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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仰危机是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普遍问题，如何构建信仰成了重大课题。有效构建科学的信仰，就要理解信仰发生的动力机制，从信仰的动力机制及形成出发，才能确保信仰构建的科学合理性。信仰的动力是主体对信仰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动力基础和源泉。而信仰形成的机制则是主体自发性向自觉性转换运动的过程，人们想要使需要得到满足首先是自发的，而后通过实践等因素变为自觉性的，从而促进了信仰的确立和形成。
关键词：信仰；需要；动力；自发性；自觉性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6-0036-03
信仰对于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信仰的缺失又是当今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时代的召唤下，研究信仰的构建问题，已成为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工作。在探讨如何构建信仰之前，理清人们信仰发生的动机机制问题，对于更好地分析信仰成因、发展有重大理论意义，对于信仰的构建也有重大现实意义。笔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心理学为基点，力求解析信仰发生的动力及运行机制，以更好地服务于时代课题“信仰构建”。
一、需要：信仰发生的原始驱动力
（一）需要的“动力”内涵
信仰是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的坚定信赖和执着追求的一种精神活动，其发生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有其内在的驱动力在无形地推进主体进行对信仰的追寻和探索。这种驱动力，其实就是信仰主体的需要，一种对信仰的需要。
需要是个体对内外环境的客观需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心理学将需要定义为：“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表现为有机体对内外环境条件的欲求。”[1]需要和动机常常联系在一起，需要常以一种“缺乏感”体验着，以意向、愿望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的这种需要总要获得满足，要满足人的需要，就要进行某种行为、活动，去获得满足需要的对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需要的本质：人的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动力基础和源泉，是人类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的各种需要，最终成为推动人进行活动的动机，推动着人们去从事各项实践活动，包括精神实践活动。
“马克思的关于人的需要理论可以归纳出一个基本的需要体系，即人的需要包括自然需要、社会需要、精神需要三个环节，并认为这些需要密切联系，构成了其实质内容。”[2]自然需要，主要是指衣食住行等低层次的需要，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需要是反映社会要求而产生的，主要指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需要；精神需要是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主要包括精神文化需要和精神寄托需要，精神文化需要强调的是人作为个体享用人类文化成果的需要，精神寄托需要侧重于人作为具有思维和意识的高级动物，需要从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活动精神慰藉，获得精神满足。
（二）需要是信仰发生的驱动力
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需要是人类实现自我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具有精神需要，具有精神寄托的需要，需要从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活动精神慰藉，获得精神满足。这种精神的慰藉，其实就是我们的信仰，信仰是对人们现实困苦的慰藉，是对未来理想的寄托。人因为需要精神寄托，才去寻求可以寄托情感、精神的承载物（信仰）。因而，我们不难看出，需要是人们信仰和追求信仰的内在驱动力。
纵观古今，我们从各个不同社会的社会历史、社会现实的角度，也不难理解需要对于信仰的动力作用。按照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三个阶段包括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首先，生存需要、克服恐惧的需要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的普遍精神需要，从而产生了原始信仰。这一时期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形态，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对自然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较低。这一时期，人们的需求是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希望得到最基本的生命的延续，因而，人们往往是怀着恐惧的心理对待自然界。对于生存的希望，对于自然界的恐惧和敬畏，引起了人们对于寻求精神慰藉、精神保护的欲望和需要，人们需要找到一种“东西”来实现对其安全的保护，实现对其生存的保障，实现对其心理恐惧的抚慰。在这种需求的动力作用下，人类开始自发地搜寻着对象，当找到了某种“神秘东西”后，他们开始自发地崇拜起来，比如对于自然物、天象、图腾等的崇拜，这就形成了最原始的自发性的信仰。
