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虚拟经济就业效应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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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提供了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视角。美日中三国处于广义虚拟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比较研究其广义虚拟经济的就业效应能更好地反映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就业的影响。本文在将国民经济分为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和传统实体经济部门的基础上,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并利用中美日1995-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比较三国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直接、间接及总效应,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广义虚拟经济;经济增长方式;就业; 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121. 3;F241. 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从“十一五”开始我国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列入规划。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以及生产方式的改进会进一步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使得原本的就业问题更加严峻。因此必须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反思和重构,从而真正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扩大就业的有机耦合。
  林左鸣(2004)教授创立的广义虚拟经济学(认为广义虚拟经济是主要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为主导的经济)为我们找到破解保增长与促就业两难困境的良方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支持。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不仅是基于产品的稀缺性,更多是基于人们差异化的心理需求。朱金生等(2013)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未能实现同步共进、协同耦合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增长方式还停留在粗放阶段,产业结构中的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发展相对滞后。与传统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生理需求为主的“物本经济”不同,广义虚拟经济是以满足人们“乐”的心理和精神需求为主的基于马克思“生活对象化”人类活动图式的人本经济。由于人们精神需求的无止境使得后者创造的需求是无限的,而从供给方来看,人力资本是企业利用信息资源创造虚拟价值的关键。由于人力资本主要是后天获得的,相较于传统的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资源来说,其可塑性强、供给弹性大,如果把面向人们生活的广义虚拟经济发展起来,就能充分发挥其劳动就业弹性强的优势,在“新常态”下促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就业增长的协同耦合。
  美国和日本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既是中国国际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更是发展广义虚拟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促进就业的东西方的先进国家和典型代表。我国正在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要博采众长,吸取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为我所用。因此在当前全球竞争进入广义虚拟经济主导制胜和国内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背景下,以美、日、中为例的国际视角比较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到在广义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提供更科学的相关顶层制度设计。
  二、美、日、中三国广义虚拟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现状:统计描述
  (一)广义虚拟经济的分类核算方法
  关于广义虚拟经济的内涵,林左鸣教授(2005) 认为,广义虚拟经济是跨越了历史的长河出现的一条延长了的经济链条,是一条跟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轨道。这一链条上必须加上“乐”这个元素。乐的经济链条是广义虚拟经济的突出代表。以影视娱乐、旅游休闲、古董字画、体育锻炼等服务行业组成的巨大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份量稳步增加,这些产业所制造或者说服务的正是人们日益增加的消费需求所伴随的虚拟价值。尹国平(2010) 认为,广义虚拟经济与传统经济在财富的定义上有所不同,前者将所有可以服务人的心理需求的产品或服务都囊括其中,而且形式不限于证券、金融衍生产品等狭义的形式,更是以文化、体育、艺术、娱乐、互联网等广义的形式层出不穷。
  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核心内涵或定义,一些学者对广义虚拟经济的分类方法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李小宁(2011) 认为可以对广义虚拟经济部门进行这样的划分:可直接定价的、不能直接定价的。张运良和陈旭(2012) 认为广义虚拟经济是服务业中的非实体经济性服务业,因而对服务业进行了三级分类,认为广义虚拟经济性服务业属于其中的补充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和非物质需求型服务业。但以上分类缺陷在于:前者仅是从理论上对广义虚拟经济进行了划分,并未对具体的行业进行明确的分类;后者仅是对服务业内部进行的划分,未涉及整个国民经济部门。所以我们无法在实证中直接运用该分类来搜集数据做实证分析。赵洪江(2014) 根据林左鸣教授对广义虚拟经济的定义和我国的国民经济分类体系将:H(住宿和餐饮业)、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J(金融业)、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O(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P(教育)、Q(卫生和社会工作)、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T(国际组织)这一系列产业划分为广义虚拟经济产业。本文认为赵洪江的分类方法不仅符合广义虚拟经济的核心概念,同时十分具体明确,易于整理和计算。故本文将以上国民经济分类体系中挑选出的产业划为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其余为传统实体经济产业。
  (二)美国、日本、中国广义虚拟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现状
  按照上文的统计分类核算方法,选取1980-2013年的相关数据,统计整理出三国广义虚拟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概况,见表1。
