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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作为驯化历史悠久的畜禽，在古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报时、食品、祭祀、巫傩、游戏、医药等）有着广泛的用途，在制度、风俗乃至日常起居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雉，即野鸡。在古代，与人们生活不远的自然中还有很多未驯化的野鸡品种，如雉、翟、鷩、翚等品名。古人说“野鸡属阴，先鸣而后鼓翼。家鸡属阳，先鼓翼而后鸣”（明·陈禹谟《骈志》卷十八引《物类相感志》）。想一想，汉代第一权后姓吕名雉，晋代傅玄《雉赋》云：“播五彩之繁缛，被华文而成章”。（清·陈元龙《御定历代赋汇》，凤凰出版社，2004年）可见雉是古人心目中的美禽。
衮冕上所饰十二章中的“华虫”形象被画为鷩雉，也就是锦鸡。唐初杨炯在《公卿以下冕服议》中解释道：“华虫者，雉也，雉身被五采，象圣人体兼文明。”在十二章的排列中，华虫一般是与龙左右相对或相随，形成一阴一阳的意象。
皇后、妃嫔服饰上则用翟纹为章。翟，即长尾锦鸡。宋代聂崇义考礼于上古，以为王后六服中最重要的袆衣、褕翟、阙翟三种祭服上，都画饰翟雉纹章，且以色彩、数目、质地区分出等级尊卑。这就是溯源自上古，盛行于唐宋，承袭至明代的中华服制正统。
明代洪武朝，借鉴唐、宋、元以来服装上的动物织锦图形式，设计各种禽、兽图样用于品官补服制度上。其中二品文官的补子纹样被确定为锦鸡。所以明清织绣题材中有锦鸡纹样者，也大多含有高官富贵之意。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一幅缂丝锦鸡牡丹图屏，图中一对锦鸡蹲立石上，石下溪水宛转，石后牡丹、玉兰与海棠都正开得烂漫，组合成一幅华美雍雅的“玉堂春富贵”。此图屏收购于20世纪50年代，虽有霉渍、经断开缂以及褪色之处，仍显耀着明末清初缂丝艺术的华彩。
乾隆皇帝在其晚年执政阶段推出过两幅政治劝谕图—以《鸡雏待饲图》讲恻悯爱民，以《明皇试马图》讲勿忘骑射，其忧国警世的用心可谓良苦。
乾隆帝先后两次摹李迪《鸡雏待饲图》并题诗，一卷题大字“絜矩民天”者藏于重华宫；一卷题大字“会心艰食”者藏于避暑山庄；还另有绣线《御笔摹李迪鸡雏待饲图》一轴藏于宁寿宫，以及缂丝的版本藏于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而李迪原画则藏在位于紫禁城中央的乾清宫。此外，乾隆帝还命以此图为题打造插屏、宝匣、玉山子等工艺陈设器具。
就绣线版《御笔摹李迪鸡雏待饲图》来看，已与李迪原画作失之太远，即使与弘历的摹作比较也走形较多，或许绣工所本即已失真。
织绣艺术与绘画像是一对姐妹，同时期的画风嬗变总是会影响到织绣风格技法，而织绣装饰也往往能给绘画带来新的启示。清代中期皇家盘点书画收藏的《石渠宝笈》就将缂丝与刺绣作品一概包揽入账。
以针、丝作画，或者在织机上用经纬线作画毕竟不同于挥毫落墨，同一稿本施之于两种形式，会呈现不太相同的样貌。将绘画作品缂、绣出来就像是将小说拍成电影，对于织绣者的绘画修养与织绣技法是一個双重考验。 明清两代，苏绣曾是宫廷绣作中的主流，这与江南经济文化的繁盛、江南画家在画坛的巨大影响都有很深的关系。清晚期至民国初年，随着国门洞开，中西沟通，西洋美术潮流在中国影响越来越大，不仅画风一变，绣法也在革新。
