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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见到刘丛强院士的时候，他正站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抬头看见我，莞尔一笑：“请坐！我们又见面了哦！”
“是呀，又见到您，好高兴！”再次见到儒雅温厚的刘先生，七月流火的舟车疲惫顿时被他的微笑驱散了。
“您怎么站着用电脑？学德国人站着工作身体好？”
“哦！老师的腰椎间盘突出很厉害，还有严重的颈椎增生，所以站着工作。”刘先生的学生、天津大学地科院教授、副院长郎赞超女士说。
“……噢！对不起，还来打扰您！”
“不要紧，坐！”刘先生吃力地抚着腰坐下，笑眯眯地从茶几底下拿出几包小食品：“来，每天吃点坚果，养颜美容的噢！”
看着好艰难才坐下来、竟还不忘幽默的刘先生，我亦不禁莞尔。
由于刘丛强先生进入大学以后一直是读书——研究——再读书——再研究。这条“科学线”由始至终地贯穿了刘先生青壮年时期的40年，所以，刘先生非常珍视且乐道他“在大自然中自由成长”的童年、少年时期。因此，我将刘先生愉快地讲给我听的“故事”愉快地记录了下来;当然，亦记录了刘先生的科研人生——“研究‘地学’，我会一直走下去。”已经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的刘丛强先生微笑着认真地这样说。
我一边倾听、一边感动、一边感叹、一边写着。刘先生眯笑着小眼睛的幽默，让我是又敬重又敬佩。说实话，在他面前，你不是在采访，活脱脱地与他唠家常——五十年代中期，遵义县永乐镇泥螺坝诞生了一个名叫刘丛强的小男孩，谁会想到这个贫苦山乡的小男孩，后来竟会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呢？
劉丛强从小就是个不知道苦难为何物的孩子，做什么都快快乐乐的。因为母亲是地道的农民，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家里的活就要孩子们自己做。所以，从读书开始，刘丛强年复一年地都是一清早就背上书包进学堂，兼背柴放牛打猪草。说到此，刘先生笑谑：“我两个兄弟都长得比我高，可能就是那时我比他们勤快、天天挑柴被压矮的吧！”
他对数理化特别感兴趣，从小学到中学，总是全校第一名。“可我的语文基本上就是70多分，很少得80分以上，就没有得过90多分的。”
班上搞文娱宣传活动，没有笛子，刘丛强上山砍竹子做笛子，一样的悠扬悦耳;没有二胡，刘丛强打了一条蛇，将蛇皮扒下来绷着晾干组装成了“二胡”。笛子有了，二胡有了，敲扬琴的人没有来，刘丛强顶上去，包括拉手风琴，刘丛强也能成曲。难怪刘丛强提起他的童年少年就眉飞色舞。多么快乐的少年郎啊！
“那时候在农村读书，老师也讲过你们长大要当‘科学家’‘教师’‘医生’这类的话。可我却没有什么美好梦想、什么远大理想，只想着学习好、劳动好、什么事都做到最好。最大的愿望就是‘农转非’，有工作和吃饱饭。”
1975年，没有吃过饱饭的刘丛强为了吃饱饭，在老师们的建议下刘丛强报考农校，至少可以“农转非”吃饱饭。刘丛强考上农校后，除了上课，就爱帮老师干活，还到图书馆去整理图书，什么活都干，还因为此，得到了勤工俭学的机会。农校毕业了，刘丛强还是没有“农转非”，还是吃不上“官粮”。刘丛强感叹：遥不可及的“农转非”呀！
老师们很爱惜学习一直很努力的刘丛强，知道他回农村没有出路，就想方设法将他留校代课。
刘丛强语文教的是“儒法斗争史”，边看边教，竟背得了《论语》《大学》《中庸》等多篇孔子的文章，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当小说看，给学生当“小说”讲。后来刘丛强在日本学习工作期间，还与尊崇孔子的日本同行讨论《论语》，惊得日本人都不相信文革中长大的刘丛强竟然对孔子这么熟稔！
但是，几经努力仍然没有“口粮”，刘丛强干脆回到泥螺坝老家当泥瓦匠挣工分。
一直不懈努力的农村青年刘丛强迎来了1977年“高考”的柳暗花明。刘丛强以遥遥领先的高考分被“南京大学”录取。“踏进南京大学的那一天起，我就忘记我从小的农转非愿望了，因为我已经自己为自己转了。”温文尔雅的刘先生幽默地笑了。
大学生刘丛强说：“那时学习氛围特别好，大家几乎都是玩了命地读书。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使我们张开了向往科学的翅膀，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给我们带来了标杆陈景润。我的专业地球化学属于自然科学。我第一次知道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
“考硕时，发现物理化学试题太难了，差点放弃考试。还好，我认真答题，冷静、沉着、慢慢思考，直到打铃了我才交卷。最后分数出来，我不但及格，而且还是当时报考地化所20多位研究生中唯一全部及格的考生。”
后来刘丛强到日本读博，直至成为地化所第六、七、八任所长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自然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用他的话说：“无论生活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或难题，不气馁、不放弃，静静地思考，努力应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做到最后，坚信有好的结果。这成了我一生做事的准则。”（编辑/任伟）
