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大量的文献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解释了超额货币的现象,这些解释可分类为: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和被迫储蓄假说、货币化假说、总量分解方法。从这几种理论的发展轨迹看,对超额货币的解释经历了主要从理论视角出发到从中国经济现实出发的转变,分析更多地注意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特殊背景。
【关键词】超额货币化 通货膨胀 假说
【中图分类号】F0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5-0-02
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也给经济理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在于简单地套用传统理论难以对中国的诸多经济现象提出合理的、切合实际的解释,进而也不利于经济理论的发展。改革开放至今,但通货膨胀率却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这一奇特的经济现象被麦金农教授称为“中国之迷”。
由货币的交易方程式MV=PY(这一公式也可以增长率的形式表示为)可知,当货币的流通速度稳定(=0)时,货币增长率应等于GDP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即。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一直是,货币增长率超出GDP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的部分即是超额货币。对于超额货币的现象,国内外已有不少的文献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提出了解释(Feltenstein et al.,1990;Feltenstein and Ha,1991;Ma,1993;Yi,1991、1993;易纲,1996;Qin,1994;秦朵,1997;Girardin,1996;Xu,1998;张杰,1997),本文将对这些解释进行分类、归纳,提供一份关于超额货币解释的理论概览。
1 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和被迫储蓄假说
Feltenstein和Ha(1991)在其文章中提出,中国超额货币的存在是由于中国官方的价格指数偏低了。在中国,政府对价格实行管制,官方价格不是能使市场出清的“真实价格”,而市场真实的价格要远高于配给制下的官方价格。这样,官方价格指数低估了通货膨胀水平,换句话说,我国存在着抑制型的通货膨胀。只要能找出反映我国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市场出清的真实价格,超额货币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Feltenstein和Ha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头十年流通中现金变化率与零售商品名义价值总额增长率的不一致,估计出经济中“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再应用这一“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分析超额货币现象,其经验分析的结果验证了“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而这一“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在1979-1988年间要比官方价格指数高出114%。
Ma(1993)通过构造一个包容“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和“货币化假说”的计量模型,利用1953年到198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我国建国后的个人储蓄和货币需求行为。对于我国超额货币的成因,该计量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在不否定货币化进程作用的情况下,肯定了“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
将“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直接诉诸于我们亲身的经历感受,不能否认这一假说所具有的解释力。但问题的关键是真实的通货膨胀率究竟应该是多少,何以在我国价格放开,官方价格指数趋同于真实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超额货币的现象。我国经济现实给出的结论是:“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只提供了对超额货币的部分解释,而不是全部。
被迫储蓄假说(Feltenstein et al.,1990;Ma,1993)是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的翻版,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被迫储蓄假说认为中国的超额货币是一种“货币过剩”(monetary overhang)。货币过剩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国存在着严格的价格管制和普遍的配给制度,增加的货币在经济中没有吸释的渠道和地方,只能表现为消费者和企业非自愿持币数量的增加(增加现金持有或银行存款),即被迫储蓄。而经济主体的非自愿储蓄行为在于经济中没有其他金融资产或商品可作为替代选择。
可是,被迫储蓄假说无法做出解释的是:为什么流通中的现金增加得如此迅速,以及在我国出现买方市场和金融资产选择余地大大拓宽的情况下,为何银行存款(尤其是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大幅攀升。
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和被迫储蓄假说虽然对我国的超额货币现象提出了部分合理的解释,其实证检验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点,但却有着强烈的“削足适履”的意味,它是削中国经济之“足”去适传统理论之“履”。
2 货币化假说
与前一种假说不同,货币化假说(Yi,1991、1993;易纲,1996;Qin,1994;秦朵,1997;Girardin,1996)强调从中国经济的视角去看问题和分析问题,而不是从理论的视角出发。
货币化假说由易纲(1991)提出,易纲认为中国经济的不断货币化是解释超额货币现象的真正原因。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经济活动的比例不断增加。”着眼于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转轨进程的特殊背景,易纲将国民收入分解为货币化的和尚未货币化的两个部分,将货币的交易方程式修正为MV=λPY(λ是货币化经济的比重),以增长率形式表示则为
