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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仔、流水线、工装服……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无数人为自己的青春寻找方向的时候，深圳都是一个终点。也因为这座城市，很多人的命运被深刻地影响和改变。
对很多“80后”和“90后”来说，他们的青春和梦想，都和深圳这座南方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年复一年地积淀在这座城市里关于梦想、成功、失败的故事，已成为中国“工厂青春”中无法忽略的章节。许多人在这里收获了想要的成功，同样有许多人最终黯然离开。
深圳，这座南方之城，对于很多“90后”来说，已成为他们事实上的“故乡”。 每年暑假，很多“90后”会来到这里，和常年分别的父母团聚，或者打一份短期暑假工，提前开始体验生活的滋味。这里，有他们的父母，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未来……
在这座充满了各种传说的南方之城里，谁的青春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一个成功的青春段落，将给别人什么不一样的启示。
本期高中版推出大型独家报道，走近这座城市里的“80后”、“90后”，随着他们的脚迹，带你走进一个属于青春的隐秘世界……
从华岗村到青岛
华岗村是培根的家乡，豫东平原上黄泛区的一个贫穷村庄。一条废黄河从村头流过，没有厂矿，没有企业，种植大面积的棉花、小麦或者大豆、高梁。距离镇上两里路，距离县城40里路。
村里人大多是做建筑工人的，生产队的时候就组建了建筑队，包揽了村子周围所有的上梁架屋的伙计，有瓦工队，有相应的木工队，还有配套的小工队。慢慢地有村里的年轻人带队进城搞建筑了，去北京、上海、南京、青岛、郑州、江浙……队伍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
14岁那年的暑假，培根跟着大哥一起进了城，来到了青岛的建筑工地。工地上的工友大多是同村或者亲戚，看培根年纪尚幼，都很照顾他。派工的时候给他挑最轻松的活，比如筛沙的时候，给他用小铲，推沙的时候，少给他加两铲；打菜的时候给他多加两勺，谁买了小吃都会想到他……这样反而给他一种错觉：打工比呆在学校有意思多了。
从青岛回来之后，培根拥有了一笔自己挣来的钱，有着些许的骄傲。在学校里培根开始怀想外面的世界，在挣扎着受了半年煎熬后，就决定追随建筑队伍去城市里。大哥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爱护，反而让他有辍学的念头，懊悔不已。
在培根临出发前，大哥认真地告诉他：“既然决定走这条路就必须做好吃苦的准备”。
培根坚定地点了点头，跟在大哥后面坐上了从商丘开往青岛的绿皮火车。
在青岛的几年，啥样的工种都干了，砌砖、贴瓦、浇灌混凝土、制壳子、刮腻子……刚开始年龄小只能做小工，推沙、和灰、筛沙等，后来慢慢的接触砌墙、贴瓷砖、贴瓷瓦等。
后来，干建筑活的人渐渐地少了，更多的人选择去珠三角或者长三角进厂，因为在流水线上费力的活没有那么多，工作有时间概念，有节假日，还可以接触更多的男孩女孩。
到深圳去
越来越多的人都涌向了珠三角，培根有个表姐在深圳富士康做工，那年过春节回来，走亲戚的时候，说富士康会招很多人，并且是经常招人。培根想去试一试，因为建筑工的活确实太累了，他想换一个环境看看。
培根就这样来到了深圳。
其实进富士康没有想象中容易，那时候是定时招人，并且要排队的，周围有很多人吆喝500块包进厂。培根只有排队等，因为不会花那个冤枉钱去走旁门左道。
表姐是熟工，很快就进厂了，也顾不了他太多。那时候深圳查暂住证比较厉害，只有身份证还不行，办暂住证需要有工作证明，没有工作就不可能有暂住证。每到晚上培根就只能往山上躲，提着脏兮兮的小包，打流的一样东躲西藏。
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深圳很多，每一个工业区、每一家大型企业周围都是成群结队的待工者，他们白天排队等候，晚上流离失所，舍不得吃饱，更不会住旅馆。他们卑微地奔走在辛酸的路上，品味着生活的艰辛和别人不屑的眼神，出来混口饭吃实在是难。
出门在外，一般往家里是报喜不报忧，即使有天大的困难都会一个人扛着。培根在深圳往山上躲的时候，三哥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知道了他的处境，就汇钱给他，要他照顾好身体。经历过近两个月的煎熬，培根终于进厂了，在深圳龙岗的比亚迪。
在比亚迪的车间里，一群同样年龄的年轻人，有着年轻的快乐，一起泡吧，一起K歌，一起去野炊，一起去逛超市，一起去看海……每半个月轮换上白班还是夜班，想着法子去应付主管，也无奈地加班，因为没有加班就不会有高的工资。
三哥来了深圳会来厂里看他，节假日的时候，培根也会坐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跟着三哥到深圳大一些的景点或者热闹的街道逛逛，有了亲情，生活就丰富多彩了。深圳已是遥远的回忆。
来深圳第四年的春节，培根回到了华岗村，迎娶他已订婚五年的未婚妻。本打算结过婚后带着媳妇再回到工厂干几年。但是孩子的到来，逼迫他退守华岗村，毕竟在村里，他还有一亩三分地。
自打从深圳比亚迪出来之后，培根就有些不适应，感觉周围一下子清净了很多。没有了机器的轰鸣，没有了厂门口热闹的排挡，没有了齐刷刷蓝色的工衣进厂门或者出厂门，没有了点名报到，没有了刷卡……
中间，培根辗转过一些地方。今年春节后才从宁波来到郑州，在二哥的工地上继续做建筑。这里离家近，两小时就能回去。现在，培根与工地上那些建筑工不同，会按时刷牙漱口，天天冲凉洗澡。
在外的这些年，每年自己的生日，培根无论如何是要给娘打个电话的。生日，是娘的受难日。今年生日，三哥晚上从深圳打来了电话，三哥总会记着他的生日。 培根喜欢跟三哥聊天，三哥是读书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有见地。三哥多次跟他说过要练就一门技能，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靠其吃饭。在深圳的时候，培根钻研过注塑机，出厂之后就荒废了，拿起铲刀，重新举重若轻了。
其实对于在城市里的未来，培根是不敢想的。他明白，虽置身于现代城市中，自己并没有真正融入其中，在城市的这些年里，他几乎没有进过肯德基，没有尝过麦当劳的味道，更没有进过需要买票才能进去的景点、电影院以及音乐会。
从在深圳开始，他其实就已明白，在外面，即使他们的汗水和心血热了一方土地，但情感和希望却在故乡。深圳，这一个他青春时寻梦的中转站，已和他逝去的青春一样，成为了遥远的回忆。
“福永街舞团”的成员都是在深圳打工的草根“80后”、“90后”，来自五湖四海，因为热爱，在深圳万福厂场上聚到一起，2011年走上春晚舞台，并获得观众最喜爱的节目歌舞类—等奖。
这是一群追逐梦想的青春舞者，他们有活力、奔放、不受束缚，刷新了人们对“劳务工”的印象。跳舞是他们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是内心坚守的—份爱好。他们会笑着讲述生活的艰苦，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辛酸，他们那份坦然与从容让人羡慕和敬佩。
他们穿着嘻哈风格的衣服，耳朵塞着耳塞，与深圳的孩子一样潮。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深圳，他们靠着自己的坚守和辛勤付出，梦想成真。 “我是塑料工”、“我是螺丝工”、“我是洗车工”、“我是电子工”、“我是建筑工”……响亮的自我介绍，伴随着动感的街舞，在2011年春节文艺晚会上，他们让全国观众记住了福永民工街舞团。这些“80后”、“90后”的帅小伙，在春晚舞台上，以《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街舞，技惊四座，轰动全场。
他们是新时代的劳务工，从事建筑工、卖奶茶、洗车工等职业，他们用四年时间诠释了青春和激情。小伙子们大多数都是从广东河源、阳江、茂名等地来深圳的，还有一些来自江西、湖南和贵州，他们大都只上到了高中或者中专，有些甚至没有毕业。
街舞让他们“挤”到一起“受罪”
来到深圳的时候，他们都还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深圳是座移民城市，不会看不起我们。”“这里繁华，能挣钱。”当初他们选择深圳的理由就这样朴实简单。
周生财和劳永海2002年从广西艺术学校毕业后就到福永杂技团当演员。他们在泡网Ⅱ巴的时候，偶尔看到了一段街舞视频，就下载了下来，业余时间到附近一家跆拳道馆去练习，馆里的教练郑键锋和他俩年纪相当，共同话题多，被他们所练的街舞吸引，于是也加入了进来。
街舞将三个年轻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2006年，三人一起进了一家工厂，练舞是他们工作时间之外的主题，下班以后在宿舍、楼道上练习，周末就去万福广场上练习。渐渐地，他们发现，在工厂上班，时间太死板了，工厂的工作性质不方便他们练舞，2007年10月，三人辞去了工厂的工作，一起进了一家公司，周生财做监控员，其他两人做保安员。没事了他们就在大堂里练街舞，保安队长认为这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秩序，经常阳止他们。
2007年，他们在参加一次舞蹈大赛获奖之后，决定组建街舞团。郑键锋认为，一个团队应该住在一起，练起舞来才能心灵相通，就自己出钱租了一间房子。不久又有四位练街舞的兄弟投奔他们而来，不足20平米的房间住进了7个人，晚上挤在一起打地铺，睡觉时连转身都要招呼身边的哥们儿配合。他们那时候的状况是，7个人中只有周生财和郑键锋两个人有工作，其他哥们的收入就是教人跳舞。 练舞的时候，没有训练场地，他们就随便找一块稍微平坦的地方；没有钱请专业老师，他们就在网上下载韩国、香港的教学视频一点点地模仿。
“大家是同一个团队的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们没有生活来源，我们俩就得担着。”周生财说，他和郑键锋两人，因为练舞不能加班，每月只能拿750元的底薪，加起来1500元就是这个团队的全部生活来源，除去房租电费，剩下的1000元就是7个人的全部生活费用。
生活用品里，除了牙刷牙膏，其他如沐浴露、香皂等都不敢买，每天只敢吃白饭，肉和莱是不敢想的，最好时用酱油拌一下就算改善生活。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们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后来，钱花得差不多了，米也买不起了，就只能吃馒头，并且一天只能吃两个，这对正长身体的小伙子来说，无疑是种折磨。
为了街舞重新去工作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靠街舞赚钱的梦想慢慢地褪去了颜色。他们开始的理想就是以街舞作为职业，可是却收不到多少学生，光靠视频学来的专业技巧不够、知名度不够、教学经验不够，都成为街舞团前进的绊脚石。
期间队长周生财和劳永海还离队去了韩国，在游轮上靠表演杂技挣钱。
收不到学生就意味着“断粮”，面对严重的生存危机和老团员的离开，郑键锋站了出来：“这样不行，我们得找别的工作先解决吃饭问题。”于是大家又分别出去打工，卖奶茶、倒卖手机、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洗车、做装修、发传单……
在春晚舞台上大声回答“卖奶茶”的、第一个从队伍里冲出来跳舞的，就是23岁的河源小伙子曾春泉。个头不高的他是这个队伍中最灵活的一个，也是最健谈的一个。他高中毕业后来深圳打工，爸爸做小生意，妹妹是河源的高考状元，现在在中山大学读书。
他与街舞结缘很偶然，2006年，在深圳打工期间上网接触到了当时流行的街舞。“街舞跳起来太帅了，有活力。”曾春泉看着视频自己忍不住学了起来。2007年底，曾春泉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郑健峰一伙人，从此加入了街舞团。
郑键锋跟着大伯他们在台山老乡的装修队里打散工，经常在各种办公厂房搞装修。当时他满脑子都是街舞，在工地工作当中，贴砖头、瓷砖的时候，甚至拎着水桶、拿着铁铲拌水泥沙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他笑着说：“原来街舞的动作也蛮适合表现装修的!这样我工作起来就没那么枯燥。”
后来登上春晚舞台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最初的灵感就来自郑键锋的这段经历。
街舞让他们成为名人
