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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开国大将粟裕，大家都知道他能征惯战，但对他三次蒙冤的经历却少有人知……
初次蒙冤：1934年，被扣上“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
粟裕将军1907年8月10日出生，20岁入党，考入叶挺部队教导大队，并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又参加了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多次负伤。1933年11月伤愈出院后，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
当时，红军正在第五次反“围剿”，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被敌蚕食，逐步缩小。与此同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已经扩展到野战部队，部队里气氛远不如过去那样活跃、舒畅了。军团政委萧劲光因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被撤了职，中央派乐少华来担任政委。乐少华是一个与王明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搞宗派的人，是一个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他自以为是，作风粗暴，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在他刚到七军团时，部队在一个大庙里开会欢迎他，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粟裕从战场上回来。“军团长寻淮洲，见我到了会场门口，就走出来同我打了一个招呼，刚简单说了几句，乐少华就在会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我在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粟裕后来回忆说。在闽赣边界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红七军团阻击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线跑回来请示是否要继续追击。当时乐少华和军团长寻淮洲正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同志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乐少华同志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了。他却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说的了。但从此却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所谓“政治委员制度”，是红军实行的一种军队政治领导制度，但对乐少华来说，就是只有政委才是红七军团的最高领导，不承认他是最高权威，就是反政治委员制度，他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粟裕被列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另册后，受到了“限制和监视”。1934年11月，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立红十军团时，粟裕被迫离开了野战部队，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后在方志敏的力荐下，才于是年冬重新担任了红十军团参谋长。
粟裕虽入“另册”，但斗志不松，信念不改，凭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责任心，积极协助军团领导谋兵布阵，挥戈杀敌，并提出了许多富于创造性的意见和建议。在原则问题上，他也毫不含糊，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1935年1月，红十军团转移到浙江西部遂安县茶山村，围绕部队向何处去，如何摆脱困境的问题，军团领导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政委乐少华等人主张回赣东北休整。而粟裕在认真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和任务后，提出了分兵浙西南和赣东北的主张，他认为红十军团只有三千多人，和敌人相比力量悬殊，不能集中起来与敌人硬拼，打阵地战、消耗战，只能分散打游击。粟裕的意见被否决了，但再次引起了乐少华的“厌烦”，但历史已经证明，茶山决策是红十军团怀玉山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茶山会议后，粟裕率八百余人的先头部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为革命保留了一批干部战士，而主力两千多人则全军覆没。
二次蒙冤：1936年，被诬陷“参与了叶飞、黄道分裂省委的活动”
1935年年初，红十军团在安徽怀玉山失败后，军团领导方志敏被俘，刘畴西阵亡，两干多主力全军覆没。仅粟裕、刘英率八百多人突围至闽浙赣根据地的崇山峻岭中。2月，根据中央指示，以突围部队为基础，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率部队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艰难曲折的，挺进师与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承受着国民党军几十个团的一次次“清剿”和“围剿”，常常是后有追兵，前有拦截。有一次，粟裕带领大家一天一夜急行军九十公里，连打七仗，才冲出包围圈。然而，就在这艰难险恶的斗争中，粟裕再次蒙冤。
这要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说起。
1935年，挺进师进入浙江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设工作发展迅速，至9月，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干人，扩编为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根据地已在江山、龙泉、遂昌等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但这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9月，敌人集中三十二个团六七万兵力，围攻根据地。9月19日，挺进师主力被迫跳出包围圈，与敌周旋于浙闽边区，10月，与闽东特委负责人叶飞等会师。为协调浙江与闽东、闽北根据地的行动，浙闽领导人经协商达成共识，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等十一人组成，刘英为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共青团书记，并相应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闽浙边临时省委是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由浙南和闽东两个游击区的党的负责人协商成立的。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特别是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发生了误会，产生了矛盾。临时省委本应妥善处理好矛盾，但刘英同志却想“统掉”闽东，几次提出要把叶飞同志留在省委工作，借以调离闽东。粟裕不赞成，同时对刘英派往闽东独立师任政委的人选也不认可。
