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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格教育”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核心，“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梁启超推崇的志在立国、严以修身、乐于处群等人格涵盖了“立德树人”的多个层面，他主张的多育共进、知行合一、内外并举的人格塑造方法延展了“立德树人”的生成路径。梁启超对“人格教育”的精辟阐释如源泉活水一般对当今“立德树人”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着启发性建议，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德育”资源宝库。
关键词：人格教育 立德树人 梁启超
梁启超“人格教育”思想零星分布于他的书信札记、演讲文稿以及他参与制定的学约章程中，有些文章相互印证，有些文章相互补充，从而构筑了完整的“人格教育”理论体系。梁启超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善于吸收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他的“人格教育”论调和了中西优劣，立足于当时国情，而又适切于未来发展。
一、“德”之范本—梁启超提倡的人格
1.志在立国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和《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首倡的便是“立志”。他以朱子所云“书不熟，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志不立，天下无可为之事”，“学者志不立，则一齐放倒了”申说了“立志”的重要性。对于“志在科第”“志在衣食”，他主张“愿共戒之”而“立乎其大者”。何谓大志？在梁启超看来，大的志向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已推而纳之沟中”的民本意识和人民情怀，是“天下兴亡。匹夫之贼，与有责焉”的国家安全观与荣辱与共的民族观念。个人的志向要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称之为“大”。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教育，只能养成书呆子或烂名士，完全迂阔于事情或好为僻脾气与人立异，又疏懒不好问俗事，而真正的国民是国家的主体，对于国家有高度的参与感与责任感，能从整体利益出发，坚持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自觉其为国家所有人之义，以尽种种责任和义务来维持国家，关心它。因此，这样的国民将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国事为己事，国权为己权，国耻为己耻，国荣为己荣，寻的是治天下之法，求的是图强之道。
2.严以修身
梁启超认为修身的目标是要追求一种定态—“知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知”“仁”“勇”是人类普遍道德的标准，要三者具备才能成一个人。如何不忧？要化小我于宇宙之中，淡然视之成败得失；如何不惧？头一件要心地光明，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如何不惑？光有学识常识并不够，更重要的是有化繁为简，举一反三的总体的智慧，进而养成判断力能灵活应对。这种定态包括两个层次：内在的品性和外在的风度。首先内心要保持“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恒定追求，克制私欲，磨砺意志；其次外在行为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看”，“定容貌，定颜色，出辞气”，使“浩然之气”由内心生发而在言行举止中得以实现。严以修身，不是把道德作为“律令”和“枷锁”限制人的自由发展，而是要发挥“道德自律”引领作用，形成健全的人格与人生存发展，铸就一个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自由自觉意识。
3.乐于处群
梁启超认为道德的目的不外乎两者—发展个性和发展群性。人在世界上之所以能够生存，不光是恃着个人，尤贵在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群。乐于处群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会友，梁启超以“但相爱，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善相劝，过相规”“集众思，广众益”告诉我们朋友之间要相互宽容理解，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个人也要善于借助集体实现自身发展，正所谓“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第二个方面是要积极融入现代团体生活，了解现代团体生活中的民主规则，发扬现代团体生活中的民主精神。士群为学会，商群为公司，国群为议院，这三者都是“群心智”的场所，“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而我国之教育，也在于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
二、“德”之化育—梁启超谈人格的塑造
1.多育共进
梁启超对人格的定义为“成为人之资格也，品行、知识、体力皆包于是”。他特别提出“所谓人格，其实是团体生活中所必要的人格”，所以他希望通过教育使学生养成自治之品性，能人我协同，成一群内之我。他提过教育可以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更加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层面。其中知育是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情育是培养学生的情操，意育是培养学生理性的意志。此外，他也十分重视美育，他认为“美术”和“科学”有相得益彰的作用。
2.知行合一