第二，希望摆脱困难，渴望未来美好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劳苦大众的精神诉求，从而产生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这一时期生产力极大地发展，人们增强了探索自然界的能力，实现了对许多自然规律的认识，因此，不再盲目地崇拜自然。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对利益的追逐，广大劳动人民作为受剥削受压迫者，其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及精神需要表现得更为迫切。在其可以生存的前提下，其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要求他们更加辛苦地工作，以满足这两种需要。在繁重的劳动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他们的精神需要变得愈加迫切。他们自觉靠自身之力无法改变现状，因而渴望精神上得到慰藉，渴望一个人、一种东西、一种力量能够抚平他们心灵的创伤，能够带领他们脱离困难，他们渴望未来的安乐和美好。此时，宗教恰恰能够满足广大劳苦大众精神上的需要，对于宗教的信仰，能够让大家暂时忘却困难，以一种安详的姿态无限地憧憬未来哪怕是彼岸世界的美好生活。因而，大家纷纷投入宗教的怀抱，在这种信仰中享受着需要的满足感。
第三，现阶段社会情况复杂多变，人们精神需要呈现多元化，因而对待信仰的选择也呈现多元化趋势。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依然存在。就当代大学生来说，他们有最基本衣食住行的自然需要，有进行社会交往、社会活动的社会需要，更有精神需要，这种精神需要不仅包括我们对所谓的“精神食粮”即文化知识的学习和追求，还包括面临现实困境时所需要的精神寄托和精神力量，更需要一种对个人未来发展及个人所处社会发展方向起指引作用的精神引导。这些精神需求使得当代大学生一直渴望得到满足，一直在寻找满足其需求的某些物质。然而，因为需要的多元化，对信仰对象的选择也就呈现出多选择的特点。有的人找到了，乐在其中使其坚定信赖和追求，那便是信仰。而有的人没有找到，或者不确信自己找到了那种能够完全满足其需求的物质，因而有的人依然处在精神空虚之中，有的人在信仰对象面前踌躇、徘徊，在进行着精神挣扎。这就形成了现今时代的信仰危机，因而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社会的信仰危机源自于信仰客体满足不了主体的信仰需要。 简言之，需要产生了信仰的动力，驱动着人们对信仰的追求。但是为什么现今社会，有的人有信仰、在信仰，有的人没有信仰、不在信仰呢？这就是我们下文要论述的信仰发生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差异。
二、自发性到自觉性：信仰形成的内在机制
（一）自发性：信仰发生的原始根基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发性是指事物的活动（运动）不受精神因素的支配，没有明确的意识、目的、计划，由其自身内部矛盾自然推动的一种能力和状态。人的自发性主要是指人“缺乏对事物发展规律性认识”[3]无意识地、盲目地进行活动的状态。在人们的活动中往往表现为：不会预见所采取的行动的实际结果，不知道或者不去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用，盲目地接受客观必然过程所支配。
自发性是信仰发生的原始根基。主体的任何活动都是以需要为驱动力，自发性是其最初状态，信仰也不例外。人们自发性的产生原因可以归结为主体的需要。当主体内部产生不平衡状态时，主体的需要便产生了，在需要的驱动下，主体需要进行某些行为、活动从而获取需要的对象，满足主体需要，这就是一种自发性的体现，这时的活动是带有自发性的。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动力基础和源泉，自发性是满足需要活动必由状态，因而，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活动起初都是带有自发性的。信仰也不例外，在信仰发生之前，人们因为需要精神寄托而寻找着信仰，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发的状态。
（二）自觉性：信仰发生的必要条件
“自觉性是指主体的活动是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意识、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的。人的活动虽然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但是，这些意识、目的、计划不一定都反映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只有在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指导下的活动，才能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才是人的意识所能把握和控制的活动，因而也才是真正自觉的活动”[4]。马克思说：“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换句话说，人的活动是受自己的意识支配的，人不仅具有对客体的对象意识，而且有对自身的生理、心理、地位、需要和利益等等的自我意识。
自觉性是信仰形成的必要条件。真正的信仰的形成，不仅仅是自发的、盲目的，而应该是有人类自觉性参与的。没有自觉性的参与，就意味着主体活动是无意识的、盲目的进行信仰活动，那么主体所选择的信仰也只能是低级的、不可靠的，这样的信仰不可能是知情意行全方位投入的真正的信仰。
（三）信仰形成的内在机制
自发性与自觉性都是人的活动状态，那么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列宁在《怎么办？》中关于无产阶级工人罢工的发展的论述可以给我们答案：“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成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5]无产阶级工人罢工是由自发性到自觉性的，由此推知，人在社会中的活动都是由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自发因素就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二者之间没有明显地界限，二者的转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自发性产生后，由于实践的作用，经验的积累，知识的深化，对事物认识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等等因素，自觉性由萌发状态逐渐发展壮大，最后代替自发性，主宰了主体的整个活动。
