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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采用中国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就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两种指标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与收入不平等呈现倒“U”型的关系。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超过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关键词:对外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 收入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F2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8-025-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飞速进展,外贸依存度从1985年的22.9%上升到2006年的66.9%,2006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760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1985—1994年为中国的对外贸易额缓慢增长阶段,在加入WTO之后的几年内为对外贸易飞速扩张阶段。FDI占GDP的比重由1985年的0.64%上升到2006年的2.63%,2006年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694.68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15.2%。
但与此同时,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急剧上升,表现为地区间、行业间、城乡间以及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然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重中之重。
对外开放度的扩大与我国的收入差距拉大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呢?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 and Samuelson 1941)定理,一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通过商品交换,会逐步提高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价格,最终达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亦即一国密集使用要素的报酬会逐步上升,而相对稀缺要素的报酬会降低。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大量的非技术性劳动力,而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因此根据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就会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提高,而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技术性工人工资降低,由此可以得出对外开放可以降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然而,事实果真如理论所分析的那样吗?本文将在以下的论述中首先回顾国内外关于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在建立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并解释其原因,最后得出一定的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Carol Litwin(1998)采用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了对外开放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发现对外开放对一国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禀赋。初等教育是决定一国出口结构的重要的人力资本变量,那些相对来说拥有较好的初等教育的国家通常制成品出口比例较高,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要比那些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要低。
Raymond Robertson(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墨西哥的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对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进而导致了工资差距的扩大。这种需求的增加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在贸易自由化之前,墨西哥保护最多的是非技能劳动密集的行业。其二,贸易自由化后,生产环节的外包行为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墨西哥,而这些外资常常伴随着先进技术的引入,进一步增加了对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Francis Green和Andy Dickerson(2001)比较了巴西在贸易自由化前后的工资差异、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以及就业的构成情况。他们发现,巴西在实行贸易自由化后带来了技能偏向型的技术流入,导致了对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增加,因而使得高学历劳动者的报酬提高。
Guillermo Perry和Marcelo Olarreaga(2006)采用l7个拉美国家在2O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贸易开放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动态效应会加速技术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导致绝大多数行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二)国内研究
赵莹(2003)认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讲,贸易开放度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会拉大一国收入差距。可是采用我国1978—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却证实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均会扩大我国的收入差距。
何璋,覃东海(2003)采用我国1999—2001年的省际截面数据证明:在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开放程度和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向关系。
戴枫(2005)通过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在取滞后期为1时,发现贸易自由化水平是收入不平等的Granger原因。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加大了不平等程度;而对发达国家则是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就中国而言,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对外开放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而这也仿佛与事实是相符的。
三、模型与计量结果
(一)变量及模型的选取
为系统考察对外开放与中国收入分配的关系,本文选取了中国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本文用城乡居民的收入比来代表收入不平等,用GINI表示。
库兹涅茨(1955)认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倒“U”型。因此,在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加入了剔除价格因素后的每年GDP增长率,用GDP表示。
产业结构的改善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衡量,用AGRI表示。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在收入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越多,势必不利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而我们预期该变量的符号为正。
对外开放程度用TRADE和FDI表示,其中TRADE为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GDP;FDI为外商直接投资/GDP。
我们选取的模型为:yi=β0+β1xi+μi。
(二)计量结果
根据模型,利用stata8.0软件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见表1。
从方程一结果可以看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正如库兹涅茨所认为的倒“U”型,即当经济处于不发达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恶化;当经济处于发达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改善。如表1中结果所显示,GDP的系数为正,且在10%水平下显著;GDP平方项的系数为负,在15%水平下显著。通过计算,临界值为GDP=9.7%,即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小于9.7%时,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当经济的增长速度大于9.7%时,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因此,这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有重要意义。
从方程二结果可以看出,变量TRADE的系数为正而TRADE2的系数为负,这说明收入不平等与对外贸易也呈倒“U”型的关系,即对外贸易在一开始对收入不平等是正相关关系,拉大了收入不平等,而当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则又是负相关关系。然而这两个系数值相对来说比较小,TRADE的系数的t统计值在15%水平下是显著,而TRADE2的系数的t统计值即使在15%水平下是不显著。这说明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TRADE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比较小。
