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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方略——走向世界之路》系由上海大学相关专业的学者合著而成，学校出版社出版。这本以探讨当下中国与世界关系及其演变轨迹和趋势为主旨的时政专著，选择一个“霸气”书名，目的在于提出当下中国亟待树立“大国心态”，以适应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
如今，中国已经摆脱积贫积弱状态，无论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来衡量，不能说已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国，至少也前所未有地与之相接近。但正是在“将成未成”、“既是又不是”的阶段，国人迫切需要一种能看懂大局、把握大势的大视野，才能树大国之形象，行大国之所为，而要构建大视野则必先确立“大国心态”：心眼小了，眼界如何大得了？所以，《大国方略》无意断言当下中国已实现“大国崛起”，并堆积相关数据以为证明，而是着力于展示以什么心态，从什么角度看中国、看世界，才能看懂中国，看懂当下中国加速走进世界的新历程，并由此提炼出中国应有的大国之举。常识和科学都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眼睛，就会看见什么样的世界，许多时候，怎么看要比看什么、看到什么重要。
不久前，韩国播放了五集纪录片《超级中国》，结果出乎不少人意料。韩国人拍摄的以中国为题材的片子，对中国人的震撼大大超过对韩国人，而让中国人震撼的不是片子给出了多少中国人不知道的事实，而是韩国人看中国的角度：为什么韩国人能看到中国那么多正面的地方？为什么韩国人能让观众震撼于中国的成就？为什么身在中国、亲手创造这些成就的中国人自己却看不见，只能通过韩国人的镜头，才能看到我们不曾看见的“中国”？显然，不是“中国”向中国人隐瞒了自己，而是“灯下黑”造成了中国人对中国的看不懂甚至看不见，不得不借由韩国人的镜头，才得以“重新发现中国”。
韩国人之所以能看到中国人看不到的中国之成就及其背后中国特有的优势，因为韩国人是从外部看过来，带着世界的问题，希望由中国经验中得到解答或解决。在许多浸沉在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努力之中的中国人，还因为问题解决得不尽如人意而倍感沮丧的时候，韩国人却看到中国人在世界都因之为难的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人说花这么大力气，还达不到目标，韩国人却说这么快就获得了突破，实在了不起。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是这个意思。
中国要认识自己，鼓舞信心，不但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做好自己的事，还需要放眼世界，站在人类共同问题的高度，看到自己的成就，看到本国经验的普遍价值，并传播世界。“做中国的事，说世界的话”就是《大国方略》的灵魂。
《大国方略》中除了“后记”直接挑明大国崛起必定伴随国民大国心态养成的主题之外，有三章专门探讨如何用世界的话语，说清楚中国的作为及其成就。
第三章“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讨论的是一个在中国堪称“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道路”在许多人眼里早已是一个毫无新意的题材。但《大国方略》对中国道路的解读采取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不是突出“中国特色”，而是强调其“世界意义”。这不是因为作者别出心裁的个人喜好，而是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实现的转变。
在因为落后而深受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挤压时，中国只有坚持自己特色，才能抗衡之，实现自身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已经一再得到证明。但当中国成长起来之后，需要走进世界，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才能解决囿于国内环境已经无法解决的问题时，继续采用“中国特色”一种话语，就难免带来沟通的困难，甚至导致无谓的麻烦。《大国方略》指出，“融入世界意味着中国必须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打交道，一味强调中国特色，会给人某种‘自我中心主义’之感：如果凡事都以自己的特色为理由，那又何必融入世界？何况今日世界的规则体系和秩序结构，并不完美，远谈不上公平正义，个别强国依仗实力，颐指气使，欺凌弱国的情形时有发生。中国要承担大国责任，必须对国际规则的修订和全球秩序的重塑，作出应有的贡献。到时候，中国方案到底以‘中国特色’，还是‘世界意义’为号召，能得到更多国家的赞同和呼应？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正是出于这样考虑，第三章从诘难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开始，引伸出人类发展道路并非“华山一条道”，而且中国道路也不是作为“华盛顿共识”之替代的“北京共识”，而是人类历史发展道路本来就是一个“复数”，中国道路的最大意义证明了人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不只是“多一条道路’’。
然后从五个方面，即中国道路的效率、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有效率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和自我革命的政府，全面解读了中国道路何以成功的道理。所有这些解读和论证中不是没有对中国特色的肯定，而是对中国特色的认知和理解，被置入了“世界意义”的视角之中，中国道路也由此获得全新展示：我们之所以要跟世界谈论中国特色，就是因为中国特色具有普遍意义，如此论证更易为人理解，也在逻辑上也更加通顺。
