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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要进军好莱坞了。
《归来》之后，他会做一个“爆米花电影”，大投资、大制作，国际团队。
过去他不喜欢好莱坞，觉得演员都该在国内呆着，别去那儿凑热闹，“好莱坞还是宝莱坞，您在任何莱坞，英语呱呱叫，没那么多角色给你演。”他曾说。
甚至陈凯歌拍《霸王别姬》时，张艺谋还拉过编剧芦苇问：“歌还是过去那一套吧？”
片子出来，芦苇叫张艺谋看看，张艺谋看完不以为然，说这是“中国学好莱坞学得最像的电影”。
那时好莱坞是贬义词。
现在他要去了，这是努力的结果。
张艺谋63岁了，却一直不放松，忙起来是个工作狂。文学策划周晓枫回忆说，开会时他喜欢穷尽可能，一个点子出来，马上自己否了，问周围：还能怎样？还有什么招儿？
跟上他很困难。一次半夜两点后，做文字录入的女孩太困，一个跟头从椅子上摔下来，脚尖几乎踢到张艺谋眉毛。
甚至《归来》里那种简单也是努力来的。按老路子拍惯了，总想往好看、复杂了拍，但又要收敛着，“扛住那种创作心态的诱惑”，那过程并不轻松。
编剧史航参加过几次《山楂树之恋》和《归来》的策划会，会上张艺谋那状态几乎是“陪着小心”，别人提一个想法，他马上问：“行吗？你说不行？那怎么能行？你说能怎么弄？”
那状态不像谦虚，倒更像在顾忌什么。《三枪拍案惊奇》和《金陵十三钗》之后，张艺谋的状态有点儿拘谨，史航感觉他被“骂怯了”。
讨论时，张艺谋很谨慎，生怕片子里又有“招人烦”的东西，想诚恳，又有顾虑，就怕把“那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
于是谁的说法他都听一听，反反复复，立起来又推倒，人物一个一个减少，剧情也越来越简单，几次下来，消耗和折损都很大。
有时为一两个情节，他和编剧邹静之大吵几个小时，这争吵也不是邹静之跟每一个导演都会有的，他跟王家卫就不吵，王家卫是温柔而坚定，要什么临场打电话给邹静之：“给我一句台词”，非常具体。
张艺谋的工作方式是另一种，他很激情，但易反悔，每一回头，总觉得过去是错的，于是大破大立，非常辛苦。刚看完小说《陆犯焉识》时，他说要做一个“上下集的电影”，剧本写完又不要上下集了，“合成一个”。
即使水准一般的片子，他的努力也一点没少，《三枪拍案惊奇》拍了8个月，每天都较劲，付出多了，难免打动自己，直到出来才发现问题，“又掉沟里了”。
《金陵十三钗》也一样，一天一顿饭，睡3至5个小时，白天拍半夜剪，6个月完成。国外剪片和拍片时长一样，或为2倍，张艺谋实现了不可能的效率。
可效率高了，片子却没有因此而好。从《英雄》到《黄金甲》，再到《三枪》《十三钗》，一片骂声。
有的也很诚恳。拍《山楂树之恋》时，史航等文学策划极力反对这个剧本，他担心“原著非常庸俗，是个坑，填不满的”。
可张艺谋却坚持，因为自己“看哭了”。他想抓住那个感动。“其实是急于消费，急于变现，我张艺谋和张伟平这个名气就是比别人赚钱。”史航分析那心理。
至于之后的《金陵十三钗》，连早年和张艺谋合作过的芦苇也不理解了，片子里，纯洁的要继续纯洁，被玷污的要一再被玷污，“艺谋的价值观怎么出了问题了。”
圈内盛传着他工作时的不眠不休，的确，他一直是勤恳、用功，不懂享受的。
早年张艺谋也努力，但方向是另一种。
当时不光是不睡觉，他努力琢磨一些东西，观念、叙事策略上的。那时他做片子很用心，总想说点儿不一样的东西。
