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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批人，国家就这么一个状况。这就算是好的了，真正能影响几百年、影响全世界的哲学家，咱们出不了。这不是自封的”
“七七事变”之后北大南迁。从湖南步行到云南的1300多公里被任继愈认为是人生重要的行程。“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的景象”，他觉得自己的学问不能离开“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
爱国，是理解他的一条线索。
在西南联大学习时，钱穆给任继愈留下过好印象。“他（钱穆）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老师。”任继愈曾这样跟陈明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时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他不是说献给我的亲人、我的爱人什么的。”
对陈寅恪，任继愈认为他虽关心国家命运，但太悲观。陈有两句诗：“南渡自应伤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他不喜欢诗中的情绪，“我们一定要打回去。”
任继愈对于陈寅恪的某些评价，陈明认为有些偏颇。比如任继愈曾说：陈先生的眼睛坏了，他找了个外国大夫主刀。他两个眼睛都不大好，有人劝他，先开一个眼睛，看行不行。陈寅恪觉得是皇家医学会的，另外去一趟也不容易，说两个都开吧。结果，两个眼睛的手术都失败了。任继愈说，“我觉得他还是崇信外国人。”
毛泽东评价“凤毛麟角”
在任继愈去世之后，见诸媒体的报道中，对他的一个定语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是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我有一个观察的过程。我不是解放以后马上就信仰了共产主义，我是看看，了解了解，1956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继愈曾回忆，解放初期，北大、清华哲学系的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会定期讨论。参加的人除了他，还有汤用彤、贺麟、朱光潜、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人。
不久，他对多年以来最敬重的老师说：你讲的儒家、佛教的那套哲学，我不信了，我要重新学习。
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谈到任继愈的这一转变时说：“任先生是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有贺麟、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他们都是真心诚意相信，包括宗白华这样的远离政治的人。像贺麟，在80年代已经80岁了还申请入党，没人逼他，也没必要逼他，说明他是真信。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很多人都是当时入的党，像季羡林就是。任继愈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个。了解他们，得还原当时的语境和社会环境。”
1959年，毛泽东接见任继愈，谈到了宗教研究。这件事，任继愈多年之后不太愿意谈起。陈明采访他时，他拒绝回答相关问题。李申说，“他极少跟我们说起他个人的事情，见面大多数时候都是谈工作、谈学术。”而李泽厚跟任继愈见面时学术都不谈，只谈身体状况，嘘寒问暖。
《毛泽东文集》里有一段话：“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
这是毛泽东说任继愈是“凤毛麟角”的由来。
除了做学问，任继愈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做木匠活、修自行车，一直持续到1972年，那时他眼睛坏了。“他的眼睛一只完全失明，一只视力只有0.2。”李申说。
任继愈的眼睛是在1970年被下放河南信阳的干校时坏的。
任继愈曾回忆，当时正在编《汉语大词典》，很多学者把词条带到下边去继续做。干校宣传队说，你们尽故弄虚玄，“一、二、三、四”的“一”还不认识吗？还要编书？从干校回北京，图书下架，分门别类。宣传队的人又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不会干活，大本不归大本，小本不归小本，大大小小弄到了一起。“让我们开包打乱，大本、小本分开，结果全乱套了。”
什么是大师的标准
“文革”之后，1978年，任继愈担任所长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
李申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任继愈的研究生的。之前，他是部队上的参谋。因为在科尔沁草原救火时被烧伤，面目全非的他在30岁上被要求退休。他不想这辈子就这么终结，决定通过考研究生重新找工作。他并不喜欢中国哲学史这个专业。只因为这个专业不考外语，而自己还懂点古代汉语，“希望通过考试，找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面试的时候，当着任继愈的面，他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专业，我要工作。”如果没有任继愈，他绝不会被录取。说到这些，他几次止不住流泪。