那时小伙子们不知道，他们在万福广场和福永文体中心天台上挥汗如雨的时候，有几道目光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们。
早在2007年的那次舞蹈大赛中，小伙子们的出色表现就引起了福永街道文体中心文艺专干老师的注意。2008年，文体中心策划了一场主题晚会，街舞团当时表演的是《民工也疯狂》，用原创街舞的形式表现建筑工地的火热施工场景，非常有生活气息，让人们着实眼前一亮。
宝安区文联舞蹈家协会随后也注意到了这个作品，专家们认为《民工也疯狂》虽然质朴、粗糙，却贵在形式创新，完全可以因势利导。于是，区委宣传部要求区文化部门将这个节目进行重点打造，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随后区舞协、本土音乐家对舞蹈的提高进行研究，决定在街舞基础上加入适当的杂技、现代舞元素，音乐用经典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改编，把时尚与主旋律结合，找到“小团队、小投入、小制作、夺大奖”的突破口。
经过多次打磨后的作品改名为《快乐的建筑工》，在“第五届深圳舞蹈大赛——创意舞比赛”上一举获得金奖。这支来自基层的业余街舞队从此逐渐走向了更大的专业舞台。他们；E2009年第五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上击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舞蹈演员，一举获得群文组金奖。
得到市、区、街道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街舞团增添了底气。2009年开始，他们不仅在文体中心有了免费的住处和专业指导，还多了许多演出机会。有了专业练舞厅，再也不用在水泥地上挫得伤痕累累了，他们的宿舍里有独立卫生间，空调、热水器、洗衣机一应俱全，住宿和水电都是免费的。
舞蹈继续，生活继续
《咱们工人有力量》获得了成功，深圳市对街舞团进行了表彰。“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忘记之前取得的荣誉，我们仍要努力前行。”当晚街舞团也开了一次小会，周生财一开头发言这样说， “春晚的舞台让我们获得荣誉，我们要清楚自己，不能自满。”
街舞团的队员们有个心愿，很想每周抽出些时间，下到福永的工厂里，开设公益性的街舞培训班，再以福永为中心，慢慢辐射周边。他们认为，街舞团一步步的成长，得到了这片热土上无数人的关注和帮助，他们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回报社会。
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成功，既然这一天 来了，这一天也就成为过去。这是队员们的共识，对他们来说，保持原来的心情，在深圳这座城市里继续生活，继续舞蹈，就是一种幸福。
他是“80后”，来自河南，只有初中毕业文凭。从小他跟着舅舅学国画，对美术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把一生都献给美术事业，但家里人反对。因为初中毕业后未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做美术生，孙文正便背井离乡来广东打工，这年他18岁。到现在，他已经在东莞、深圳等地辗转生活了11年。
在深圳宝安偏北一个名叫石岩的地方，工厂遍地。一到下班时间，成千上万穿着不同厂服的打工者，从不同的工厂门口出来，像洪水般倾泻到大大小小的街道，融入点缀在工厂周围的宿舍、出租房或者各种档次的大排档。 他们统一着装，统一方向，统一疲惫，让你很难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真正不同的是他们怀揣着的不同的梦想。
到深圳打工的“文艺青年”
在洪水般的人群里，或许没有谁会去关注或者在意一个高高瘦瘦、年轻腼腆叫做孙文正的打工仔。
行走在路上的他和普通的打工者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完这段必经的路，回到宿舍，你就能看出不同的他。同事们在劳累了一天之后，抽烟、喝饮料、睡觉、煲电话粥、玩游戏，他却是看书，还大多是关于艺术收藏、关于尼采，与他的生活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不看书的时候，他或者是窝在屋子里，用自己买来的画具涂鸦，看累了画累了，就躺在床上发呆。
在每周仅有的一天休息时间里，孙文正从不和同龄人去逛街、上网、谈恋爱，而是把这难得的可以出门的机会，全部有计划、有选择地去深圳的艺术区、美术馆、画展上转悠。先是熟悉环境，转熟了，就和艺术区的艺术家们聊上几句。
来到深圳，由于没有高等教育背景，也没有一技之长，孙文正只能在工厂做普工。辍学、背井离乡、机械重复的工作，并没有磨灭他对美术的爱好，学习美术反而成为他生活的一种寄托。他认为艺术是靠灵性的，职业、学历并不是成才的障碍，只要付出，可以慢慢积累。
工作之余，孙文正开始自己摸索油画的创作，没有去拜师学艺，没有去任何机构培训学习，买来颜料和笔自学。凭着国画的一点底子，他自信地开始涂鸦，全凭想象作画，一步步摸索的过程让他慢慢也能画出一些像模像样的作品。他还画出了自己的心得：“画画跟自己的心情有关，当心情压抑时，画出的人像表情也会是阴郁的。”
艺术和生活休戚相关，根据自己的打工经历，孙文正的画作内容很多是表现“80后”打工生活题材的，他觉得现在不少“80后”身上有一些陋习，比如挥霍、迷茫等。他也曾经迷茫过，打工几年，对人生开始感到茫然，是安安分分地打工拿着稳定的工资，还是寻找自己喜欢的事业，坚持走自己的路?后者固然更有吸引力，但是，那需要付出经济和时间的代价，而且代价很大。
2003年，孙文正到深圳布吉的著名油画村大芬村转_悠，通过和那里的一些艺术家交谈，他坚定了自己的梦想。 “向日葵凋谢的瞬间却在凡·高笔下进发出永不败落的力量感，我活着也该有这样的劲头。”从此，他将时间加倍地放在了研究和学习美术上，决定改变自己做打工仔的命运。他希望能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出“80后”内心的希冀，引发他们对人生的思考。
收藏者中的打工仔
孙文正对收藏产生兴趣，是从小学三年级时开始的。那时见到了老师收藏的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印象特别深刻，于是他也学着开始收藏一些早年的邮票、书信和语录。收藏的价值不在物品，而在于挖掘了他对于收藏的兴趣，他从不在意别人的质疑。
他刚来广东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东莞的一家工厂做普工，月薪800元，没事的时候就跑去广州看邮票展览，用毛笔临摹邮票上的图画。那时候，他开始阅读《书画收藏》等有相关的书籍。
后来到深圳一家印刷厂上班，在厂里做事的时候，每次看到用来包裹产品的报纸上有关于书画收藏的东西就会捡来看，有自己喜欢的，就剪下来，用心地贴在笔记本上。很多知识，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捡来”的。随着收藏知识的增长，他开始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收藏品味和艺术修养，把收藏目标更多定在名家作品上。
一千多元的工资，要收藏名家画作，让人觉得有点儿匪夷所思。而他，自参加工作以来，11年的工资，七八成都用在了收藏艺术作品上。为了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更多的钱来购买自己看上的名画，他曾经连续三年没有回过老家。
有些画家实在看不过孙文正的这种消费方式，就劝他说： “小孙啊，你可以先打好经济基础再谈收藏。”虽然他也认同，但还是一如既往地扎进艺术圈品画赏画淘画，对他来说，感受艺术氛围就能带来莫大的快乐。
因为经常去看画展，去艺术区转悠，慢慢和艺术家们交上了朋友，艺术家们见他真诚，也被他为梦想的坚持而感动，常常会给予他优惠或者送作品给他。他说这些藏品，都是艺术家们对他的恩惠，是绝对不会出售的。
现在，孙文正的藏品越来越丰厚。真正收藏到的名家画作，陈少平的《少女》算是一个。2004年文博会，孙文正在陈少平学生水彩画展上，第一眼看到陈少平的《少女》，就被画作的魅力吸引住，水墨与水彩结合，大笔写意，东方神秘色彩与西方印象派融合的气质，让他迷恋。文博会上这幅画卖价实在太高，让他望尘莫及，不过，通过这次展览，他与陈少平的学生结成了好友，经过两年时间的交往与商谈，终于在2006年以他能承受的价格如愿以偿买到了《少女》。
“收藏”自己的未来
也许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深圳普通打工仔的生活。身边确实有很多人不理解他，倾其所有来玩这种一掷千金的收藏游戏，大家都觉得他玩不起，觉得他有点疯，他却不以为然。
他的这种痴狂，渐渐为艺术圈人赏识，很多人开始关注他，为他的这种对艺术的钟情与专一而感动。2009年，一些支持他的艺术家为他举办了一个收藏绘画作品展，希望他的事迹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可以激励更多像他一样心怀梦想的人，看到希望，找到生活的乐趣，发掘人生的意义。
孙文正的收藏画展吸引了不少观众，画展展出的时候，他还在车间的工作岗位上一如既往地工作。
在深圳打工数年，孙文正在金钱上依然一贫如洗，他富有的是三四十张多年来收藏的艺术作品。提起这些宝贝，他一脸满足，透过他的满足，能看出他内心的丰盈。
他依然走在自己决心要走的路上，用行动诠释着一句话：“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关于未来，他想用画作来表达“80后”打工者这个群体，并且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人接受和欣赏。
在深圳的某职校，曹系系和其他的保安没有什么两样。每天从校门口进出，基本上都能看到他们站在门口或者急匆匆地从保安亭里跑出来，敬礼、目送。无论是正门岗还是侧门岗，他们穿着制服，面孔是古铜色，有点儿发黑，一丝不苟地检查来访者的证件。
学校里的保安，大多我都认识，曹系系是他们中最为本分的一个，每次送发报纸到办公室的时候，我都会尽量要他坐一会儿。接触多了，才发现这也是一个有梦的“90 后”。
《课堂内外》高中版：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怎样?
曹系系：我是今年3月份才来到这家保安公司的，主要是负责学校的安全和保卫工作。工作时间是每天8小时，分为早、中、晚三个班次，每周轮换一次。公司包吃住，月薪是1500元。
《课堂内外》高中版：从事保安工作之前，你做过些什么工作，待遇怎么样?
曹系系：来深圳之前，我在东莞的一家电器公司做销售工作，底薪加提成，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达到7000元，再之前刚从学校毕业，在佛山的一家电器公司做维修工，也是8小时工作制，加班另算，月薪在2800元以上。
《课堂内外》高中版：对比起来，你目前的工资待遇算是最低的了，为什么还来做保安呢?
曹系系：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工作有规律，让家里人放心；二是除了8小时的工作时间外，我可以通过网络做兼职销售工作。学校的环境好，有图书馆可以借阅很多书籍，宿舍有网线，可以上网，我有准备笔记本电脑，帮朋友的电器超市做一做销售，通过网络我就可以做到兼职，这是做其他工种不具备的条件。保安队里都是年轻人，气氛也比较好，不像厂里或者企业那样人际关系复杂。
《课堂内外》高中版：你做兼职主要销售什么，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
曹系系：我是帮朋友在网上销售电饭锅、电磁炉之类的家电。对于收入，这个说不准，很多时候是看运气，因为代售的电器不是知名品牌，没有好的广告效应，只能靠价钱来赢得市场。还有能接触网络的低收入阶层离生活似乎又比较远，目前还没有做到真正的稳定。
《课堂内外》高中版：发现你所从事的职业都是围绕着电器哦!为什么对电器这行情有独钟呢?
曹系系：其实这不是巧合，我在中专学校里学习的是计算机电工方面的专业，对于电器的原理和构成有一定的学习和钻研读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中游，不拔尖也不落后。从学前班、小学、初中，再到中专一路走来都是这样，本来考取了普高，还是遵照家长的意愿去读了中专，这样早点儿出来工作帮衬家里也好。
我不是很聪明，但是我做事还算踏实，有股子钻劲。读职业技术学校我是想通过学习和工作之后从营销、流通等方面来了解电器市场的运营。我中专毕业的时候就想自己创业，依托桂林市的大型企业，做材料加工，通过家庭作坊起步，慢慢地扩大规模。形成自己的特色，树立自己的品牌，力争毕业十年内创建自己的公司。
《课堂内外》高中版：那你有具体的创业计划或者说步骤吗?