他买过一个剧本《千万别把我当人》，王朔写的，大意是比“忍术”，每个国家各派一名选手，什么都比，包括喝尿，中国人样样都输，比到“割脸皮”才算赢了。
暗喻非常多，但顾及尺度，张艺谋不敢拍，过几年他就去当奥运会导演了，这种片子更拍不得。
而对能拍、可拍的那些，说什么，怎么说，他特别上心。拍《秋菊打官司》时，他带着芦苇，两人睡一屋，白天拍戏，夜里谈本子，想好好讲故事，把人物立起来。
拍《活着》时，主角福贵从一个浑不吝的败家子，一变而成了一个树叶掉头上都害怕的人，是时代改变了他。
说剧本时，张艺谋要求每一个主创都给意见，美术、灯光都要提，演员也要提。葛优失眠，开会时躺一边打盹，常被张艺谋叫醒：“葛爷发言了。”葛优没全醒，蒙着问“说哪儿了？”
那时他有最好的团队，巩俐、葛优、曹久平、芦苇，可在一起谁也不比谁牛，摆架子摆谱都是没有的事。
每天，张艺谋7点起床，叫起全组人：“搞运动了！”一天巩俐迟到，车等着，眼看她从门里出来，张艺谋却说“开车！”全组人都劝他，巩俐不去你拍什么？有必要较劲吗？张艺谋还是执意要走。后来巩俐一个人从县里租车去片场。
也正是那个阶段，张艺谋从《红高粱》那种风格里出来了，不想再说“酒神精神”“生命的昂扬”，反而想说说文革、小人物。
这个早年爱色彩、重美术的人，甚至会为了布光的事儿主动跟人吵架。对方要把灯光弄炫一点儿，张艺谋不肯，不想让美术的东西先声夺人。
当时他43岁，正在最好的阶段，不怯，没有疑虑，也没有所谓“商业”上的东西，想法一个接一个，源源不断。
“他是主讲，借那个平台和场所，打开自己的思路，特别希望别人跟他辩论，挑战。”芦苇说。那时的张艺谋喜欢被反驳。
那时不流行讲“大片儿”，电影只谈两样：政治和艺术。这样的环境里，张艺谋和同代人一样，有点儿情怀和抱怨，喜欢英雄主义的东西。
那时他热络、踏实，人跟片子一样有股蛮力，看见大家连轴转已经东倒西歪睡着了，他还不甘心收工，急得直打转。 芦苇说，张艺谋是一个多变的人，但早年那种风格是时代和经历给他的，文革里他吃过苦，这苦难带着他往前走了十年。
“第五代作品的内涵和意义被放得很大，那是整个时代的需求，所以成就了我们。”张艺谋自己也同意。
自发也好，氛围也罢，那毕竟是张艺谋的最好时光。芦苇记得当时的张艺谋，眼睛发亮，铁青着脸，一个人走来走去，简直像条狼。
现在的张艺谋不想再把自己说成农民。
《红高粱》获奖时，他一身灰西服，扎着红领带去了柏林。现在打扮变了，多穿深色，面料讲究，颜色的搭配“看似不经心”，但“清越有风致”。
私底下他也跟朋友开玩笑：“别老说农民，我正经城市户口。”认真起来也感叹，“三年农民，一辈子农民。”
这是说他下过三年乡，一辈子就被当成农民了，这不公正，认真说起来，他父母也是知识分子。
而且他越来越成功了。《英雄》之后，他在大片上打出了一片天地，是个大导演了。只是有时话说急了，他还会一下子站起来，抡开了比划，大开大合，并习惯性地提裤子。
于是你会看到说话时他不断地坐下，站起，提裤子，就这点上还有点儿农民的影子。
但打扮变了，观念上他还是现实主义的。“人是要有梦想，梦想是很入世、很具体、很现实的，它不能在天边。”他说，他已经有资格可以跟年轻人说说梦想。
确实，《英雄》之后，张艺谋的状况改善了，资源多了，话语权也大了。其他的大导演或跟风，或步后尘，或栽跟头，但不可否认，张艺谋开启了一个时代。
张艺谋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剧本讨论会上，他叫上了芦苇，芦苇看看这个多年前的老搭档，发现他有了变化，“很固执，对自己剧本的弱点能够网开一面，工作上失去弹性了。”
