，车轮时刻有吱嘎一声停止运转的可能。所以当一群跳广场舞的业余大妈们，因为始终搞不明白舞台上的站位，他一声怒吼：阿姨，现在请听我说！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脸上抹着红胭脂的大妈们，讪讪地站在那里，像受训的小学生，大气不敢出一口。
我只待了一会，就被这种紧张的气氛弄得有些烦躁。不过片刻，便听到砰地一聲，只见一支笔横空飞起，落在旁边坐满摄影师、飞行员和体育健儿的圆桌上。一个穿男士马甲的女场务，歪了歪头，躲过圆珠笔的碎屑，而后愧疚地低下头去。导演的怒吼声，刺破高分贝的音乐，撞入现场每个人的耳膜。
终于，因为年轻的女场务插了一句什么话，导演心里残存的最后一点耐心，瞬间炸掉。
我安静地坐在一片被吓出的寂静中，忽然想起在大连海洋博物馆，曾经看到的一条长达一米的鳗类鱼，它躲在窄小的只能容它一鱼之身的礁石缝隙中，一动不动。如果不是它的下颌正随着呼吸微微地颤动，还有半眯着偶尔会眨一下的眼睛，人们几乎会以为它没有了生命的迹象。海洋馆的工作人员说，这种鳗类的寿命可长达三四十年，而眼前这条像进入冬眠一样的鳗，在海洋馆属于它的十几平方米的小天地里，已经存活了十六年，几乎可以算得上海洋馆的建馆元老。听说，这种鳗比乌龟还懒，除了吃饭，几乎不肯浪费一丁点多余的精力。我惊讶于它对环境的忍耐能力，在这样十六年的漫长时光中，它是怎样熬过无边无际的黑暗时日的？这里不是可以任它大展身手的海洋，它无须捕食，无须规避天敌，它只要养尊处优地待在石缝中。可是，这跟坐监有何区别？而这样的生活，远比海洋中与敌人的争斗，更需强大的力量应对。
想起新闻中报道过的一条瑞典的鳝鱼，被小男孩无意中扔进井底后，竟然在那里活到155岁，才安然去世。人类总是狂妄地认为，自己才是这个地球的主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没有一条鱼更能对抗这漫长枯燥的时光，并以强大的静止的方式，应对这个浮躁红尘的琐碎烦恼。
副导演是一个精壮的小伙，明显比导演更精力充沛。但他的嗓子已经明显地哑了，看得出超负荷工作的他，早已精疲力尽，车轮时刻有吱嘎一声停止运转的可能。所以当一群跳广场舞的业余大妈们，因为始终搞不明白舞台上的站位，他一声怒吼：阿姨，现在请听我说！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脸上抹着红胭脂的大妈们，讪讪地站在那里，像受训的小学生，大气不敢出一口。
我只待了一会，就被这种紧张的气氛弄得有些烦躁。不过片刻，便听到砰地一聲，只见一支笔横空飞起，落在旁边坐满摄影师、飞行员和体育健儿的圆桌上。一个穿男士马甲的女场务，歪了歪头，躲过圆珠笔的碎屑，而后愧疚地低下头去。导演的怒吼声，刺破高分贝的音乐，撞入现场每个人的耳膜。
终于，因为年轻的女场务插了一句什么话，导演心里残存的最后一点耐心，瞬间炸掉。
我安静地坐在一片被吓出的寂静中，忽然想起在大连海洋博物馆，曾经看到的一条长达一米的鳗类鱼，它躲在窄小的只能容它一鱼之身的礁石缝隙中，一动不动。如果不是它的下颌正随着呼吸微微地颤动，还有半眯着偶尔会眨一下的眼睛，人们几乎会以为它没有了生命的迹象。海洋馆的工作人员说，这种鳗类的寿命可长达三四十年，而眼前这条像进入冬眠一样的鳗，在海洋馆属于它的十几平方米的小天地里，已经存活了十六年，几乎可以算得上海洋馆的建馆元老。听说，这种鳗比乌龟还懒，除了吃饭，几乎不肯浪费一丁点多余的精力。我惊讶于它对环境的忍耐能力，在这样十六年的漫长时光中，它是怎样熬过无边无际的黑暗时日的？这里不是可以任它大展身手的海洋，它无须捕食，无须规避天敌，它只要养尊处优地待在石缝中。可是，这跟坐监有何区别？而这样的生活，远比海洋中与敌人的争斗，更需强大的力量应对。
想起新闻中报道过的一条瑞典的鳝鱼，被小男孩无意中扔进井底后，竟然在那里活到155岁，才安然去世。人类总是狂妄地认为，自己才是这个地球的主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没有一条鱼更能对抗这漫长枯燥的时光，并以强大的静止的方式，应对这个浮躁红尘的琐碎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