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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涵与兴起背景开始分析，探讨其在现实中的发展现状及限制性因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模式建言献策。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运动；官僚制；非政府组织；法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持续至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使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也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模式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模板。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涵与兴起背景
新公共管理是上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它深深扎根于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倡导在享有公权力的部门采用私人管理中较先进的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和竞争机制等方法，强调塑造政府科学文明的组织文化，主张实行更加灵活多变，开放有效的管理，其兴起背景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科层制模式的失效。随着西方各国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原有的政府体制不能满足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韦伯官僚制中僵化的教条和固定的程序在数十年的社会实践中已经被有力证明是过时的，无效的。政府若想取得科学高效的管理就必须调整原有的模式，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因此，对原有的政府管理理论的创新成为其主要任务。
（二）新经济革命的冲击。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西方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原有的国家政府无力应对一系列新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信息等因素在社会发展及公共管理中的作用愈加重要，这也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视新的智力因素在推动管理理论革新进程中的突出地位。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大革命、国际政治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拉开序幕。自1978年以来，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与此同时，对行政管理改革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几十年过去了，政府的改革从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开始，逐渐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相协调，并努力转变政府职能。通过诸如精简机构、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等措施，促进管理方式的创新，努力完善公务员制度，打造服务型政府，提高专业化素质，整顿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体制。目前，新一轮的行政改革正在进行，但从所取得的成果来看，距离建立灵活、高效、透明、廉洁的现代政府还有很大差距。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中国的限制性因素：
（一）我国市场机制不够成熟，现代化管理程度低下。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市场化和企业化这两个目标一定要建立在成熟的市场机制和先进的私人管理的基础之上，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极不成熟，还处于形成期，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我们的转型还不是很成功；政府仍然较多地干预市场和经济，我国许多企业管理方式落后，还未建立起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由此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我国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现实性的问题。
（二）官僚制阻碍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在当代，官僚主义病症本身是不分国界的”。[1]在我国存在了千余年的官僚体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僵化，导致我国政治领域出现了许多丑陋且难以根除的问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重复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是无效率等缺点；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等弊病；踢皮球，等官僚主义现象在公共部门盛行，政治环境的混沌增大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我国发展的难度。
（三）法治基础薄弱，难以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中国是一个长期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制度非常发达，但整个公共管理既未有过管理主义大行其道，亦未受过法治主义的洗礼”。[2]在我国，集权统治贯穿封建社会始终，许多落后糟粕习俗并未完全摒弃，“奴性”根深蒂固，国民素质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迅猛提升，国人法治意识非常淡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公，违法不究”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司法制度极不完善，有效监督体系的缺失也使得新公共管理运动屡受挫折。
笔者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模式除了要完善市场机制，找准政府在现代社会的定位，还应加快我国的法治进程，建立以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良好环境。而最关键的是应从内在原因出发寻求解决路径，改变旧的观念，对新理念进行融会贯通，实事求是地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民主之路本就漫长艰辛，除了政府自身的改进与突破，作为公民，更应该团结起来，唤醒灵魂深处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一定要杜绝“政治与我无关，我要明哲保身”这种想法，历史从来都是人民创造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历史，政治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无所不在的。只有在政治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才能更好地营造出一种经济稳定，文化繁荣，政治开放，生态文明的局面，让人民彻底摆脱长久以来奴性的驱使，并通过合理的途径，理智地推动法治建设，真正做到以主人翁的姿态参政议政，积极为政府管理、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参考文献：
[1] 徐海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分析[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3：27
[2] 李瑞昌：新公共管理的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J].东南学术.2002：36-42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运动；官僚制；非政府组织；法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持续至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使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也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模式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模板。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涵与兴起背景
新公共管理是上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它深深扎根于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倡导在享有公权力的部门采用私人管理中较先进的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和竞争机制等方法，强调塑造政府科学文明的组织文化，主张实行更加灵活多变，开放有效的管理，其兴起背景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科层制模式的失效。随着西方各国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原有的政府体制不能满足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韦伯官僚制中僵化的教条和固定的程序在数十年的社会实践中已经被有力证明是过时的，无效的。政府若想取得科学高效的管理就必须调整原有的模式，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因此，对原有的政府管理理论的创新成为其主要任务。
（二）新经济革命的冲击。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西方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原有的国家政府无力应对一系列新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信息等因素在社会发展及公共管理中的作用愈加重要，这也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视新的智力因素在推动管理理论革新进程中的突出地位。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大革命、国际政治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拉开序幕。自1978年以来，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与此同时，对行政管理改革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几十年过去了，政府的改革从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开始，逐渐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相协调，并努力转变政府职能。通过诸如精简机构、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等措施，促进管理方式的创新，努力完善公务员制度，打造服务型政府，提高专业化素质，整顿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体制。目前，新一轮的行政改革正在进行，但从所取得的成果来看，距离建立灵活、高效、透明、廉洁的现代政府还有很大差距。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中国的限制性因素：
（一）我国市场机制不够成熟，现代化管理程度低下。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市场化和企业化这两个目标一定要建立在成熟的市场机制和先进的私人管理的基础之上，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极不成熟，还处于形成期，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我们的转型还不是很成功；政府仍然较多地干预市场和经济，我国许多企业管理方式落后，还未建立起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由此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我国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现实性的问题。
（二）官僚制阻碍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在当代，官僚主义病症本身是不分国界的”。[1]在我国存在了千余年的官僚体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僵化，导致我国政治领域出现了许多丑陋且难以根除的问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重复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是无效率等缺点；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等弊病；踢皮球，等官僚主义现象在公共部门盛行，政治环境的混沌增大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我国发展的难度。
（三）法治基础薄弱，难以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中国是一个长期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制度非常发达，但整个公共管理既未有过管理主义大行其道，亦未受过法治主义的洗礼”。[2]在我国，集权统治贯穿封建社会始终，许多落后糟粕习俗并未完全摒弃，“奴性”根深蒂固，国民素质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迅猛提升，国人法治意识非常淡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公，违法不究”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司法制度极不完善，有效监督体系的缺失也使得新公共管理运动屡受挫折。
笔者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模式除了要完善市场机制，找准政府在现代社会的定位，还应加快我国的法治进程，建立以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良好环境。而最关键的是应从内在原因出发寻求解决路径，改变旧的观念，对新理念进行融会贯通，实事求是地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民主之路本就漫长艰辛，除了政府自身的改进与突破，作为公民，更应该团结起来，唤醒灵魂深处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一定要杜绝“政治与我无关，我要明哲保身”这种想法，历史从来都是人民创造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历史，政治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无所不在的。只有在政治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才能更好地营造出一种经济稳定，文化繁荣，政治开放，生态文明的局面，让人民彻底摆脱长久以来奴性的驱使，并通过合理的途径，理智地推动法治建设，真正做到以主人翁的姿态参政议政，积极为政府管理、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参考文献：
[1] 徐海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分析[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3：27
[2] 李瑞昌：新公共管理的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J].东南学术.2002：3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