芦苇看看本子，说不行，“你这么拍就有问题。”张艺谋听完有点儿负气，“芦苇”，他说，“我告诉你，你的意见是对，但我、巩俐、周润发、周杰伦，我们四个人绑一块儿，光靠宣传、广告，票房绝对上亿，你信不信？”
芦苇被噎住，“我还没法不信，我也不知道周润发，周杰伦有多大号召力。”
他感到一种变化正在发生，思路上的。张艺谋开始把“票房”当作目标之一，《活着》时他不说这样的东西。
大片时代里，张艺谋很快投入进去，并马上找到关窍，这点敏感和早年一样。“你能打定主意要拍一部十全大补的电影，既要通过，又要赚钱，还能表达自我，你就是好样的。”
现在的合作老板、乐视影业总裁张昭说，张艺谋从来没给自己定过位，他也一直在改变自己的定位。首先他是 “职业导演”，“对电影就是职业兴趣，《归来》也很过瘾，拍商业电影也很过瘾。他永远是愿意为天下之先的人”，成功也追求一种职业上的。
他知道混这个行当的规则。第一次出头露面是“自己挣的”，第二次是别人给你机会，抓住这两次，再来一回，连续三把“活儿都成了”，你就行了。
最怕“拉风箱式的前进”，第一部不错，第二部“抽抽了”，第三部还行，第四部没法看了。
他拿自己举例：“《红高粱》成功了，《菊豆》得了奖，第三部《大红灯笼》，第四部《秋菊打官司》……你有过硬的、被认可的东西搁在这儿，之后被批判，你还是你，依然有价值，有人给你投资。”
这话说得坦率，他也确实照做了。
如果票房算一个指标的话，张艺谋成功了。
可编剧却丢了。早年，和张艺谋合作的是莫言、苏童、毕飞宇、芦苇，他依赖着他们，后来一个一个他离开了他们。
当年《活着》出来，张艺谋在小厅里给芦苇、巩俐单独放了一次，看完芦苇沉默着，巩俐看哭了。这之后，这部电影芦苇只看过一次，在美国一个规模不大的交流会上。
《活着》没有公映，通俗地说，它“被毙了”，这情形是张艺谋电影中唯一一部，这以后张艺谋再没找过芦苇。
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时是芦苇跟不上了。他觉得那时观念不对，从《英雄》起，他感到张艺谋在“讨一种价值观的好”。“一个英雄为皇帝牺牲了，那不是英雄，是奴仆。”
但路是自己选的。“甜头，或代价，都是自己的选择。”芦苇说。
张艺谋偶尔也感叹：“没有好故事”“没有好编剧”。粗看这话有理，莫言获奖，身价不一样了，余华、苏童、毕飞宇也一个一个过了创作上的最好阶段。
可推究起来，导演抱怨没有好编剧，编剧抱怨没有好作家，作家抱怨导演不识货，导演又抱怨观众太庸俗，“好像问题很大，细找又找不出，”芦苇说，“但主创整体素质不高，这是个事实。”
剧本荒闹急了，有时张艺谋也自己上手，拆东墙补西墙，把环境、国籍换一换，故事、人物拎出来。
早年张艺谋对剧本很讲究，《活着》剧本出来他连夜看完：“好！”
状态变了，阵容变了，片子也变了，有时这样，有时那样，深一脚浅一脚，“他本来就善变，也爱变”，芦苇说，“可以说变是为了探索，但也是价值观的缘故。”
张艺谋却对“变不变”的问题没那么敏感，当过农民，做过纺织工，差一点儿上不了大学，他知道坚持没用，顺着走才是好的。
他年龄也大了，对自己，对世界，不较劲也没情绪了。
而30年前，年轻的张艺谋很较劲儿。
一张照片上，一个年轻姑娘拖着长发，回过头来，身子完全虚到背景里，只见一张笑脸，一条辫子。
