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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胜景为天下最，僧庐之多亦为天下最，然未有结精舍集雅人专研艺事者，有之，自西泠印社始。
——徐映璞《西泠印社记》
光绪三十年（1904年），仁和叶叶舟、王福庵、钱塘丁鹤庐、山阴吴潜泉诸人，相聚于孤山数峰阁，探讨六书篆刻，因即阁西，买山立社。恰如西泠印社《缘启》中所述：“社以地名，人因印集。”因地近西泠，故名西泠印社。
西泠，乃是桥名。在杭州孤山西北尽头处，是由孤山入北山的必经之路。宋周密《武林旧事·湖山胜概》曰：“西陵桥，又名西林桥，又名西泠。”泠，意为寒凉貌、清凉貌。著名侠女秋瑾《黄海舟中感怀》诗之二：“天风吹面泠然过，十万烟云眼底收。”这位泠然不屈的女侠，后来也埋侠骨于西泠附近，此诗也可谓是一种前缘。
西泠，这个名字仿佛有一种魔力，带着一点清高、孤傲和脱尘而出的感觉。西泠印社，也因这个非凡的名字，开启了非凡的金石社团传奇。
西泠印社的传奇，来自于四位创始人的国际视野与高风亮节。
西泠印社在创社之初，就有国际化的视野与胸襟。比如，西泠印社早期曾吸纳了日本社员：河井仙郎、长尾甲。这两位篆刻家因仰慕吴昌硕先生，远涉重洋来杭州游学入社，从而被西泠印社招为异国社员。
据叶为铭、秦康祥所编之《西泠印社志稿》记载：“河井仙郎，字荃庐，日本西京人。精仓史之学，工篆隶，善鉴别金石碑版。数游中国江浙间。曾入本社，受知于吴俊卿。刻印专宗秦汉，浑厚高古，金石家皆乐与缔交焉。”而河井仙郎未来中国以前，即与吴有书信往来，“以请青诲”。来中国后，更执弟子礼甚恭。
河井仙郎撰写的《西泠印社记》，已被载入印社史册;长尾甲所书“印泉”二字，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孤山社址的摩崖镌刻中。
除了有国际视野，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更有礼让贤者的高风亮节。从1904年到1912年，由于四位创始人的互相谦让，西泠印社社长的位置是一直空缺着的。直到1913年，四位创始人力邀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1913年，吴昌硕被公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题辞曰：“印讵无原，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反映了吴昌硕自谦的美德。吴昌硕给予印社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影响不仅是在书画篆刻上，还在于做人、做学问上，及至印社建设近百年的今天，仍有他的意义與作用。
1927年吴昌硕先生过世后，到1946年这段期间，西泠印社社长位置又是空缺的。1946年，由于王、丁、叶三位创始人对社长一职坚辞不就，经王褆提议，丁、叶二位和众社员赞同，邀请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担任第二任西泠印社社长。
四位创始人对社长一职不动心，并在全国范围内，礼请德高望重、德艺双馨学界或书画届泰斗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一职，这一传统铸就了西泠印社百年不衰的文化底蕴，引领了艺术届百年不衰的文化道统。
西泠印社的历任社长，都是通过公推或公选或受邀担任这几种方式产生。不管是公推还是受邀，西泠印社社长的诞生方式，很像历史上大丛林住持的诞生方式，即“十方选贤制”。
十方选贤制，就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上、下，即代指无限的空间范畴，狭义可理解为全国，广义可理解为天下）选拔贤才，从而避免了使名刹沦为徒子徒孙代代相承的“子孙庙”。“子孙庙”就相当于世俗社会里的家族内部子孙继承制度。十方选贤制，在中国最早源于哪个丛林，现不可考。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时，曾经把杭州余杭径山禅寺的住持之位由师徒相传改为“十方选贤制”，却是有史可据的。维琳禅师就是他参与选拔任径山寺住持的。显然，十方选贤制是具有极大的制度优越性。这种制度保证了当选者都是德才兼备的人。比如西泠印社的历任社长，各个都是德才兼备的人物，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西泠印社在全国的声望，终于使之成为“天下第一名社”！
在西泠印社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曾有数十年的社长位置空缺，比如创社之初、吴昌硕出任第一任社长之前，就有9年空缺;而吴昌硕去世之后，它又曾空缺长达20年;马衡、张宗祥任后也均有较长时间的社长位置空缺。如今，在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过世之后，西泠印社社长之位又再度步入空缺时期。这种宁缺毋滥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
