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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曾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翻开刘半农的朋友圈，有比鲁迅资历都要老的钱玄同，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有文坛巨子鲁迅、徐志摩，有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还有把音乐作为副业，却大放异彩的赵元任。刘半农和赵元任曾在成立的“数人会”时，说到“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无疑，这些大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物质财富。
1.与钱玄同
新文化运动刚起步时，为壮大文学革命的声势、宣传文学革命，钱玄同与刘半农于民国七年（1918年）3月在《新青年》上分别扮演了正、反两个角色，进行辩论。这便是助力《新青年》获得大众认同的“双簧事件”。
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了《文学革命的反响》。这篇文章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身份，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的长篇文章，针对“王敬轩”所列的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以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将对方驳得体无完肤。
2.与蔡元培
1917年夏天，一份由北大校长蔡元培签署，文科学长陈独秀书写的聘书，从北京大学寄到了上海明厚里一间不起眼的小屋里，租住在这里的就是刘半农，这一年他26岁，只有初中文凭。
1917年的北大有这样一群教授，梁漱溟24岁，胡适26岁，刘半农26岁，周作人32岁，陈独秀38岁。
破格跻身北大讲台，无疑为刘半农展开了实现抱负的广阔天地，他出任预科国文教员，参加国语讨论会，在期间提出了要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小说，以自由的心灵和平实的语言来创作诗歌。
刘半农去世后，蔡元培特为其撰写碑文：“先生（刘半农）在《新青年》土提倡白话诗文，叙述地摊上所搜集的唱本，我们完全认为是文学家。后来……专做语音学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家了。”
3.与赵元任
赵元任也是个语言学家，同时又是一名音乐家。作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在“五四”时期，他曾为刘大白、徐志摩、陶行知、施谊、刘半农等多名新诗人谱过曲。而他与刘半农的情谊尤为深厚。早在1917年，刘半农应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之邀，赴京任教时，即与同在北大任教的赵元任同居一室。
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时，刘半农的双胞胎儿女出生，贫苦的生活雪上添霜，书籍、蜡烛乃至食品一一告罄，正是在这段穷愁岁月里，刘半农写下了《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满怀思乡深情的诗歌。在这首诗里，他第一次使用了自己创造的“她”字。这首诗后经赵元任谱曲，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刘半农之死对赵元任震动很大。后者生平不喜欢写应酬文字，但他却为刘半农的亡故写了一副别开生面的挽联：“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4.与鲁迅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金心异”（钱玄同）去绍兴会馆找他催稿的时候，《新青年》已经在上述“双簧”引发的论战后，声名日渐兴隆，旧文学和文言文的势力开始步入衰微。而刘半农无疑是助推这场新文化运动获得决定胜利的一员猛将。
1918年旧历除夕，刘半农是在绍兴会馆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共同度过的，在此后的两年里直到赴欧洲留学前，他造访鲁迅寓所三十次，书信往还十余封，后来刘半农来到英国，尽管连写作业用的笔纸和蜡烛都要省着用，他还是给鲁迅寄了一张明信片，表示思念之情。
后因种种误会，二人逐渐疏远。但刘半农去世后，鲁迅曾两度撰文纪念他。一篇为《忆刘半农君》，一篇为《趋时和复古》。文章中不乏对刘半农的赞扬之词：
“......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
......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而刘半农曾为鲁迅写过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被公认为是对鲁迅准确的评价。”
5.与徐志摩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0日，刘半农邀请好友数人到郑颖孙家，其中包括曾同在伦敦待过的徐志摩。
高朋满座，谈笑风生之际，徐志摩接到电话，尔后笑意盈盈地说：“我明早六点南飞。明晚此时，当与小曼共饭也。”同座中，刘半农年龄最大，又喜开玩笑，听徐志摩说坐飞机，便打趣道：“飞空之戏，君自好之，我则不敢尝。”徐志摩回应到：“危险在所难免，我自甘之。我苟飞死，君当为我作挽联。”刘半农笑答诺。
宴席散去，刘半农与徐志摩握手道别时，徐志摩还依然笑着叮嘱：“一事费神：我若死，毋忘作挽聯。”然而，两文人好友之间的玩笑之词，竟成谶语。19日，由南京到北平载着徐志摩的“济南号”，在济南党家庄遇大雾失事。
刘半农悲痛不已，按约送去一副挽联，曰：
一夕清淡成永诀，万山浓雾葬诗魂。
6.与李大钊
刘半农与李大钊既是同事又是好友，即使在李大钊牺牲多年后刘半农忆及仍悲愤不已。
他曾对家人说：“记得大钊先生就义的前一年，我去看望他，当谈到八一三惨案时，先生痛斥了军阀段祺瑞对爱国学生的血腥镇压，并用拳头击着书桌愤愤的说：‘惨无人道！简直是惨无人道！’可他对自己被军警殴伤面部与双手却只字不提！”
1933年，李大钊生前友好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活动，刘半农与钱玄同等人联名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募款书。他率先捐助营葬费二十元，并撰写了《故国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还为李大钊及夫人题写碑文。
前段时间民国朋友圈炒得如火如荼，徐志摩、鲁迅纷纷在榜，但若论起民国谁的朋友圈真真“高大上”，必数刘半农，因其博学多才，在诸多方面建树不断，可谓串起了半个民国文艺界。在文学圈，他和鲁迅、徐志摩曾为挚友；在音乐圈，他和赵元任一起留学，归国，一人作词，一人谱曲，留下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教育界，他深得陈独秀、蔡元培赏识，后更担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