信仰的形成也是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过程。人们的对于信仰的需要，对于信仰的找寻，对于信仰追求，起初都是自发的，随着人们通过实践活动，积累了经验，深化了认识，从而形成自觉的找寻信仰的活动，在自觉性的帮助下，人们才能真正寻找并确立自己的信仰，才能够形成对信仰对象的信赖和追求。革命战争年代，我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体现了自发性-自觉性这种内在机制的作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受到了西方“民主、科学”理念的冲击，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他们意识到人民正处于危难时刻，迫切需要一些新思想的引领、迫切需要精神的振作。因而他们自发的奔走呼号，自发地搜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和人民的信仰。此时的自发性正式自觉性的萌芽状态，随着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对于其他国家社会制度的规律性认识，对于人们精神需求的理性把握，尤其是当李大钊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大地上，一大批同志在接收了马克思主义后，自发状态逐步走向了自觉状态。愈是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愈能深刻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愈是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愈能得到精神力量，找到理想和目标，这正是自觉性的极大发展，也正因如此，才能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信赖和追求。信仰的形成，正是以自发的寻找——低层次的自觉地学习检验——较高层次的自觉地实践运用，一直到最终自觉树立。
三、结语
信仰形成的原始驱动力是主体的需要，信仰形成过程的内在机制是自发性到自觉性的发展，那么在分析信仰危机产生的原因时，可以打破以往的单纯地从时代环境角度纠结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简单地从信仰教育角度抨击教育的弊端。在尝试构建主流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主体的需要出发，给予满足主体需要的信仰，这当然指的是真正的中国化、大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促进主体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的角度出发，尝试着切实运用实践的力量以及模仿学习榜样等方法促进主体自觉性的觉醒。
参考文献：
[1]心理咨询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64
[2]马文光.马克思的需要理论[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143-45.
[3]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346.
[4]欧炯明.关于自觉性和自发性范畴[J].云南社会科学，1999（增刊）：35-39.
[5]中共北京市委.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7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王恒兵.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J].社会主义研究，2011.2：10-14
[9]彭先兵.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对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意义[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2）：152-156.
关键词：信仰；需要；动力；自发性；自觉性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6-0036-03
信仰对于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信仰的缺失又是当今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时代的召唤下，研究信仰的构建问题，已成为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工作。在探讨如何构建信仰之前，理清人们信仰发生的动机机制问题，对于更好地分析信仰成因、发展有重大理论意义，对于信仰的构建也有重大现实意义。笔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心理学为基点，力求解析信仰发生的动力及运行机制，以更好地服务于时代课题“信仰构建”。
一、需要：信仰发生的原始驱动力
（一）需要的“动力”内涵
信仰是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的坚定信赖和执着追求的一种精神活动，其发生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有其内在的驱动力在无形地推进主体进行对信仰的追寻和探索。这种驱动力，其实就是信仰主体的需要，一种对信仰的需要。
需要是个体对内外环境的客观需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心理学将需要定义为：“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表现为有机体对内外环境条件的欲求。”[1]需要和动机常常联系在一起，需要常以一种“缺乏感”体验着，以意向、愿望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的这种需要总要获得满足，要满足人的需要，就要进行某种行为、活动，去获得满足需要的对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需要的本质：人的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动力基础和源泉，是人类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的各种需要，最终成为推动人进行活动的动机，推动着人们去从事各项实践活动，包括精神实践活动。
“马克思的关于人的需要理论可以归纳出一个基本的需要体系，即人的需要包括自然需要、社会需要、精神需要三个环节，并认为这些需要密切联系，构成了其实质内容。”[2]自然需要，主要是指衣食住行等低层次的需要，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需要是反映社会要求而产生的，主要指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需要；精神需要是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主要包括精神文化需要和精神寄托需要，精神文化需要强调的是人作为个体享用人类文化成果的需要，精神寄托需要侧重于人作为具有思维和意识的高级动物，需要从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活动精神慰藉，获得精神满足。