读研究生时，1979年左右，他跟着任继愈到太原去开会。在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说法。当时几乎没人就此发表什么看法。“可能过于石破天惊，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在分组讨论时，也没人讨论这个问题。李申也是后来才接受老师的学说。他算了算，有近20年时间，全国支持儒教是宗教的人不超过5个。
任继愈很重视如何将个人认识变成群体认识，提出了群体认识论。他举过彭德怀的例子。“彭德怀的话没错，但他的观点就没变成一个群体的东西，达成共识的就少数人，三五个人，那就不行。后来变成群体观念之后，你再想反彭德怀就反不成了。历史就是这样。”
任继愈曾把哲学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60分级，一部分是60分以上级。“民族的认识、群体的认识，这个很关键。当初就有人说‘开民智’，这个很重要，这是60分那一部分，也是最需要的。”
“在中晚年，任先生做了很多编辑工作。《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这是很大的工作，花了他很多精力。把他个人的研究放到一边，去做大量的资料汇集整理，很了不起。”李泽厚说。
李申告诉记者，任先生去年就发病了，中间出过院，仍然每周两次到办公室上班。“我见到他，是参加《中华大典》的审稿会，要求我们每人审阅其中的约10万字。他由护工陪着，带来厚厚两大包。那是送审的全部稿件。他说他的意见都在里边。”
任继愈曾表示，编完这些书之后他想做些自己的东西。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任继愈和季羡林的去世，把什么是“大师”这个问题提了出来。陈明坚持的观点是，我们可以没有大师，但不能没有关于大师的标准。“这几十年中世界各国的大师是什么概念？成就是什么量级？一个素质很好、很勤奋的人，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满意的事？为了使今后的大师做出贡献，我们要怎样改革文化生产和评价制度？”
任继愈生前认为政府对人文学科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语言学家傅懋勣生病时他去看望。“住在协和医院，六个人一个大房间，休息不好，因为有重病人，叫啊闹啊，他就在那个病房里逝世的……你连生病时找个单人房都不能。金岳霖生病时也是住院发生了困难，后来找到胡乔木同志，才把他送到比较好的医院。北大哲学系一个教授，因病在家里去世，遗体往外抬也找不到人，求这个求那个，好不容易才把他送走。”
“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更难。”这是斯宾诺莎的话，任继愈曾跟陈明反复提起。陈明问他，1949年之后，我们的时代是不是就没有哲学家？任继愈说：“就这样一批人，国家就这么一个状况。这就算是好的了，真正能影响几百年、影响全世界的哲学家，咱们出不了。这不是能够自封的。”
（实习记者易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七七事变”之后北大南迁。从湖南步行到云南的1300多公里被任继愈认为是人生重要的行程。“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的景象”，他觉得自己的学问不能离开“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
爱国，是理解他的一条线索。
在西南联大学习时，钱穆给任继愈留下过好印象。“他（钱穆）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老师。”任继愈曾这样跟陈明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时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他不是说献给我的亲人、我的爱人什么的。”
对陈寅恪，任继愈认为他虽关心国家命运，但太悲观。陈有两句诗：“南渡自应伤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他不喜欢诗中的情绪，“我们一定要打回去。”
任继愈对于陈寅恪的某些评价，陈明认为有些偏颇。比如任继愈曾说：陈先生的眼睛坏了，他找了个外国大夫主刀。他两个眼睛都不大好，有人劝他，先开一个眼睛，看行不行。陈寅恪觉得是皇家医学会的，另外去一趟也不容易，说两个都开吧。结果，两个眼睛的手术都失败了。任继愈说，“我觉得他还是崇信外国人。”
毛泽东评价“凤毛麟角”
在任继愈去世之后，见诸媒体的报道中，对他的一个定语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是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我有一个观察的过程。我不是解放以后马上就信仰了共产主义，我是看看，了解了解，1956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继愈曾回忆，解放初期，北大、清华哲学系的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会定期讨论。参加的人除了他，还有汤用彤、贺麟、朱光潜、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人。
不久，他对多年以来最敬重的老师说：你讲的儒家、佛教的那套哲学，我不信了，我要重新学习。