（选自《人民艺术家杂志》）
翻开刘半农的朋友圈，有比鲁迅资历都要老的钱玄同，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有文坛巨子鲁迅、徐志摩，有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还有把音乐作为副业，却大放异彩的赵元任。刘半农和赵元任曾在成立的“数人会”时，说到“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无疑，这些大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物质财富。
1.与钱玄同
新文化运动刚起步时，为壮大文学革命的声势、宣传文学革命，钱玄同与刘半农于民国七年（1918年）3月在《新青年》上分别扮演了正、反两个角色，进行辩论。这便是助力《新青年》获得大众认同的“双簧事件”。
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了《文学革命的反响》。这篇文章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身份，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的长篇文章，针对“王敬轩”所列的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以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将对方驳得体无完肤。
2.与蔡元培
1917年夏天，一份由北大校长蔡元培签署，文科学长陈独秀书写的聘书，从北京大学寄到了上海明厚里一间不起眼的小屋里，租住在这里的就是刘半农，这一年他26岁，只有初中文凭。
1917年的北大有这样一群教授，梁漱溟24岁，胡适26岁，刘半农26岁，周作人32岁，陈独秀38岁。
破格跻身北大讲台，无疑为刘半农展开了实现抱负的广阔天地，他出任预科国文教员，参加国语讨论会，在期间提出了要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小说，以自由的心灵和平实的语言来创作诗歌。
刘半农去世后，蔡元培特为其撰写碑文：“先生（刘半农）在《新青年》土提倡白话诗文，叙述地摊上所搜集的唱本，我们完全认为是文学家。后来……专做语音学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家了。”
3.与赵元任
赵元任也是个语言学家，同时又是一名音乐家。作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在“五四”时期，他曾为刘大白、徐志摩、陶行知、施谊、刘半农等多名新诗人谱过曲。而他与刘半农的情谊尤为深厚。早在1917年，刘半农应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之邀，赴京任教时，即与同在北大任教的赵元任同居一室。
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时，刘半农的双胞胎儿女出生，贫苦的生活雪上添霜，书籍、蜡烛乃至食品一一告罄，正是在这段穷愁岁月里，刘半农写下了《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满怀思乡深情的诗歌。在这首诗里，他第一次使用了自己创造的“她”字。这首诗后经赵元任谱曲，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刘半农之死对赵元任震动很大。后者生平不喜欢写应酬文字，但他却为刘半农的亡故写了一副别开生面的挽联：“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4.与鲁迅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金心异”（钱玄同）去绍兴会馆找他催稿的时候，《新青年》已经在上述“双簧”引发的论战后，声名日渐兴隆，旧文学和文言文的势力开始步入衰微。而刘半农无疑是助推这场新文化运动获得决定胜利的一员猛将。
1918年旧历除夕，刘半农是在绍兴会馆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共同度过的，在此后的两年里直到赴欧洲留学前，他造访鲁迅寓所三十次，书信往还十余封，后来刘半农来到英国，尽管连写作业用的笔纸和蜡烛都要省着用，他还是给鲁迅寄了一张明信片，表示思念之情。
后因种种误会，二人逐渐疏远。但刘半农去世后，鲁迅曾两度撰文纪念他。一篇为《忆刘半农君》，一篇为《趋时和复古》。文章中不乏对刘半农的赞扬之词：
“......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
......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而刘半农曾为鲁迅写过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被公认为是对鲁迅准确的评价。”
5.与徐志摩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0日，刘半农邀请好友数人到郑颖孙家，其中包括曾同在伦敦待过的徐志摩。
高朋满座，谈笑风生之际，徐志摩接到电话，尔后笑意盈盈地说：“我明早六点南飞。明晚此时，当与小曼共饭也。”同座中，刘半农年龄最大，又喜开玩笑，听徐志摩说坐飞机，便打趣道：“飞空之戏，君自好之，我则不敢尝。”徐志摩回应到：“危险在所难免，我自甘之。我苟飞死，君当为我作挽联。”刘半农笑答诺。
宴席散去，刘半农与徐志摩握手道别时，徐志摩还依然笑着叮嘱：“一事费神：我若死，毋忘作挽聯。”然而，两文人好友之间的玩笑之词，竟成谶语。19日，由南京到北平载着徐志摩的“济南号”，在济南党家庄遇大雾失事。
刘半农悲痛不已，按约送去一副挽联，曰：
一夕清淡成永诀，万山浓雾葬诗魂。
6.与李大钊
刘半农与李大钊既是同事又是好友，即使在李大钊牺牲多年后刘半农忆及仍悲愤不已。
他曾对家人说：“记得大钊先生就义的前一年，我去看望他，当谈到八一三惨案时，先生痛斥了军阀段祺瑞对爱国学生的血腥镇压，并用拳头击着书桌愤愤的说：‘惨无人道！简直是惨无人道！’可他对自己被军警殴伤面部与双手却只字不提！”
1933年，李大钊生前友好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活动，刘半农与钱玄同等人联名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募款书。他率先捐助营葬费二十元，并撰写了《故国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还为李大钊及夫人题写碑文。
前段时间民国朋友圈炒得如火如荼，徐志摩、鲁迅纷纷在榜，但若论起民国谁的朋友圈真真“高大上”，必数刘半农，因其博学多才，在诸多方面建树不断，可谓串起了半个民国文艺界。在文学圈，他和鲁迅、徐志摩曾为挚友；在音乐圈，他和赵元任一起留学，归国，一人作词，一人谱曲，留下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教育界，他深得陈独秀、蔡元培赏识，后更担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
（选自《人民艺术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