曹系系：我大致是计划分三步来实现自己的创业目标：第一步是深入企业一线，了解产品的生产程序，尽可能地掌握某一方面的技术；第二步是了解企业的整套程序，了解产品的市场流通环节，同时为创业积累资金；第三步是做好创业的前期准备，包括资金、人员、场地、设备等等，同时解决加工产品所需的原料入口和成品出口，争取政策支持。
《课堂内外》离中版：在目前情况下，你认为自己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曹系系：感觉还是学习的时间少了，真正自己办企业需要操心的事情很多，方方面面都需要懂。这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补课，目前的工作尽管有很多时间，有时候自己还是自控能力不强，很多时间在碌碌无为中过去了，需要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计划来还有就是资金积累的速度太慢，感觉攒下的钱远远不够创业所需。
《课堂内外》高中版：说说你的女朋友吧!
曾系系：女朋友是我读中专时候的同学，和我是同一个镇上的，读书的时候互相照顾。她人挺好的。
《课堂内外》高中版：有没有将你的创业打算跟女朋友说起过，她持什么样的态度?
曹系系：有说起过，她很支持我。男孩子是应该有事业心的，能全身心投入，没有人会不支持的。我们都是为了将来的生活更好一些，不再像目前这样，漂泊在外，无依无靠。她知道我不是那种花言巧语的男孩子。只要有一个目标，我们一起朝目标奔。我们之间心灵相通，平时也只是通过QQ聊天，聊聊生活，相互鼓劲。
《课堂内外》高中版：祝愿你早日创业成功!
曹系系：谢谢。
“二十多年荒唐的历史进程中，我茫然无助，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时代的剧烈动荡中，仅靠一种情感模模糊糊地支撑自己：写作的光荣。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加缪的这段话被李晃放置在博客最为显著的位置。我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同样道出了李晃20多年漂泊、闯荡、追求的心声。在这里，以诗歌的笔调来回顾一个漂泊诗人的荣光和辛酸，让我们以梦为马。
湘西少年的“诗人梦”
湘西南的隆回县，是中国近代史上放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乡。那里有着浓郁的诗歌氛围，有全国“诗歌之乡”的美誉，从隆回先后走出了多位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李晃就出生在这里。
李晃的童年是艰难的。6岁那年，母亲去世，过早失去母爱的李晃从小就承受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负重：他上山砍柴，下地跟着父亲干活……进入初中，爱好绘画、音乐的李晃开始喜欢上文学。家境贫寒无钱买书，他便想办法向别人借。有一天，李晃借到一套收录隆回诗人作品的《辰河诗丛》，连夜捧读，如饥似渴。读着与自己生长在同一片热土的诗人的作品，李晃感觉无比亲切和温暖。渐渐地，李晃不服输的劲头也被这些作品激发出来。他想：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他们能写，我为什么就不能写?这样的诗，我也写得出来!
李晃喜欢阅读，满村子找书读。他读书往往过于入神，经常忘记做饭的时间，也经常在放牛时跑了牛，让牛糟蹋了人家的庄稼，为此他没有少遭父亲的痛骂，也多次换来父亲的棍棒。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打消李晃从小对诗歌的热爱。“我一定要做一个诗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磨炼，李晃在心底升腾起一个属于自己的诗人梦想。
16岁第一次逃离深圳
因为家境贫寒，李晃初中毕业后，父亲就再也无力送李晃继续上学。整日在家里晃荡也不是办法，在父亲的叹息声中，16岁的他背起了简单的行囊，和村里人一起踏上了南下广东的打工之路。
李晃和村里人在广州白云区的一家碎石场找到一份拉石头的工作。10月的广州，天气蒸笼般闷热，烈日下他猫着腰使出吃奶的力气，抱着100多斤重的大石头放进翻斗车内，然后又弓着瘦削的身子将石头拉到粉碎机内去碾碎。因体力不支，有几次他差点被石块砸伤了腿，手臂手腕因长期被石头摩擦，更是伤痕累累，破皮出血已是家常便饭了。每天从工地下来，李晃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肌肉酸胀，关节疼痛，而且在繁重工作的背后，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这使他不止一次地在心里感叹：“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李晃一个人私自离开了他辛苦工作了一个月的碎石场，当然一分工钱都没有敢跟工头要，尽管是身无分文，他决定，即使走路也要走回去。初中地理成绩优异的他，有着很好的方向感。他知道家在北方，就一直向北走，从黄埔沿着铁轨走到了广州城里，走到人来人往的广州火车 站，可是身无分文的他没有办法进到站里去。毕竟广州距离湖南隆回有一千多里的路途，怎么个回法啊?这一下可难煞了李晃，他在火车站前广场踟蹰，这样一直在这里徘徊也不是办法，于是就怯生生的去请教别人：“身上没钱，怎么样可以回到家啊!”经热心人指点，可以到广州北站爬那些拉煤的货车。
于是他继续沿着铁路走，来到了广州北站。在夜色中，乘人不备，他爬上了一辆满载煤块的列车。不幸的是，第二天早上，列车驶到韶关一个名叫坪石的小站后，坐在煤堆上数了一夜星星、天亮起来伸展懒腰、准备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李晃被铁路警察发现了，瘦弱的李晃被警察给拽了下来，一阵拳打脚踢。一夜没有吃任何食物的李晃，怀揣满肚子的委屈，继续沿着铁路向北走。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直到走过省界隧道，进了郴州境内，李晃盯着出现的省界界碑热泪盈眶。饥寒交迫的他顾不得太多，捡拾着地上那些旅客从车厢丢弃出来的烂橘子充饥，有机会就狂饮自来水，走起路来肚子里晃荡晃荡声声作响的都是水的声音。
幸运的是，小站上有客车停靠。李晃壮着胆子挤了上去，上车之后，乘务员例行查票，李晃说，钱包被扒手扒去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查票员看他只是一个孩子，就放了他一马。列车只能将他带至衡阳。到了衡阳后，李晃知道，在衡阳要下车，不然就会将他带到长沙去了，那样离家就更远了。
他轻飘飘地走出火车站，从衡阳到邵阳还有几百里的路啊!在汽车站找到去邵阳的班车，上了车就缩在车子最后面，查票的时候跟售票员说好话，跟司机求爷爷告奶奶，终究没有被赶下来，到了邵阳东站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了——毕竟回来了，看着即将落下去的邵阳的夕阳，李晃泪流满面。
两天多的路程，除了累就是饿，过了邵阳的资江大桥，在陈家坊，看到路边菜地里长有萝卜，他顾不了那么多了，偷偷地拔了一蔸，用袖口擦去泥巴，大口大口地咀嚼起来，那是他一生当中吃到过的最甘甜的萝卜。在天黑之前，他搭乘一辆农用三轮车，在夜幕中，李晃敲响了家里的那扇房门。尽管是破落的院落，昏黄的灯光笼罩下，它是李晃心目中最温暖的地方。
重返深圳：在都市放牧诗歌的灵魂
从碎石场回到家之后，李晃在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碎石场那样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在家闲逛打流一样也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决定还是要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精彩同样体会一下外面的无奈。
1989年，李晃再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这次是去深圳一个叫福永的镇上，那里有他的一位同学在厂里做工。20多年后，李晃对第一次到深圳的情形还是记忆犹新：那时候，在来深圳的汽车上被“卖猪仔”卖到了东莞的樟木头，从樟木头一个人步行到了黄江，搭了个小货车到了松岗，辗转到福永。到了之后李晃才发现，现实是残酷的，进厂对男孩子来说太难了，没钱去住宿，又怕查暂住证，就只有往山上去躲睡，或者“潜伏”到福永码头附近的芭蕉林，那时候的蚊子是极其的嚣张，恶狠狠地欺负着像李晃这样初来乍到的务工者。
老是晃荡也不是办法，李晃告别了深圳，前往广州看看是否能找到事做。李晃沿着人民北路往南走，在高架桥下徘徊不前，这时候正好有一位中年人，询问他： “小伙子，你是不是找工作啊?我那边正好开了个小加工，你愿不愿意去试一试啊?”无疑，这是“雪中送炭”啊!于是，李晃在海珠区的广州电机厂的一家阳台上的车床旁，开始打磨人生。“一个月100块钱，有吃有住，好高兴啊!一下子稳定了下来。”有工做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那时候小打小闹的加工并没有稳定的保障，雇主给李晃介绍一些新的工作，于是李晃兼职帮别人看店，再后来到了五金厂，做小工、杂工，认识了一些工地上的朋友。
再后来，李晃在广州黄埔的开发区，加入了一个建筑队。在建筑队做工加夜班是常有的事，比如打混凝土一干便是一个通宵。劳动是辛苦的，但是李晃却一直在劳作中寻找着它的价值。白天忙碌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晚上休息躺在地铺上，他无时不在构想着自己心中的诗歌。在基建队的工棚里，除了地铺，连简单的桌椅也没有，每天有空的时候，他只能趴在草铺上读书和写诗。一次，他因写诗写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晚了，领班气得撕了他的文稿，对他吼道：“写!写个屁!下次再这样，老子就叫你滚回家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李晃还做过酒楼楼什、卖虾仔、酒店行李生、物业保安……
这些经历对李晃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现实有时并不像诗歌那样美好，但是他能理解，美好的生活中有诗歌，同样苦难也是诗歌不朽的源泉。他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他把生活的艰难看成是人生宝贵财富的一部分，他心中的诗人梦并未因生活的艰难和无奈而放弃，反而愈加强烈了。
李晃用微薄的工资买书、稿纸和邮票，尽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寻书读书。每天晚上，工友们都进入了鼾声如雷的睡梦之中，他却还在为自己的诗歌而忙碌着，他把辛劳写进诗里，把痛楚写进诗里，把汗水浸湿眼睛的酸涩写进诗里，诗歌成了他生活中对梦想唯一的倾诉。
1990年7月，李晃的第一首诗《腊月》在《农村青年》杂志发表，接着，李晃的第一首打工诗——《建筑工人之歌》在《深圳诗人》报发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用心灵深处的呐喊铸成的诗歌，开始频频出现在全国的大报大刊。1994年7月，李晃出任《深圳诗人》主编，1995年3月，破格加入深圳市作家协会，1998年他出版了诗集《绝唱》。
走到哪里诗歌就写到哪里
虽然李晃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1999年4月，李晃入职《住宅与房地产》杂志社，任主编、记者，这是他喜欢的工作，生活有了规律，可以拿出大把的时间来创作，于是开始散文、评论等文体的尝试。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和总编的办刊意见不一致，他愤然离职。
重新回到找工作的起点，他发现自己是年少轻狂、意气用事了。工作并不好找，捧着简历到处碰运气，人才市场里人来人往，用人单位挑三拣四，一次又一次找工作的经历让他特能体会被拒绝和被冷落的感觉。简历投出后的热切盼望，没有任何回音如石沉大海之后的焦躁，从渴望到厌倦，再到失望，他想着离开这个狗日的鬼地方。内心的挣扎和煎熬，失望与苦痛，彷徨和无奈，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深深地体会。
一家物业公司招聘物业主管，李晃幸运入围了，经过面试之后，他光鲜上班了。在企业里面，他看到的是不同于工地和车间的境况，辛勤工作的、迎合拍马的、见风使舵的、欺上瞒下的、尔虞我诈的，林林总总一副众生相，其实他心里还是想从事写写划划的文字工作。好在是出差的机会多了，他也就有机会到处去走走，比如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江南，到黄河边，到海南、厦门……当然他走到哪里，他的诗歌也就写到了哪里。
这几年间他写下了《乘一片雪花回家》《厦门二题》《夜宿南昌》《又见江南》《井冈翠竹》等名篇。
流浪诗人的“完美生活”
2010年7月，李晃再次失业了。他是想稍作驻足，来整 理自己的思绪，按部就班参加诗友的聚会，心态尽量的平和、平稳。朦胧派著名诗人、评论家徐敬亚曾在《告别历史》一书的扉页，给李晃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李晃，请原谅现实!”
