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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从历史文化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既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内涵，又赋予了当今的时代意义。泱泱中华的灿烂文化，包含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无可替代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今天的中国是数千年中国的延续，显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我们不仅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应该把构建利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和谐社会才有中国特色。才有历史的延伸和发展，才有文化的本源与根基。
齐鲁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孕育了孔子、孟子、墨子、管子、孙子等伟大思想家，容纳了儒家、道家、墨家、兵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等诸子之学，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基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齐鲁文化传统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可提供重要的借鉴和丰富的滋养。
一
在齐鲁文化传统中，显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义礼智之心，道德履践的可能性都是完满、平等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鉴于统治者和民众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认为统治者应该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而且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孔子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则对“和”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所讲的“和”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基于对周文化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并非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源泉、统一的基础，是决定宇宙、社会、人生变动的根本力量。周人对天道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认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称之为善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安乐，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国方略，以实现长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书·大禹谟》)。“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消除社会的纷乱与争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无差别，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和谐以共生共存。
周文化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者，基于对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以克己复礼、维系和复兴周文化的礼乐政制为己任，并把周文化提升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对于天道盈虚与时势变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感触，因而能够生存于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与时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对“仁”、“礼”、“和”的理解都基于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凸显了天道生成万物与不言而信的至诚本性，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观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体现，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珍视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如《论语》记载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对一切戕害、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天道按其本来面目呈现自己，无需任何掩饰，自然而然，无私无欲，孕育生成万物，即是后儒阐发的“不诚无物”，“(《中庸》)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时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刚毅木讷，至诚无私，生生与诚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中庸》)。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自然等诸关系时，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把其视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质含义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无过无及，不偏不倚，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庸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逻辑思维方法。
儒家把统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礼治为核心，而礼是由内在的“仁”所决定的，是仁心的体现，如果缺乏仁德的修养，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礼法的规范的，如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强调仁与礼互为表里，内在的道德价值决定制度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形成以德教为礼治基础的为政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身的严格履践引导人民，因此他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体原则即“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日》)所谓“五美”即五种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它们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对待百姓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日》)所谓“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日》)强调避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统治要以教化人民为目的。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著名代表，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强调了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觉心，在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自觉地“由仁义行”。“仁爱”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要求每个人从人性出发，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才能自觉地“由仁义行”，才能实现充满爱心的温情社会。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之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 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要求统治者要仁民、亲民、与民同乐，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充分肯定了民心向背对国家安定和政治生活的决定性，明确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孟子还特别强调了实行仁政的经济条件，指出：“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他主张制民之产，改善百姓的生存境况，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贪欲，让利与民，教民、富民是仁政的最主要的内容，只有把这种仁政思想付诸实施，才能够使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基于仁政立场，孟子强烈抨击虐民暴政，反对“率土地而食人肉”的残民战争，并明确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者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强调君臣的关系是对等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对民本思想的重大发展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对专制暴政、愚忠愚孝的有力制约。
二