第四章“龙性中国：守护有底线的和平”同样采取了世界的视角，不但说明了中国做法的道理，还说明了西方误解中国的缘由。西方政治家和媒体习惯于将中国龙翻译为“dragon”，隐喻中国强大起来可能成为对世界的威胁。对这种文化上的误解甚至有意曲解，作者不是简单加以反驳，论证中国文化拥有和平的基因，无意挑战世界秩序，等等，而是设身处地，从自古至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史人手，梳理出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多变和中国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非线性逻辑，寻找中国被误解的原由。这不是为了“体谅”西方，而是为了说明中西方交流沟通的必要：中国不好战，强大起来的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冲突的导火线，如此这般充满政治意涵的命题，不是单凭自我表白、反复陈述就能让别国安然接受的。这里不但涉及国家利益，还关乎文化的信任。中国文化素以宽容著称，但并非人类所有文化都同样善解人意，以追求其他文化“皈依”为目标，常常是战争的真正燃料。为此，《大国方略》在展示中国文化意向的基础上，特别提出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必须妥善解决好一个问题：讲好中国故事，说清中国道理。
第四章“超越趋同和冲突的中国智慧”从拒绝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两种文化命运，趋同或冲突入手，大力开掘中国可以依托古老文化的内在智慧，走通既不趋同，也不冲突的“第三条道路”。相比非黑即白的西方二元论思维方法，中国从来主张“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世所共知的中国太极图就是一个从白到黑，又从黑到白的“连续统”。能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中国智慧，不但为中国化解发展难题提供了文化支持，也为世界走出思维困境提供了可选路径。遵循这样的思路，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再现中国道路的历史轨迹，更要展示现实轨迹背后的抽象逻辑或日“文化道理”。人类不同文化之间不具有绝对的“可通约性”，只有关于本文化的陈述，却没有关于其中道理的解说，进而得到异文化的认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是很难达成的。 这意味着，强大起来的中国在越来越深刻地融入世界之时，不但必须超越自身文化与外部文化之间天然存在的隔阂，以增强彼此理解和相互接纳，还必须针对美欧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主导地位的现实，从西方文化内在缺陷人手，为人类在事关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实现有效突破提供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解决方案。这不但涉及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政治话语权，更关系到中国文化在人类文明体中的地位：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就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不是通过喋喋不休的自我辩解，似乎只有参照西方标准，并如影随形地执行，才是中国所作所为具有合理性的依据，而是站上更高的平台，以人类整体命运为着眼点，不拘泥于西方还是东方，“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现与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和同台竞争。如此心态方可称为“大国心态”，如此胸襟方可称为“大国胸襟”，如此思维也足可称为“大国思维”。一旦国民养成如此心态、胸襟和思维，即便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社会进步的某些方面，比如人均GDP、社会文明程度等，尚不及人，也自可“坦坦荡荡走世界，堂堂正正说中国”，自信而不自卑，自尊而不自恋，自强而不自傲，对当下中国来说，这才是最为紧迫需要的。
《大国方略》问世以来，常被人问起：“此书是否关于中国走向大国所需要的‘谋略’之书？”笔者的回答是：“《大国方略》不是谋略书，而是‘元谋略书’，也就是关于谋略何以成立的基础之书。”如此回答不知道提问者能否听懂，但意思应该是足够清楚的：如果缺乏对中国今日状态的把握，缺乏对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之认识，缺乏对中国在何种心态和思维下才能找到合适的谋略的洞察，能否设计出有助于中国突破眼下困境、走出未来之路的谋略，岂非本就存疑？中国凭借悠久的历史不但积淀了深厚的谋略文化，更生成了丰富的“元谋略”智慧，无论“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还是“抱薪救火”、“刻舟求剑”，反复说明的都是一个道理：“方向不清晰，再多筹划和举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看看自最近的“股灾”以来，有关部门的官员和专家论及中国政府救市举措，必有辩解之辞：“世界各国政府都有‘救市’之举，并非唯独中国。”惜乎，强调“中国特色”多年，一旦行动无论是否具有特色，必得以追随世界，事实上也就是追随西方国家为依据，才觉理直气壮。如此心态可有些许“大国”的痕迹？为什么不从市场与政府的内在联系入手，超越中国和西方，来解释和论证中国政府救市之合理？仅从有效性来说，即使中国政府做得同其他国家政府毫无二致，但只要未曾取得成效，“一样”又能说明什么？“有效性”而不是“一致性”才是证明中国政府救市举措有道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一致性”属于谋略，那么“有效性”就是让“一致性”成其为谋略的“元谋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国方略》是一本着意为国民提供关于国家和民族未来走向的“元思考”的作品。
中国走向世界，对中国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对世界来说，也同样如此。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文化能量上，中国要走进世界却不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同样，世界要接纳中国而不发生重大变化，也是不可能。当双方都充分认识到这种“不可能”，并积极做好改变的准备时，挑战就成为了机遇。《大国方略》依托了大家对这一转变的顺利实现的祈愿。