方程三是用来观测收入不平等与对外开放程度的另一个度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方程中的FDI为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值,如方程三所示,FDI的系数为正,且FDI2的系数为负,这说明收入不平等与FDI也是倒“U”型的关系。即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进入中国时,收入不平等会随着外资的增加而恶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及其对所投资行业类型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就业结构中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收益,从而影响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低技能劳动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商逐步增加对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特别是2002年3月新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实行以后,国家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趋势就更加明显,农、林、牧、渔业、建筑业、采掘业等行业外资进入的总比例每年都不到10%。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发展趋势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管理人才的需求,提高了这些人员的工资水平,从而拉大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Alderson和Nielsen(1999)解释倒“U”曲线的右部分即收入不平等随着FDI的增加而缩小,他们认为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FDI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对外的FDI会超过流进来的FDI,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FDI会缩小收入的差距即缓和收入不平等。方程三中的FDI及FDI2的系数值远大于方程二中TRADE及TRADE2的系数,并且方程三中系数的t统计值在5%水平下都是显著的。因此,对外开放程度的两个衡量指标中,FDI比TRADE更影响收入的分配状况。这一点对经济政策也很有重要意义,我们在吸引外资时必需谨慎。
为了更好地比较FDI和TRADE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把FDI和TRADE放在同一个方程中进行检验,结果如方程四所示。在方程四中,FDI及FDI2的系数和TRADE及TRADE2相比,和前面得到的结果很相似。回归结果中出现了和前面分析不一致的情况,TRADE及TRADE2的系数符号换位。TRADE的系数符号本应为正,但在回归结果中却出现为负。幸运地是,TRADE的系数的t统计值不显著,TRADE2的系数的t统计值却在15%水平下显著。这更加证明,FDI比TRADE更影响收入不平等。
在方程五中,我们检验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从事于第一产业的比例对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方程中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全是负值并且系数值不是很大。POP(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系数的t统计值在5%水平下显著,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其值竟为负的,当人口快速增长时会缩小收入不平等。AGRI的系数也为负的但其t统计值不显著,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不影响收入不平等。
四、结论
对外开放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它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开放和收入差距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评价,而且还会直接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改革深化的进程,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同时,我们知道还有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对于这些国家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运用实证的方法力图回答如下问题:对外开放对中国改革开放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什么样的影响?衡量对外开放的程度有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指标,本文分别从这两个指标对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比较。根据回归结果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收入不平等与对外贸易存在如库兹涅茨所认为的倒“U”型曲线的关系,即在曲线的左部分,收入不平等与对外贸易是正相关的,当贸易量增加时会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曲线的右部分,当贸易量的增加时会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2.收入不平等与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当外资开始进入中国时,对熟练工人需求很大而且给予效率工资,这样就拉开了与非熟练工人工资的差距;由于中国一直维持高速的经济发展,国家积累的财富逐渐增加表现为外汇储备为世界上最多的,当今的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因此收入分配状况会逐渐得到改善。
3.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超过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则对外开放中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
4.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收入不平等也有影响,但为负的影响;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
参考文献:
1.戴枫.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研究[J],2005(10)
2.王少瑾.对外开放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J],2007(4)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44)
(责编:贾伟)
关键词:对外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 收入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F2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8-025-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飞速进展,外贸依存度从1985年的22.9%上升到2006年的66.9%,2006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760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1985—1994年为中国的对外贸易额缓慢增长阶段,在加入WTO之后的几年内为对外贸易飞速扩张阶段。FDI占GDP的比重由1985年的0.64%上升到2006年的2.63%,2006年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694.68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15.2%。
但与此同时,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急剧上升,表现为地区间、行业间、城乡间以及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然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重中之重。
对外开放度的扩大与我国的收入差距拉大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呢?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 and Samuelson 1941)定理,一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通过商品交换,会逐步提高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价格,最终达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亦即一国密集使用要素的报酬会逐步上升,而相对稀缺要素的报酬会降低。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大量的非技术性劳动力,而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因此根据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就会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提高,而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技术性工人工资降低,由此可以得出对外开放可以降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然而,事实果真如理论所分析的那样吗?本文将在以下的论述中首先回顾国内外关于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在建立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并解释其原因,最后得出一定的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Carol Litwin(1998)采用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了对外开放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发现对外开放对一国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禀赋。初等教育是决定一国出口结构的重要的人力资本变量,那些相对来说拥有较好的初等教育的国家通常制成品出口比例较高,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要比那些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要低。
Raymond Robertson(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墨西哥的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对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进而导致了工资差距的扩大。这种需求的增加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在贸易自由化之前,墨西哥保护最多的是非技能劳动密集的行业。其二,贸易自由化后,生产环节的外包行为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墨西哥,而这些外资常常伴随着先进技术的引入,进一步增加了对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Francis Green和Andy Dickerson(2001)比较了巴西在贸易自由化前后的工资差异、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以及就业的构成情况。他们发现,巴西在实行贸易自由化后带来了技能偏向型的技术流入,导致了对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增加,因而使得高学历劳动者的报酬提高。
Guillermo Perry和Marcelo Olarreaga(2006)采用l7个拉美国家在2O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贸易开放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动态效应会加速技术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导致绝大多数行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二)国内研究
