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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李鼎铭先生，原名丰功，陕西省米脂县桃花峁村人，生于1881年11月19日。幼年熟读医书，医术精湛，远近闻名。辛亥革命后曾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米东区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1926年他辞去官职，在米脂县城开“常春医馆”行医。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他又弃医从政，曾历任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副议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同情革命，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相濡以沫、同舟共济的朋友。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对我党统战工作的推动和宣传，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李鼎铭的次子、我的父亲李力果是1926年参加过北伐的老共产党员。1931年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关押五年之久。此事对祖父的触动很大，便写信给狱中的父亲，勉励他要“在困苦艰难中磨炼其精神”，“置荣辱于度外”。
1936年父亲被组织营救出狱，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出任山西新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其防区与陕北米脂隔黄河相望。他常托人带些革命理论书籍给祖父。1939年，父亲回家探亲。他利用这次和祖父难得团聚的机会，进行了长达七天七夜的长谈。他们从家庭及村中琐事到国内外大事无所不谈，父亲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斗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澄清了祖父对党的土改等政策的一些误解，对其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使他由拥护旧民主主义革命转而走上支持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慷慨陈词 力主边区“精兵简政”
1941年10月21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时，祖父已任参议会副参议长。当时正值抗战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除了国民党停发军饷并通过封锁断绝了国内外捐助通道的原因外，脱产人员超出群众负担能力也是重要原因。抗战后期，因形势紧张边区增加部队，到1941年，脱产人员达7.3万，又断了外援，只得完全靠老百姓供养，被迫征收了公粮3万吨，是四年前的15倍。虽然所征数仍只占总产量的14％，低于国统区，却已使许多群众口粮不足。李鼎铭对此忧心如焚，不顾别人“引祸上身”的劝告，毅然响应毛泽东主席要求参议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行党内外民主合作，团结抗日”的号召，主动同几位参议员向边区政府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大会上坦诚地说：我认为边区民众负担过重，水小鱼大，有害边区政权之巩固；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一切工作要深入民间，不然一切都是空的。关于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原则，他认为一为“开源”，二为“节流”。而“精兵简政”尤为实行“节流”的有力办法。但“精兵简政”要在不妨碍抗战建国的原则下求得实行，并非消极地减兵减政，而是要求在纷繁的政治机构上，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能。
听完李鼎铭的发言，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带头鼓掌，走到台前，谈了自己对“精兵简政”提案的看法。他高度肯定了“精兵简政”的意见，赞扬了李鼎铭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爱国爱民的热忱。同时，对一些同志不善于与党外民主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乃至对李先生提案进行责难提出批评。李鼎铭听了之后激动地说：“现在强敌逼境，最主要的就是‘团结’二字，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他表示坚决与共产党合作。毛泽东主席还将建议内容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加了一段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由于毛泽东的推动，李鼎铭“精兵简政”的提案不仅获得一致通过，而且作为边区参议会第81号决议案，交边区政府速办。
经毛泽东提议，在11月15日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组成人员的会议上，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从这以后，在历届边区参议会上，李鼎铭均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直至辞世。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推广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后，经济状况很快得到好转。陕甘宁边区的政府人员精简了三分之一，军队和机关学校又开展了大生产，连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分配种地缴粮定额，周恩来也参加纺纱。此时，李鼎铭已年过六十，政府不让他干体力活。他却经常下乡，提倡多种洋芋并推广养蚕，使农民以多种经营改善了生活。
陕甘宁边区从1941年到1944年，先后经过三次精简，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标，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边区，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肝胆相照 真诚追随共产党
担任公职后的李鼎铭，马上把米脂的房地产全部交给政府，全家迁到延安。毛泽东曾劝他留一点家产，李鼎铭坚定地回答：“一点不留”。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个开明人士哟!”此后，李鼎铭只靠边区所给的小米津贴和业余行医维持家计，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民主参政、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
1942年，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访问，李鼎铭出面接待，参观团中有不少人因对共产党心存疑虑，要求李鼎铭谈谈从政感想。李鼎铭说：“在工作中本人毫无困难的感觉。在政府中我为副主席，但同时我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从共产党这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在诚心实意地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他根据自身感受宣传共产党统战政策，并动员士绅们努力走上自食其力劳动之路。士绅们在李鼎铭陪同下，看到边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二流子、人人参加大生产的全新景象，很受触动。由于他的作用，一些对中共存有敌意的党外知名人士纷纷靠近了共产党。他为抗战期间的统战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祖父李鼎铭自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任政府副主席六年有余。他在民主参政、合作抗日、建设边区、保卫边区的各项工作中，为人民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和敬佩，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1947年春，国民党军进犯延安，李鼎铭随政府机关向北转移。行军途中他时而拄棍，时而骑毛驴，随机关的同志们在山间跋涉。许多年轻人看了都肃然起敬。因辗转颠簸和战时条件艰苦，祖父于12月11日，在绥德县义合镇驻地突发脑溢血病逝，享年66岁。边区政府隆重举行了追悼会，中共中央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同志，边区党政各部门及各解放区都送了花圈、挽联表示哀悼。边区政府还把李鼎铭先生创办的桃镇小学，命名为“鼎铭小学”。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批准，1958年在李鼎铭的家乡建立了李鼎铭陵园和纪念碑。