机会在不经意中降临，2010年9月经朋友推荐，李晃在一所有点儿名气的职校谋得了校园记者和校刊编辑的职位，这是他理想的生活。
现在，他一天的工作是这样：7：30从住处步行至校园，在学生下操之前赶到饭堂吃完早餐：8：0。前进入办公室，查看一天有什么新闻活动安排，有哪些新闻要写，有什么活动要拍照存档：邀来文学社的孩子指导指导活动的策划，写写校园的新闻，整理刊物的稿件，关注关注诗歌，调侃调侃生活。周末如果有空他就到书店泡上一天半天。
2011年是李晃又一种生活的开始，他是这样总结和展望的：
因为工作，也因为心境变化之大，看世界的眼光有变。一切不足道之，但仍然要感谢所有的朋友，感谢家人!你们的鼓励与鞭策是我前进的动力，固不甘落后，且在潮头傲视群雄(其中有英雄，也不乏狗熊)，唯有脚踏实地、平静而又淡定地活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强求，不在意，不虚夸，不漂浮，不虚假，生活第一，工作第一，诗歌是精神的月亮，而物质是生活的太阳。不要因为诗歌让自己慌乱无措。
深圳：不需要告别的“故乡”
萧兰。20岁。10年前跟随爸妈从湖南来到深圳，在深圳读了小学、初中和中专，现供职于深圳一家网络公司，带着百般滋味准备着告别深圳。
如果没有经历过苦难，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肌肤触摸过岩壁的锋利和土地的粗粝，我们凭什么确知自己的存在呢?
——萧兰的QQ签名
不上班的周末傍晚，萧兰有很多惬意的事情做。跟弟弟踩着自行车去西乡码头看落日洒在海面上的壮阔；去图书馆借还几本中意的小说；去新安影剧院看看新上映的电影：带着弟弟去新湖路上探访即将运行的地铁站；去沃尔玛买些零食；去宝安游泳馆畅游一番；去市民广场上放放风筝：或者去网上和远在北京的韩晶狂侃一番；抑或去豆瓣或者空间溜达溜达……
这天吃完晚饭，萧兰正准备出门，爸爸带着商量的语气说：“明年我们回长沙怎么样?”
萧兰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噙在口中的水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咳嗽了一阵才稳定了下来。问道：“全家都回吗?”
“是的。你姑父在长沙的公司想要我过去打理，我已经征求了你妈妈的意见。”父亲说。
“你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的年龄越来越大，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妈妈在一旁补充道。
之后是沉默，爸爸转身回了房间。萧兰在客厅里坐了下来，陷入了沉思。在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活时间，刚好占去了她目前生命中二分之一的长度，她不知道如何抉择。
萧兰，很多次在梦中想着回到家乡去，那里的蓝天碧水，那里的梯田，那里的竹林，那里的丘陵都有层次地在脑海里浮现。是应该要回去了，如果故乡远去，渐渐地浓缩成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记忆，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是故乡，隐藏在长沙的星沙镇上。
一条通往镇上的小路，残枝败叶带着一些不知名的小果子零落成泥，印满凌乱的脚印，蹄印，车辙印。那时候上山，放牛，打水，赶集等都得走这条泥泞的路，天放晴了，泥泞的路就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坑洼。萧兰的爸爸就是沿着这条小路走向了深圳。
爸爸经常来信，说起在深圳的情况。他说深圳的公园有多大多大，水果有好多好多。孩提时的萧兰，背着爸爸寄来的印有卡通美少女图案的书包，在外公的带领下，到镇上取爸爸邮寄来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儿，她开始想象那个叫深圳的地方，一定是童话世界般五彩缤纷的模样。
孩提时代的萧兰，跟在妈妈身后沿着田埂去打水，插秧、割草、打禾。一天，爷爷告诉萧兰，爸爸要接她去深圳读书了。这个消息在她同班的小伙伴中传开了，孩子们拿出了大把的时间，唧唧喳喳讨论深圳这座陌生的城市，他们把所学过的形容词都拿来了，用在那座遥远的城市之上，又不知道合不合适。萧兰有着莫名的担心，想起那里有爸爸还有妈妈，她打心底里高兴。
在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小伙伴们依依挥手之后，萧兰坐上了高铺的大巴前往深圳。很长很长的路途，很多很多的时间，一直趴在车窗旁的萧兰，久久不肯躺下入睡，她生怕错过了什么。车窗外的树、稻田、小河、楼房…--都拖着长长的尾巴后退了，萧兰不停地张望着掠过的风景，她知道自己离那座叫深圳的城市越来越近。
来到深圳，萧兰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奇，她肆无忌惮地在铺满地砖和水泥的路上跑着跳着，她再也不需担心鞋子会陷进泥泞之中。她看到的不再是低矮的砖瓦砌成的房屋，而是钢筋混凝土筑就的高楼大厦；她再也看不到独木桥或陈旧的石桥，到处是现代化的人行天桥、立交桥和高架桥；她看到世界的景观被浓缩到了这里，炫目的、多彩的世界，在一个小姑娘的眼里是那么的新奇和神秘。
爸爸帮萧兰联系好了学校，离家最近的一所小学。由于户籍关系，要想就读于公办的优质学校，就得付高额的借读费，不然只能到民办的学校来，这是一种无可奈何。萧兰当时不知道这些，能背着漂亮的书包，结识那么多的新同学，她很是高兴。学校里的同学多是尾随父母而来，他们的父母在深圳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有在工厂做工的，有在菜市场开店的，有在街头摆摊的，有在企业做主管的……但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没有深圳户口，都只能读民办小学。
在学校里，放学的时候，大多是有家长接的，他们有的用轿车，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是老人步行来接，有的没有人接，孩子依然在愉快中成长。孩子们在老师的教导下，抛开自己的方言，交流着藏在内心深处的童年，用自己的眼睛和手中的笔来描绘深圳的天空。
一个户口限制了太多人。小学升初中申报学位，外地户口的孩子是很难申请到的，他们在同样的无可奈何之下，选择民办初中。初升高是考验家长和孩子的一个拐点，要么是孩子留在深圳读职业学校，要么就是回户口所在地读高中参加高考。而深圳对于他们是有区别的，他们的父母作为特区建设者，贡献了青春和汗水，因为户籍关系，他们却不能在这里选择优质的学位，不能在这里接受均衡的教育。
萧兰慢慢地感觉到，其实深圳并不是很欢迎外来者的，它还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外来者的进入。
初中毕业之后，萧兰选报了职业学校，这样也好，早一点出来工作，也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再说读职业学校还有国家的补助。
韩晶去了北京，她是萧兰最好的朋友。韩晶不止一次说过，要到北京去，并且要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她喜欢北京的厚重和浓郁的人文气息。在毕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韩晶努力地张开了翅膀，靠近自己的梦想。
萧兰也曾经挣扎过，是不是也该换一个环境，踏实地工作，辛苦的攒钱，让爸妈生活得更好一些。
萧兰和韩晶有着同样的际遇。她们都是跟随爸妈从内地来到深圳，都是在内地出生，来到深圳后都是在民办的小学、初中读书，她们有着共同的爱好，都喜欢读书，就读于同一所职业学校，对深圳都有说不出的情感。
萧兰是在新生报到的时候在校园里偶遇韩晶的。她们 都是自己一个人前来报到的，萧兰在学姐的带领下办理着各种程序，抱着新发的书本和军训服装下楼的时候，和急匆匆上楼的韩晶撞了个满怀，书撒落了一地，韩晶客气地道歉，并一直帮萧兰送到教室，萧兰被韩晶的礼貌和热情打动了。
她们约好一起踩着自行车上学放学，萧兰家住中心区，韩晶家住边庄路口。出校门后，沿着公园路的大树荫下一直走，在裕安路，拐过宝民路后，她们在这里分头走，萧兰上天桥过国道，韩晶沿宝民路直走，她们约好时间，每天如此。职校二年级的时候，萧兰的自行车被盗了，有一段时间都是韩晶载她上学放学。
她们一起加入学校文学社，她们从不乱花钱，她们不和张扬的同学一起玩。
三年级的时候，都有实习任务。学财会的韩晶被安排在了商场，学计算机的萧兰则进了一家网络公司。韩晶实习的时候就说要去北京，她不喜欢深圳，不喜欢这座城市的浮躁和冷漠。
萧兰参加工作一年之后，韩晶从北京回到深圳，带着满足和欣慰。韩晶在一家培训机构接接受学历培训，会定期去学习表演，会去大学区感受校园青春，会去胡同里抚摸历史的刻痕。萧兰也畅想过，离开父母的庇护，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生活。
对萧兰来说，深圳已是她的故乡，而原本是她的故乡的长沙，却是一处陌生的别人的城市。
长沙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这或许是萧兰从小学到深圳以来最大的一次跨越，也是她人生第一次一个人远行。从深圳坐动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南站坐高铁到长沙，她回到了陌生的故乡，她只是想先来看一看全家即将抵达的这座城市。
从巨型火炬标志的长沙火车站出来，漫步在五一大道上，再到南阳街口、坡子街、黄兴步行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一直走到江边，还有这座城市里的臭豆腐、火宫殿、口味虾、超女快男、芒果台、岳麓山……
萧兰悄然来到长沙，尽管她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这座城市里的哪一个角落安身，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哪一栋楼房里立命，也不知道在这座别名星城的城市里，自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绽放或者默默无闻地收场。
对长沙的这次造访，让萧兰安心了不少，这是她一个人的秘密。
回到深圳后，她依然按时上班下班，友好地和同事点头打招呼，尽力将工作做到最好。只是，她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深圳告别——或许，对这座有极大包容度的南方城市来说，真的不需要刻意地告别……
在路上：为手我梦想的青春鼓掌
华想
在深圳这座城市的107国道两边，每天都有很多青春的面孔从长途大巴上下来，或者提着大大的包袱登上大巴而去，这是深圳生活的一部分，多少年都不曾改变。我特意注意过那些年轻人的神色和表情。来的人眼里，流露出的是抑制不住的向往、期待、欣喜和跃跃欲试；离开的人的脸上，则是挥之不去的失望、厌倦、忧郁和闷闷不乐。
那些刚来深圳的年轻人大多是这样的：同乡几人相伴或者孤身一人，手里握着一个电话号码，在电话的指引下乘车、转车、下车，就这样融入了深圳的大街小巷，融入了深圳的厂区、工地、码头……
然后，他们换一身行装就汇入了上下班拥挤的人流。在这座城市里，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种：流水线工、建筑工、地铁工、快递员、送水工、保安员……
他们和他们的青春，成为这座城市的运转和发展不可缺少但是却常常被忽略的符号。
而那些每天都在离开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有离开的理由。在这座城市里，他们留下了自己的青春，最后却不知能带走什么。
我很想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的酸甜苦辣，想听听他们的诉说，他们的故事。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无奈、他们的阳光奈、他们的朴实奈、他们的愿望奈。说起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的打算，他们有的直摇头奈、有的眼舍泪水奈、有的闪烁其词奈、有的欲说还休奈、有的振振有辞。他们的辛苦奈、他们的心酸奈、他们的抱负奈、他们的梦想，早已超越了语言可以表达的极限。
他们学历低，迫于家境的困窘或者其他原因，大多是初中、中专学历；他们怀揣着梦想，随着拥挤的人群来到了这座城市，蜗居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或者城市与城市之间徘徊，寻找着自己的未来。
他们中有的已经小有名气，有的还在默默孵化自己的梦想，更多的人则是怀着一种坚韧，忙碌重复着每天大同小异的生活。难得有一点空的时候，他们也会在白天和夜晚，仰望并不蔚蓝的天空。情之所至的时候，他们的双眼噙满眼泪。
