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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收藏着许多革命文物。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讲述着一个故事，见证着一段历程，折射出一种精神。
在纪念馆展厅中央的展柜中，摆放着两本薄薄的小册子，这就是 《共产党宣言》 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20年8月首版本和9月再版本。这两版宣言被后人称为 《共产党宣言》 “姊妹本”。而在9月版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9月版 《共产党宣言》 正文首页，盖有一方长方形的图章，上书“张静泉 （人亚） 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
这里提到的张静泉是中共早期党员。1923年工人运动低潮时，他改名张人亚作身份掩护，他的工作重点是党、团工作及领导机关出版书报的发行工作，因而有机会获得 《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冬日午后，他带着一批书报文件回到老家，其中就包括两本9月版的 《共产党宣言》。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思想开明，听到儿子要他保护这些文件，马上答应下来。老人对外声称张静泉已在外丧生，并为其修了一座衣冠冢，将那批书报文件用好几层油纸精心包裹，秘藏在衣物下。
一直到了1950年，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张人亚仍无音信。张爵谦料想儿子很可能是凶多吉少，遂挖开墓穴，取出文件，让三子张静茂带回上海。张静茂为纪念父兄的壮举，专门刻章印于书上，这就是上面提到那方印章的来历。
其实张人亚离开家乡后，于1931年12月赴江西瑞金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次年12月因劳累过度在苏区病逝，时年仅35岁。
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 开始向社会各界征集文物，张静茂获悉后，立即将这两本珍贵的《共产党宣言》 无偿捐赠。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鉴定，确认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这两本铅印的小册子，凝聚着张人亚烈士为革命奋斗终生的信仰，也寄托着烈士一家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感人情怀。
一大会址纪念馆收有一台小小的打字机，这台打字机曾被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使用过，是国家一级文物。看到这台打字机时，人们仿佛还能听到李大钊当年敲击键盘的“哒哒哒”的打字声。
这台打字机的原主人是孙中山的秘书吴弱男。吴弱男是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的夫人，也是中国国民党第一位女党员。在父亲的影响下，年仅14岁的吴弱男去日本留学，之后追随孙中山，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这台小小的打字机不仅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有缘，也是李大钊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见证。在日本读书期间，李大钊经常向章士钊创办的 《甲寅》 杂志投稿，这是一份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政论性刊物。章士钊按照信上附的地址写信给李大钊，两人相约见面……在长期的交往中，李大钊与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結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7年，李大钊和章士钊夫妇一同回国。1918年1月，在章士钊的推荐下，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作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这里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5年秋天，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李大钊向吴弱男借用了这台打字机。利用这台打字机，李大钊亲自打印了不少党的秘密文件，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进行了密切联系。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后，吴弱男悲痛万分。为了纪念李大钊，吴弱男一直精心保存着李大钊送给她的签名照、书信等，当然也包括这台打字机。1964年7月，吴弱男把这台打字机捐献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社会部于1937年10月派李白来沪秘密架设电台，负责建立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延安联系的空中通道。为了安全考虑，党组织派地下党员、女工裘慧英以“妻子”的身份作掩护，与李白组成家庭。一年后两人因共同的志向，产生感情，被组织批准结婚。1942年8月，李白夫妇转移到福履里路 （今建国西路）384弄10号的一幢三层楼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将发报机功率降低到15瓦，但仍被日特破获，夫妇二人被捕。刑讯中李白看出敌人并未掌握实情，便一口咬定这是一个商业电台。虽遭敌人酷刑逼供，但李白仍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出狱后，李白化名李静安，在慕尔鸣路 （今茂名北路）141弄6号以开设“良友商店”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报务员，利用敌台为我党工作。当他乘船到浙江淳安时，装在箩筐里的电台被国民党查获。因有合法的身份，再加上组织的营救，李白第二次脱险。
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于1945年10月返回上海。他们租下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 （现为李白故居纪念馆），继续开展革命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发展，李白在小阁楼上的收发报频率越来越高。
