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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娼妓合法化的民国，逛妓院是一种社会形态。从督军议员到骚人墨客，留下了许多风月故事。但嫖娼是私德还是“公事”，早在民国已争论不休，直至今日。
民国年间，一个未满20岁的年轻人在他的日记里，讲述了年轻时候的荒唐。那时大概是1909—1910年的冬天，他寄身的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团糟，只能终日花天酒地。
在这位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
这位年轻人名叫胡适。
娼妓合法化成为基础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人与妓女之间的逸事极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与“妓”有别，娼者“唱”也，妓者“技”也，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文艺工作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懂点，“客户群”为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至于卖身，大多是余兴节目。
满清得天下后，认为汉人官员好狎妓是其败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规定文武官员嫖娼有罪，官员、“官二代”和拉皮条的都在受罚之列，但娼妓作为弱势群体，却不在被处罚之列。乾隆年间又有法例，规定北京内城不得开妓院，内城妓院迁至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
从某种程度上说，娼妓的合法化是民国名人热衷此道的现实基础，在合法的外衣下，与妓女风流纯属私德，与律法无关。
根据王书奴于1934年所写的《中国娼妓史》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当时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外国娼妓及暗娼，据估计行业总人数在12万人以上。
为何如此“繁荣娼盛”？王书奴总结了几条原因，针针见血，均指向民国的官员、军阀、议员等的头面人物是风月场中的常客，从而引领了社会风气。换言之，这是上行下效。
妓院曾为革命活动立过功
不要以为妓院只关风月，有时还对辛亥革命有过积极作用。在革命时期，曾有不少革命活动是以妓院为掩护进行的。
据记载，革命党人邓荫南运筹革命活动时，是在沙田附近的紫洞艇（妓艇）上，以招妓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中，作为妓女的小凤仙也成为了蔡锷将军革命行动的掩护。
说革命党人嫖妓之前，得先说说一位传奇人物——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袁公子是位风流种子，一生与风月关系密切。而且他的文字温润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见多识广，极多秘辛，他撰写的专栏堪称报纸畅销之保证。
1920年，这位青帮的大字辈人物，开始在上海《晶报》刊载专栏《辛丙秘苑》，大谈前沪军都督、老派革命党人陈其美的狎妓逸事，涉及人物还有应夔丞（即应桂馨）、沈翔云，当然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革命成功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也有人专门致信给他，劝他不要狎妓，别做“杨梅都督”。他则在报纸上回公开信，表示虽然过去偶有前科，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风月情怀，消磨殆尽”，绝对没有出去鬼混。
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他“日走妓馆，恣情滥狎”，这才招来了群众来信。那时他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蒋介石。
陈其美还曾向老同志陶成章讨要南洋华侨捐款充当公款，陶成章拒绝，表示这钱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嫖妓。据说，二人反目便是因为此事，后来，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
之后，蒋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里，后来还纳姚冶诚为妾，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里的娘姨，专门伺候高级妓女。
年轻的蒋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荒唐之举。据说他还曾和王陵基争风。这位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妓，二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当时蒋介石正值落魄，王将军正逢得志，事后还到处吹牛，说自己那时比老蒋有钱也比他有权，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对于这些人的行为，连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备感痛心，认为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
有趣的是，在革命的大氛围下，妓女的生意往往也被革命左右。《晶报》曾经报道，有一位名妓因为不读书，也不熟悉“爱国”、“同胞”这样的新鲜词，居然无人问津，生意难做。
官员嫖娼十分难禁
在王书奴总结的娼业盛行规律中，有两条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
所谓“代议士”，即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当时如关于国务院之同意事件，预算案之通过事件，政团间之相互事件，几无不以八大胡同为接洽交之地。”大多数议员都沉迷于这灯红酒绿燕语莺声的温柔乡，将之作为讨论政事的安乐窝。
