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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悠别人，忽悠观众。一个人，起码要尊重他所从事的事业。我这辈子，打心眼里，尊重艺术。
大大的几案上散乱的字典、放大镜、毛笔、印泥、眼鏡，满墙的书法道出主人的一身傲骨。他写梅，冰封雪压心且壮，含笑数九骨更坚；他写兰，生不妖冶媚权贵，偏村幽谷尽芳菲；他写竹，破土裂岩寸寸节，刀劈斧砍片片直；他写菊，恶风苦雨百花残，庭前犹见傲霜枝……正在为自己的个人书法展忙碌的表演艺术家杨在葆，伸出大手迎接了我们的拜访。他一头银发根根竖起，走过84载人生漫漫，以自己的本体生命和艺术生命，为中国男人树起了“硬汉”的形象。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硬朗的线条里也藏着柔情，血依旧是热的。
靠人民助学金读完了上戏
《检察风云》：从安徽淮北小城宿城，到上海戏剧学院念书，这条路漫长吗？
杨在葆：说漫长，真的很漫长。那是从旧社会走到新社会。1955年我考上戏的时候，学校还叫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就在横浜桥。我换了两趟火车，十几个小时，到了那时候的老北站，叫了一辆黄鱼车，穿过带着烟火气的街巷，晃晃悠悠到了学校。那会儿我还从没见过电扇，也没见过穿泳衣的姑娘，没见过钢琴，不会听谱识唱。
但要说短，也短。熊佛西院长当时误以为我是“坦克兵”，大概觉得我硬朗、英气。也因为从小就爱好文艺，我在省重点高中读书时候就是学校的文体部长，热心地抄誊过《剧本》杂志里长长短短的话剧，叫同学们一起排演。总之顺利地通过了一试二试，等到了录取通知书。
《检察风云》：秋天来报到入学的时候，学校已经搬到了华山路？
杨在葆：嗯，这次算是真切地感受到大上海了。尤其，我口袋里没有钱，只有一张政府给我开的贫困证明，还是有点忐忑的。到了学校，老师看过证明，一句没再多问，便爽气地给了我人民甲等助学金。就是学费、杂费都不用交了，还能在学校吃饭。我一岁就没了爹，这四年大学能够读下来，是政府用人民助学金培养的我。
《红日》，解放军并非千人一面
《检察风云》：您1959年毕业，1960年就在汤晓丹导演的《红日》里得到了“石东根”这一角色。虽然不是电影的主角，但您却以充满激情和朝气的表演，鲜明地刻画了这个农民出身的指挥员形象，以战场上的英勇无畏和生活中的散漫霸气，颠覆了观众印象中“英雄”形象。您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为你准备的吗？
杨在葆：其实去试装的时候，我对自己并不满意。我照照镜子，这哪里像解放军，《上甘岭》那才是解放军，我都不愿意去。但汤晓丹导演说，我们解放军也不都是一个面孔。当时真有几分勉强和不自信，但还是接了《红日》，其实是被抽调的，就那么上了“战场”。没想到，正是这个喝酒纵马的石连长，让我从当年同质化、脸谱化的英雄形象中突围而出了。这多少借了点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经验。
《检察风云》：那么1979年主演《从奴隶到将军》，演过了那么多戏，也吃过了那么多苦，您对人物应该很有底气了吧？
杨在葆：也没有。这是当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重点影片，人物原型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罗炳辉，选角时候就有很多人说，“不行不行，杨在葆这个人在生活中太随便了，没有将军的风度和气派。”幸好，导演王炎支持我。导演叫我“千万不要演，不要拿架子，越平常越好”。
《检察风云》：也就是说，该片主人公罗霄也是一个放下“高大全”和将军派头的将军？
杨在葆：对。就是要放下那些表演的套路和陈式，我要演的是他的成长，他的蜕变，他从一个小奴隶到护国军士兵，到国民党团长，再到红军将领的性格成长之路。
硬汉，其实更有柔情
《检察风云》：同一时期，您还主演了影片《原野》，塑造了集正气、流气和匪气于一身，粗野刚烈、勇于反叛的人物仇虎。20世纪80年代初，您又在《血，总是热的》中饰演厂长罗心刚——一个冲破重重阻力的改革者。是什么激励你不断地创作？