本次采访选取的这组人物，包括了“70后”、“80后”、“90后”，他们是生活在我周围的人，是我的亲人或者朋友，是中国千千万万在城市谋生和寻梦的打工者的缩影和写照。
对于青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对于梦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设计。不管他们仅仅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还是为了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座城市”，至少，我们都该为每一个有梦想并且为之付出行动和努力的人鼓掌，哪怕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对很多“80后”和“90后”来说，他们的青春和梦想，都和深圳这座南方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年复一年地积淀在这座城市里关于梦想、成功、失败的故事，已成为中国“工厂青春”中无法忽略的章节。许多人在这里收获了想要的成功，同样有许多人最终黯然离开。
深圳，这座南方之城，对于很多“90后”来说，已成为他们事实上的“故乡”。 每年暑假，很多“90后”会来到这里，和常年分别的父母团聚，或者打一份短期暑假工，提前开始体验生活的滋味。这里，有他们的父母，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未来……
在这座充满了各种传说的南方之城里，谁的青春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一个成功的青春段落，将给别人什么不一样的启示。
本期高中版推出大型独家报道，走近这座城市里的“80后”、“90后”，随着他们的脚迹，带你走进一个属于青春的隐秘世界……
从华岗村到青岛
华岗村是培根的家乡，豫东平原上黄泛区的一个贫穷村庄。一条废黄河从村头流过，没有厂矿，没有企业，种植大面积的棉花、小麦或者大豆、高梁。距离镇上两里路，距离县城40里路。
村里人大多是做建筑工人的，生产队的时候就组建了建筑队，包揽了村子周围所有的上梁架屋的伙计，有瓦工队，有相应的木工队，还有配套的小工队。慢慢地有村里的年轻人带队进城搞建筑了，去北京、上海、南京、青岛、郑州、江浙……队伍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
14岁那年的暑假，培根跟着大哥一起进了城，来到了青岛的建筑工地。工地上的工友大多是同村或者亲戚，看培根年纪尚幼，都很照顾他。派工的时候给他挑最轻松的活，比如筛沙的时候，给他用小铲，推沙的时候，少给他加两铲；打菜的时候给他多加两勺，谁买了小吃都会想到他……这样反而给他一种错觉：打工比呆在学校有意思多了。
从青岛回来之后，培根拥有了一笔自己挣来的钱，有着些许的骄傲。在学校里培根开始怀想外面的世界，在挣扎着受了半年煎熬后，就决定追随建筑队伍去城市里。大哥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爱护，反而让他有辍学的念头，懊悔不已。
在培根临出发前，大哥认真地告诉他：“既然决定走这条路就必须做好吃苦的准备”。
培根坚定地点了点头，跟在大哥后面坐上了从商丘开往青岛的绿皮火车。
在青岛的几年，啥样的工种都干了，砌砖、贴瓦、浇灌混凝土、制壳子、刮腻子……刚开始年龄小只能做小工，推沙、和灰、筛沙等，后来慢慢的接触砌墙、贴瓷砖、贴瓷瓦等。
后来，干建筑活的人渐渐地少了，更多的人选择去珠三角或者长三角进厂，因为在流水线上费力的活没有那么多，工作有时间概念，有节假日，还可以接触更多的男孩女孩。
到深圳去
越来越多的人都涌向了珠三角，培根有个表姐在深圳富士康做工，那年过春节回来，走亲戚的时候，说富士康会招很多人，并且是经常招人。培根想去试一试，因为建筑工的活确实太累了，他想换一个环境看看。
培根就这样来到了深圳。
其实进富士康没有想象中容易，那时候是定时招人，并且要排队的，周围有很多人吆喝500块包进厂。培根只有排队等，因为不会花那个冤枉钱去走旁门左道。
表姐是熟工，很快就进厂了，也顾不了他太多。那时候深圳查暂住证比较厉害，只有身份证还不行，办暂住证需要有工作证明，没有工作就不可能有暂住证。每到晚上培根就只能往山上躲，提着脏兮兮的小包，打流的一样东躲西藏。
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深圳很多，每一个工业区、每一家大型企业周围都是成群结队的待工者，他们白天排队等候，晚上流离失所，舍不得吃饱，更不会住旅馆。他们卑微地奔走在辛酸的路上，品味着生活的艰辛和别人不屑的眼神，出来混口饭吃实在是难。
出门在外，一般往家里是报喜不报忧，即使有天大的困难都会一个人扛着。培根在深圳往山上躲的时候，三哥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知道了他的处境，就汇钱给他，要他照顾好身体。经历过近两个月的煎熬，培根终于进厂了，在深圳龙岗的比亚迪。
在比亚迪的车间里，一群同样年龄的年轻人，有着年轻的快乐，一起泡吧，一起K歌，一起去野炊，一起去逛超市，一起去看海……每半个月轮换上白班还是夜班，想着法子去应付主管，也无奈地加班，因为没有加班就不会有高的工资。
三哥来了深圳会来厂里看他，节假日的时候，培根也会坐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跟着三哥到深圳大一些的景点或者热闹的街道逛逛，有了亲情，生活就丰富多彩了。深圳已是遥远的回忆。
来深圳第四年的春节，培根回到了华岗村，迎娶他已订婚五年的未婚妻。本打算结过婚后带着媳妇再回到工厂干几年。但是孩子的到来，逼迫他退守华岗村，毕竟在村里，他还有一亩三分地。
自打从深圳比亚迪出来之后，培根就有些不适应，感觉周围一下子清净了很多。没有了机器的轰鸣，没有了厂门口热闹的排挡，没有了齐刷刷蓝色的工衣进厂门或者出厂门，没有了点名报到，没有了刷卡……
中间，培根辗转过一些地方。今年春节后才从宁波来到郑州，在二哥的工地上继续做建筑。这里离家近，两小时就能回去。现在，培根与工地上那些建筑工不同，会按时刷牙漱口，天天冲凉洗澡。
在外的这些年，每年自己的生日，培根无论如何是要给娘打个电话的。生日，是娘的受难日。今年生日，三哥晚上从深圳打来了电话，三哥总会记着他的生日。 培根喜欢跟三哥聊天，三哥是读书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有见地。三哥多次跟他说过要练就一门技能，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靠其吃饭。在深圳的时候，培根钻研过注塑机，出厂之后就荒废了，拿起铲刀，重新举重若轻了。
其实对于在城市里的未来，培根是不敢想的。他明白，虽置身于现代城市中，自己并没有真正融入其中，在城市的这些年里，他几乎没有进过肯德基，没有尝过麦当劳的味道，更没有进过需要买票才能进去的景点、电影院以及音乐会。
从在深圳开始，他其实就已明白，在外面，即使他们的汗水和心血热了一方土地，但情感和希望却在故乡。深圳，这一个他青春时寻梦的中转站，已和他逝去的青春一样，成为了遥远的回忆。
“福永街舞团”的成员都是在深圳打工的草根“80后”、“90后”，来自五湖四海，因为热爱，在深圳万福厂场上聚到一起，2011年走上春晚舞台，并获得观众最喜爱的节目歌舞类—等奖。
这是一群追逐梦想的青春舞者，他们有活力、奔放、不受束缚，刷新了人们对“劳务工”的印象。跳舞是他们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是内心坚守的—份爱好。他们会笑着讲述生活的艰苦，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辛酸，他们那份坦然与从容让人羡慕和敬佩。
他们穿着嘻哈风格的衣服，耳朵塞着耳塞，与深圳的孩子一样潮。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深圳，他们靠着自己的坚守和辛勤付出，梦想成真。 “我是塑料工”、“我是螺丝工”、“我是洗车工”、“我是电子工”、“我是建筑工”……响亮的自我介绍，伴随着动感的街舞，在2011年春节文艺晚会上，他们让全国观众记住了福永民工街舞团。这些“80后”、“90后”的帅小伙，在春晚舞台上，以《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街舞，技惊四座，轰动全场。
他们是新时代的劳务工，从事建筑工、卖奶茶、洗车工等职业，他们用四年时间诠释了青春和激情。小伙子们大多数都是从广东河源、阳江、茂名等地来深圳的，还有一些来自江西、湖南和贵州，他们大都只上到了高中或者中专，有些甚至没有毕业。
街舞让他们“挤”到一起“受罪”
来到深圳的时候，他们都还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深圳是座移民城市，不会看不起我们。”“这里繁华，能挣钱。”当初他们选择深圳的理由就这样朴实简单。
周生财和劳永海2002年从广西艺术学校毕业后就到福永杂技团当演员。他们在泡网Ⅱ巴的时候，偶尔看到了一段街舞视频，就下载了下来，业余时间到附近一家跆拳道馆去练习，馆里的教练郑键锋和他俩年纪相当，共同话题多，被他们所练的街舞吸引，于是也加入了进来。
街舞将三个年轻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2006年，三人一起进了一家工厂，练舞是他们工作时间之外的主题，下班以后在宿舍、楼道上练习，周末就去万福广场上练习。渐渐地，他们发现，在工厂上班，时间太死板了，工厂的工作性质不方便他们练舞，2007年10月，三人辞去了工厂的工作，一起进了一家公司，周生财做监控员，其他两人做保安员。没事了他们就在大堂里练街舞，保安队长认为这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秩序，经常阳止他们。
2007年，他们在参加一次舞蹈大赛获奖之后，决定组建街舞团。郑键锋认为，一个团队应该住在一起，练起舞来才能心灵相通，就自己出钱租了一间房子。不久又有四位练街舞的兄弟投奔他们而来，不足20平米的房间住进了7个人，晚上挤在一起打地铺，睡觉时连转身都要招呼身边的哥们儿配合。他们那时候的状况是，7个人中只有周生财和郑键锋两个人有工作，其他哥们的收入就是教人跳舞。 练舞的时候，没有训练场地，他们就随便找一块稍微平坦的地方；没有钱请专业老师，他们就在网上下载韩国、香港的教学视频一点点地模仿。
“大家是同一个团队的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们没有生活来源，我们俩就得担着。”周生财说，他和郑键锋两人，因为练舞不能加班，每月只能拿750元的底薪，加起来1500元就是这个团队的全部生活来源，除去房租电费，剩下的1000元就是7个人的全部生活费用。
生活用品里，除了牙刷牙膏，其他如沐浴露、香皂等都不敢买，每天只敢吃白饭，肉和莱是不敢想的，最好时用酱油拌一下就算改善生活。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们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后来，钱花得差不多了，米也买不起了，就只能吃馒头，并且一天只能吃两个，这对正长身体的小伙子来说，无疑是种折磨。
为了街舞重新去工作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靠街舞赚钱的梦想慢慢地褪去了颜色。他们开始的理想就是以街舞作为职业，可是却收不到多少学生，光靠视频学来的专业技巧不够、知名度不够、教学经验不够，都成为街舞团前进的绊脚石。
期间队长周生财和劳永海还离队去了韩国，在游轮上靠表演杂技挣钱。
收不到学生就意味着“断粮”，面对严重的生存危机和老团员的离开，郑键锋站了出来：“这样不行，我们得找别的工作先解决吃饭问题。”于是大家又分别出去打工，卖奶茶、倒卖手机、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洗车、做装修、发传单……
在春晚舞台上大声回答“卖奶茶”的、第一个从队伍里冲出来跳舞的，就是23岁的河源小伙子曾春泉。个头不高的他是这个队伍中最灵活的一个，也是最健谈的一个。他高中毕业后来深圳打工，爸爸做小生意，妹妹是河源的高考状元，现在在中山大学读书。
他与街舞结缘很偶然，2006年，在深圳打工期间上网接触到了当时流行的街舞。“街舞跳起来太帅了，有活力。”曾春泉看着视频自己忍不住学了起来。2007年底，曾春泉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郑健峰一伙人，从此加入了街舞团。
郑键锋跟着大伯他们在台山老乡的装修队里打散工，经常在各种办公厂房搞装修。当时他满脑子都是街舞，在工地工作当中，贴砖头、瓷砖的时候，甚至拎着水桶、拿着铁铲拌水泥沙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他笑着说：“原来街舞的动作也蛮适合表现装修的!这样我工作起来就没那么枯燥。”
后来登上春晚舞台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最初的灵感就来自郑键锋的这段经历。