如今，中国已经摆脱积贫积弱状态，无论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来衡量，不能说已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国，至少也前所未有地与之相接近。但正是在“将成未成”、“既是又不是”的阶段，国人迫切需要一种能看懂大局、把握大势的大视野，才能树大国之形象，行大国之所为，而要构建大视野则必先确立“大国心态”：心眼小了，眼界如何大得了？所以，《大国方略》无意断言当下中国已实现“大国崛起”，并堆积相关数据以为证明，而是着力于展示以什么心态，从什么角度看中国、看世界，才能看懂中国，看懂当下中国加速走进世界的新历程，并由此提炼出中国应有的大国之举。常识和科学都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眼睛，就会看见什么样的世界，许多时候，怎么看要比看什么、看到什么重要。
不久前，韩国播放了五集纪录片《超级中国》，结果出乎不少人意料。韩国人拍摄的以中国为题材的片子，对中国人的震撼大大超过对韩国人，而让中国人震撼的不是片子给出了多少中国人不知道的事实，而是韩国人看中国的角度：为什么韩国人能看到中国那么多正面的地方？为什么韩国人能让观众震撼于中国的成就？为什么身在中国、亲手创造这些成就的中国人自己却看不见，只能通过韩国人的镜头，才能看到我们不曾看见的“中国”？显然，不是“中国”向中国人隐瞒了自己，而是“灯下黑”造成了中国人对中国的看不懂甚至看不见，不得不借由韩国人的镜头，才得以“重新发现中国”。
韩国人之所以能看到中国人看不到的中国之成就及其背后中国特有的优势，因为韩国人是从外部看过来，带着世界的问题，希望由中国经验中得到解答或解决。在许多浸沉在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努力之中的中国人，还因为问题解决得不尽如人意而倍感沮丧的时候，韩国人却看到中国人在世界都因之为难的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人说花这么大力气，还达不到目标，韩国人却说这么快就获得了突破，实在了不起。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是这个意思。
中国要认识自己，鼓舞信心，不但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做好自己的事，还需要放眼世界，站在人类共同问题的高度，看到自己的成就，看到本国经验的普遍价值，并传播世界。“做中国的事，说世界的话”就是《大国方略》的灵魂。
《大国方略》中除了“后记”直接挑明大国崛起必定伴随国民大国心态养成的主题之外，有三章专门探讨如何用世界的话语，说清楚中国的作为及其成就。
第三章“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讨论的是一个在中国堪称“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道路”在许多人眼里早已是一个毫无新意的题材。但《大国方略》对中国道路的解读采取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不是突出“中国特色”，而是强调其“世界意义”。这不是因为作者别出心裁的个人喜好，而是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实现的转变。
在因为落后而深受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挤压时，中国只有坚持自己特色，才能抗衡之，实现自身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已经一再得到证明。但当中国成长起来之后，需要走进世界，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才能解决囿于国内环境已经无法解决的问题时，继续采用“中国特色”一种话语，就难免带来沟通的困难，甚至导致无谓的麻烦。《大国方略》指出，“融入世界意味着中国必须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打交道，一味强调中国特色，会给人某种‘自我中心主义’之感：如果凡事都以自己的特色为理由，那又何必融入世界？何况今日世界的规则体系和秩序结构，并不完美，远谈不上公平正义，个别强国依仗实力，颐指气使，欺凌弱国的情形时有发生。中国要承担大国责任，必须对国际规则的修订和全球秩序的重塑，作出应有的贡献。到时候，中国方案到底以‘中国特色’，还是‘世界意义’为号召，能得到更多国家的赞同和呼应？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正是出于这样考虑，第三章从诘难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开始，引伸出人类发展道路并非“华山一条道”，而且中国道路也不是作为“华盛顿共识”之替代的“北京共识”，而是人类历史发展道路本来就是一个“复数”，中国道路的最大意义证明了人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不只是“多一条道路’’。
然后从五个方面，即中国道路的效率、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有效率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和自我革命的政府，全面解读了中国道路何以成功的道理。所有这些解读和论证中不是没有对中国特色的肯定，而是对中国特色的认知和理解，被置入了“世界意义”的视角之中，中国道路也由此获得全新展示：我们之所以要跟世界谈论中国特色，就是因为中国特色具有普遍意义，如此论证更易为人理解，也在逻辑上也更加通顺。