稷下道家与兵家也是齐鲁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老子的道家思想的重要发展，充分体现了齐地重实用、尚机变的民风和地域特色。它强调统治者和民众的相互依存，只有民足才能国富，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对于“重民生”、“节民力”等方面做了重要论述，强调统治者要顺应民心合于民意，要爱民、亲民从而获得人民的自愿服从和支持。
孙子作为兵家创始人并没有仅仅把兵法作为关于战略战术的战争技艺，而是揭示了兵法中蕴涵的天道盈虚变化的消息，把兵法提升至“道”的形上高度，从而使它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
孙子鲜明地指出：“兵者，诡道也。”(《计篇》)对兵法的本质作出了深刻概括，意味着兵法属于“道”的层面，并且是一种特殊的道——诡道。孙子举出了一些作为诡道表现的策略，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篇》)要而言之，是抓住敌人弱点，制造种种假象，利用一切可能性迷惑敌人，避实击虚，以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各”，克敌制胜的目的。这些战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诡道的本质特点，使我们但绝不能把这些具体的战术等同诡道本身，因为诡道是天道在军争形势中的体现，不能以任何方式被现成化、教条化。孙子的诡道观标志着先秦主流天道观的重大转折，可以简要概括为从诚道到诡道，从生道到杀道，这一转变对于后来的思想文化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孙子对诡道的揭示虽然从表面上与老子主张的“清静为天下正”，少思寡欲，见素抱朴，“致虚极，守静笃”、“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等道的基本品质以及“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等明显的反战思想相对立。但实际上并非是对老子天道观的颠覆，毋宁说是在新的历史势态下对天道内涵更为全面和深化的揭示。因为就像阴阳交替、四时轮转并不因为人们的好恶而改变，诡变、肃杀和生成、孕育同样都是天道的内在属性一样，它们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人们喜欢春夏之喜乐，畏惧秋冬之肃杀只是出于偏好，不能据此说肃杀本身就是恶的；相反，肃杀是天道循环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肃杀为新生命的生养创造了条件，所以刑杀虽然严酷，但仍是实现治世所必需的。是合于天道的。诡道并非外在于天道的对立面，而是天道的固有内涵，也是天道的呈现方式，与天道内在相通。
孙子兵法对诡道的发展是势所必然，随着周王朝政治的衰败，逐渐丧失对社会的控制力，没有能力维持完备的礼乐教化，礼崩乐坏、人欲横流、诸雄纷争就在所难免，而春秋战国严峻的形势更把人抛入变化莫测的生存处境，迫使人们适应探索求生之道。同处于周文化衰败的乱世之中，孙子与老子、孔子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老子主张少私寡欲、见素抱朴。清净无为，试图使人们领悟天道实相，认识到世间争斗的无谓，从而熄灭争斗的根源；孙子则正视战乱的事实，以兵止兵，试图以天道的肃杀制止人世的争斗，从而达到保全生命的目的。因此孙子兵法是道家思想发展中的关键环节，齐鲁文化也是融会儒家和道家两大传统文化主流的精华。
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是我们党依据唯物史观和国际国内实际作出的科学论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尽管齐鲁文化传统代表了中国古人对天人关系、社会正义、人生价值、道德境界的深入反思和智慧的结晶，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它产生于农耕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都缺乏充分的科学认识，因此在传统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因素；并且它在政治上主要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和宗法制度服务的，鼓吹英雄史观和思想、精神因素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抹煞劳动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是违反历史事实和规律的。因此，对于齐鲁文化传统，我们也必须持唯物辨证的态度，一分为二地看待，在实践中必须运用唯物史观加以分析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齐鲁文化传统也应体现时代精神，成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凝聚民族力量、塑造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和全球华人向心力和认同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地打上了齐鲁文化的烙印，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齐鲁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和重要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重视尊重规律、休养生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提倡宽和处世，协调团结；在民族与民族、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协和万邦，主张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和睦共处、亲密友好。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仍然是衡量人们道德素质的重要尺度，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思想资源。
齐鲁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孕育了孔子、孟子、墨子、管子、孙子等伟大思想家，容纳了儒家、道家、墨家、兵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等诸子之学，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基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齐鲁文化传统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可提供重要的借鉴和丰富的滋养。
一
在齐鲁文化传统中，显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义礼智之心，道德履践的可能性都是完满、平等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鉴于统治者和民众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认为统治者应该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而且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孔子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则对“和”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所讲的“和”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基于对周文化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并非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源泉、统一的基础，是决定宇宙、社会、人生变动的根本力量。周人对天道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认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称之为善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安乐，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国方略，以实现长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书·大禹谟》)。“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消除社会的纷乱与争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无差别，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和谐以共生共存。
周文化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者，基于对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以克己复礼、维系和复兴周文化的礼乐政制为己任，并把周文化提升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对于天道盈虚与时势变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感触，因而能够生存于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与时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对“仁”、“礼”、“和”的理解都基于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凸显了天道生成万物与不言而信的至诚本性，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观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体现，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珍视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如《论语》记载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对一切戕害、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天道按其本来面目呈现自己，无需任何掩饰，自然而然，无私无欲，孕育生成万物，即是后儒阐发的“不诚无物”，“(《中庸》)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时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刚毅木讷，至诚无私，生生与诚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中庸》)。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自然等诸关系时，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把其视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质含义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无过无及，不偏不倚，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庸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逻辑思维方法。