这一修正意味着货币供给不仅要随经济的增长而同比例增加,而且还要满足新货币化了的那些部分的需要,超额货币因而可由持续的货币化进程加以解释。接下来,易纲从农村制度的变革,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自由市场的发展,地区间货币流动以及货币的体外循环等方面描绘了我国货币化进程的全息图景,为我们展现了一段关于制度变迁、经济发展与超额货币关系的精彩“剪辑”。
然而,货币化假说在做到理论创新与经济现实相结合的同时,依然存留的一个问题是:货币化的进程应该如何衡量。在我国的经济现实中,经济增长与货币化进程交织在一起,很难找出一个或一组合理而又准确的经济变量反映货币化这一抽象的指标,这将给实证检验带来困难。易纲在其建立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计量模型中使用城市人口百分率来近似地表示货币化进程,得出了货币化进程对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的结论,在经验分析上支持了货币化假说。
货币化假说与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和被迫储蓄假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不足:两种假说分析的视野都限于改革的头十年,分析对象集中在流通中的现金M0上,而较少涉及广义货币M2,并且其理论都只聚焦于单一的因素,因而只解释了超额货币某一方面的内容。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与经济转轨齐头并进的大变革时期,任何一种“反常“的经济现象都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不是单个因素所能概括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货币化假说与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不该是两种竞争性的假说,而应成为互补性的假说,因为它们共同提供了解释超额货币的有效信息。
秦朵(1994、1997)在近期的研究中,也将超额货币现象归因于我国特有的制度性因素。秦朵指出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制度性因素包括: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型投机需求,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以及由改革引起的市场化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即货币化进程)。与易纲不同的是,秦朵在其货币需求模型中用国有产出比率取代城市人口百分率了来近似地作为货币化进程的指标,此外 ,模型中还加入了表示软约束的存贷比率因素。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货币化进程是对超额货币的一种有效解释。秦朵的研究将分析的时限延长至90年代中期,从而为货币化假说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经验证据。
Girardin(1996)则利用工农业产出比例的加权平均值近似地衡量货币化进程,得出了与易纲和秦朵相同的结论。
3 总量分解方法
前述两种假说对超额货币的分析最终都归结为建立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或通过重新估计解释变量的真实取值,或通过加入新的解释变量。货币需求函数的计量模型既检验了各自的理论假说,又提供了对我国货币需求行为的全局考察。
Xu(1998)在其关于中国货币需求的研究中,另辟蹊径,应用总量分解的方法,将货币总量分解为现金、个人存款和机构存款三部分分别进行考察,而不是按照通常做法直接考察货币总量,实现了分析方法上的创新。
Xu利用1978-1996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分析三部分的货币需求。现金部分,用货币化趋势和银行贷款、个人存款的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了现金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得出的结论是:货币化假说和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各自都解释了货币超常增长的部分内容,而货币化假说更为显著。对于个人存款部分的货币需求,则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其转化为个人决定金融资产储蓄率的问题,这时,被解释变量变为个人储蓄存款增量与GDP的比重,而解释变量是人均收入水平和个人存款的实际回报率。机构存款部分,分析的重点是其中占80%比重的活期存款,对于这部分货币需求,两种假说都不成立,机构活期存款占GDP比重的解释因素是存款的实际利息率和银行贷款与GDP之比(银行贷款的数量又取决于银行存款规模)。在对三部分货币需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现金和机构存款最终都受个人存款的影响,这表明个人存款的变动趋势成为90年代以来决定超额货币的关键因素。这与我国引人注目的居民储蓄存款的高增长相吻合。
Xu文分析的思路是从论述标准的货币需求理论如何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始,根据我国经济环境、经济主体行为的特殊性,逐一分析各种可能的解释因素,选取合适的解释因素构造模型,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了货币化进程对超额货币的影响具有逐渐减弱的趋势。Xu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集理论分析之精炼、评述之透彻和实证检验之“完美”于一体。稍显不足之处在于,在总量分解的基础上没有适当地考虑各分解部分间可能具有的相互关系,忽略了综合的审视,可能出现交叉论证。
4 结语
从本文综述的三种理论的发展轨迹看,对超额货币的解释经历了主要从理论视角出发到从中国经济现实出发的转变,分析更多地注意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特殊背景。分析对象由流通中现金扩展为广义货币M2,解释因素也从一个变为多个。理论的进展既有赖于各种统计数据的日益丰富和完整,更在于从实际出发,深入地考察和理解我国特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如在近期的文献中,张杰(1997)把超额货币现象和金融体制的变迁联系起来,指出我国金融领域的垄断性产权安排导致了金融的高增长,储蓄存款的剧增,并探讨了超额货币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型金融组织的出现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加强,超额货币现象将越来越复杂。在对超额货币进一步深入解释的同时,更重要的问题将是超额货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制度转轨以及金融体制变迁产生了和存在着什么样的影响及进一步量度超额货币与流动性、物价、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易纲.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 易纲.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关键词】超额货币化 通货膨胀 假说