（二）需要是信仰发生的驱动力
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需要是人类实现自我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具有精神需要，具有精神寄托的需要，需要从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活动精神慰藉，获得精神满足。这种精神的慰藉，其实就是我们的信仰，信仰是对人们现实困苦的慰藉，是对未来理想的寄托。人因为需要精神寄托，才去寻求可以寄托情感、精神的承载物（信仰）。因而，我们不难看出，需要是人们信仰和追求信仰的内在驱动力。
纵观古今，我们从各个不同社会的社会历史、社会现实的角度，也不难理解需要对于信仰的动力作用。按照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三个阶段包括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首先，生存需要、克服恐惧的需要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的普遍精神需要，从而产生了原始信仰。这一时期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形态，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对自然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较低。这一时期，人们的需求是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希望得到最基本的生命的延续，因而，人们往往是怀着恐惧的心理对待自然界。对于生存的希望，对于自然界的恐惧和敬畏，引起了人们对于寻求精神慰藉、精神保护的欲望和需要，人们需要找到一种“东西”来实现对其安全的保护，实现对其生存的保障，实现对其心理恐惧的抚慰。在这种需求的动力作用下，人类开始自发地搜寻着对象，当找到了某种“神秘东西”后，他们开始自发地崇拜起来，比如对于自然物、天象、图腾等的崇拜，这就形成了最原始的自发性的信仰。
第二，希望摆脱困难，渴望未来美好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劳苦大众的精神诉求，从而产生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这一时期生产力极大地发展，人们增强了探索自然界的能力，实现了对许多自然规律的认识，因此，不再盲目地崇拜自然。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对利益的追逐，广大劳动人民作为受剥削受压迫者，其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及精神需要表现得更为迫切。在其可以生存的前提下，其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要求他们更加辛苦地工作，以满足这两种需要。在繁重的劳动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他们的精神需要变得愈加迫切。他们自觉靠自身之力无法改变现状，因而渴望精神上得到慰藉，渴望一个人、一种东西、一种力量能够抚平他们心灵的创伤，能够带领他们脱离困难，他们渴望未来的安乐和美好。此时，宗教恰恰能够满足广大劳苦大众精神上的需要，对于宗教的信仰，能够让大家暂时忘却困难，以一种安详的姿态无限地憧憬未来哪怕是彼岸世界的美好生活。因而，大家纷纷投入宗教的怀抱，在这种信仰中享受着需要的满足感。
第三，现阶段社会情况复杂多变，人们精神需要呈现多元化，因而对待信仰的选择也呈现多元化趋势。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依然存在。就当代大学生来说，他们有最基本衣食住行的自然需要，有进行社会交往、社会活动的社会需要，更有精神需要，这种精神需要不仅包括我们对所谓的“精神食粮”即文化知识的学习和追求，还包括面临现实困境时所需要的精神寄托和精神力量，更需要一种对个人未来发展及个人所处社会发展方向起指引作用的精神引导。这些精神需求使得当代大学生一直渴望得到满足，一直在寻找满足其需求的某些物质。然而，因为需要的多元化，对信仰对象的选择也就呈现出多选择的特点。有的人找到了，乐在其中使其坚定信赖和追求，那便是信仰。而有的人没有找到，或者不确信自己找到了那种能够完全满足其需求的物质，因而有的人依然处在精神空虚之中，有的人在信仰对象面前踌躇、徘徊，在进行着精神挣扎。这就形成了现今时代的信仰危机，因而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社会的信仰危机源自于信仰客体满足不了主体的信仰需要。 简言之，需要产生了信仰的动力，驱动着人们对信仰的追求。但是为什么现今社会，有的人有信仰、在信仰，有的人没有信仰、不在信仰呢？这就是我们下文要论述的信仰发生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差异。
二、自发性到自觉性：信仰形成的内在机制
（一）自发性：信仰发生的原始根基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发性是指事物的活动（运动）不受精神因素的支配，没有明确的意识、目的、计划，由其自身内部矛盾自然推动的一种能力和状态。人的自发性主要是指人“缺乏对事物发展规律性认识”[3]无意识地、盲目地进行活动的状态。在人们的活动中往往表现为：不会预见所采取的行动的实际结果，不知道或者不去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用，盲目地接受客观必然过程所支配。
自发性是信仰发生的原始根基。主体的任何活动都是以需要为驱动力，自发性是其最初状态，信仰也不例外。人们自发性的产生原因可以归结为主体的需要。当主体内部产生不平衡状态时，主体的需要便产生了，在需要的驱动下，主体需要进行某些行为、活动从而获取需要的对象，满足主体需要，这就是一种自发性的体现，这时的活动是带有自发性的。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动力基础和源泉，自发性是满足需要活动必由状态，因而，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活动起初都是带有自发性的。信仰也不例外，在信仰发生之前，人们因为需要精神寄托而寻找着信仰，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发的状态。
（二）自觉性：信仰发生的必要条件