作者系西泠印社出版社副编审
——徐映璞《西泠印社记》
光绪三十年（1904年），仁和叶叶舟、王福庵、钱塘丁鹤庐、山阴吴潜泉诸人，相聚于孤山数峰阁，探讨六书篆刻，因即阁西，买山立社。恰如西泠印社《缘启》中所述：“社以地名，人因印集。”因地近西泠，故名西泠印社。
西泠，乃是桥名。在杭州孤山西北尽头处，是由孤山入北山的必经之路。宋周密《武林旧事·湖山胜概》曰：“西陵桥，又名西林桥，又名西泠。”泠，意为寒凉貌、清凉貌。著名侠女秋瑾《黄海舟中感怀》诗之二：“天风吹面泠然过，十万烟云眼底收。”这位泠然不屈的女侠，后来也埋侠骨于西泠附近，此诗也可谓是一种前缘。
西泠，这个名字仿佛有一种魔力，带着一点清高、孤傲和脱尘而出的感觉。西泠印社，也因这个非凡的名字，开启了非凡的金石社团传奇。
西泠印社的传奇，来自于四位创始人的国际视野与高风亮节。
西泠印社在创社之初，就有国际化的视野与胸襟。比如，西泠印社早期曾吸纳了日本社员：河井仙郎、长尾甲。这两位篆刻家因仰慕吴昌硕先生，远涉重洋来杭州游学入社，从而被西泠印社招为异国社员。
据叶为铭、秦康祥所编之《西泠印社志稿》记载：“河井仙郎，字荃庐，日本西京人。精仓史之学，工篆隶，善鉴别金石碑版。数游中国江浙间。曾入本社，受知于吴俊卿。刻印专宗秦汉，浑厚高古，金石家皆乐与缔交焉。”而河井仙郎未来中国以前，即与吴有书信往来，“以请青诲”。来中国后，更执弟子礼甚恭。
河井仙郎撰写的《西泠印社记》，已被载入印社史册;长尾甲所书“印泉”二字，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孤山社址的摩崖镌刻中。
除了有国际视野，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更有礼让贤者的高风亮节。从1904年到1912年，由于四位创始人的互相谦让，西泠印社社长的位置是一直空缺着的。直到1913年，四位创始人力邀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1913年，吴昌硕被公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题辞曰：“印讵无原，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反映了吴昌硕自谦的美德。吴昌硕给予印社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影响不仅是在书画篆刻上，还在于做人、做学问上，及至印社建设近百年的今天，仍有他的意义與作用。
1927年吴昌硕先生过世后，到1946年这段期间，西泠印社社长位置又是空缺的。1946年，由于王、丁、叶三位创始人对社长一职坚辞不就，经王褆提议，丁、叶二位和众社员赞同，邀请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担任第二任西泠印社社长。
四位创始人对社长一职不动心，并在全国范围内，礼请德高望重、德艺双馨学界或书画届泰斗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一职，这一传统铸就了西泠印社百年不衰的文化底蕴，引领了艺术届百年不衰的文化道统。
西泠印社的历任社长，都是通过公推或公选或受邀担任这几种方式产生。不管是公推还是受邀，西泠印社社长的诞生方式，很像历史上大丛林住持的诞生方式，即“十方选贤制”。
十方选贤制，就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上、下，即代指无限的空间范畴，狭义可理解为全国，广义可理解为天下）选拔贤才，从而避免了使名刹沦为徒子徒孙代代相承的“子孙庙”。“子孙庙”就相当于世俗社会里的家族内部子孙继承制度。十方选贤制，在中国最早源于哪个丛林，现不可考。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时，曾经把杭州余杭径山禅寺的住持之位由师徒相传改为“十方选贤制”，却是有史可据的。维琳禅师就是他参与选拔任径山寺住持的。显然，十方选贤制是具有极大的制度优越性。这种制度保证了当选者都是德才兼备的人。比如西泠印社的历任社长，各个都是德才兼备的人物，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西泠印社在全国的声望，终于使之成为“天下第一名社”！
在西泠印社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曾有数十年的社长位置空缺，比如创社之初、吴昌硕出任第一任社长之前，就有9年空缺;而吴昌硕去世之后，它又曾空缺长达20年;马衡、张宗祥任后也均有较长时间的社长位置空缺。如今，在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过世之后，西泠印社社长之位又再度步入空缺时期。这种宁缺毋滥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
作者系西泠印社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