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在向延安发完国民党在长江南岸进行布防的绝密情报后即遭到敌特的逮捕。1949年5月7日，敌人将李白秘密杀害。与李白一同遇难的还有秦鸿钧、张困斋等另外11位烈士。他们牺牲在黎明之前，20天后上海宣告解放。
上海解放第三天，时任中央社会部长的李克农专门致电陈毅市长，提出要不惜代价查明化名李静安的李白下落。军管会和裘慧英四处查访，直到6月20日，才找到李白烈士遗体。中共上海市委为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上海市委在敬献的挽联上写道：“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而李白从事地下情报收发工作的电台所需要的维修器材，由李白的夫人裘慧英保存下来，1959年捐赠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在纪念馆浩如烟海的革命文物中，有一张陈旧泛黄的纸。洇开的水渍流露出岁月的沧桑，在锈迹斑斑的骑马钉两侧，布满了小蝌蚪般的音符和潦草的钢笔字，轻轻的，不经意间，很容易被人所忽视。不过，当你知道它是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 《游击队歌》 的原始曲稿时，你一定会肃然起敬，感受到它那金子般的光彩和沉甸甸的分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毅然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在西安，贺绿汀应邀访问了八路军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说：“咱们过去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此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感，脑子里跳出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几天后，他在防空洞内完成了 《游击队歌》 的词曲创作：“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1938年元旦，这首歌首次在山西洪洞县高庄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演出，得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赞扬。稍后当演出一队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这首歌早已在他们到达之前就传唱开了。
1946年4月贺绿汀被调回延安，在王家坪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亲切地对贺绿汀说：“你的《游击队歌》 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这年11月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在匆忙中还关切地询问道：“还有个贺绿汀呢？”
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是怎么保存到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呢？原来1961年8月，纪念馆的前辈陈绍康在上海 《解放日报》 上看到了贺老写的文章 《游击队歌创作经过》，萌动了征集原曲稿的想法。几天后，当他应约来到贺家亲眼见到这份珍贵的原稿时，竟情不自禁轻轻哼唱起来，贺老听了哈哈大笑，并真诚地表示：“《游击队歌》 曲稿捐献给你们，由国家收藏，这就更好了。”
（选自《文史博览·文史》2017年第12期）
深藏于衣冠冢里的 《共产党宣言》
在纪念馆展厅中央的展柜中，摆放着两本薄薄的小册子，这就是 《共产党宣言》 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20年8月首版本和9月再版本。这两版宣言被后人称为 《共产党宣言》 “姊妹本”。而在9月版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9月版 《共产党宣言》 正文首页，盖有一方长方形的图章，上书“张静泉 （人亚） 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
这里提到的张静泉是中共早期党员。1923年工人运动低潮时，他改名张人亚作身份掩护，他的工作重点是党、团工作及领导机关出版书报的发行工作，因而有机会获得 《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冬日午后，他带着一批书报文件回到老家，其中就包括两本9月版的 《共产党宣言》。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思想开明，听到儿子要他保护这些文件，马上答应下来。老人对外声称张静泉已在外丧生，并为其修了一座衣冠冢，将那批书报文件用好几层油纸精心包裹，秘藏在衣物下。
一直到了1950年，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张人亚仍无音信。张爵谦料想儿子很可能是凶多吉少，遂挖开墓穴，取出文件，让三子张静茂带回上海。张静茂为纪念父兄的壮举，专门刻章印于书上，这就是上面提到那方印章的来历。
其实张人亚离开家乡后，于1931年12月赴江西瑞金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次年12月因劳累过度在苏区病逝，时年仅35岁。
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 开始向社会各界征集文物，张静茂获悉后，立即将这两本珍贵的《共产党宣言》 无偿捐赠。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鉴定，确认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这两本铅印的小册子，凝聚着张人亚烈士为革命奋斗终生的信仰，也寄托着烈士一家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感人情怀。
李大钊用借来的打字机打印党的文件
一大会址纪念馆收有一台小小的打字机，这台打字机曾被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使用过，是国家一级文物。看到这台打字机时，人们仿佛还能听到李大钊当年敲击键盘的“哒哒哒”的打字声。