赵莹(2003)认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讲,贸易开放度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会拉大一国收入差距。可是采用我国1978—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却证实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均会扩大我国的收入差距。
何璋,覃东海(2003)采用我国1999—2001年的省际截面数据证明:在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开放程度和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向关系。
戴枫(2005)通过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在取滞后期为1时,发现贸易自由化水平是收入不平等的Granger原因。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加大了不平等程度;而对发达国家则是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就中国而言,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对外开放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而这也仿佛与事实是相符的。
三、模型与计量结果
(一)变量及模型的选取
为系统考察对外开放与中国收入分配的关系,本文选取了中国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本文用城乡居民的收入比来代表收入不平等,用GINI表示。
库兹涅茨(1955)认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倒“U”型。因此,在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加入了剔除价格因素后的每年GDP增长率,用GDP表示。
产业结构的改善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衡量,用AGRI表示。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在收入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越多,势必不利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而我们预期该变量的符号为正。
对外开放程度用TRADE和FDI表示,其中TRADE为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GDP;FDI为外商直接投资/GDP。
我们选取的模型为:yi=β0+β1xi+μi。
(二)计量结果
根据模型,利用stata8.0软件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见表1。
从方程一结果可以看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正如库兹涅茨所认为的倒“U”型,即当经济处于不发达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恶化;当经济处于发达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改善。如表1中结果所显示,GDP的系数为正,且在10%水平下显著;GDP平方项的系数为负,在15%水平下显著。通过计算,临界值为GDP=9.7%,即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小于9.7%时,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当经济的增长速度大于9.7%时,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因此,这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有重要意义。
从方程二结果可以看出,变量TRADE的系数为正而TRADE2的系数为负,这说明收入不平等与对外贸易也呈倒“U”型的关系,即对外贸易在一开始对收入不平等是正相关关系,拉大了收入不平等,而当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则又是负相关关系。然而这两个系数值相对来说比较小,TRADE的系数的t统计值在15%水平下是显著,而TRADE2的系数的t统计值即使在15%水平下是不显著。这说明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TRADE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比较小。
方程三是用来观测收入不平等与对外开放程度的另一个度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方程中的FDI为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值,如方程三所示,FDI的系数为正,且FDI2的系数为负,这说明收入不平等与FDI也是倒“U”型的关系。即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进入中国时,收入不平等会随着外资的增加而恶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及其对所投资行业类型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就业结构中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收益,从而影响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低技能劳动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商逐步增加对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特别是2002年3月新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实行以后,国家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趋势就更加明显,农、林、牧、渔业、建筑业、采掘业等行业外资进入的总比例每年都不到10%。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发展趋势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管理人才的需求,提高了这些人员的工资水平,从而拉大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Alderson和Nielsen(1999)解释倒“U”曲线的右部分即收入不平等随着FDI的增加而缩小,他们认为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FDI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对外的FDI会超过流进来的FDI,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FDI会缩小收入的差距即缓和收入不平等。方程三中的FDI及FDI2的系数值远大于方程二中TRADE及TRADE2的系数,并且方程三中系数的t统计值在5%水平下都是显著的。因此,对外开放程度的两个衡量指标中,FDI比TRADE更影响收入的分配状况。这一点对经济政策也很有重要意义,我们在吸引外资时必需谨慎。
为了更好地比较FDI和TRADE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把FDI和TRADE放在同一个方程中进行检验,结果如方程四所示。在方程四中,FDI及FDI2的系数和TRADE及TRADE2相比,和前面得到的结果很相似。回归结果中出现了和前面分析不一致的情况,TRADE及TRADE2的系数符号换位。TRADE的系数符号本应为正,但在回归结果中却出现为负。幸运地是,TRADE的系数的t统计值不显著,TRADE2的系数的t统计值却在15%水平下显著。这更加证明,FDI比TRADE更影响收入不平等。
在方程五中,我们检验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从事于第一产业的比例对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方程中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全是负值并且系数值不是很大。POP(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系数的t统计值在5%水平下显著,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其值竟为负的,当人口快速增长时会缩小收入不平等。AGRI的系数也为负的但其t统计值不显著,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不影响收入不平等。
四、结论
对外开放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它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开放和收入差距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评价,而且还会直接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改革深化的进程,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同时,我们知道还有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对于这些国家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运用实证的方法力图回答如下问题:对外开放对中国改革开放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什么样的影响?衡量对外开放的程度有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指标,本文分别从这两个指标对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比较。根据回归结果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收入不平等与对外贸易存在如库兹涅茨所认为的倒“U”型曲线的关系,即在曲线的左部分,收入不平等与对外贸易是正相关的,当贸易量增加时会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曲线的右部分,当贸易量的增加时会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2.收入不平等与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当外资开始进入中国时,对熟练工人需求很大而且给予效率工资,这样就拉开了与非熟练工人工资的差距;由于中国一直维持高速的经济发展,国家积累的财富逐渐增加表现为外汇储备为世界上最多的,当今的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因此收入分配状况会逐渐得到改善。
3.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超过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则对外开放中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
4.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收入不平等也有影响,但为负的影响;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
参考文献:
1.戴枫.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研究[J],2005(10)
2.王少瑾.对外开放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J],2007(4)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44)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