那个年代，这太先锋了，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当时的张艺谋喜欢出挑，憋着劲儿要跟人不一样。
他是有这压力。28岁才上大学，摄影系里，他年龄最大，书又读的不多，天分好，心气儿高，性格多一层敏感紧张。
同学里，不少人出身电影世家，赵丹的儿子、于蓝的儿子、田芳的儿子、华君武的儿子、艾青的儿子、白杨的女儿……导演系的陈凯歌和田壮壮，父亲也是名人。
北京同学眼界宽，脑子活，张艺谋就不一样了，他刚从工厂过来，写的都是“这多年来重见天日的百花啊，不正是想解放的有力见证”。
要么就是“诸位老师对我的理解和鼓励，令人感泣，振奋！犹如一阵春风，推开心房的大门……”
后者是一封自荐信，年代很久了，落款还是“陕西第八棉纺厂织袜工艺组，张艺谋”。
纺织工人三班倒，常常不眠不休，这活儿受罪，也跟爱好无关，当时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去陕西画报社，背着单反哈苏相机，用多少胶卷单位都给报销。
也拍过不少照片，构图讲究，名字抑扬顿挫：《中华神奕春来时》《严冬大地绽春蕾》，小字横平竖直，像拉了线，一行一行工整规矩。
这字是文革时学的，抄大字报，画毛主席像，有了这本事，就能被红卫兵征用，那感觉很好，一是充实，二是被承认，能做颗有用的螺丝钉了。
年轻的张艺谋知道，你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要你，“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工具化”，他说，“工具化了，你就会对别人有用，别人有用了，你就有空隙生存。”
三十年过去了，张艺谋说自己还是那态度，“接受是我最大的哲学”。
《归来》之后，他会做一个“爆米花电影”，大投资、大制作，国际团队。
过去他不喜欢好莱坞，觉得演员都该在国内呆着，别去那儿凑热闹，“好莱坞还是宝莱坞，您在任何莱坞，英语呱呱叫，没那么多角色给你演。”他曾说。
甚至陈凯歌拍《霸王别姬》时，张艺谋还拉过编剧芦苇问：“歌还是过去那一套吧？”
片子出来，芦苇叫张艺谋看看，张艺谋看完不以为然，说这是“中国学好莱坞学得最像的电影”。
那时好莱坞是贬义词。
开会工作狂
现在他要去了，这是努力的结果。
张艺谋63岁了，却一直不放松，忙起来是个工作狂。文学策划周晓枫回忆说，开会时他喜欢穷尽可能，一个点子出来，马上自己否了，问周围：还能怎样？还有什么招儿？
跟上他很困难。一次半夜两点后，做文字录入的女孩太困，一个跟头从椅子上摔下来，脚尖几乎踢到张艺谋眉毛。
甚至《归来》里那种简单也是努力来的。按老路子拍惯了，总想往好看、复杂了拍，但又要收敛着，“扛住那种创作心态的诱惑”，那过程并不轻松。
编剧史航参加过几次《山楂树之恋》和《归来》的策划会，会上张艺谋那状态几乎是“陪着小心”，别人提一个想法，他马上问：“行吗？你说不行？那怎么能行？你说能怎么弄？”
那状态不像谦虚，倒更像在顾忌什么。《三枪拍案惊奇》和《金陵十三钗》之后，张艺谋的状态有点儿拘谨，史航感觉他被“骂怯了”。
讨论时，张艺谋很谨慎，生怕片子里又有“招人烦”的东西，想诚恳，又有顾虑，就怕把“那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
于是谁的说法他都听一听，反反复复，立起来又推倒，人物一个一个减少，剧情也越来越简单，几次下来，消耗和折损都很大。