【中图分类号】F0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5-0-02
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也给经济理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在于简单地套用传统理论难以对中国的诸多经济现象提出合理的、切合实际的解释,进而也不利于经济理论的发展。改革开放至今,但通货膨胀率却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这一奇特的经济现象被麦金农教授称为“中国之迷”。
由货币的交易方程式MV=PY(这一公式也可以增长率的形式表示为)可知,当货币的流通速度稳定(=0)时,货币增长率应等于GDP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即。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一直是,货币增长率超出GDP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的部分即是超额货币。对于超额货币的现象,国内外已有不少的文献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提出了解释(Feltenstein et al.,1990;Feltenstein and Ha,1991;Ma,1993;Yi,1991、1993;易纲,1996;Qin,1994;秦朵,1997;Girardin,1996;Xu,1998;张杰,1997),本文将对这些解释进行分类、归纳,提供一份关于超额货币解释的理论概览。
1 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和被迫储蓄假说
Feltenstein和Ha(1991)在其文章中提出,中国超额货币的存在是由于中国官方的价格指数偏低了。在中国,政府对价格实行管制,官方价格不是能使市场出清的“真实价格”,而市场真实的价格要远高于配给制下的官方价格。这样,官方价格指数低估了通货膨胀水平,换句话说,我国存在着抑制型的通货膨胀。只要能找出反映我国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市场出清的真实价格,超额货币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Feltenstein和Ha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头十年流通中现金变化率与零售商品名义价值总额增长率的不一致,估计出经济中“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再应用这一“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分析超额货币现象,其经验分析的结果验证了“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而这一“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在1979-1988年间要比官方价格指数高出114%。
Ma(1993)通过构造一个包容“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和“货币化假说”的计量模型,利用1953年到198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我国建国后的个人储蓄和货币需求行为。对于我国超额货币的成因,该计量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在不否定货币化进程作用的情况下,肯定了“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
将“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直接诉诸于我们亲身的经历感受,不能否认这一假说所具有的解释力。但问题的关键是真实的通货膨胀率究竟应该是多少,何以在我国价格放开,官方价格指数趋同于真实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超额货币的现象。我国经济现实给出的结论是:“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只提供了对超额货币的部分解释,而不是全部。
被迫储蓄假说(Feltenstein et al.,1990;Ma,1993)是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的翻版,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被迫储蓄假说认为中国的超额货币是一种“货币过剩”(monetary overhang)。货币过剩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国存在着严格的价格管制和普遍的配给制度,增加的货币在经济中没有吸释的渠道和地方,只能表现为消费者和企业非自愿持币数量的增加(增加现金持有或银行存款),即被迫储蓄。而经济主体的非自愿储蓄行为在于经济中没有其他金融资产或商品可作为替代选择。
可是,被迫储蓄假说无法做出解释的是:为什么流通中的现金增加得如此迅速,以及在我国出现买方市场和金融资产选择余地大大拓宽的情况下,为何银行存款(尤其是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大幅攀升。
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和被迫储蓄假说虽然对我国的超额货币现象提出了部分合理的解释,其实证检验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点,但却有着强烈的“削足适履”的意味,它是削中国经济之“足”去适传统理论之“履”。
2 货币化假说
与前一种假说不同,货币化假说(Yi,1991、1993;易纲,1996;Qin,1994;秦朵,1997;Girardin,1996)强调从中国经济的视角去看问题和分析问题,而不是从理论的视角出发。
货币化假说由易纲(1991)提出,易纲认为中国经济的不断货币化是解释超额货币现象的真正原因。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经济活动的比例不断增加。”着眼于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转轨进程的特殊背景,易纲将国民收入分解为货币化的和尚未货币化的两个部分,将货币的交易方程式修正为MV=λPY(λ是货币化经济的比重),以增长率形式表示则为
这一修正意味着货币供给不仅要随经济的增长而同比例增加,而且还要满足新货币化了的那些部分的需要,超额货币因而可由持续的货币化进程加以解释。接下来,易纲从农村制度的变革,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自由市场的发展,地区间货币流动以及货币的体外循环等方面描绘了我国货币化进程的全息图景,为我们展现了一段关于制度变迁、经济发展与超额货币关系的精彩“剪辑”。