梁启超肯定了“行”对“知”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每一学科的学习都需要找到适切的生成路径，在实践中出知。“故无三十七万金之天文台，三十五万金之千里镜，则天学必不精；不能环游地球，而不能遍各国省府州县，皆有车迹马辙，則地学必不精。”他对颜习斋所讲“格物致知”的解法总结道：“要想知识来到跟前（知至），必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即‘亲下手一番’（手格其物）便是。换而言之，无所谓先天的知识，凡知识皆得自经验。”梁启超强调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他认为学校除却书本教育外，最少要分出一小半时候做实生活教育。他在阐述如何培养学生政治习惯时，便特别提到学生自治会这种形式，鼓励学生自动的自治而作为将来政治生活乃至一切团体生活的实地练习；梁启超非常重视理论知识的应用价值和社会公用。
3.内外并举
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梁启超提出学生可以通过“静坐”来养心，正所谓“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一纵其心，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或虚构一他日，办事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极熟，亦可助阅历之事”。梁启超也反复提及曾子的三省之法，提倡自我反思，在《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毕业纪念册序》中他以“当知吾所处者为最优之境遇”“当知吾所负者为最重之责任”“当知吾今所历者为一生最危险之时代”警语式的新三省勉励学生负重前行。他始终把“为人”“做事”“学问”作为学生自修的三大要义。学生的人格塑造同样离不开老师的教导，老师是影响学生发展最直接的外部因素。教师要敬重自己的职业，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教书育人这件事上，凭借自身的才能，把工作做到圆满，同时也要从诲人不倦的工作中找到乐趣，用高尚的趣味熏陶学生，耕耘好“自家的田地”。
三、“德”之通鉴—“人格教育”论的当代价值
“立德”指“以德为先”，“树人”指“全面发展”，“人格教育”作为一个大概念，统摄“立德”“树人”两种内涵，进而消解了并列式短语结构造成的词隙割裂，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德育、体育、美育、劳育、智育等各种育人版块的结合，是一个不断优化的系统结构。我们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而对一个学生德行的培养，无疑是擢升其各方面素质的内驱力与领航工程，需要教师多一些人格关怀与身先垂范。
“立德树人”和“人格教育”一样，必须依托具体的实践，这是“立”与“树”的基础。国家要推动以实践为导向的教育改革，学校要积极为学生创建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更开放与广阔的实践情境中培育健全的人格。学生的学习不应该只局限于教室之内、书本之上，更应该向自然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实践出真知。
“德”与“人格”均是儒家经典中重要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学习古人提升自我修养的方法途径，是“人格教育”论民族性的鲜明体现，也应成为“立德树人”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优势的不变底色。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新民说》，商务印书馆2016年。
[2] 梁启超《梁启超论教育》，商务印书馆2017年。
[3] 刘黎《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的“全人格”理念》，《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4] 陈来《梁启超的道德思想—以孔孟立教论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关键词：人格教育 立德树人 梁启超
梁启超“人格教育”思想零星分布于他的书信札记、演讲文稿以及他参与制定的学约章程中，有些文章相互印证，有些文章相互补充，从而构筑了完整的“人格教育”理论体系。梁启超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善于吸收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他的“人格教育”论调和了中西优劣，立足于当时国情，而又适切于未来发展。
一、“德”之范本—梁启超提倡的人格
1.志在立国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和《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首倡的便是“立志”。他以朱子所云“书不熟，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志不立，天下无可为之事”，“学者志不立，则一齐放倒了”申说了“立志”的重要性。对于“志在科第”“志在衣食”，他主张“愿共戒之”而“立乎其大者”。何谓大志？在梁启超看来，大的志向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已推而纳之沟中”的民本意识和人民情怀，是“天下兴亡。匹夫之贼，与有责焉”的国家安全观与荣辱与共的民族观念。个人的志向要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称之为“大”。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教育，只能养成书呆子或烂名士，完全迂阔于事情或好为僻脾气与人立异，又疏懒不好问俗事，而真正的国民是国家的主体，对于国家有高度的参与感与责任感，能从整体利益出发，坚持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自觉其为国家所有人之义，以尽种种责任和义务来维持国家，关心它。因此，这样的国民将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国事为己事，国权为己权，国耻为己耻，国荣为己荣，寻的是治天下之法，求的是图强之道。
2.严以修身
梁启超认为修身的目标是要追求一种定态—“知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知”“仁”“勇”是人类普遍道德的标准，要三者具备才能成一个人。如何不忧？要化小我于宇宙之中，淡然视之成败得失；如何不惧？头一件要心地光明，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如何不惑？光有学识常识并不够，更重要的是有化繁为简，举一反三的总体的智慧，进而养成判断力能灵活应对。这种定态包括两个层次：内在的品性和外在的风度。首先内心要保持“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恒定追求，克制私欲，磨砺意志；其次外在行为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看”，“定容貌，定颜色，出辞气”，使“浩然之气”由内心生发而在言行举止中得以实现。严以修身，不是把道德作为“律令”和“枷锁”限制人的自由发展，而是要发挥“道德自律”引领作用，形成健全的人格与人生存发展，铸就一个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自由自觉意识。