第四章“龙性中国：守护有底线的和平”同样采取了世界的视角，不但说明了中国做法的道理，还说明了西方误解中国的缘由。西方政治家和媒体习惯于将中国龙翻译为“dragon”，隐喻中国强大起来可能成为对世界的威胁。对这种文化上的误解甚至有意曲解，作者不是简单加以反驳，论证中国文化拥有和平的基因，无意挑战世界秩序，等等，而是设身处地，从自古至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史人手，梳理出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多变和中国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非线性逻辑，寻找中国被误解的原由。这不是为了“体谅”西方，而是为了说明中西方交流沟通的必要：中国不好战，强大起来的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冲突的导火线，如此这般充满政治意涵的命题，不是单凭自我表白、反复陈述就能让别国安然接受的。这里不但涉及国家利益，还关乎文化的信任。中国文化素以宽容著称，但并非人类所有文化都同样善解人意，以追求其他文化“皈依”为目标，常常是战争的真正燃料。为此，《大国方略》在展示中国文化意向的基础上，特别提出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必须妥善解决好一个问题：讲好中国故事，说清中国道理。
第四章“超越趋同和冲突的中国智慧”从拒绝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两种文化命运，趋同或冲突入手，大力开掘中国可以依托古老文化的内在智慧，走通既不趋同，也不冲突的“第三条道路”。相比非黑即白的西方二元论思维方法，中国从来主张“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世所共知的中国太极图就是一个从白到黑，又从黑到白的“连续统”。能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中国智慧，不但为中国化解发展难题提供了文化支持，也为世界走出思维困境提供了可选路径。遵循这样的思路，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再现中国道路的历史轨迹，更要展示现实轨迹背后的抽象逻辑或日“文化道理”。人类不同文化之间不具有绝对的“可通约性”，只有关于本文化的陈述，却没有关于其中道理的解说，进而得到异文化的认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是很难达成的。 这意味着，强大起来的中国在越来越深刻地融入世界之时，不但必须超越自身文化与外部文化之间天然存在的隔阂，以增强彼此理解和相互接纳，还必须针对美欧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主导地位的现实，从西方文化内在缺陷人手，为人类在事关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实现有效突破提供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解决方案。这不但涉及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政治话语权，更关系到中国文化在人类文明体中的地位：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就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不是通过喋喋不休的自我辩解，似乎只有参照西方标准，并如影随形地执行，才是中国所作所为具有合理性的依据，而是站上更高的平台，以人类整体命运为着眼点，不拘泥于西方还是东方，“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现与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和同台竞争。如此心态方可称为“大国心态”，如此胸襟方可称为“大国胸襟”，如此思维也足可称为“大国思维”。一旦国民养成如此心态、胸襟和思维，即便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社会进步的某些方面，比如人均GDP、社会文明程度等，尚不及人，也自可“坦坦荡荡走世界，堂堂正正说中国”，自信而不自卑，自尊而不自恋，自强而不自傲，对当下中国来说，这才是最为紧迫需要的。
《大国方略》问世以来，常被人问起：“此书是否关于中国走向大国所需要的‘谋略’之书？”笔者的回答是：“《大国方略》不是谋略书，而是‘元谋略书’，也就是关于谋略何以成立的基础之书。”如此回答不知道提问者能否听懂，但意思应该是足够清楚的：如果缺乏对中国今日状态的把握，缺乏对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之认识，缺乏对中国在何种心态和思维下才能找到合适的谋略的洞察，能否设计出有助于中国突破眼下困境、走出未来之路的谋略，岂非本就存疑？中国凭借悠久的历史不但积淀了深厚的谋略文化，更生成了丰富的“元谋略”智慧，无论“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还是“抱薪救火”、“刻舟求剑”，反复说明的都是一个道理：“方向不清晰，再多筹划和举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看看自最近的“股灾”以来，有关部门的官员和专家论及中国政府救市举措，必有辩解之辞：“世界各国政府都有‘救市’之举，并非唯独中国。”惜乎，强调“中国特色”多年，一旦行动无论是否具有特色，必得以追随世界，事实上也就是追随西方国家为依据，才觉理直气壮。如此心态可有些许“大国”的痕迹？为什么不从市场与政府的内在联系入手，超越中国和西方，来解释和论证中国政府救市之合理？仅从有效性来说，即使中国政府做得同其他国家政府毫无二致，但只要未曾取得成效，“一样”又能说明什么？“有效性”而不是“一致性”才是证明中国政府救市举措有道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一致性”属于谋略，那么“有效性”就是让“一致性”成其为谋略的“元谋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国方略》是一本着意为国民提供关于国家和民族未来走向的“元思考”的作品。
中国走向世界，对中国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对世界来说，也同样如此。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文化能量上，中国要走进世界却不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同样，世界要接纳中国而不发生重大变化，也是不可能。当双方都充分认识到这种“不可能”，并积极做好改变的准备时，挑战就成为了机遇。《大国方略》依托了大家对这一转变的顺利实现的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