1936年2月，粟裕写信给闽北特委书记黄道，请黄协调。刘英得知后甚为不满。5月，刘英到闽东根据地召开临时省委会议，叶飞等闽东四人退出省委。秋天，又发生了挺进师诱捕闽东特委书记、挺进师政委叶飞的“南阳”事件。当时，粟裕正活动于位于闽浙边境的庆元县内，刘英以省委名义送来一封信，要粟裕趁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并派出一支武装监督。粟裕在回忆录中说：“这个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幸好在押送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随后，刘英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所谓“分裂省委”的问题，会议足足开了半个月，对叶飞等人缺席批判，粟裕则成了主要斗争对象，说他参与了“叶飞、黄道分裂省委的活动”，“全盘否定浙西南工作”，违抗省委指示，放跑了叶飞等，并派了一个班监视粟裕，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接着在组织上又给了粟裕留党察看的处分，撤销了他挺进师师长、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组织部长的职务，降为省委办事处主任。 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违心地作了“申明”，这场党内斗争才算结束。虽然受了委屈，但粟裕对革命的信念没有减弱，他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斗智斗勇，发展和壮大了浙南根据地，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已培育出了一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战斗力很强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后来，他率领这支队伍，跨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开始了他惊天地、泣鬼神，多彩多姿的人生活剧。粟裕虽然受到过刘英同志错误的批判和处理，但他并没有怨恨刘英，他说当时我们都还很年轻，又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络，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1942年，刘英同志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英勇就义后，粟裕派人几经周折，终于将刘英同志的爱人和孩子接到了苏中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粟裕经常说，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动力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
三次蒙冤：1958年，被扣上“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帽子
1954年10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粟裕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9月，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位于十大将之首。粟裕在总参七年，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为建设巩固国防，为国家的安全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对现代战争中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研究。但是，他求实的精神、坦荡的胸襟和直率的性格不为一些领导所欣赏，不正常、不公正的工作环境制约了他才智和能力的发挥，客观地说，他的“实”和“直”也得罪了一些领导人。
1958年5月26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会议主持人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的关系”等问题作检讨，与会者对粟裕进行了批判。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议开始不久，有人提出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对粟裕进行批判。5月30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批示，进一步扩大了军委会议规模。从7月2日起，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批判粟裕，并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军委扩大会大字报。批判中给粟裕定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表现为：一、“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三位元帅“搞不好”。并说粟裕随饶（漱石）反陈（毅）；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到批评；与彭（德怀）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就在粟裕等。对于这些问题，有些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些纯属误会，还有些应属双方责任，但现在不问事实真假与否，一股脑儿将屎盆扣到粟裕头上。二、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权限。把粟裕为理清部队管理关系，按军委要求牵头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的工作说成是他向党向国防部要权，把他与彭德怀在组建战略预备队上的分歧和争论说成是“争夺军队权限”。三、告洋状。指责粟裕请苏军总长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是“告洋状”和“里通外国”。会议主持者不顾事实，不听粟裕本人的陈述，也不听一部分同志公道的声音，一再加温加压，逼迫粟裕在大会小会上检讨八次之多，直到毛泽东公开发话：“粟裕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这样批判才告一段落。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粟裕受到错误批判并被撤职，客观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次违反党的政治、组织原则的悲剧。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粟裕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面对强加给自己的不实之词和一顶顶骇人的帽子，粟裕彷徨过，苦恼过，“他在内室自我封闭足足有七天。血压也上升至低压一百一，高压二百四”。但是他以他特有的沉着和冷静跨过了这道坎儿。正如他在1979年夏向叶剑英副主席报告时所说：“由于长期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自己一直克制。但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也是经得起组织审查的。”此后，他服从中央安排，协助叶剑英创建军事科学院，在逆境中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军事科学；“文革”中，他又临危受命，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分管国防工业、交通、港口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拨乱反正的斗争中，致力于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为推进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粟裕有着金子一般的品格。1959年庐山会议时，有位战友曾建议他把1958年受彭德怀错误批判的事提一提。他则真诚地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并掷地有声地说：“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1960年1月，他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讲话时特地转过脸来，对粟裕说：“粟裕呀，你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干人大会搞的。”粟裕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也相信人民和历史自有公断。他1958年的冤案在有生之年没有解决，1984年2月5日抱憾去世。然而历史是人民写的，粟裕的冤案终于在1994年得到昭雪。其实，1994年只是一个形式，人民早就为他平反了。