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谈到任继愈的这一转变时说：“任先生是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有贺麟、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他们都是真心诚意相信，包括宗白华这样的远离政治的人。像贺麟，在80年代已经80岁了还申请入党，没人逼他，也没必要逼他，说明他是真信。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很多人都是当时入的党，像季羡林就是。任继愈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个。了解他们，得还原当时的语境和社会环境。”
1959年，毛泽东接见任继愈，谈到了宗教研究。这件事，任继愈多年之后不太愿意谈起。陈明采访他时，他拒绝回答相关问题。李申说，“他极少跟我们说起他个人的事情，见面大多数时候都是谈工作、谈学术。”而李泽厚跟任继愈见面时学术都不谈，只谈身体状况，嘘寒问暖。
《毛泽东文集》里有一段话：“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
这是毛泽东说任继愈是“凤毛麟角”的由来。
除了做学问，任继愈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做木匠活、修自行车，一直持续到1972年，那时他眼睛坏了。“他的眼睛一只完全失明，一只视力只有0.2。”李申说。
任继愈的眼睛是在1970年被下放河南信阳的干校时坏的。
任继愈曾回忆，当时正在编《汉语大词典》，很多学者把词条带到下边去继续做。干校宣传队说，你们尽故弄虚玄，“一、二、三、四”的“一”还不认识吗？还要编书？从干校回北京，图书下架，分门别类。宣传队的人又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不会干活，大本不归大本，小本不归小本，大大小小弄到了一起。“让我们开包打乱，大本、小本分开，结果全乱套了。”
什么是大师的标准
“文革”之后，1978年，任继愈担任所长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
李申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任继愈的研究生的。之前，他是部队上的参谋。因为在科尔沁草原救火时被烧伤，面目全非的他在30岁上被要求退休。他不想这辈子就这么终结，决定通过考研究生重新找工作。他并不喜欢中国哲学史这个专业。只因为这个专业不考外语，而自己还懂点古代汉语，“希望通过考试，找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面试的时候，当着任继愈的面，他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专业，我要工作。”如果没有任继愈，他绝不会被录取。说到这些，他几次止不住流泪。
读研究生时，1979年左右，他跟着任继愈到太原去开会。在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说法。当时几乎没人就此发表什么看法。“可能过于石破天惊，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在分组讨论时，也没人讨论这个问题。李申也是后来才接受老师的学说。他算了算，有近20年时间，全国支持儒教是宗教的人不超过5个。
任继愈很重视如何将个人认识变成群体认识，提出了群体认识论。他举过彭德怀的例子。“彭德怀的话没错，但他的观点就没变成一个群体的东西，达成共识的就少数人，三五个人，那就不行。后来变成群体观念之后，你再想反彭德怀就反不成了。历史就是这样。”
任继愈曾把哲学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60分级，一部分是60分以上级。“民族的认识、群体的认识，这个很关键。当初就有人说‘开民智’，这个很重要，这是60分那一部分，也是最需要的。”
“在中晚年，任先生做了很多编辑工作。《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这是很大的工作，花了他很多精力。把他个人的研究放到一边，去做大量的资料汇集整理，很了不起。”李泽厚说。
李申告诉记者，任先生去年就发病了，中间出过院，仍然每周两次到办公室上班。“我见到他，是参加《中华大典》的审稿会，要求我们每人审阅其中的约10万字。他由护工陪着，带来厚厚两大包。那是送审的全部稿件。他说他的意见都在里边。”
任继愈曾表示，编完这些书之后他想做些自己的东西。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任继愈和季羡林的去世，把什么是“大师”这个问题提了出来。陈明坚持的观点是，我们可以没有大师，但不能没有关于大师的标准。“这几十年中世界各国的大师是什么概念？成就是什么量级？一个素质很好、很勤奋的人，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满意的事？为了使今后的大师做出贡献，我们要怎样改革文化生产和评价制度？”
任继愈生前认为政府对人文学科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语言学家傅懋勣生病时他去看望。“住在协和医院，六个人一个大房间，休息不好，因为有重病人，叫啊闹啊，他就在那个病房里逝世的……你连生病时找个单人房都不能。金岳霖生病时也是住院发生了困难，后来找到胡乔木同志，才把他送到比较好的医院。北大哲学系一个教授，因病在家里去世，遗体往外抬也找不到人，求这个求那个，好不容易才把他送走。”
“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更难。”这是斯宾诺莎的话，任继愈曾跟陈明反复提起。陈明问他，1949年之后，我们的时代是不是就没有哲学家？任继愈说：“就这样一批人，国家就这么一个状况。这就算是好的了，真正能影响几百年、影响全世界的哲学家，咱们出不了。这不是能够自封的。”
（实习记者易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