这台打字机的原主人是孙中山的秘书吴弱男。吴弱男是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的夫人，也是中国国民党第一位女党员。在父亲的影响下，年仅14岁的吴弱男去日本留学，之后追随孙中山，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这台小小的打字机不仅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有缘，也是李大钊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见证。在日本读书期间，李大钊经常向章士钊创办的 《甲寅》 杂志投稿，这是一份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政论性刊物。章士钊按照信上附的地址写信给李大钊，两人相约见面……在长期的交往中，李大钊与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結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7年，李大钊和章士钊夫妇一同回国。1918年1月，在章士钊的推荐下，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作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这里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5年秋天，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李大钊向吴弱男借用了这台打字机。利用这台打字机，李大钊亲自打印了不少党的秘密文件，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进行了密切联系。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后，吴弱男悲痛万分。为了纪念李大钊，吴弱男一直精心保存着李大钊送给她的签名照、书信等，当然也包括这台打字机。1964年7月，吴弱男把这台打字机捐献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社会部于1937年10月派李白来沪秘密架设电台，负责建立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延安联系的空中通道。为了安全考虑，党组织派地下党员、女工裘慧英以“妻子”的身份作掩护，与李白组成家庭。一年后两人因共同的志向，产生感情，被组织批准结婚。1942年8月，李白夫妇转移到福履里路 （今建国西路）384弄10号的一幢三层楼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将发报机功率降低到15瓦，但仍被日特破获，夫妇二人被捕。刑讯中李白看出敌人并未掌握实情，便一口咬定这是一个商业电台。虽遭敌人酷刑逼供，但李白仍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出狱后，李白化名李静安，在慕尔鸣路 （今茂名北路）141弄6号以开设“良友商店”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报务员，利用敌台为我党工作。当他乘船到浙江淳安时，装在箩筐里的电台被国民党查获。因有合法的身份，再加上组织的营救，李白第二次脱险。
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于1945年10月返回上海。他们租下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 （现为李白故居纪念馆），继续开展革命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发展，李白在小阁楼上的收发报频率越来越高。
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在向延安发完国民党在长江南岸进行布防的绝密情报后即遭到敌特的逮捕。1949年5月7日，敌人将李白秘密杀害。与李白一同遇难的还有秦鸿钧、张困斋等另外11位烈士。他们牺牲在黎明之前，20天后上海宣告解放。
上海解放第三天，时任中央社会部长的李克农专门致电陈毅市长，提出要不惜代价查明化名李静安的李白下落。军管会和裘慧英四处查访，直到6月20日，才找到李白烈士遗体。中共上海市委为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上海市委在敬献的挽联上写道：“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而李白从事地下情报收发工作的电台所需要的维修器材，由李白的夫人裘慧英保存下来，1959年捐赠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毛泽东赞扬 《游击队歌》 写得很好
在纪念馆浩如烟海的革命文物中，有一张陈旧泛黄的纸。洇开的水渍流露出岁月的沧桑，在锈迹斑斑的骑马钉两侧，布满了小蝌蚪般的音符和潦草的钢笔字，轻轻的，不经意间，很容易被人所忽视。不过，当你知道它是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 《游击队歌》 的原始曲稿时，你一定会肃然起敬，感受到它那金子般的光彩和沉甸甸的分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毅然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在西安，贺绿汀应邀访问了八路军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说：“咱们过去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此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感，脑子里跳出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几天后，他在防空洞内完成了 《游击队歌》 的词曲创作：“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1938年元旦，这首歌首次在山西洪洞县高庄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演出，得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赞扬。稍后当演出一队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这首歌早已在他们到达之前就传唱开了。
1946年4月贺绿汀被调回延安，在王家坪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亲切地对贺绿汀说：“你的《游击队歌》 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这年11月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在匆忙中还关切地询问道：“还有个贺绿汀呢？”
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是怎么保存到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呢？原来1961年8月，纪念馆的前辈陈绍康在上海 《解放日报》 上看到了贺老写的文章 《游击队歌创作经过》，萌动了征集原曲稿的想法。几天后，当他应约来到贺家亲眼见到这份珍贵的原稿时，竟情不自禁轻轻哼唱起来，贺老听了哈哈大笑，并真诚地表示：“《游击队歌》 曲稿捐献给你们，由国家收藏，这就更好了。”
（选自《文史博览·文史》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