杨在葆：那时候改革开放了，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让人感动，让人振奋，让人想为她做点什么。有人说罗心刚厂长大刀阔斧、处乱不惊，我想那个时代大步流星在向前迈进。
《检察风云》：但听说，那部戏，您拍得并不容易？
杨在葆：那时候出外景，最怕接到电话。那会儿跟我青梅竹马（高中、大学学妹），一直都陪我对台词读剧本的妻子夏启英，积劳成疾患了尿毒症，正躺在上海的医院里，我在北京拍戏。接到电话，就是情况不好。经常是拍完一整天的戏，飞回上海，晚上熬一个通宵，在医院陪陪她，第二天一早又再飞回剧组去。唉。就是这样，就是想要“倾家荡产”，也没能再多留住她多一些时日。1984年，我获得第4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7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时，她已经不在了。拿了奖，我悄悄地做了一件事。取了珍藏的一缕头发，和两块奖牌缠绕在一起，郑重地放进了她的骨灰盒里。头发是妻子重病时候，我帮她梳头时落下来的。
《检察风云》：不过，回看当年领奖的照片，您似乎特别“随意”地穿了一件黑色圆领汗衫就去了？
杨在葆：当时她走了，我为了叫老岳母安心，就把所有的工资都留给她，不能让她觉得女儿走了，她在我这里寄人篱下。那汗衫是我在太平庄一个路口地摊买的，一块零五分。因为商店里一件衬衫要六块五，我真拿不出这个钱。其实领奖那条西裤也穿了四五年，膝盖都有点炀掉了，我出发前到食堂要了碗稀饭，抹上去，又麻烦剧组（的服装师）给烫了烫，新的一样。
角色，必须发自内心
《检察风云》：两年后，您再一次拿到了百花奖最佳男演员。这一次凭的是自导自演的影片《代理市长》。这个为民请命、敢冒天条的“代理市长”，从剧本到筹拍，从人物设计到修改上映，几乎倾注了您全部的心血。听说当时连续四五个月时间里，您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杨在葆：还是改革开放本身，鼓舞我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也是身边一个个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勇于开拓、大胆革新的人民公仆，让我一定想让角色丰满起来。其实我每拍一个戏，我都会想，这戏有没有意义。1964年我参演了《年轻的一代》，那真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看过电影，很多青年满怀激情，愿意到最艰苦地方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原来一个戏，可以对人，对社会有那么大的鼓舞，那么大的激励。后来，我拿到每一个剧本，都要问问自己，这戏对社会有没有价值。
《检察风云》：所以你也因此拒绝掉了很多演出的机会？
杨在葆：嗯，商业面前，我是员败将，但不是降将。我很想演戏，但我不能把我自己给卖了。我母亲从小教我做人的道理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
这几十年，我从没走过穴。那会儿缺钱，很多人劝我，你去把你的台词一说，不就成了。我说不行，电影它是一个整体，不像卖猪肉，你割一块下来可以去卖。表演哪能这样，太不尊重艺术。
《检察风云》：如今的您还有一个身份是书法家，听说个人书法大展在即？
杨在葆：你来之前，我正研究字帖。因为觉得还是不够好。这些字，你讲蛮好，他讲蛮好，都不行，我过不了自己这关。就像演戏，我觉得不行，那就是不行。其实，我感到可能不行的戏，我都不会接。不能忽悠别人，忽悠观众。一个人，起码要尊重他所从事的事业。我这辈子，打心眼里，尊重艺术。