儒家把统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礼治为核心，而礼是由内在的“仁”所决定的，是仁心的体现，如果缺乏仁德的修养，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礼法的规范的，如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强调仁与礼互为表里，内在的道德价值决定制度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形成以德教为礼治基础的为政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身的严格履践引导人民，因此他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体原则即“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日》)所谓“五美”即五种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它们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对待百姓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日》)所谓“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日》)强调避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统治要以教化人民为目的。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著名代表，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强调了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觉心，在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自觉地“由仁义行”。“仁爱”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要求每个人从人性出发，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才能自觉地“由仁义行”，才能实现充满爱心的温情社会。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之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 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要求统治者要仁民、亲民、与民同乐，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充分肯定了民心向背对国家安定和政治生活的决定性，明确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孟子还特别强调了实行仁政的经济条件，指出：“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他主张制民之产，改善百姓的生存境况，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贪欲，让利与民，教民、富民是仁政的最主要的内容，只有把这种仁政思想付诸实施，才能够使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基于仁政立场，孟子强烈抨击虐民暴政，反对“率土地而食人肉”的残民战争，并明确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者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强调君臣的关系是对等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对民本思想的重大发展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对专制暴政、愚忠愚孝的有力制约。
二
稷下道家与兵家也是齐鲁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老子的道家思想的重要发展，充分体现了齐地重实用、尚机变的民风和地域特色。它强调统治者和民众的相互依存，只有民足才能国富，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对于“重民生”、“节民力”等方面做了重要论述，强调统治者要顺应民心合于民意，要爱民、亲民从而获得人民的自愿服从和支持。
孙子作为兵家创始人并没有仅仅把兵法作为关于战略战术的战争技艺，而是揭示了兵法中蕴涵的天道盈虚变化的消息，把兵法提升至“道”的形上高度，从而使它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
孙子鲜明地指出：“兵者，诡道也。”(《计篇》)对兵法的本质作出了深刻概括，意味着兵法属于“道”的层面，并且是一种特殊的道——诡道。孙子举出了一些作为诡道表现的策略，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篇》)要而言之，是抓住敌人弱点，制造种种假象，利用一切可能性迷惑敌人，避实击虚，以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各”，克敌制胜的目的。这些战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诡道的本质特点，使我们但绝不能把这些具体的战术等同诡道本身，因为诡道是天道在军争形势中的体现，不能以任何方式被现成化、教条化。孙子的诡道观标志着先秦主流天道观的重大转折，可以简要概括为从诚道到诡道，从生道到杀道，这一转变对于后来的思想文化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孙子对诡道的揭示虽然从表面上与老子主张的“清静为天下正”，少思寡欲，见素抱朴，“致虚极，守静笃”、“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等道的基本品质以及“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等明显的反战思想相对立。但实际上并非是对老子天道观的颠覆，毋宁说是在新的历史势态下对天道内涵更为全面和深化的揭示。因为就像阴阳交替、四时轮转并不因为人们的好恶而改变，诡变、肃杀和生成、孕育同样都是天道的内在属性一样，它们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人们喜欢春夏之喜乐，畏惧秋冬之肃杀只是出于偏好，不能据此说肃杀本身就是恶的；相反，肃杀是天道循环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肃杀为新生命的生养创造了条件，所以刑杀虽然严酷，但仍是实现治世所必需的。是合于天道的。诡道并非外在于天道的对立面，而是天道的固有内涵，也是天道的呈现方式，与天道内在相通。
孙子兵法对诡道的发展是势所必然，随着周王朝政治的衰败，逐渐丧失对社会的控制力，没有能力维持完备的礼乐教化，礼崩乐坏、人欲横流、诸雄纷争就在所难免，而春秋战国严峻的形势更把人抛入变化莫测的生存处境，迫使人们适应探索求生之道。同处于周文化衰败的乱世之中，孙子与老子、孔子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老子主张少私寡欲、见素抱朴。清净无为，试图使人们领悟天道实相，认识到世间争斗的无谓，从而熄灭争斗的根源；孙子则正视战乱的事实，以兵止兵，试图以天道的肃杀制止人世的争斗，从而达到保全生命的目的。因此孙子兵法是道家思想发展中的关键环节，齐鲁文化也是融会儒家和道家两大传统文化主流的精华。
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是我们党依据唯物史观和国际国内实际作出的科学论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尽管齐鲁文化传统代表了中国古人对天人关系、社会正义、人生价值、道德境界的深入反思和智慧的结晶，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它产生于农耕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都缺乏充分的科学认识，因此在传统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因素；并且它在政治上主要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和宗法制度服务的，鼓吹英雄史观和思想、精神因素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抹煞劳动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是违反历史事实和规律的。因此，对于齐鲁文化传统，我们也必须持唯物辨证的态度，一分为二地看待，在实践中必须运用唯物史观加以分析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齐鲁文化传统也应体现时代精神，成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凝聚民族力量、塑造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和全球华人向心力和认同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地打上了齐鲁文化的烙印，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齐鲁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和重要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重视尊重规律、休养生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提倡宽和处世，协调团结；在民族与民族、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协和万邦，主张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和睦共处、亲密友好。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仍然是衡量人们道德素质的重要尺度，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