故宫博物院于20世纪50年代末有两幅以鸡为题材的现代绣作入藏。这两幅刺绣画都出自江苏无锡刺绣名家之手，为清末民初刺绣复兴中的精品。
薛文华，丈夫是海派画家倪田。双鸡图，自然是寓夫妻二人双吉之意。此图为丈夫先于白绫上起稿，妻子以五彩丝绒绣紫藤下公鸡母鸡偕行，左上绣款“时癸丑长夏墨耕画文华绣”，下绣“倪宝田印”与“文华”小章二方。夫妻画绣合璧，诚为伉俪佳话。且因默契，画绣转变极为完美。其中细部有以银白、米色、银灰、黑色等多色丝绒掺和表现水墨的渗化效果，十分传神。清末民初，藤萝题材在绣品中颇为流行，而雌雄两鸡则俨然夫妻二人神情写照，可令观赏者会心。
另一件杰作是无锡荡口镇人华璂的《公鸡图》。华氏是无锡望族，华璂出身于书香翰墨之家，父亲华逖秋是山水画家，丈夫张守彝也是书画家和金石家。华璂后随夫居于上海，1912年开办刺绣传习所。1915年她的绣作《公鸡图》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牌奖。华璂绣作传世甚少，她借鉴西画的写实风格，“打破传统刺绣一味强调平、匀、细、密的陈规旧习，灵活自如地运用列针、琐和针，体现自己的独特风格。形成线条活泼多变、走针奔放自如，粗犷而不失缜密的用针技法”（程勉中《无锡近代的刺绣艺术》，《江苏丝绸》2008年第4期）。此幅《公鸡图》曾被水浸，左下角所繡“金匮华璂绘绣”款朱色洇水晕散，图上绣线多处有断裂，右上角蜜蜂丝绒线条已磨去许多。然而公鸡、稻草及花叶仍神采动人。
华璂后于20世纪30年代与许频韵合著教科书《刺绣术》，对自己的刺绣生涯作了经验总结。书中说：“鸡为绣鸟入手之第一步，能绣鸡则他鸟皆可类推。鸡之可以入绣者有二种，一全白者，一五色者。雄鸡之冠，须用合线绣之。”此《公鸡图》也被附于书页中作为图例。华璂、华玙姐妹，如同沈寿、沈立一样，她们的创作、刺绣教育和理论总结对中国刺绣艺术和刺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雉，即野鸡。在古代，与人们生活不远的自然中还有很多未驯化的野鸡品种，如雉、翟、鷩、翚等品名。古人说“野鸡属阴，先鸣而后鼓翼。家鸡属阳，先鼓翼而后鸣”（明·陈禹谟《骈志》卷十八引《物类相感志》）。想一想，汉代第一权后姓吕名雉，晋代傅玄《雉赋》云：“播五彩之繁缛，被华文而成章”。（清·陈元龙《御定历代赋汇》，凤凰出版社，2004年）可见雉是古人心目中的美禽。
衮冕上所饰十二章中的“华虫”形象被画为鷩雉，也就是锦鸡。唐初杨炯在《公卿以下冕服议》中解释道：“华虫者，雉也，雉身被五采，象圣人体兼文明。”在十二章的排列中，华虫一般是与龙左右相对或相随，形成一阴一阳的意象。
皇后、妃嫔服饰上则用翟纹为章。翟，即长尾锦鸡。宋代聂崇义考礼于上古，以为王后六服中最重要的袆衣、褕翟、阙翟三种祭服上，都画饰翟雉纹章，且以色彩、数目、质地区分出等级尊卑。这就是溯源自上古，盛行于唐宋，承袭至明代的中华服制正统。
明代洪武朝，借鉴唐、宋、元以来服装上的动物织锦图形式，设计各种禽、兽图样用于品官补服制度上。其中二品文官的补子纹样被确定为锦鸡。所以明清织绣题材中有锦鸡纹样者，也大多含有高官富贵之意。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一幅缂丝锦鸡牡丹图屏，图中一对锦鸡蹲立石上，石下溪水宛转，石后牡丹、玉兰与海棠都正开得烂漫，组合成一幅华美雍雅的“玉堂春富贵”。此图屏收购于20世纪50年代，虽有霉渍、经断开缂以及褪色之处，仍显耀着明末清初缂丝艺术的华彩。