有时为一两个情节，他和编剧邹静之大吵几个小时，这争吵也不是邹静之跟每一个导演都会有的，他跟王家卫就不吵，王家卫是温柔而坚定，要什么临场打电话给邹静之：“给我一句台词”，非常具体。
张艺谋的工作方式是另一种，他很激情，但易反悔，每一回头，总觉得过去是错的，于是大破大立，非常辛苦。刚看完小说《陆犯焉识》时，他说要做一个“上下集的电影”，剧本写完又不要上下集了，“合成一个”。
即使水准一般的片子，他的努力也一点没少，《三枪拍案惊奇》拍了8个月，每天都较劲，付出多了，难免打动自己，直到出来才发现问题，“又掉沟里了”。
《金陵十三钗》也一样，一天一顿饭，睡3至5个小时，白天拍半夜剪，6个月完成。国外剪片和拍片时长一样，或为2倍，张艺谋实现了不可能的效率。
可效率高了，片子却没有因此而好。从《英雄》到《黄金甲》，再到《三枪》《十三钗》，一片骂声。
有的也很诚恳。拍《山楂树之恋》时，史航等文学策划极力反对这个剧本，他担心“原著非常庸俗，是个坑，填不满的”。
可张艺谋却坚持，因为自己“看哭了”。他想抓住那个感动。“其实是急于消费，急于变现，我张艺谋和张伟平这个名气就是比别人赚钱。”史航分析那心理。
至于之后的《金陵十三钗》，连早年和张艺谋合作过的芦苇也不理解了，片子里，纯洁的要继续纯洁，被玷污的要一再被玷污，“艺谋的价值观怎么出了问题了。”
圈内盛传着他工作时的不眠不休，的确，他一直是勤恳、用功，不懂享受的。
90年代，最好时光
早年张艺谋也努力，但方向是另一种。
当时不光是不睡觉，他努力琢磨一些东西，观念、叙事策略上的。那时他做片子很用心，总想说点儿不一样的东西。
他买过一个剧本《千万别把我当人》，王朔写的，大意是比“忍术”，每个国家各派一名选手，什么都比，包括喝尿，中国人样样都输，比到“割脸皮”才算赢了。
暗喻非常多，但顾及尺度，张艺谋不敢拍，过几年他就去当奥运会导演了，这种片子更拍不得。
而对能拍、可拍的那些，说什么，怎么说，他特别上心。拍《秋菊打官司》时，他带着芦苇，两人睡一屋，白天拍戏，夜里谈本子，想好好讲故事，把人物立起来。
拍《活着》时，主角福贵从一个浑不吝的败家子，一变而成了一个树叶掉头上都害怕的人，是时代改变了他。
说剧本时，张艺谋要求每一个主创都给意见，美术、灯光都要提，演员也要提。葛优失眠，开会时躺一边打盹，常被张艺谋叫醒：“葛爷发言了。”葛优没全醒，蒙着问“说哪儿了？”
那时他有最好的团队，巩俐、葛优、曹久平、芦苇，可在一起谁也不比谁牛，摆架子摆谱都是没有的事。
每天，张艺谋7点起床，叫起全组人：“搞运动了！”一天巩俐迟到，车等着，眼看她从门里出来，张艺谋却说“开车！”全组人都劝他，巩俐不去你拍什么？有必要较劲吗？张艺谋还是执意要走。后来巩俐一个人从县里租车去片场。
也正是那个阶段，张艺谋从《红高粱》那种风格里出来了，不想再说“酒神精神”“生命的昂扬”，反而想说说文革、小人物。
这个早年爱色彩、重美术的人，甚至会为了布光的事儿主动跟人吵架。对方要把灯光弄炫一点儿，张艺谋不肯，不想让美术的东西先声夺人。
当时他43岁，正在最好的阶段，不怯，没有疑虑，也没有所谓“商业”上的东西，想法一个接一个，源源不断。
“他是主讲，借那个平台和场所，打开自己的思路，特别希望别人跟他辩论，挑战。”芦苇说。那时的张艺谋喜欢被反驳。
那时不流行讲“大片儿”，电影只谈两样：政治和艺术。这样的环境里，张艺谋和同代人一样，有点儿情怀和抱怨，喜欢英雄主义的东西。
那时他热络、踏实，人跟片子一样有股蛮力，看见大家连轴转已经东倒西歪睡着了，他还不甘心收工，急得直打转。 芦苇说，张艺谋是一个多变的人，但早年那种风格是时代和经历给他的，文革里他吃过苦，这苦难带着他往前走了十年。