文：孙佳音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杨在葆，1935年出生于安徽宿县，是中国当代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代表作有《红日》《年青的一代》《从奴隶到将军》《原野》等。先后荣获第四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第九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大大的几案上散乱的字典、放大镜、毛笔、印泥、眼鏡，满墙的书法道出主人的一身傲骨。他写梅，冰封雪压心且壮，含笑数九骨更坚；他写兰，生不妖冶媚权贵，偏村幽谷尽芳菲；他写竹，破土裂岩寸寸节，刀劈斧砍片片直；他写菊，恶风苦雨百花残，庭前犹见傲霜枝……正在为自己的个人书法展忙碌的表演艺术家杨在葆，伸出大手迎接了我们的拜访。他一头银发根根竖起，走过84载人生漫漫，以自己的本体生命和艺术生命，为中国男人树起了“硬汉”的形象。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硬朗的线条里也藏着柔情，血依旧是热的。
靠人民助学金读完了上戏
《检察风云》：从安徽淮北小城宿城，到上海戏剧学院念书，这条路漫长吗？
杨在葆：说漫长，真的很漫长。那是从旧社会走到新社会。1955年我考上戏的时候，学校还叫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就在横浜桥。我换了两趟火车，十几个小时，到了那时候的老北站，叫了一辆黄鱼车，穿过带着烟火气的街巷，晃晃悠悠到了学校。那会儿我还从没见过电扇，也没见过穿泳衣的姑娘，没见过钢琴，不会听谱识唱。
但要说短，也短。熊佛西院长当时误以为我是“坦克兵”，大概觉得我硬朗、英气。也因为从小就爱好文艺，我在省重点高中读书时候就是学校的文体部长，热心地抄誊过《剧本》杂志里长长短短的话剧，叫同学们一起排演。总之顺利地通过了一试二试，等到了录取通知书。
《检察风云》：秋天来报到入学的时候，学校已经搬到了华山路？
杨在葆：嗯，这次算是真切地感受到大上海了。尤其，我口袋里没有钱，只有一张政府给我开的贫困证明，还是有点忐忑的。到了学校，老师看过证明，一句没再多问，便爽气地给了我人民甲等助学金。就是学费、杂费都不用交了，还能在学校吃饭。我一岁就没了爹，这四年大学能够读下来，是政府用人民助学金培养的我。
《红日》，解放军并非千人一面
《检察风云》：您1959年毕业，1960年就在汤晓丹导演的《红日》里得到了“石东根”这一角色。虽然不是电影的主角，但您却以充满激情和朝气的表演，鲜明地刻画了这个农民出身的指挥员形象，以战场上的英勇无畏和生活中的散漫霸气，颠覆了观众印象中“英雄”形象。您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为你准备的吗？
杨在葆：其实去试装的时候，我对自己并不满意。我照照镜子，这哪里像解放军，《上甘岭》那才是解放军，我都不愿意去。但汤晓丹导演说，我们解放军也不都是一个面孔。当时真有几分勉强和不自信，但还是接了《红日》，其实是被抽调的，就那么上了“战场”。没想到，正是这个喝酒纵马的石连长，让我从当年同质化、脸谱化的英雄形象中突围而出了。这多少借了点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经验。
《检察风云》：那么1979年主演《从奴隶到将军》，演过了那么多戏，也吃过了那么多苦，您对人物应该很有底气了吧？
杨在葆：也没有。这是当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重点影片，人物原型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罗炳辉，选角时候就有很多人说，“不行不行，杨在葆这个人在生活中太随便了，没有将军的风度和气派。”幸好，导演王炎支持我。导演叫我“千万不要演，不要拿架子，越平常越好”。
《检察风云》：也就是说，该片主人公罗霄也是一个放下“高大全”和将军派头的将军？
杨在葆：对。就是要放下那些表演的套路和陈式，我要演的是他的成长，他的蜕变，他从一个小奴隶到护国军士兵，到国民党团长，再到红军将领的性格成长之路。
硬汉，其实更有柔情
《检察风云》：同一时期，您还主演了影片《原野》，塑造了集正气、流气和匪气于一身，粗野刚烈、勇于反叛的人物仇虎。20世纪80年代初，您又在《血，总是热的》中饰演厂长罗心刚——一个冲破重重阻力的改革者。是什么激励你不断地创作？
杨在葆：那时候改革开放了，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让人感动，让人振奋，让人想为她做点什么。有人说罗心刚厂长大刀阔斧、处乱不惊，我想那个时代大步流星在向前迈进。