“自觉性是指主体的活动是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意识、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的。人的活动虽然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但是，这些意识、目的、计划不一定都反映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只有在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指导下的活动，才能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才是人的意识所能把握和控制的活动，因而也才是真正自觉的活动”[4]。马克思说：“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换句话说，人的活动是受自己的意识支配的，人不仅具有对客体的对象意识，而且有对自身的生理、心理、地位、需要和利益等等的自我意识。
自觉性是信仰形成的必要条件。真正的信仰的形成，不仅仅是自发的、盲目的，而应该是有人类自觉性参与的。没有自觉性的参与，就意味着主体活动是无意识的、盲目的进行信仰活动，那么主体所选择的信仰也只能是低级的、不可靠的，这样的信仰不可能是知情意行全方位投入的真正的信仰。
（三）信仰形成的内在机制
自发性与自觉性都是人的活动状态，那么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列宁在《怎么办？》中关于无产阶级工人罢工的发展的论述可以给我们答案：“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成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5]无产阶级工人罢工是由自发性到自觉性的，由此推知，人在社会中的活动都是由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自发因素就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二者之间没有明显地界限，二者的转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自发性产生后，由于实践的作用，经验的积累，知识的深化，对事物认识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等等因素，自觉性由萌发状态逐渐发展壮大，最后代替自发性，主宰了主体的整个活动。
信仰的形成也是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过程。人们的对于信仰的需要，对于信仰的找寻，对于信仰追求，起初都是自发的，随着人们通过实践活动，积累了经验，深化了认识，从而形成自觉的找寻信仰的活动，在自觉性的帮助下，人们才能真正寻找并确立自己的信仰，才能够形成对信仰对象的信赖和追求。革命战争年代，我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体现了自发性-自觉性这种内在机制的作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受到了西方“民主、科学”理念的冲击，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他们意识到人民正处于危难时刻，迫切需要一些新思想的引领、迫切需要精神的振作。因而他们自发的奔走呼号，自发地搜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和人民的信仰。此时的自发性正式自觉性的萌芽状态，随着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对于其他国家社会制度的规律性认识，对于人们精神需求的理性把握，尤其是当李大钊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大地上，一大批同志在接收了马克思主义后，自发状态逐步走向了自觉状态。愈是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愈能深刻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愈是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愈能得到精神力量，找到理想和目标，这正是自觉性的极大发展，也正因如此，才能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信赖和追求。信仰的形成，正是以自发的寻找——低层次的自觉地学习检验——较高层次的自觉地实践运用，一直到最终自觉树立。
三、结语
信仰形成的原始驱动力是主体的需要，信仰形成过程的内在机制是自发性到自觉性的发展，那么在分析信仰危机产生的原因时，可以打破以往的单纯地从时代环境角度纠结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简单地从信仰教育角度抨击教育的弊端。在尝试构建主流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主体的需要出发，给予满足主体需要的信仰，这当然指的是真正的中国化、大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促进主体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的角度出发，尝试着切实运用实践的力量以及模仿学习榜样等方法促进主体自觉性的觉醒。
参考文献：
[1]心理咨询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64
[2]马文光.马克思的需要理论[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143-45.
[3]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346.
[4]欧炯明.关于自觉性和自发性范畴[J].云南社会科学，1999（增刊）：35-39.
[5]中共北京市委.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7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王恒兵.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J].社会主义研究，2011.2：10-14
[9]彭先兵.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对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意义[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2）：15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