张宁据《名人传记》张术度整理
初次蒙冤：1934年，被扣上“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
粟裕将军1907年8月10日出生，20岁入党，考入叶挺部队教导大队，并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又参加了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多次负伤。1933年11月伤愈出院后，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
当时，红军正在第五次反“围剿”，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被敌蚕食，逐步缩小。与此同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已经扩展到野战部队，部队里气氛远不如过去那样活跃、舒畅了。军团政委萧劲光因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被撤了职，中央派乐少华来担任政委。乐少华是一个与王明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搞宗派的人，是一个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他自以为是，作风粗暴，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在他刚到七军团时，部队在一个大庙里开会欢迎他，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粟裕从战场上回来。“军团长寻淮洲，见我到了会场门口，就走出来同我打了一个招呼，刚简单说了几句，乐少华就在会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我在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粟裕后来回忆说。在闽赣边界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红七军团阻击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线跑回来请示是否要继续追击。当时乐少华和军团长寻淮洲正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同志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乐少华同志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了。他却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说的了。但从此却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所谓“政治委员制度”，是红军实行的一种军队政治领导制度，但对乐少华来说，就是只有政委才是红七军团的最高领导，不承认他是最高权威，就是反政治委员制度，他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粟裕被列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另册后，受到了“限制和监视”。1934年11月，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立红十军团时，粟裕被迫离开了野战部队，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后在方志敏的力荐下，才于是年冬重新担任了红十军团参谋长。
粟裕虽入“另册”，但斗志不松，信念不改，凭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责任心，积极协助军团领导谋兵布阵，挥戈杀敌，并提出了许多富于创造性的意见和建议。在原则问题上，他也毫不含糊，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1935年1月，红十军团转移到浙江西部遂安县茶山村，围绕部队向何处去，如何摆脱困境的问题，军团领导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政委乐少华等人主张回赣东北休整。而粟裕在认真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和任务后，提出了分兵浙西南和赣东北的主张，他认为红十军团只有三千多人，和敌人相比力量悬殊，不能集中起来与敌人硬拼，打阵地战、消耗战，只能分散打游击。粟裕的意见被否决了，但再次引起了乐少华的“厌烦”，但历史已经证明，茶山决策是红十军团怀玉山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茶山会议后，粟裕率八百余人的先头部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为革命保留了一批干部战士，而主力两千多人则全军覆没。
二次蒙冤：1936年，被诬陷“参与了叶飞、黄道分裂省委的活动”
1935年年初，红十军团在安徽怀玉山失败后，军团领导方志敏被俘，刘畴西阵亡，两干多主力全军覆没。仅粟裕、刘英率八百多人突围至闽浙赣根据地的崇山峻岭中。2月，根据中央指示，以突围部队为基础，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率部队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艰难曲折的，挺进师与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承受着国民党军几十个团的一次次“清剿”和“围剿”，常常是后有追兵，前有拦截。有一次，粟裕带领大家一天一夜急行军九十公里，连打七仗，才冲出包围圈。然而，就在这艰难险恶的斗争中，粟裕再次蒙冤。
这要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说起。
1935年，挺进师进入浙江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设工作发展迅速，至9月，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干人，扩编为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根据地已在江山、龙泉、遂昌等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但这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9月，敌人集中三十二个团六七万兵力，围攻根据地。9月19日，挺进师主力被迫跳出包围圈，与敌周旋于浙闽边区，10月，与闽东特委负责人叶飞等会师。为协调浙江与闽东、闽北根据地的行动，浙闽领导人经协商达成共识，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等十一人组成，刘英为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共青团书记，并相应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闽浙边临时省委是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由浙南和闽东两个游击区的党的负责人协商成立的。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特别是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发生了误会，产生了矛盾。临时省委本应妥善处理好矛盾，但刘英同志却想“统掉”闽东，几次提出要把叶飞同志留在省委工作，借以调离闽东。粟裕不赞成，同时对刘英派往闽东独立师任政委的人选也不认可。