街舞让他们成为名人
那时小伙子们不知道，他们在万福广场和福永文体中心天台上挥汗如雨的时候，有几道目光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们。
早在2007年的那次舞蹈大赛中，小伙子们的出色表现就引起了福永街道文体中心文艺专干老师的注意。2008年，文体中心策划了一场主题晚会，街舞团当时表演的是《民工也疯狂》，用原创街舞的形式表现建筑工地的火热施工场景，非常有生活气息，让人们着实眼前一亮。
宝安区文联舞蹈家协会随后也注意到了这个作品，专家们认为《民工也疯狂》虽然质朴、粗糙，却贵在形式创新，完全可以因势利导。于是，区委宣传部要求区文化部门将这个节目进行重点打造，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随后区舞协、本土音乐家对舞蹈的提高进行研究，决定在街舞基础上加入适当的杂技、现代舞元素，音乐用经典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改编，把时尚与主旋律结合，找到“小团队、小投入、小制作、夺大奖”的突破口。
经过多次打磨后的作品改名为《快乐的建筑工》，在“第五届深圳舞蹈大赛——创意舞比赛”上一举获得金奖。这支来自基层的业余街舞队从此逐渐走向了更大的专业舞台。他们；E2009年第五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上击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舞蹈演员，一举获得群文组金奖。
得到市、区、街道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街舞团增添了底气。2009年开始，他们不仅在文体中心有了免费的住处和专业指导，还多了许多演出机会。有了专业练舞厅，再也不用在水泥地上挫得伤痕累累了，他们的宿舍里有独立卫生间，空调、热水器、洗衣机一应俱全，住宿和水电都是免费的。
舞蹈继续，生活继续
《咱们工人有力量》获得了成功，深圳市对街舞团进行了表彰。“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忘记之前取得的荣誉，我们仍要努力前行。”当晚街舞团也开了一次小会，周生财一开头发言这样说， “春晚的舞台让我们获得荣誉，我们要清楚自己，不能自满。”
街舞团的队员们有个心愿，很想每周抽出些时间，下到福永的工厂里，开设公益性的街舞培训班，再以福永为中心，慢慢辐射周边。他们认为，街舞团一步步的成长，得到了这片热土上无数人的关注和帮助，他们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回报社会。
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成功，既然这一天 来了，这一天也就成为过去。这是队员们的共识，对他们来说，保持原来的心情，在深圳这座城市里继续生活，继续舞蹈，就是一种幸福。
他是“80后”，来自河南，只有初中毕业文凭。从小他跟着舅舅学国画，对美术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把一生都献给美术事业，但家里人反对。因为初中毕业后未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做美术生，孙文正便背井离乡来广东打工，这年他18岁。到现在，他已经在东莞、深圳等地辗转生活了11年。
在深圳宝安偏北一个名叫石岩的地方，工厂遍地。一到下班时间，成千上万穿着不同厂服的打工者，从不同的工厂门口出来，像洪水般倾泻到大大小小的街道，融入点缀在工厂周围的宿舍、出租房或者各种档次的大排档。 他们统一着装，统一方向，统一疲惫，让你很难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真正不同的是他们怀揣着的不同的梦想。
到深圳打工的“文艺青年”
在洪水般的人群里，或许没有谁会去关注或者在意一个高高瘦瘦、年轻腼腆叫做孙文正的打工仔。
行走在路上的他和普通的打工者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完这段必经的路，回到宿舍，你就能看出不同的他。同事们在劳累了一天之后，抽烟、喝饮料、睡觉、煲电话粥、玩游戏，他却是看书，还大多是关于艺术收藏、关于尼采，与他的生活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不看书的时候，他或者是窝在屋子里，用自己买来的画具涂鸦，看累了画累了，就躺在床上发呆。
在每周仅有的一天休息时间里，孙文正从不和同龄人去逛街、上网、谈恋爱，而是把这难得的可以出门的机会，全部有计划、有选择地去深圳的艺术区、美术馆、画展上转悠。先是熟悉环境，转熟了，就和艺术区的艺术家们聊上几句。
来到深圳，由于没有高等教育背景，也没有一技之长，孙文正只能在工厂做普工。辍学、背井离乡、机械重复的工作，并没有磨灭他对美术的爱好，学习美术反而成为他生活的一种寄托。他认为艺术是靠灵性的，职业、学历并不是成才的障碍，只要付出，可以慢慢积累。
工作之余，孙文正开始自己摸索油画的创作，没有去拜师学艺，没有去任何机构培训学习，买来颜料和笔自学。凭着国画的一点底子，他自信地开始涂鸦，全凭想象作画，一步步摸索的过程让他慢慢也能画出一些像模像样的作品。他还画出了自己的心得：“画画跟自己的心情有关，当心情压抑时，画出的人像表情也会是阴郁的。”
艺术和生活休戚相关，根据自己的打工经历，孙文正的画作内容很多是表现“80后”打工生活题材的，他觉得现在不少“80后”身上有一些陋习，比如挥霍、迷茫等。他也曾经迷茫过，打工几年，对人生开始感到茫然，是安安分分地打工拿着稳定的工资，还是寻找自己喜欢的事业，坚持走自己的路?后者固然更有吸引力，但是，那需要付出经济和时间的代价，而且代价很大。
2003年，孙文正到深圳布吉的著名油画村大芬村转_悠，通过和那里的一些艺术家交谈，他坚定了自己的梦想。 “向日葵凋谢的瞬间却在凡·高笔下进发出永不败落的力量感，我活着也该有这样的劲头。”从此，他将时间加倍地放在了研究和学习美术上，决定改变自己做打工仔的命运。他希望能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出“80后”内心的希冀，引发他们对人生的思考。
收藏者中的打工仔
孙文正对收藏产生兴趣，是从小学三年级时开始的。那时见到了老师收藏的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印象特别深刻，于是他也学着开始收藏一些早年的邮票、书信和语录。收藏的价值不在物品，而在于挖掘了他对于收藏的兴趣，他从不在意别人的质疑。
他刚来广东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东莞的一家工厂做普工，月薪800元，没事的时候就跑去广州看邮票展览，用毛笔临摹邮票上的图画。那时候，他开始阅读《书画收藏》等有相关的书籍。
后来到深圳一家印刷厂上班，在厂里做事的时候，每次看到用来包裹产品的报纸上有关于书画收藏的东西就会捡来看，有自己喜欢的，就剪下来，用心地贴在笔记本上。很多知识，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捡来”的。随着收藏知识的增长，他开始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收藏品味和艺术修养，把收藏目标更多定在名家作品上。
一千多元的工资，要收藏名家画作，让人觉得有点儿匪夷所思。而他，自参加工作以来，11年的工资，七八成都用在了收藏艺术作品上。为了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更多的钱来购买自己看上的名画，他曾经连续三年没有回过老家。
有些画家实在看不过孙文正的这种消费方式，就劝他说： “小孙啊，你可以先打好经济基础再谈收藏。”虽然他也认同，但还是一如既往地扎进艺术圈品画赏画淘画，对他来说，感受艺术氛围就能带来莫大的快乐。
因为经常去看画展，去艺术区转悠，慢慢和艺术家们交上了朋友，艺术家们见他真诚，也被他为梦想的坚持而感动，常常会给予他优惠或者送作品给他。他说这些藏品，都是艺术家们对他的恩惠，是绝对不会出售的。
现在，孙文正的藏品越来越丰厚。真正收藏到的名家画作，陈少平的《少女》算是一个。2004年文博会，孙文正在陈少平学生水彩画展上，第一眼看到陈少平的《少女》，就被画作的魅力吸引住，水墨与水彩结合，大笔写意，东方神秘色彩与西方印象派融合的气质，让他迷恋。文博会上这幅画卖价实在太高，让他望尘莫及，不过，通过这次展览，他与陈少平的学生结成了好友，经过两年时间的交往与商谈，终于在2006年以他能承受的价格如愿以偿买到了《少女》。
“收藏”自己的未来
也许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深圳普通打工仔的生活。身边确实有很多人不理解他，倾其所有来玩这种一掷千金的收藏游戏，大家都觉得他玩不起，觉得他有点疯，他却不以为然。
他的这种痴狂，渐渐为艺术圈人赏识，很多人开始关注他，为他的这种对艺术的钟情与专一而感动。2009年，一些支持他的艺术家为他举办了一个收藏绘画作品展，希望他的事迹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可以激励更多像他一样心怀梦想的人，看到希望，找到生活的乐趣，发掘人生的意义。
孙文正的收藏画展吸引了不少观众，画展展出的时候，他还在车间的工作岗位上一如既往地工作。
在深圳打工数年，孙文正在金钱上依然一贫如洗，他富有的是三四十张多年来收藏的艺术作品。提起这些宝贝，他一脸满足，透过他的满足，能看出他内心的丰盈。
他依然走在自己决心要走的路上，用行动诠释着一句话：“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关于未来，他想用画作来表达“80后”打工者这个群体，并且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人接受和欣赏。
在深圳的某职校，曹系系和其他的保安没有什么两样。每天从校门口进出，基本上都能看到他们站在门口或者急匆匆地从保安亭里跑出来，敬礼、目送。无论是正门岗还是侧门岗，他们穿着制服，面孔是古铜色，有点儿发黑，一丝不苟地检查来访者的证件。
学校里的保安，大多我都认识，曹系系是他们中最为本分的一个，每次送发报纸到办公室的时候，我都会尽量要他坐一会儿。接触多了，才发现这也是一个有梦的“90 后”。
《课堂内外》高中版：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怎样?
曹系系：我是今年3月份才来到这家保安公司的，主要是负责学校的安全和保卫工作。工作时间是每天8小时，分为早、中、晚三个班次，每周轮换一次。公司包吃住，月薪是1500元。
《课堂内外》高中版：从事保安工作之前，你做过些什么工作，待遇怎么样?
曹系系：来深圳之前，我在东莞的一家电器公司做销售工作，底薪加提成，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达到7000元，再之前刚从学校毕业，在佛山的一家电器公司做维修工，也是8小时工作制，加班另算，月薪在2800元以上。
《课堂内外》高中版：对比起来，你目前的工资待遇算是最低的了，为什么还来做保安呢?
曹系系：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工作有规律，让家里人放心；二是除了8小时的工作时间外，我可以通过网络做兼职销售工作。学校的环境好，有图书馆可以借阅很多书籍，宿舍有网线，可以上网，我有准备笔记本电脑，帮朋友的电器超市做一做销售，通过网络我就可以做到兼职，这是做其他工种不具备的条件。保安队里都是年轻人，气氛也比较好，不像厂里或者企业那样人际关系复杂。
《课堂内外》高中版：你做兼职主要销售什么，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
曹系系：我是帮朋友在网上销售电饭锅、电磁炉之类的家电。对于收入，这个说不准，很多时候是看运气，因为代售的电器不是知名品牌，没有好的广告效应，只能靠价钱来赢得市场。还有能接触网络的低收入阶层离生活似乎又比较远，目前还没有做到真正的稳定。
《课堂内外》高中版：发现你所从事的职业都是围绕着电器哦!为什么对电器这行情有独钟呢?
曹系系：其实这不是巧合，我在中专学校里学习的是计算机电工方面的专业，对于电器的原理和构成有一定的学习和钻研读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中游，不拔尖也不落后。从学前班、小学、初中，再到中专一路走来都是这样，本来考取了普高，还是遵照家长的意愿去读了中专，这样早点儿出来工作帮衬家里也好。
我不是很聪明，但是我做事还算踏实，有股子钻劲。读职业技术学校我是想通过学习和工作之后从营销、流通等方面来了解电器市场的运营。我中专毕业的时候就想自己创业，依托桂林市的大型企业，做材料加工，通过家庭作坊起步，慢慢地扩大规模。形成自己的特色，树立自己的品牌，力争毕业十年内创建自己的公司。
《课堂内外》高中版：那你有具体的创业计划或者说步骤吗?