“第五代作品的内涵和意义被放得很大，那是整个时代的需求，所以成就了我们。”张艺谋自己也同意。
自发也好，氛围也罢，那毕竟是张艺谋的最好时光。芦苇记得当时的张艺谋，眼睛发亮，铁青着脸，一个人走来走去，简直像条狼。
开始把“票房”当标准了
现在的张艺谋不想再把自己说成农民。
《红高粱》获奖时，他一身灰西服，扎着红领带去了柏林。现在打扮变了，多穿深色，面料讲究，颜色的搭配“看似不经心”，但“清越有风致”。
私底下他也跟朋友开玩笑：“别老说农民，我正经城市户口。”认真起来也感叹，“三年农民，一辈子农民。”
这是说他下过三年乡，一辈子就被当成农民了，这不公正，认真说起来，他父母也是知识分子。
而且他越来越成功了。《英雄》之后，他在大片上打出了一片天地，是个大导演了。只是有时话说急了，他还会一下子站起来，抡开了比划，大开大合，并习惯性地提裤子。
于是你会看到说话时他不断地坐下，站起，提裤子，就这点上还有点儿农民的影子。
但打扮变了，观念上他还是现实主义的。“人是要有梦想，梦想是很入世、很具体、很现实的，它不能在天边。”他说，他已经有资格可以跟年轻人说说梦想。
确实，《英雄》之后，张艺谋的状况改善了，资源多了，话语权也大了。其他的大导演或跟风，或步后尘，或栽跟头，但不可否认，张艺谋开启了一个时代。
张艺谋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剧本讨论会上，他叫上了芦苇，芦苇看看这个多年前的老搭档，发现他有了变化，“很固执，对自己剧本的弱点能够网开一面，工作上失去弹性了。”
芦苇看看本子，说不行，“你这么拍就有问题。”张艺谋听完有点儿负气，“芦苇”，他说，“我告诉你，你的意见是对，但我、巩俐、周润发、周杰伦，我们四个人绑一块儿，光靠宣传、广告，票房绝对上亿，你信不信？”
芦苇被噎住，“我还没法不信，我也不知道周润发，周杰伦有多大号召力。”
他感到一种变化正在发生，思路上的。张艺谋开始把“票房”当作目标之一，《活着》时他不说这样的东西。
大片时代里，张艺谋很快投入进去，并马上找到关窍，这点敏感和早年一样。“你能打定主意要拍一部十全大补的电影，既要通过，又要赚钱，还能表达自我，你就是好样的。”
现在的合作老板、乐视影业总裁张昭说，张艺谋从来没给自己定过位，他也一直在改变自己的定位。首先他是 “职业导演”，“对电影就是职业兴趣，《归来》也很过瘾，拍商业电影也很过瘾。他永远是愿意为天下之先的人”，成功也追求一种职业上的。
他知道混这个行当的规则。第一次出头露面是“自己挣的”，第二次是别人给你机会，抓住这两次，再来一回，连续三把“活儿都成了”，你就行了。
最怕“拉风箱式的前进”，第一部不错，第二部“抽抽了”，第三部还行，第四部没法看了。
他拿自己举例：“《红高粱》成功了，《菊豆》得了奖，第三部《大红灯笼》，第四部《秋菊打官司》……你有过硬的、被认可的东西搁在这儿，之后被批判，你还是你，依然有价值，有人给你投资。”
这话说得坦率，他也确实照做了。
没编剧了
如果票房算一个指标的话，张艺谋成功了。
可编剧却丢了。早年，和张艺谋合作的是莫言、苏童、毕飞宇、芦苇，他依赖着他们，后来一个一个他离开了他们。
当年《活着》出来，张艺谋在小厅里给芦苇、巩俐单独放了一次，看完芦苇沉默着，巩俐看哭了。这之后，这部电影芦苇只看过一次，在美国一个规模不大的交流会上。