1936年2月，粟裕写信给闽北特委书记黄道，请黄协调。刘英得知后甚为不满。5月，刘英到闽东根据地召开临时省委会议，叶飞等闽东四人退出省委。秋天，又发生了挺进师诱捕闽东特委书记、挺进师政委叶飞的“南阳”事件。当时，粟裕正活动于位于闽浙边境的庆元县内，刘英以省委名义送来一封信，要粟裕趁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并派出一支武装监督。粟裕在回忆录中说：“这个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幸好在押送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随后，刘英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所谓“分裂省委”的问题，会议足足开了半个月，对叶飞等人缺席批判，粟裕则成了主要斗争对象，说他参与了“叶飞、黄道分裂省委的活动”，“全盘否定浙西南工作”，违抗省委指示，放跑了叶飞等，并派了一个班监视粟裕，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接着在组织上又给了粟裕留党察看的处分，撤销了他挺进师师长、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组织部长的职务，降为省委办事处主任。 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违心地作了“申明”，这场党内斗争才算结束。虽然受了委屈，但粟裕对革命的信念没有减弱，他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斗智斗勇，发展和壮大了浙南根据地，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已培育出了一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战斗力很强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后来，他率领这支队伍，跨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开始了他惊天地、泣鬼神，多彩多姿的人生活剧。粟裕虽然受到过刘英同志错误的批判和处理，但他并没有怨恨刘英，他说当时我们都还很年轻，又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络，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1942年，刘英同志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英勇就义后，粟裕派人几经周折，终于将刘英同志的爱人和孩子接到了苏中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粟裕经常说，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动力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
三次蒙冤：1958年，被扣上“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帽子
1954年10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粟裕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9月，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位于十大将之首。粟裕在总参七年，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为建设巩固国防，为国家的安全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对现代战争中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研究。但是，他求实的精神、坦荡的胸襟和直率的性格不为一些领导所欣赏，不正常、不公正的工作环境制约了他才智和能力的发挥，客观地说，他的“实”和“直”也得罪了一些领导人。
1958年5月26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会议主持人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的关系”等问题作检讨，与会者对粟裕进行了批判。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议开始不久，有人提出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对粟裕进行批判。5月30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批示，进一步扩大了军委会议规模。从7月2日起，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批判粟裕，并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军委扩大会大字报。批判中给粟裕定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表现为：一、“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三位元帅“搞不好”。并说粟裕随饶（漱石）反陈（毅）；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到批评；与彭（德怀）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就在粟裕等。对于这些问题，有些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些纯属误会，还有些应属双方责任，但现在不问事实真假与否，一股脑儿将屎盆扣到粟裕头上。二、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权限。把粟裕为理清部队管理关系，按军委要求牵头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的工作说成是他向党向国防部要权，把他与彭德怀在组建战略预备队上的分歧和争论说成是“争夺军队权限”。三、告洋状。指责粟裕请苏军总长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是“告洋状”和“里通外国”。会议主持者不顾事实，不听粟裕本人的陈述，也不听一部分同志公道的声音，一再加温加压，逼迫粟裕在大会小会上检讨八次之多，直到毛泽东公开发话：“粟裕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这样批判才告一段落。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粟裕受到错误批判并被撤职，客观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次违反党的政治、组织原则的悲剧。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粟裕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面对强加给自己的不实之词和一顶顶骇人的帽子，粟裕彷徨过，苦恼过，“他在内室自我封闭足足有七天。血压也上升至低压一百一，高压二百四”。但是他以他特有的沉着和冷静跨过了这道坎儿。正如他在1979年夏向叶剑英副主席报告时所说：“由于长期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自己一直克制。但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也是经得起组织审查的。”此后，他服从中央安排，协助叶剑英创建军事科学院，在逆境中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军事科学；“文革”中，他又临危受命，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分管国防工业、交通、港口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拨乱反正的斗争中，致力于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为推进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粟裕有着金子一般的品格。1959年庐山会议时，有位战友曾建议他把1958年受彭德怀错误批判的事提一提。他则真诚地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并掷地有声地说：“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1960年1月，他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讲话时特地转过脸来，对粟裕说：“粟裕呀，你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干人大会搞的。”粟裕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也相信人民和历史自有公断。他1958年的冤案在有生之年没有解决，1984年2月5日抱憾去世。然而历史是人民写的，粟裕的冤案终于在1994年得到昭雪。其实，1994年只是一个形式，人民早就为他平反了。
张宁据《名人传记》张术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