曹系系：我大致是计划分三步来实现自己的创业目标：第一步是深入企业一线，了解产品的生产程序，尽可能地掌握某一方面的技术；第二步是了解企业的整套程序，了解产品的市场流通环节，同时为创业积累资金；第三步是做好创业的前期准备，包括资金、人员、场地、设备等等，同时解决加工产品所需的原料入口和成品出口，争取政策支持。
《课堂内外》离中版：在目前情况下，你认为自己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曹系系：感觉还是学习的时间少了，真正自己办企业需要操心的事情很多，方方面面都需要懂。这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补课，目前的工作尽管有很多时间，有时候自己还是自控能力不强，很多时间在碌碌无为中过去了，需要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计划来还有就是资金积累的速度太慢，感觉攒下的钱远远不够创业所需。
《课堂内外》高中版：说说你的女朋友吧!
曾系系：女朋友是我读中专时候的同学，和我是同一个镇上的，读书的时候互相照顾。她人挺好的。
《课堂内外》高中版：有没有将你的创业打算跟女朋友说起过，她持什么样的态度?
曹系系：有说起过，她很支持我。男孩子是应该有事业心的，能全身心投入，没有人会不支持的。我们都是为了将来的生活更好一些，不再像目前这样，漂泊在外，无依无靠。她知道我不是那种花言巧语的男孩子。只要有一个目标，我们一起朝目标奔。我们之间心灵相通，平时也只是通过QQ聊天，聊聊生活，相互鼓劲。
《课堂内外》高中版：祝愿你早日创业成功!
曹系系：谢谢。
“二十多年荒唐的历史进程中，我茫然无助，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时代的剧烈动荡中，仅靠一种情感模模糊糊地支撑自己：写作的光荣。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加缪的这段话被李晃放置在博客最为显著的位置。我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同样道出了李晃20多年漂泊、闯荡、追求的心声。在这里，以诗歌的笔调来回顾一个漂泊诗人的荣光和辛酸，让我们以梦为马。
湘西少年的“诗人梦”
湘西南的隆回县，是中国近代史上放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乡。那里有着浓郁的诗歌氛围，有全国“诗歌之乡”的美誉，从隆回先后走出了多位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李晃就出生在这里。
李晃的童年是艰难的。6岁那年，母亲去世，过早失去母爱的李晃从小就承受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负重：他上山砍柴，下地跟着父亲干活……进入初中，爱好绘画、音乐的李晃开始喜欢上文学。家境贫寒无钱买书，他便想办法向别人借。有一天，李晃借到一套收录隆回诗人作品的《辰河诗丛》，连夜捧读，如饥似渴。读着与自己生长在同一片热土的诗人的作品，李晃感觉无比亲切和温暖。渐渐地，李晃不服输的劲头也被这些作品激发出来。他想：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他们能写，我为什么就不能写?这样的诗，我也写得出来!
李晃喜欢阅读，满村子找书读。他读书往往过于入神，经常忘记做饭的时间，也经常在放牛时跑了牛，让牛糟蹋了人家的庄稼，为此他没有少遭父亲的痛骂，也多次换来父亲的棍棒。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打消李晃从小对诗歌的热爱。“我一定要做一个诗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磨炼，李晃在心底升腾起一个属于自己的诗人梦想。
16岁第一次逃离深圳
因为家境贫寒，李晃初中毕业后，父亲就再也无力送李晃继续上学。整日在家里晃荡也不是办法，在父亲的叹息声中，16岁的他背起了简单的行囊，和村里人一起踏上了南下广东的打工之路。
李晃和村里人在广州白云区的一家碎石场找到一份拉石头的工作。10月的广州，天气蒸笼般闷热，烈日下他猫着腰使出吃奶的力气，抱着100多斤重的大石头放进翻斗车内，然后又弓着瘦削的身子将石头拉到粉碎机内去碾碎。因体力不支，有几次他差点被石块砸伤了腿，手臂手腕因长期被石头摩擦，更是伤痕累累，破皮出血已是家常便饭了。每天从工地下来，李晃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肌肉酸胀，关节疼痛，而且在繁重工作的背后，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这使他不止一次地在心里感叹：“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李晃一个人私自离开了他辛苦工作了一个月的碎石场，当然一分工钱都没有敢跟工头要，尽管是身无分文，他决定，即使走路也要走回去。初中地理成绩优异的他，有着很好的方向感。他知道家在北方，就一直向北走，从黄埔沿着铁轨走到了广州城里，走到人来人往的广州火车 站，可是身无分文的他没有办法进到站里去。毕竟广州距离湖南隆回有一千多里的路途，怎么个回法啊?这一下可难煞了李晃，他在火车站前广场踟蹰，这样一直在这里徘徊也不是办法，于是就怯生生的去请教别人：“身上没钱，怎么样可以回到家啊!”经热心人指点，可以到广州北站爬那些拉煤的货车。
于是他继续沿着铁路走，来到了广州北站。在夜色中，乘人不备，他爬上了一辆满载煤块的列车。不幸的是，第二天早上，列车驶到韶关一个名叫坪石的小站后，坐在煤堆上数了一夜星星、天亮起来伸展懒腰、准备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李晃被铁路警察发现了，瘦弱的李晃被警察给拽了下来，一阵拳打脚踢。一夜没有吃任何食物的李晃，怀揣满肚子的委屈，继续沿着铁路向北走。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直到走过省界隧道，进了郴州境内，李晃盯着出现的省界界碑热泪盈眶。饥寒交迫的他顾不得太多，捡拾着地上那些旅客从车厢丢弃出来的烂橘子充饥，有机会就狂饮自来水，走起路来肚子里晃荡晃荡声声作响的都是水的声音。
幸运的是，小站上有客车停靠。李晃壮着胆子挤了上去，上车之后，乘务员例行查票，李晃说，钱包被扒手扒去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查票员看他只是一个孩子，就放了他一马。列车只能将他带至衡阳。到了衡阳后，李晃知道，在衡阳要下车，不然就会将他带到长沙去了，那样离家就更远了。
他轻飘飘地走出火车站，从衡阳到邵阳还有几百里的路啊!在汽车站找到去邵阳的班车，上了车就缩在车子最后面，查票的时候跟售票员说好话，跟司机求爷爷告奶奶，终究没有被赶下来，到了邵阳东站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了——毕竟回来了，看着即将落下去的邵阳的夕阳，李晃泪流满面。
两天多的路程，除了累就是饿，过了邵阳的资江大桥，在陈家坊，看到路边菜地里长有萝卜，他顾不了那么多了，偷偷地拔了一蔸，用袖口擦去泥巴，大口大口地咀嚼起来，那是他一生当中吃到过的最甘甜的萝卜。在天黑之前，他搭乘一辆农用三轮车，在夜幕中，李晃敲响了家里的那扇房门。尽管是破落的院落，昏黄的灯光笼罩下，它是李晃心目中最温暖的地方。
重返深圳：在都市放牧诗歌的灵魂
从碎石场回到家之后，李晃在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碎石场那样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在家闲逛打流一样也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决定还是要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精彩同样体会一下外面的无奈。
1989年，李晃再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这次是去深圳一个叫福永的镇上，那里有他的一位同学在厂里做工。20多年后，李晃对第一次到深圳的情形还是记忆犹新：那时候，在来深圳的汽车上被“卖猪仔”卖到了东莞的樟木头，从樟木头一个人步行到了黄江，搭了个小货车到了松岗，辗转到福永。到了之后李晃才发现，现实是残酷的，进厂对男孩子来说太难了，没钱去住宿，又怕查暂住证，就只有往山上去躲睡，或者“潜伏”到福永码头附近的芭蕉林，那时候的蚊子是极其的嚣张，恶狠狠地欺负着像李晃这样初来乍到的务工者。
老是晃荡也不是办法，李晃告别了深圳，前往广州看看是否能找到事做。李晃沿着人民北路往南走，在高架桥下徘徊不前，这时候正好有一位中年人，询问他： “小伙子，你是不是找工作啊?我那边正好开了个小加工，你愿不愿意去试一试啊?”无疑，这是“雪中送炭”啊!于是，李晃在海珠区的广州电机厂的一家阳台上的车床旁，开始打磨人生。“一个月100块钱，有吃有住，好高兴啊!一下子稳定了下来。”有工做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那时候小打小闹的加工并没有稳定的保障，雇主给李晃介绍一些新的工作，于是李晃兼职帮别人看店，再后来到了五金厂，做小工、杂工，认识了一些工地上的朋友。
再后来，李晃在广州黄埔的开发区，加入了一个建筑队。在建筑队做工加夜班是常有的事，比如打混凝土一干便是一个通宵。劳动是辛苦的，但是李晃却一直在劳作中寻找着它的价值。白天忙碌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晚上休息躺在地铺上，他无时不在构想着自己心中的诗歌。在基建队的工棚里，除了地铺，连简单的桌椅也没有，每天有空的时候，他只能趴在草铺上读书和写诗。一次，他因写诗写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晚了，领班气得撕了他的文稿，对他吼道：“写!写个屁!下次再这样，老子就叫你滚回家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李晃还做过酒楼楼什、卖虾仔、酒店行李生、物业保安……
这些经历对李晃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现实有时并不像诗歌那样美好，但是他能理解，美好的生活中有诗歌，同样苦难也是诗歌不朽的源泉。他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他把生活的艰难看成是人生宝贵财富的一部分，他心中的诗人梦并未因生活的艰难和无奈而放弃，反而愈加强烈了。
李晃用微薄的工资买书、稿纸和邮票，尽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寻书读书。每天晚上，工友们都进入了鼾声如雷的睡梦之中，他却还在为自己的诗歌而忙碌着，他把辛劳写进诗里，把痛楚写进诗里，把汗水浸湿眼睛的酸涩写进诗里，诗歌成了他生活中对梦想唯一的倾诉。
1990年7月，李晃的第一首诗《腊月》在《农村青年》杂志发表，接着，李晃的第一首打工诗——《建筑工人之歌》在《深圳诗人》报发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用心灵深处的呐喊铸成的诗歌，开始频频出现在全国的大报大刊。1994年7月，李晃出任《深圳诗人》主编，1995年3月，破格加入深圳市作家协会，1998年他出版了诗集《绝唱》。
走到哪里诗歌就写到哪里
虽然李晃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1999年4月，李晃入职《住宅与房地产》杂志社，任主编、记者，这是他喜欢的工作，生活有了规律，可以拿出大把的时间来创作，于是开始散文、评论等文体的尝试。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和总编的办刊意见不一致，他愤然离职。
重新回到找工作的起点，他发现自己是年少轻狂、意气用事了。工作并不好找，捧着简历到处碰运气，人才市场里人来人往，用人单位挑三拣四，一次又一次找工作的经历让他特能体会被拒绝和被冷落的感觉。简历投出后的热切盼望，没有任何回音如石沉大海之后的焦躁，从渴望到厌倦，再到失望，他想着离开这个狗日的鬼地方。内心的挣扎和煎熬，失望与苦痛，彷徨和无奈，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深深地体会。
一家物业公司招聘物业主管，李晃幸运入围了，经过面试之后，他光鲜上班了。在企业里面，他看到的是不同于工地和车间的境况，辛勤工作的、迎合拍马的、见风使舵的、欺上瞒下的、尔虞我诈的，林林总总一副众生相，其实他心里还是想从事写写划划的文字工作。好在是出差的机会多了，他也就有机会到处去走走，比如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江南，到黄河边，到海南、厦门……当然他走到哪里，他的诗歌也就写到了哪里。
这几年间他写下了《乘一片雪花回家》《厦门二题》《夜宿南昌》《又见江南》《井冈翠竹》等名篇。
流浪诗人的“完美生活”
2010年7月，李晃再次失业了。他是想稍作驻足，来整 理自己的思绪，按部就班参加诗友的聚会，心态尽量的平和、平稳。朦胧派著名诗人、评论家徐敬亚曾在《告别历史》一书的扉页，给李晃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李晃，请原谅现实!”