《活着》没有公映，通俗地说，它“被毙了”，这情形是张艺谋电影中唯一一部，这以后张艺谋再没找过芦苇。
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时是芦苇跟不上了。他觉得那时观念不对，从《英雄》起，他感到张艺谋在“讨一种价值观的好”。“一个英雄为皇帝牺牲了，那不是英雄，是奴仆。”
但路是自己选的。“甜头，或代价，都是自己的选择。”芦苇说。
张艺谋偶尔也感叹：“没有好故事”“没有好编剧”。粗看这话有理，莫言获奖，身价不一样了，余华、苏童、毕飞宇也一个一个过了创作上的最好阶段。
可推究起来，导演抱怨没有好编剧，编剧抱怨没有好作家，作家抱怨导演不识货，导演又抱怨观众太庸俗，“好像问题很大，细找又找不出，”芦苇说，“但主创整体素质不高，这是个事实。”
剧本荒闹急了，有时张艺谋也自己上手，拆东墙补西墙，把环境、国籍换一换，故事、人物拎出来。
早年张艺谋对剧本很讲究，《活着》剧本出来他连夜看完：“好！”
状态变了，阵容变了，片子也变了，有时这样，有时那样，深一脚浅一脚，“他本来就善变，也爱变”，芦苇说，“可以说变是为了探索，但也是价值观的缘故。”
张艺谋却对“变不变”的问题没那么敏感，当过农民，做过纺织工，差一点儿上不了大学，他知道坚持没用，顺着走才是好的。
他年龄也大了，对自己，对世界，不较劲也没情绪了。
“接受是我最大的哲学”
而30年前，年轻的张艺谋很较劲儿。
一张照片上，一个年轻姑娘拖着长发，回过头来，身子完全虚到背景里，只见一张笑脸，一条辫子。
那个年代，这太先锋了，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当时的张艺谋喜欢出挑，憋着劲儿要跟人不一样。
他是有这压力。28岁才上大学，摄影系里，他年龄最大，书又读的不多，天分好，心气儿高，性格多一层敏感紧张。
同学里，不少人出身电影世家，赵丹的儿子、于蓝的儿子、田芳的儿子、华君武的儿子、艾青的儿子、白杨的女儿……导演系的陈凯歌和田壮壮，父亲也是名人。
北京同学眼界宽，脑子活，张艺谋就不一样了，他刚从工厂过来，写的都是“这多年来重见天日的百花啊，不正是想解放的有力见证”。
要么就是“诸位老师对我的理解和鼓励，令人感泣，振奋！犹如一阵春风，推开心房的大门……”
后者是一封自荐信，年代很久了，落款还是“陕西第八棉纺厂织袜工艺组，张艺谋”。
纺织工人三班倒，常常不眠不休，这活儿受罪，也跟爱好无关，当时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去陕西画报社，背着单反哈苏相机，用多少胶卷单位都给报销。
也拍过不少照片，构图讲究，名字抑扬顿挫：《中华神奕春来时》《严冬大地绽春蕾》，小字横平竖直，像拉了线，一行一行工整规矩。
这字是文革时学的，抄大字报，画毛主席像，有了这本事，就能被红卫兵征用，那感觉很好，一是充实，二是被承认，能做颗有用的螺丝钉了。
年轻的张艺谋知道，你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要你，“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工具化”，他说，“工具化了，你就会对别人有用，别人有用了，你就有空隙生存。”
三十年过去了，张艺谋说自己还是那态度，“接受是我最大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