他写道：“至于民国七年（1918年）新国会议员，民国十二年（1923年）贿选议员，都是相习成风，一丘之貉，吏不必说了，下至省议员。县议员以及市乡自治员，选举时之托人投票，选举后之运动接洽，亦几无不以酒食征逐狎妓遨游为应酬无上良品，所以民国后娼妓之盛，与议员先生们确有关系的。”
民国时期，并没有明令禁止嫖娼，因此整个民国时期官员逛妓院是非常流行的事情。
与王书奴这本《中国娼妓史》相互印证的是当时北京流传的一个说法，指最喜欢逛八大胡同的是“两院一堂”。蔡元培就曾写道：“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
所谓“两院”，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据说，当时京师大学堂狎妓之风极盛，每日晚饭后，老师带头，率领学生乘坐洋车，浩浩荡荡直奔八大胡同，师生同乐。
后来，有一位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长，立志改变此风气，结果引发一场风波。他是蔡元培，另一位当事人名叫陈独秀。
“公人”私德的历史辩论
1917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長。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延揽大量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才，其中包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与辜鸿铭等。1918年1月19日，他还发起成立“进德会”，入会标准是“不嫖不赌不纳妾”，大批师生加入，其中包括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教员，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
可带头犯戒的，恰恰是进德会成立时高票当选评议员的陈独秀。讽刺的是，早在1903年，陈独秀筹备安徽爱国会。在草拟的该会章程中就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一条。
眼下，裁判犯规了。1919年二三月间，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北京城中最热的话题，各种报纸纷纷报道，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
学者们也大多如此认为，对陈独秀的攻击实有预谋，是当局筹划并施压。其实，若抛开当局的幕后施压，这只是一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公众人物的私德是否有边界。周作人说得很明白，没有进德会的条条，怕是谁也没法以陈独秀的下三路问题说事;而蔡元培也把公人公事与私德区分开，借此保护他所欣赏的陈独秀。
但陈独秀也因此被变相解雇。也是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参与其中，最终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做了另一番大事业。陈独秀在此后与昔日好友胡适渐行渐远，后者也为此痛心疾首，但不妨碍他就私德问题说话。
1936年1月2日，胡适又一次致信汤尔和，表示：“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这种以私德攻击别人的做法，又何止当年北大这一桩？在日后的政治变幻中，此做法几乎已成某些人的杀手锏。
（《新周刊》叶克飞/文）
民国年间，一个未满20岁的年轻人在他的日记里，讲述了年轻时候的荒唐。那时大概是1909—1910年的冬天，他寄身的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团糟，只能终日花天酒地。
在这位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
这位年轻人名叫胡适。
娼妓合法化成为基础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人与妓女之间的逸事极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与“妓”有别，娼者“唱”也，妓者“技”也，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文艺工作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懂点，“客户群”为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至于卖身，大多是余兴节目。
满清得天下后，认为汉人官员好狎妓是其败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规定文武官员嫖娼有罪，官员、“官二代”和拉皮条的都在受罚之列，但娼妓作为弱势群体，却不在被处罚之列。乾隆年间又有法例，规定北京内城不得开妓院，内城妓院迁至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
从某种程度上说，娼妓的合法化是民国名人热衷此道的现实基础，在合法的外衣下，与妓女风流纯属私德，与律法无关。
根据王书奴于1934年所写的《中国娼妓史》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当时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外国娼妓及暗娼，据估计行业总人数在12万人以上。
为何如此“繁荣娼盛”？王书奴总结了几条原因，针针见血，均指向民国的官员、军阀、议员等的头面人物是风月场中的常客，从而引领了社会风气。换言之，这是上行下效。
妓院曾为革命活动立过功
不要以为妓院只关风月，有时还对辛亥革命有过积极作用。在革命时期，曾有不少革命活动是以妓院为掩护进行的。
据记载，革命党人邓荫南运筹革命活动时，是在沙田附近的紫洞艇（妓艇）上，以招妓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中，作为妓女的小凤仙也成为了蔡锷将军革命行动的掩护。
说革命党人嫖妓之前，得先说说一位传奇人物——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袁公子是位风流种子，一生与风月关系密切。而且他的文字温润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见多识广，极多秘辛，他撰写的专栏堪称报纸畅销之保证。