然而,货币化假说在做到理论创新与经济现实相结合的同时,依然存留的一个问题是:货币化的进程应该如何衡量。在我国的经济现实中,经济增长与货币化进程交织在一起,很难找出一个或一组合理而又准确的经济变量反映货币化这一抽象的指标,这将给实证检验带来困难。易纲在其建立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计量模型中使用城市人口百分率来近似地表示货币化进程,得出了货币化进程对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的结论,在经验分析上支持了货币化假说。
货币化假说与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和被迫储蓄假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不足:两种假说分析的视野都限于改革的头十年,分析对象集中在流通中的现金M0上,而较少涉及广义货币M2,并且其理论都只聚焦于单一的因素,因而只解释了超额货币某一方面的内容。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与经济转轨齐头并进的大变革时期,任何一种“反常“的经济现象都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不是单个因素所能概括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货币化假说与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不该是两种竞争性的假说,而应成为互补性的假说,因为它们共同提供了解释超额货币的有效信息。
秦朵(1994、1997)在近期的研究中,也将超额货币现象归因于我国特有的制度性因素。秦朵指出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制度性因素包括: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型投机需求,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以及由改革引起的市场化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即货币化进程)。与易纲不同的是,秦朵在其货币需求模型中用国有产出比率取代城市人口百分率了来近似地作为货币化进程的指标,此外 ,模型中还加入了表示软约束的存贷比率因素。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货币化进程是对超额货币的一种有效解释。秦朵的研究将分析的时限延长至90年代中期,从而为货币化假说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经验证据。
Girardin(1996)则利用工农业产出比例的加权平均值近似地衡量货币化进程,得出了与易纲和秦朵相同的结论。
3 总量分解方法
前述两种假说对超额货币的分析最终都归结为建立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或通过重新估计解释变量的真实取值,或通过加入新的解释变量。货币需求函数的计量模型既检验了各自的理论假说,又提供了对我国货币需求行为的全局考察。
Xu(1998)在其关于中国货币需求的研究中,另辟蹊径,应用总量分解的方法,将货币总量分解为现金、个人存款和机构存款三部分分别进行考察,而不是按照通常做法直接考察货币总量,实现了分析方法上的创新。
Xu利用1978-1996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分析三部分的货币需求。现金部分,用货币化趋势和银行贷款、个人存款的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了现金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得出的结论是:货币化假说和抑制型通货膨胀假说各自都解释了货币超常增长的部分内容,而货币化假说更为显著。对于个人存款部分的货币需求,则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其转化为个人决定金融资产储蓄率的问题,这时,被解释变量变为个人储蓄存款增量与GDP的比重,而解释变量是人均收入水平和个人存款的实际回报率。机构存款部分,分析的重点是其中占80%比重的活期存款,对于这部分货币需求,两种假说都不成立,机构活期存款占GDP比重的解释因素是存款的实际利息率和银行贷款与GDP之比(银行贷款的数量又取决于银行存款规模)。在对三部分货币需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现金和机构存款最终都受个人存款的影响,这表明个人存款的变动趋势成为90年代以来决定超额货币的关键因素。这与我国引人注目的居民储蓄存款的高增长相吻合。
Xu文分析的思路是从论述标准的货币需求理论如何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始,根据我国经济环境、经济主体行为的特殊性,逐一分析各种可能的解释因素,选取合适的解释因素构造模型,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了货币化进程对超额货币的影响具有逐渐减弱的趋势。Xu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集理论分析之精炼、评述之透彻和实证检验之“完美”于一体。稍显不足之处在于,在总量分解的基础上没有适当地考虑各分解部分间可能具有的相互关系,忽略了综合的审视,可能出现交叉论证。
4 结语
从本文综述的三种理论的发展轨迹看,对超额货币的解释经历了主要从理论视角出发到从中国经济现实出发的转变,分析更多地注意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特殊背景。分析对象由流通中现金扩展为广义货币M2,解释因素也从一个变为多个。理论的进展既有赖于各种统计数据的日益丰富和完整,更在于从实际出发,深入地考察和理解我国特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如在近期的文献中,张杰(1997)把超额货币现象和金融体制的变迁联系起来,指出我国金融领域的垄断性产权安排导致了金融的高增长,储蓄存款的剧增,并探讨了超额货币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型金融组织的出现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加强,超额货币现象将越来越复杂。在对超额货币进一步深入解释的同时,更重要的问题将是超额货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制度转轨以及金融体制变迁产生了和存在着什么样的影响及进一步量度超额货币与流动性、物价、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易纲.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 易纲.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