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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美两国如何就非洲的安全与发展进行合作，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议题。中美智库一直热衷于确立两国在非洲的共同利益以及双方能够进行合作的领域。尽管如此，目前中美之间依然难觅成功合作的范例，现存的合作往往都是“最小公分母”式的议题——集中在最基本的、争议最小的领域，譬如，愈演愈烈的南苏丹危机和严峻的埃博拉疫情。审视中美在非洲合作的历程可以发现，两国需要更加实际地衡量合作的基础和局限。
倡导中美合作的逻辑无懈可击。在非洲和平与发展议题上，中美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只有和平、稳定的非洲，才能保障双方在非洲的既有利益（尤其是商业投资）。此外，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中美在非洲有着共同的道德义务。在一些例子中，如南苏丹问题，倘若危机持续恶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将损失惨重。在更深的层次上，一个繁荣、稳定的非洲会向中美提供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进而强化两国合作的动力。
虽然两国学者发布了大量的分析报告，来说明中美在哪些方面“能够”或者“应该”合作，但现实中双方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合作却寥寥无几。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双方出于不同的利益和观念，在非洲许多重大议题上并未将对方视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在美国方面，兰德公司2014年的一项研究准确反映了当前美国的观点，即美国对于中国在非影响力日益扩大及美国在非洲角逐中失败的担忧。
此类竞争性论述在中国也十分流行。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西方在非洲影响力的增强意味着，中国想实现在非洲的战略利益将面临更多的困难……西方当前强化在非影响力对中国提出了更多挑战……中国应该多专注于在非洲的竞争策略。”中国学者的分析往往聚焦于美国的非洲战略如何影响或破坏中国的政治和商业利益。对于美方关于中国“资源中心主义”的批评，中国越来越多地将此归因于美国“输不起”的心态。
除了强烈的竞争意识，阻碍中美在非合作的另一关键因素是，两国在诸如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问题上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标准。中国不允许政治因素干涉中非务实关系，美国的政策则带有强烈的价值导向。在技术层面，中国视发展与对外援助为推进友谊和经济合作的实用政策，而美国的发展项目附加有明确的目标和条件。现实中，这些巨大的差别极大限制了中美合作的潜力。
在此大环境下，中美最引人注目的合作似乎只存在于“最小公分母”类的议题。南苏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该国通过美国支持的公投得以独立，因此其和平与发展对于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则在南苏丹有可观的石油投资，危机让这些投资面临风险。基于共同利益，两国均参与了南苏丹和平进程，并共同推动结束冲突。为彰显彼此承诺，双方都将苏丹/南苏丹列为重要合作议题。然而，即便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中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相左看法仍影响着两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另一“最小公分母”式的合作领域是公共卫生。在利比里亚，两国成功建立了疾病控制合作中心，并启动了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合作项目。在埃博拉危机期间，中美合作提供援助，协调后勤保障，且成立了埃博拉治疗中心。这些案例令人鼓舞，但也显示出中美合作只发生在两国利益面临最严峻、最明确的威胁，同时两国共同利益远远超出竞争利益的情况下。
除了这些基本领域，中美在非洲发展或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寥寥无几。譬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英加水坝3号项目可称中美共同利益的范例。去年，非洲国家对于美国正考虑与中国合作投资该项目的报道兴奋不已，该项目有助于实现奥巴马雄心勃勃的“电力非洲”目标，报道称中国甚至向美国发出了联合开发的邀请。然而今年早些时候，“电力非洲”协调员安德鲁·艾斯科威茨在峰会上宣布，美国的“电力非洲”倡议不会“正式”支持英加水坝3号项目，因而中美在该项目上的合作宣告破产。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非洲观察家们或许不应该对中美在非的广泛合作抱有太大期望，相反，中美应集中向基础的且争议最小的安全危机和非传统的卫生挑战等方向努力。只要中美两国竞争意识不变，双方在非洲政治、贸易、发展以及援助等领域的合作就不太可能出现。关注中美可切实合作的基本议题，而不是描绘一幅中美在非合作的全方位宏伟愿景，将使中美非三方获益更多。
倡导中美合作的逻辑无懈可击。在非洲和平与发展议题上，中美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只有和平、稳定的非洲，才能保障双方在非洲的既有利益（尤其是商业投资）。此外，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中美在非洲有着共同的道德义务。在一些例子中，如南苏丹问题，倘若危机持续恶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将损失惨重。在更深的层次上，一个繁荣、稳定的非洲会向中美提供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进而强化两国合作的动力。
虽然两国学者发布了大量的分析报告，来说明中美在哪些方面“能够”或者“应该”合作，但现实中双方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合作却寥寥无几。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双方出于不同的利益和观念，在非洲许多重大议题上并未将对方视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在美国方面，兰德公司2014年的一项研究准确反映了当前美国的观点，即美国对于中国在非影响力日益扩大及美国在非洲角逐中失败的担忧。
此类竞争性论述在中国也十分流行。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西方在非洲影响力的增强意味着，中国想实现在非洲的战略利益将面临更多的困难……西方当前强化在非影响力对中国提出了更多挑战……中国应该多专注于在非洲的竞争策略。”中国学者的分析往往聚焦于美国的非洲战略如何影响或破坏中国的政治和商业利益。对于美方关于中国“资源中心主义”的批评，中国越来越多地将此归因于美国“输不起”的心态。
除了强烈的竞争意识，阻碍中美在非合作的另一关键因素是，两国在诸如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问题上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标准。中国不允许政治因素干涉中非务实关系，美国的政策则带有强烈的价值导向。在技术层面，中国视发展与对外援助为推进友谊和经济合作的实用政策，而美国的发展项目附加有明确的目标和条件。现实中，这些巨大的差别极大限制了中美合作的潜力。
在此大环境下，中美最引人注目的合作似乎只存在于“最小公分母”类的议题。南苏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该国通过美国支持的公投得以独立，因此其和平与发展对于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则在南苏丹有可观的石油投资，危机让这些投资面临风险。基于共同利益，两国均参与了南苏丹和平进程，并共同推动结束冲突。为彰显彼此承诺，双方都将苏丹/南苏丹列为重要合作议题。然而，即便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中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相左看法仍影响着两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另一“最小公分母”式的合作领域是公共卫生。在利比里亚，两国成功建立了疾病控制合作中心，并启动了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合作项目。在埃博拉危机期间，中美合作提供援助，协调后勤保障，且成立了埃博拉治疗中心。这些案例令人鼓舞，但也显示出中美合作只发生在两国利益面临最严峻、最明确的威胁，同时两国共同利益远远超出竞争利益的情况下。
除了这些基本领域，中美在非洲发展或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寥寥无几。譬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英加水坝3号项目可称中美共同利益的范例。去年，非洲国家对于美国正考虑与中国合作投资该项目的报道兴奋不已，该项目有助于实现奥巴马雄心勃勃的“电力非洲”目标，报道称中国甚至向美国发出了联合开发的邀请。然而今年早些时候，“电力非洲”协调员安德鲁·艾斯科威茨在峰会上宣布，美国的“电力非洲”倡议不会“正式”支持英加水坝3号项目，因而中美在该项目上的合作宣告破产。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非洲观察家们或许不应该对中美在非的广泛合作抱有太大期望，相反，中美应集中向基础的且争议最小的安全危机和非传统的卫生挑战等方向努力。只要中美两国竞争意识不变，双方在非洲政治、贸易、发展以及援助等领域的合作就不太可能出现。关注中美可切实合作的基本议题，而不是描绘一幅中美在非合作的全方位宏伟愿景，将使中美非三方获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