“是呀，又见到您，好高兴！”再次见到儒雅温厚的刘先生，七月流火的舟车疲惫顿时被他的微笑驱散了。
“您怎么站着用电脑？学德国人站着工作身体好？”
“哦！老师的腰椎间盘突出很厉害，还有严重的颈椎增生，所以站着工作。”刘先生的学生、天津大学地科院教授、副院长郎赞超女士说。
“……噢！对不起，还来打扰您！”
“不要紧，坐！”刘先生吃力地抚着腰坐下，笑眯眯地从茶几底下拿出几包小食品：“来，每天吃点坚果，养颜美容的噢！”
看着好艰难才坐下来、竟还不忘幽默的刘先生，我亦不禁莞尔。
由于刘丛强先生进入大学以后一直是读书——研究——再读书——再研究。这条“科学线”由始至终地贯穿了刘先生青壮年时期的40年，所以，刘先生非常珍视且乐道他“在大自然中自由成长”的童年、少年时期。因此，我将刘先生愉快地讲给我听的“故事”愉快地记录了下来;当然，亦记录了刘先生的科研人生——“研究‘地学’，我会一直走下去。”已经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的刘丛强先生微笑着认真地这样说。
我一边倾听、一边感动、一边感叹、一边写着。刘先生眯笑着小眼睛的幽默，让我是又敬重又敬佩。说实话，在他面前，你不是在采访，活脱脱地与他唠家常——五十年代中期，遵义县永乐镇泥螺坝诞生了一个名叫刘丛强的小男孩，谁会想到这个贫苦山乡的小男孩，后来竟会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呢？
多么快乐的少年
劉丛强从小就是个不知道苦难为何物的孩子，做什么都快快乐乐的。因为母亲是地道的农民，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家里的活就要孩子们自己做。所以，从读书开始，刘丛强年复一年地都是一清早就背上书包进学堂，兼背柴放牛打猪草。说到此，刘先生笑谑：“我两个兄弟都长得比我高，可能就是那时我比他们勤快、天天挑柴被压矮的吧！”
他对数理化特别感兴趣，从小学到中学，总是全校第一名。“可我的语文基本上就是70多分，很少得80分以上，就没有得过90多分的。”
班上搞文娱宣传活动，没有笛子，刘丛强上山砍竹子做笛子，一样的悠扬悦耳;没有二胡，刘丛强打了一条蛇，将蛇皮扒下来绷着晾干组装成了“二胡”。笛子有了，二胡有了，敲扬琴的人没有来，刘丛强顶上去，包括拉手风琴，刘丛强也能成曲。难怪刘丛强提起他的童年少年就眉飞色舞。多么快乐的少年郎啊！
最大的愿望“农转非”
“那时候在农村读书，老师也讲过你们长大要当‘科学家’‘教师’‘医生’这类的话。可我却没有什么美好梦想、什么远大理想，只想着学习好、劳动好、什么事都做到最好。最大的愿望就是‘农转非’，有工作和吃饱饭。”
1975年，没有吃过饱饭的刘丛强为了吃饱饭，在老师们的建议下刘丛强报考农校，至少可以“农转非”吃饱饭。刘丛强考上农校后，除了上课，就爱帮老师干活，还到图书馆去整理图书，什么活都干，还因为此，得到了勤工俭学的机会。农校毕业了，刘丛强还是没有“农转非”，还是吃不上“官粮”。刘丛强感叹：遥不可及的“农转非”呀！
老师们很爱惜学习一直很努力的刘丛强，知道他回农村没有出路，就想方设法将他留校代课。
刘丛强语文教的是“儒法斗争史”，边看边教，竟背得了《论语》《大学》《中庸》等多篇孔子的文章，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当小说看，给学生当“小说”讲。后来刘丛强在日本学习工作期间，还与尊崇孔子的日本同行讨论《论语》，惊得日本人都不相信文革中长大的刘丛强竟然对孔子这么熟稔！
但是，几经努力仍然没有“口粮”，刘丛强干脆回到泥螺坝老家当泥瓦匠挣工分。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一直不懈努力的农村青年刘丛强迎来了1977年“高考”的柳暗花明。刘丛强以遥遥领先的高考分被“南京大学”录取。“踏进南京大学的那一天起，我就忘记我从小的农转非愿望了，因为我已经自己为自己转了。”温文尔雅的刘先生幽默地笑了。
大学生刘丛强说：“那时学习氛围特别好，大家几乎都是玩了命地读书。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使我们张开了向往科学的翅膀，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给我们带来了标杆陈景润。我的专业地球化学属于自然科学。我第一次知道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
“考硕时，发现物理化学试题太难了，差点放弃考试。还好，我认真答题，冷静、沉着、慢慢思考，直到打铃了我才交卷。最后分数出来，我不但及格，而且还是当时报考地化所20多位研究生中唯一全部及格的考生。”
后来刘丛强到日本读博，直至成为地化所第六、七、八任所长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自然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用他的话说：“无论生活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或难题，不气馁、不放弃，静静地思考，努力应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做到最后，坚信有好的结果。这成了我一生做事的准则。”（编辑/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