  由表1可知,1980年以来美国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生产总值在美国GDP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从1980年的50. 11%持续增长到了2013年的63. 96%,广义虚拟经济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日本在此期间同样由传统实体经济过渡到广义虚拟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日本广义虚拟经济的比重从1980年到2013年整体呈上升趋势,即使在1990年到2010年所谓的日本“失落的二十年”期间比重也是持续提高。可见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未停止,广义虚拟经济产业一直在蓬勃发展,从之前的不足GDP一半的比重,逐渐攀升到58. 49%以上,成为了日本经济的支柱,同时也基本完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重工业、化工业等实体经济产业为主转移到汽车、电子行业,再到由信息科技产业、动漫娱乐产业、数字媒体产业领导的广义虚拟经济产业为主的新经济结构。相比之下,我国广义虚拟经济产值占我国GDP的比重较美国和日本低了太多,直到2013年其比重才达到25. 66%,距离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还相去甚远。   在就业方面,自1980年以来,美国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基本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从1980年的53. 66%一直增长到2013年的67. 48%。同样,日本广义虚拟经济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也是持续上升,从1980年的41. 96%上升到2013年的58. 11%。对比美国和日本广义虚拟经济就业人口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从传统实体经济产业流动到广义虚拟经济产业中。我国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虽然总体上保持了上升趋势,但直到2013年还不到总就业人口的30%,较之美国和日本仍有较大差距,说明我国广义虚拟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还需要大力发展。
  朱金生等(2013)认为,有别于传统物本经济的广义虚拟经济的“收入需求弹性递增规律”、“边际报酬递增规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将驱动劳动就业人口不断从传统实体经济部门流动到新兴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从而有助于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就业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优化。
  为了进一步量化比较美、日、中三国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作用,本文基于美日中三国1995-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对比分析广义虚拟经济对各国就业的直接、间接以及总效应。
  由表2可知基础模型大部分系数通过了1%或者5%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中方程拟合度表现很好,R2均超过了99%。在逐步剔除了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后,我们得到了更为精确的最终模型。
  同理,为定量测算美国、日本两个发达国家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对就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选取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公布的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数据,采用修改后的最终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见,美、日两国联立方程模型中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Adj-R2在0. 89-1之间,说明调整后的联立方程模型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很高。
  四、中、美、日三国广义虚拟经济对就业影响的结果比较
  整理表2、表3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系数结果后可得出中国、美国、日本广义虚拟经济对就业的直接、间接及总效应。具体结果见表4。
  从表4的对比来看,美国、日本、中国广义虚拟经济对就业的直接效应都是正值。但在对就业的影响程度上有较大差异,其中美国的直接就业效应最为显著(0. 60%),日本次之(0. 56%),中国最末(0. 31%)。之所以美国、日本的直接就业效应比我国强,是因为上述两国均通过积极发展广义虚拟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根据白雪洁(2003)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日两国相继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主导产业呈现出服务化、信息化趋势,对国内就业带来了直接影响。从美国角度出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没有通过贬值来维护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是通过强势美元提供了一种国家信心和信用。这说明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再局限于对实物产品的生产,而是更加注重对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掌控(田大瑜,2010)。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物联网为代表的广义虚拟经济产业迅速崛起促进了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再工业化”,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促进了文化、教育、信息等新兴产业的技术升级,创造了就业(萧琛等,2011)。对于日本而言,1955年以后,日本产业和就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态势,在产业内部尤其是制造业也存在产业从轻工业向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趋势(关雪凌等,2012)。
  从间接效应看,美国的广义虚拟经济通过影响传统实体经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综合技术水平产生的间接就业效应都是负值,日本和中国的前两项均为正值,最后一项与美国一致都是负值。究其原因是因为广义虚拟经济的间接效应及其作用机理更为复杂,甚至可能因时因地因作用对象而异。
  首先分析广义虚拟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由于广义虚拟经济的概念提出较新,相关研究可从现有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关系的一些文献成果看出端倪。王洪波(2012)认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并依附存在的经济形式。在一定程度内,虚拟经济的发展会促进实体经济运行,但虚拟经济一旦失控会给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刘霞(2010)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与美国股市泡沫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实体投资的锐减。经济运行过程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造成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挤占,从而使投资率下降。由此可见,美国广义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体表现为挤出效应,间接就业效应为负也自然不难理解。相较于美国,日本和中国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相对落后,其对实体经济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体表现为挤入效应,间接就业效应为正,且广义虚拟经济发展更落后的中国间接就业效应更大一些。 这与周莹莹等(2014)关于我国1998-2012年度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投资影响的研究结果相符。研究发现虚拟经济发展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均对实体经济投资有促进作用,且长期效果更为显著。