1920年，这位青帮的大字辈人物，开始在上海《晶报》刊载专栏《辛丙秘苑》，大谈前沪军都督、老派革命党人陈其美的狎妓逸事，涉及人物还有应夔丞（即应桂馨）、沈翔云，当然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革命成功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也有人专门致信给他，劝他不要狎妓，别做“杨梅都督”。他则在报纸上回公开信，表示虽然过去偶有前科，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风月情怀，消磨殆尽”，绝对没有出去鬼混。
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他“日走妓馆，恣情滥狎”，这才招来了群众来信。那时他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蒋介石。
陈其美还曾向老同志陶成章讨要南洋华侨捐款充当公款，陶成章拒绝，表示这钱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嫖妓。据说，二人反目便是因为此事，后来，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
之后，蒋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里，后来还纳姚冶诚为妾，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里的娘姨，专门伺候高级妓女。
年轻的蒋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荒唐之举。据说他还曾和王陵基争风。这位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妓，二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当时蒋介石正值落魄，王将军正逢得志，事后还到处吹牛，说自己那时比老蒋有钱也比他有权，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对于这些人的行为，连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备感痛心，认为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
有趣的是，在革命的大氛围下，妓女的生意往往也被革命左右。《晶报》曾经报道，有一位名妓因为不读书，也不熟悉“爱国”、“同胞”这样的新鲜词，居然无人问津，生意难做。
官员嫖娼十分难禁
在王书奴总结的娼业盛行规律中，有两条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
所谓“代议士”，即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当时如关于国务院之同意事件，预算案之通过事件，政团间之相互事件，几无不以八大胡同为接洽交之地。”大多数议员都沉迷于这灯红酒绿燕语莺声的温柔乡，将之作为讨论政事的安乐窝。
他写道：“至于民国七年（1918年）新国会议员，民国十二年（1923年）贿选议员，都是相习成风，一丘之貉，吏不必说了，下至省议员。县议员以及市乡自治员，选举时之托人投票，选举后之运动接洽，亦几无不以酒食征逐狎妓遨游为应酬无上良品，所以民国后娼妓之盛，与议员先生们确有关系的。”
民国时期，并没有明令禁止嫖娼，因此整个民国时期官员逛妓院是非常流行的事情。
与王书奴这本《中国娼妓史》相互印证的是当时北京流传的一个说法，指最喜欢逛八大胡同的是“两院一堂”。蔡元培就曾写道：“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
所谓“两院”，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据说，当时京师大学堂狎妓之风极盛，每日晚饭后，老师带头，率领学生乘坐洋车，浩浩荡荡直奔八大胡同，师生同乐。
后来，有一位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长，立志改变此风气，结果引发一场风波。他是蔡元培，另一位当事人名叫陈独秀。
“公人”私德的历史辩论
1917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長。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延揽大量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才，其中包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与辜鸿铭等。1918年1月19日，他还发起成立“进德会”，入会标准是“不嫖不赌不纳妾”，大批师生加入，其中包括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教员，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
可带头犯戒的，恰恰是进德会成立时高票当选评议员的陈独秀。讽刺的是，早在1903年，陈独秀筹备安徽爱国会。在草拟的该会章程中就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一条。
眼下，裁判犯规了。1919年二三月间，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北京城中最热的话题，各种报纸纷纷报道，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
学者们也大多如此认为，对陈独秀的攻击实有预谋，是当局筹划并施压。其实，若抛开当局的幕后施压，这只是一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公众人物的私德是否有边界。周作人说得很明白，没有进德会的条条，怕是谁也没法以陈独秀的下三路问题说事;而蔡元培也把公人公事与私德区分开，借此保护他所欣赏的陈独秀。
但陈独秀也因此被变相解雇。也是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参与其中，最终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做了另一番大事业。陈独秀在此后与昔日好友胡适渐行渐远，后者也为此痛心疾首，但不妨碍他就私德问题说话。
1936年1月2日，胡适又一次致信汤尔和，表示：“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这种以私德攻击别人的做法，又何止当年北大这一桩？在日后的政治变幻中，此做法几乎已成某些人的杀手锏。
（《新周刊》叶克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