机会在不经意中降临，2010年9月经朋友推荐，李晃在一所有点儿名气的职校谋得了校园记者和校刊编辑的职位，这是他理想的生活。
现在，他一天的工作是这样：7：30从住处步行至校园，在学生下操之前赶到饭堂吃完早餐：8：0。前进入办公室，查看一天有什么新闻活动安排，有哪些新闻要写，有什么活动要拍照存档：邀来文学社的孩子指导指导活动的策划，写写校园的新闻，整理刊物的稿件，关注关注诗歌，调侃调侃生活。周末如果有空他就到书店泡上一天半天。
2011年是李晃又一种生活的开始，他是这样总结和展望的：
因为工作，也因为心境变化之大，看世界的眼光有变。一切不足道之，但仍然要感谢所有的朋友，感谢家人!你们的鼓励与鞭策是我前进的动力，固不甘落后，且在潮头傲视群雄(其中有英雄，也不乏狗熊)，唯有脚踏实地、平静而又淡定地活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强求，不在意，不虚夸，不漂浮，不虚假，生活第一，工作第一，诗歌是精神的月亮，而物质是生活的太阳。不要因为诗歌让自己慌乱无措。
深圳：不需要告别的“故乡”
萧兰。20岁。10年前跟随爸妈从湖南来到深圳，在深圳读了小学、初中和中专，现供职于深圳一家网络公司，带着百般滋味准备着告别深圳。
如果没有经历过苦难，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肌肤触摸过岩壁的锋利和土地的粗粝，我们凭什么确知自己的存在呢?
——萧兰的QQ签名
不上班的周末傍晚，萧兰有很多惬意的事情做。跟弟弟踩着自行车去西乡码头看落日洒在海面上的壮阔；去图书馆借还几本中意的小说；去新安影剧院看看新上映的电影：带着弟弟去新湖路上探访即将运行的地铁站；去沃尔玛买些零食；去宝安游泳馆畅游一番；去市民广场上放放风筝：或者去网上和远在北京的韩晶狂侃一番；抑或去豆瓣或者空间溜达溜达……
这天吃完晚饭，萧兰正准备出门，爸爸带着商量的语气说：“明年我们回长沙怎么样?”
萧兰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噙在口中的水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咳嗽了一阵才稳定了下来。问道：“全家都回吗?”
“是的。你姑父在长沙的公司想要我过去打理，我已经征求了你妈妈的意见。”父亲说。
“你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的年龄越来越大，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妈妈在一旁补充道。
之后是沉默，爸爸转身回了房间。萧兰在客厅里坐了下来，陷入了沉思。在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活时间，刚好占去了她目前生命中二分之一的长度，她不知道如何抉择。
萧兰，很多次在梦中想着回到家乡去，那里的蓝天碧水，那里的梯田，那里的竹林，那里的丘陵都有层次地在脑海里浮现。是应该要回去了，如果故乡远去，渐渐地浓缩成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记忆，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是故乡，隐藏在长沙的星沙镇上。
一条通往镇上的小路，残枝败叶带着一些不知名的小果子零落成泥，印满凌乱的脚印，蹄印，车辙印。那时候上山，放牛，打水，赶集等都得走这条泥泞的路，天放晴了，泥泞的路就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坑洼。萧兰的爸爸就是沿着这条小路走向了深圳。
爸爸经常来信，说起在深圳的情况。他说深圳的公园有多大多大，水果有好多好多。孩提时的萧兰，背着爸爸寄来的印有卡通美少女图案的书包，在外公的带领下，到镇上取爸爸邮寄来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儿，她开始想象那个叫深圳的地方，一定是童话世界般五彩缤纷的模样。
孩提时代的萧兰，跟在妈妈身后沿着田埂去打水，插秧、割草、打禾。一天，爷爷告诉萧兰，爸爸要接她去深圳读书了。这个消息在她同班的小伙伴中传开了，孩子们拿出了大把的时间，唧唧喳喳讨论深圳这座陌生的城市，他们把所学过的形容词都拿来了，用在那座遥远的城市之上，又不知道合不合适。萧兰有着莫名的担心，想起那里有爸爸还有妈妈，她打心底里高兴。
在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小伙伴们依依挥手之后，萧兰坐上了高铺的大巴前往深圳。很长很长的路途，很多很多的时间，一直趴在车窗旁的萧兰，久久不肯躺下入睡，她生怕错过了什么。车窗外的树、稻田、小河、楼房…--都拖着长长的尾巴后退了，萧兰不停地张望着掠过的风景，她知道自己离那座叫深圳的城市越来越近。
来到深圳，萧兰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奇，她肆无忌惮地在铺满地砖和水泥的路上跑着跳着，她再也不需担心鞋子会陷进泥泞之中。她看到的不再是低矮的砖瓦砌成的房屋，而是钢筋混凝土筑就的高楼大厦；她再也看不到独木桥或陈旧的石桥，到处是现代化的人行天桥、立交桥和高架桥；她看到世界的景观被浓缩到了这里，炫目的、多彩的世界，在一个小姑娘的眼里是那么的新奇和神秘。
爸爸帮萧兰联系好了学校，离家最近的一所小学。由于户籍关系，要想就读于公办的优质学校，就得付高额的借读费，不然只能到民办的学校来，这是一种无可奈何。萧兰当时不知道这些，能背着漂亮的书包，结识那么多的新同学，她很是高兴。学校里的同学多是尾随父母而来，他们的父母在深圳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有在工厂做工的，有在菜市场开店的，有在街头摆摊的，有在企业做主管的……但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没有深圳户口，都只能读民办小学。
在学校里，放学的时候，大多是有家长接的，他们有的用轿车，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是老人步行来接，有的没有人接，孩子依然在愉快中成长。孩子们在老师的教导下，抛开自己的方言，交流着藏在内心深处的童年，用自己的眼睛和手中的笔来描绘深圳的天空。
一个户口限制了太多人。小学升初中申报学位，外地户口的孩子是很难申请到的，他们在同样的无可奈何之下，选择民办初中。初升高是考验家长和孩子的一个拐点，要么是孩子留在深圳读职业学校，要么就是回户口所在地读高中参加高考。而深圳对于他们是有区别的，他们的父母作为特区建设者，贡献了青春和汗水，因为户籍关系，他们却不能在这里选择优质的学位，不能在这里接受均衡的教育。
萧兰慢慢地感觉到，其实深圳并不是很欢迎外来者的，它还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外来者的进入。
初中毕业之后，萧兰选报了职业学校，这样也好，早一点出来工作，也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再说读职业学校还有国家的补助。
韩晶去了北京，她是萧兰最好的朋友。韩晶不止一次说过，要到北京去，并且要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她喜欢北京的厚重和浓郁的人文气息。在毕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韩晶努力地张开了翅膀，靠近自己的梦想。
萧兰也曾经挣扎过，是不是也该换一个环境，踏实地工作，辛苦的攒钱，让爸妈生活得更好一些。
萧兰和韩晶有着同样的际遇。她们都是跟随爸妈从内地来到深圳，都是在内地出生，来到深圳后都是在民办的小学、初中读书，她们有着共同的爱好，都喜欢读书，就读于同一所职业学校，对深圳都有说不出的情感。
萧兰是在新生报到的时候在校园里偶遇韩晶的。她们 都是自己一个人前来报到的，萧兰在学姐的带领下办理着各种程序，抱着新发的书本和军训服装下楼的时候，和急匆匆上楼的韩晶撞了个满怀，书撒落了一地，韩晶客气地道歉，并一直帮萧兰送到教室，萧兰被韩晶的礼貌和热情打动了。
她们约好一起踩着自行车上学放学，萧兰家住中心区，韩晶家住边庄路口。出校门后，沿着公园路的大树荫下一直走，在裕安路，拐过宝民路后，她们在这里分头走，萧兰上天桥过国道，韩晶沿宝民路直走，她们约好时间，每天如此。职校二年级的时候，萧兰的自行车被盗了，有一段时间都是韩晶载她上学放学。
她们一起加入学校文学社，她们从不乱花钱，她们不和张扬的同学一起玩。
三年级的时候，都有实习任务。学财会的韩晶被安排在了商场，学计算机的萧兰则进了一家网络公司。韩晶实习的时候就说要去北京，她不喜欢深圳，不喜欢这座城市的浮躁和冷漠。
萧兰参加工作一年之后，韩晶从北京回到深圳，带着满足和欣慰。韩晶在一家培训机构接接受学历培训，会定期去学习表演，会去大学区感受校园青春，会去胡同里抚摸历史的刻痕。萧兰也畅想过，离开父母的庇护，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生活。
对萧兰来说，深圳已是她的故乡，而原本是她的故乡的长沙，却是一处陌生的别人的城市。
长沙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这或许是萧兰从小学到深圳以来最大的一次跨越，也是她人生第一次一个人远行。从深圳坐动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南站坐高铁到长沙，她回到了陌生的故乡，她只是想先来看一看全家即将抵达的这座城市。
从巨型火炬标志的长沙火车站出来，漫步在五一大道上，再到南阳街口、坡子街、黄兴步行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一直走到江边，还有这座城市里的臭豆腐、火宫殿、口味虾、超女快男、芒果台、岳麓山……
萧兰悄然来到长沙，尽管她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这座城市里的哪一个角落安身，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哪一栋楼房里立命，也不知道在这座别名星城的城市里，自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绽放或者默默无闻地收场。
对长沙的这次造访，让萧兰安心了不少，这是她一个人的秘密。
回到深圳后，她依然按时上班下班，友好地和同事点头打招呼，尽力将工作做到最好。只是，她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深圳告别——或许，对这座有极大包容度的南方城市来说，真的不需要刻意地告别……
在路上：为手我梦想的青春鼓掌
华想
在深圳这座城市的107国道两边，每天都有很多青春的面孔从长途大巴上下来，或者提着大大的包袱登上大巴而去，这是深圳生活的一部分，多少年都不曾改变。我特意注意过那些年轻人的神色和表情。来的人眼里，流露出的是抑制不住的向往、期待、欣喜和跃跃欲试；离开的人的脸上，则是挥之不去的失望、厌倦、忧郁和闷闷不乐。
那些刚来深圳的年轻人大多是这样的：同乡几人相伴或者孤身一人，手里握着一个电话号码，在电话的指引下乘车、转车、下车，就这样融入了深圳的大街小巷，融入了深圳的厂区、工地、码头……
然后，他们换一身行装就汇入了上下班拥挤的人流。在这座城市里，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种：流水线工、建筑工、地铁工、快递员、送水工、保安员……
他们和他们的青春，成为这座城市的运转和发展不可缺少但是却常常被忽略的符号。
而那些每天都在离开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有离开的理由。在这座城市里，他们留下了自己的青春，最后却不知能带走什么。
我很想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的酸甜苦辣，想听听他们的诉说，他们的故事。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无奈、他们的阳光奈、他们的朴实奈、他们的愿望奈。说起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的打算，他们有的直摇头奈、有的眼舍泪水奈、有的闪烁其词奈、有的欲说还休奈、有的振振有辞。他们的辛苦奈、他们的心酸奈、他们的抱负奈、他们的梦想，早已超越了语言可以表达的极限。
他们学历低，迫于家境的困窘或者其他原因，大多是初中、中专学历；他们怀揣着梦想，随着拥挤的人群来到了这座城市，蜗居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或者城市与城市之间徘徊，寻找着自己的未来。
他们中有的已经小有名气，有的还在默默孵化自己的梦想，更多的人则是怀着一种坚韧，忙碌重复着每天大同小异的生活。难得有一点空的时候，他们也会在白天和夜晚，仰望并不蔚蓝的天空。情之所至的时候，他们的双眼噙满眼泪。
本次采访选取的这组人物，包括了“70后”、“80后”、“90后”，他们是生活在我周围的人，是我的亲人或者朋友，是中国千千万万在城市谋生和寻梦的打工者的缩影和写照。
对于青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对于梦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设计。不管他们仅仅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还是为了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座城市”，至少，我们都该为每一个有梦想并且为之付出行动和努力的人鼓掌，哪怕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