李鼎铭的次子、我的父亲李力果是1926年参加过北伐的老共产党员。1931年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关押五年之久。此事对祖父的触动很大，便写信给狱中的父亲，勉励他要“在困苦艰难中磨炼其精神”，“置荣辱于度外”。
1936年父亲被组织营救出狱，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出任山西新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其防区与陕北米脂隔黄河相望。他常托人带些革命理论书籍给祖父。1939年，父亲回家探亲。他利用这次和祖父难得团聚的机会，进行了长达七天七夜的长谈。他们从家庭及村中琐事到国内外大事无所不谈，父亲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斗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澄清了祖父对党的土改等政策的一些误解，对其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使他由拥护旧民主主义革命转而走上支持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慷慨陈词 力主边区“精兵简政”
1941年10月21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时，祖父已任参议会副参议长。当时正值抗战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除了国民党停发军饷并通过封锁断绝了国内外捐助通道的原因外，脱产人员超出群众负担能力也是重要原因。抗战后期，因形势紧张边区增加部队，到1941年，脱产人员达7.3万，又断了外援，只得完全靠老百姓供养，被迫征收了公粮3万吨，是四年前的15倍。虽然所征数仍只占总产量的14％，低于国统区，却已使许多群众口粮不足。李鼎铭对此忧心如焚，不顾别人“引祸上身”的劝告，毅然响应毛泽东主席要求参议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行党内外民主合作，团结抗日”的号召，主动同几位参议员向边区政府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大会上坦诚地说：我认为边区民众负担过重，水小鱼大，有害边区政权之巩固；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一切工作要深入民间，不然一切都是空的。关于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原则，他认为一为“开源”，二为“节流”。而“精兵简政”尤为实行“节流”的有力办法。但“精兵简政”要在不妨碍抗战建国的原则下求得实行，并非消极地减兵减政，而是要求在纷繁的政治机构上，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能。
听完李鼎铭的发言，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带头鼓掌，走到台前，谈了自己对“精兵简政”提案的看法。他高度肯定了“精兵简政”的意见，赞扬了李鼎铭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爱国爱民的热忱。同时，对一些同志不善于与党外民主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乃至对李先生提案进行责难提出批评。李鼎铭听了之后激动地说：“现在强敌逼境，最主要的就是‘团结’二字，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他表示坚决与共产党合作。毛泽东主席还将建议内容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加了一段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由于毛泽东的推动，李鼎铭“精兵简政”的提案不仅获得一致通过，而且作为边区参议会第81号决议案，交边区政府速办。
经毛泽东提议，在11月15日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组成人员的会议上，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从这以后，在历届边区参议会上，李鼎铭均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直至辞世。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推广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后，经济状况很快得到好转。陕甘宁边区的政府人员精简了三分之一，军队和机关学校又开展了大生产，连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分配种地缴粮定额，周恩来也参加纺纱。此时，李鼎铭已年过六十，政府不让他干体力活。他却经常下乡，提倡多种洋芋并推广养蚕，使农民以多种经营改善了生活。
陕甘宁边区从1941年到1944年，先后经过三次精简，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标，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边区，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肝胆相照 真诚追随共产党
担任公职后的李鼎铭，马上把米脂的房地产全部交给政府，全家迁到延安。毛泽东曾劝他留一点家产，李鼎铭坚定地回答：“一点不留”。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个开明人士哟!”此后，李鼎铭只靠边区所给的小米津贴和业余行医维持家计，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民主参政、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
1942年，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访问，李鼎铭出面接待，参观团中有不少人因对共产党心存疑虑，要求李鼎铭谈谈从政感想。李鼎铭说：“在工作中本人毫无困难的感觉。在政府中我为副主席，但同时我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从共产党这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在诚心实意地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他根据自身感受宣传共产党统战政策，并动员士绅们努力走上自食其力劳动之路。士绅们在李鼎铭陪同下，看到边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二流子、人人参加大生产的全新景象，很受触动。由于他的作用，一些对中共存有敌意的党外知名人士纷纷靠近了共产党。他为抗战期间的统战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祖父李鼎铭自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任政府副主席六年有余。他在民主参政、合作抗日、建设边区、保卫边区的各项工作中，为人民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和敬佩，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1947年春，国民党军进犯延安，李鼎铭随政府机关向北转移。行军途中他时而拄棍，时而骑毛驴，随机关的同志们在山间跋涉。许多年轻人看了都肃然起敬。因辗转颠簸和战时条件艰苦，祖父于12月11日，在绥德县义合镇驻地突发脑溢血病逝，享年66岁。边区政府隆重举行了追悼会，中共中央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同志，边区党政各部门及各解放区都送了花圈、挽联表示哀悼。边区政府还把李鼎铭先生创办的桃镇小学，命名为“鼎铭小学”。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批准，1958年在李鼎铭的家乡建立了李鼎铭陵园和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