乾隆皇帝的政治劝谕图
乾隆皇帝在其晚年执政阶段推出过两幅政治劝谕图—以《鸡雏待饲图》讲恻悯爱民，以《明皇试马图》讲勿忘骑射，其忧国警世的用心可谓良苦。
乾隆帝先后两次摹李迪《鸡雏待饲图》并题诗，一卷题大字“絜矩民天”者藏于重华宫；一卷题大字“会心艰食”者藏于避暑山庄；还另有绣线《御笔摹李迪鸡雏待饲图》一轴藏于宁寿宫，以及缂丝的版本藏于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而李迪原画则藏在位于紫禁城中央的乾清宫。此外，乾隆帝还命以此图为题打造插屏、宝匣、玉山子等工艺陈设器具。
就绣线版《御笔摹李迪鸡雏待饲图》来看，已与李迪原画作失之太远，即使与弘历的摹作比较也走形较多，或许绣工所本即已失真。
闺阁中的针线作画
织绣艺术与绘画像是一对姐妹，同时期的画风嬗变总是会影响到织绣风格技法，而织绣装饰也往往能给绘画带来新的启示。清代中期皇家盘点书画收藏的《石渠宝笈》就将缂丝与刺绣作品一概包揽入账。
以针、丝作画，或者在织机上用经纬线作画毕竟不同于挥毫落墨，同一稿本施之于两种形式，会呈现不太相同的样貌。将绘画作品缂、绣出来就像是将小说拍成电影，对于织绣者的绘画修养与织绣技法是一個双重考验。 明清两代，苏绣曾是宫廷绣作中的主流，这与江南经济文化的繁盛、江南画家在画坛的巨大影响都有很深的关系。清晚期至民国初年，随着国门洞开，中西沟通，西洋美术潮流在中国影响越来越大，不仅画风一变，绣法也在革新。
故宫博物院于20世纪50年代末有两幅以鸡为题材的现代绣作入藏。这两幅刺绣画都出自江苏无锡刺绣名家之手，为清末民初刺绣复兴中的精品。
薛文华，丈夫是海派画家倪田。双鸡图，自然是寓夫妻二人双吉之意。此图为丈夫先于白绫上起稿，妻子以五彩丝绒绣紫藤下公鸡母鸡偕行，左上绣款“时癸丑长夏墨耕画文华绣”，下绣“倪宝田印”与“文华”小章二方。夫妻画绣合璧，诚为伉俪佳话。且因默契，画绣转变极为完美。其中细部有以银白、米色、银灰、黑色等多色丝绒掺和表现水墨的渗化效果，十分传神。清末民初，藤萝题材在绣品中颇为流行，而雌雄两鸡则俨然夫妻二人神情写照，可令观赏者会心。
另一件杰作是无锡荡口镇人华璂的《公鸡图》。华氏是无锡望族，华璂出身于书香翰墨之家，父亲华逖秋是山水画家，丈夫张守彝也是书画家和金石家。华璂后随夫居于上海，1912年开办刺绣传习所。1915年她的绣作《公鸡图》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牌奖。华璂绣作传世甚少，她借鉴西画的写实风格，“打破传统刺绣一味强调平、匀、细、密的陈规旧习，灵活自如地运用列针、琐和针，体现自己的独特风格。形成线条活泼多变、走针奔放自如，粗犷而不失缜密的用针技法”（程勉中《无锡近代的刺绣艺术》，《江苏丝绸》2008年第4期）。此幅《公鸡图》曾被水浸，左下角所繡“金匮华璂绘绣”款朱色洇水晕散，图上绣线多处有断裂，右上角蜜蜂丝绒线条已磨去许多。然而公鸡、稻草及花叶仍神采动人。
华璂后于20世纪30年代与许频韵合著教科书《刺绣术》，对自己的刺绣生涯作了经验总结。书中说：“鸡为绣鸟入手之第一步，能绣鸡则他鸟皆可类推。鸡之可以入绣者有二种，一全白者，一五色者。雄鸡之冠，须用合线绣之。”此《公鸡图》也被附于书页中作为图例。华璂、华玙姐妹，如同沈寿、沈立一样，她们的创作、刺绣教育和理论总结对中国刺绣艺术和刺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