3.乐于处群
梁启超认为道德的目的不外乎两者—发展个性和发展群性。人在世界上之所以能够生存，不光是恃着个人，尤贵在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群。乐于处群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会友，梁启超以“但相爱，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善相劝，过相规”“集众思，广众益”告诉我们朋友之间要相互宽容理解，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个人也要善于借助集体实现自身发展，正所谓“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第二个方面是要积极融入现代团体生活，了解现代团体生活中的民主规则，发扬现代团体生活中的民主精神。士群为学会，商群为公司，国群为议院，这三者都是“群心智”的场所，“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而我国之教育，也在于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
二、“德”之化育—梁启超谈人格的塑造
1.多育共进
梁启超对人格的定义为“成为人之资格也，品行、知识、体力皆包于是”。他特别提出“所谓人格，其实是团体生活中所必要的人格”，所以他希望通过教育使学生养成自治之品性，能人我协同，成一群内之我。他提过教育可以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更加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层面。其中知育是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情育是培养学生的情操，意育是培养学生理性的意志。此外，他也十分重视美育，他认为“美术”和“科学”有相得益彰的作用。
2.知行合一
梁启超肯定了“行”对“知”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每一学科的学习都需要找到适切的生成路径，在实践中出知。“故无三十七万金之天文台，三十五万金之千里镜，则天学必不精；不能环游地球，而不能遍各国省府州县，皆有车迹马辙，則地学必不精。”他对颜习斋所讲“格物致知”的解法总结道：“要想知识来到跟前（知至），必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即‘亲下手一番’（手格其物）便是。换而言之，无所谓先天的知识，凡知识皆得自经验。”梁启超强调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他认为学校除却书本教育外，最少要分出一小半时候做实生活教育。他在阐述如何培养学生政治习惯时，便特别提到学生自治会这种形式，鼓励学生自动的自治而作为将来政治生活乃至一切团体生活的实地练习；梁启超非常重视理论知识的应用价值和社会公用。
3.内外并举
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梁启超提出学生可以通过“静坐”来养心，正所谓“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一纵其心，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或虚构一他日，办事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极熟，亦可助阅历之事”。梁启超也反复提及曾子的三省之法，提倡自我反思，在《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毕业纪念册序》中他以“当知吾所处者为最优之境遇”“当知吾所负者为最重之责任”“当知吾今所历者为一生最危险之时代”警语式的新三省勉励学生负重前行。他始终把“为人”“做事”“学问”作为学生自修的三大要义。学生的人格塑造同样离不开老师的教导，老师是影响学生发展最直接的外部因素。教师要敬重自己的职业，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教书育人这件事上，凭借自身的才能，把工作做到圆满，同时也要从诲人不倦的工作中找到乐趣，用高尚的趣味熏陶学生，耕耘好“自家的田地”。
三、“德”之通鉴—“人格教育”论的当代价值
“立德”指“以德为先”，“树人”指“全面发展”，“人格教育”作为一个大概念，统摄“立德”“树人”两种内涵，进而消解了并列式短语结构造成的词隙割裂，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德育、体育、美育、劳育、智育等各种育人版块的结合，是一个不断优化的系统结构。我们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而对一个学生德行的培养，无疑是擢升其各方面素质的内驱力与领航工程，需要教师多一些人格关怀与身先垂范。
“立德树人”和“人格教育”一样，必须依托具体的实践，这是“立”与“树”的基础。国家要推动以实践为导向的教育改革，学校要积极为学生创建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更开放与广阔的实践情境中培育健全的人格。学生的学习不应该只局限于教室之内、书本之上，更应该向自然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实践出真知。
“德”与“人格”均是儒家经典中重要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学习古人提升自我修养的方法途径，是“人格教育”论民族性的鲜明体现，也应成为“立德树人”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优势的不变底色。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新民说》，商务印书馆2016年。
[2] 梁启超《梁启超论教育》，商务印书馆2017年。
[3] 刘黎《梁启超青年教育思想的“全人格”理念》，《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4] 陈来《梁启超的道德思想—以孔孟立教论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