  再看广义虚拟经济通过影响综合技术水平产生的间接就业效应,三国均为负,其中美国最小、日本居中,中国相对较大。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短期中表现为冲击效应,长期则为补偿效应。冲击效应是指科学技术的提高导致机器对普通劳动的替代,使一部分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被顶换出来,导致用人单位对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需求量的降低;而所谓的补偿效应,是因为一国的技术进步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企业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价格的下降,引起消费需求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并继而通过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拓展,使产业得以发展,从而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技术进步也会创造出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增加高层次人才的就业需求。美国是世界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广义虚拟经济发展所要求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富集,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导致的就业冲击效应相对较小,补偿效应相对较大。而我国则正好相反。   最后从总效应来看,美、日、中三国广义虚拟经济生产总值每增加1%,就业人口总数分别提升0. 5129%、0. 4627%和0. 1186%。
  五、结语
  作为现代服务经济的代表和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广义虚拟经济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下各国争夺世界经济话语权的重要标的,美国凭借国民经济中60%以上的广义虚拟经济比重走在了世界前列。日本紧随其后,也在想方设法谋求广义虚拟经济的国际话语权。而我国无论是广义虚拟经济产值还是就业比重都不到总量的1/3,发展相当滞后,需要从战略高度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对策。
  1.科学认识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传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一致、不同步、不协同耦合的原因在于未能充分从经济增长模式上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当中,如果把主要面向人们精神生活的广义虚拟经济发展起来,就能充分发挥其劳动就业弹性强的优势,在“新常态”下促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就业增长的协同耦合。通过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协同耦合,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中国梦”。
  2.合理促进传统实体经济与广义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满足人们物质需要为主的传统实体经济与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需要的广义虚拟经济,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必须协调发展。传统实体经济发展落后,导致人们的基本需求无法满足,精神生活和追求就成为无本之木;广义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或过低,势必引起经济崩溃或滞涨。为此,要汲取美国次贷危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等国际国内历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教训,加强金融监管、风险控制等相关制度建设,防范和化解二者比例失调和失控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和失业率增加引致的社会政治风险。
  3.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人力资本培育,激励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充分发挥技术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补偿效应,降低其冲击效应。坚持教育为本,加大健康投资,加强人才引进,加快人力资本储备。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以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需求为主的虚拟价值的创造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较之传统生产要素而言,人力资本素质和数量更为重要。为此应加大对教育、文化和医疗的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水平和健康水平;为各类优秀人才创造良好的流动环境,激励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吸引国内外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流入到广义虚拟经济的各行各业,促进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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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s Employment Effe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ZHU Jin-sheng, XIE Qing-yun, LIU Qi
  (School of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Due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it′s necessary to have a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On the base of reclassifying the economic sector a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and traditional real economy, this article builds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by using the time-series data from 1995 to 2013 to compare direct, indirect and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on their employ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mode;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责任编辑: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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