《检察风云》：但听说，那部戏，您拍得并不容易？
杨在葆：那时候出外景，最怕接到电话。那会儿跟我青梅竹马（高中、大学学妹），一直都陪我对台词读剧本的妻子夏启英，积劳成疾患了尿毒症，正躺在上海的医院里，我在北京拍戏。接到电话，就是情况不好。经常是拍完一整天的戏，飞回上海，晚上熬一个通宵，在医院陪陪她，第二天一早又再飞回剧组去。唉。就是这样，就是想要“倾家荡产”，也没能再多留住她多一些时日。1984年，我获得第4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7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时，她已经不在了。拿了奖，我悄悄地做了一件事。取了珍藏的一缕头发，和两块奖牌缠绕在一起，郑重地放进了她的骨灰盒里。头发是妻子重病时候，我帮她梳头时落下来的。
《检察风云》：不过，回看当年领奖的照片，您似乎特别“随意”地穿了一件黑色圆领汗衫就去了？
杨在葆：当时她走了，我为了叫老岳母安心，就把所有的工资都留给她，不能让她觉得女儿走了，她在我这里寄人篱下。那汗衫是我在太平庄一个路口地摊买的，一块零五分。因为商店里一件衬衫要六块五，我真拿不出这个钱。其实领奖那条西裤也穿了四五年，膝盖都有点炀掉了，我出发前到食堂要了碗稀饭，抹上去，又麻烦剧组（的服装师）给烫了烫，新的一样。
角色，必须发自内心
《检察风云》：两年后，您再一次拿到了百花奖最佳男演员。这一次凭的是自导自演的影片《代理市长》。这个为民请命、敢冒天条的“代理市长”，从剧本到筹拍，从人物设计到修改上映，几乎倾注了您全部的心血。听说当时连续四五个月时间里，您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杨在葆：还是改革开放本身，鼓舞我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也是身边一个个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勇于开拓、大胆革新的人民公仆，让我一定想让角色丰满起来。其实我每拍一个戏，我都会想，这戏有没有意义。1964年我参演了《年轻的一代》，那真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看过电影，很多青年满怀激情，愿意到最艰苦地方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原来一个戏，可以对人，对社会有那么大的鼓舞，那么大的激励。后来，我拿到每一个剧本，都要问问自己，这戏对社会有没有价值。
《检察风云》：所以你也因此拒绝掉了很多演出的机会？
杨在葆：嗯，商业面前，我是员败将，但不是降将。我很想演戏，但我不能把我自己给卖了。我母亲从小教我做人的道理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
这几十年，我从没走过穴。那会儿缺钱，很多人劝我，你去把你的台词一说，不就成了。我说不行，电影它是一个整体，不像卖猪肉，你割一块下来可以去卖。表演哪能这样，太不尊重艺术。
《检察风云》：如今的您还有一个身份是书法家，听说个人书法大展在即？
杨在葆：你来之前，我正研究字帖。因为觉得还是不够好。这些字，你讲蛮好，他讲蛮好，都不行，我过不了自己这关。就像演戏，我觉得不行，那就是不行。其实，我感到可能不行的戏，我都不会接。不能忽悠别人，忽悠观众。一个人，起码要尊重他所从事的事业。我这辈子，打心眼里，尊重艺术。
文：孙佳音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杨在葆，1935年出生于安徽宿县，是中国当代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代表作有《红日》《年青的一代》《从奴隶到将军》《原野》等。先后荣获第四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第九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