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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职消费，也称职务消费，是管理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的，但是由企业承担支付的各种消费。在职消费一部分会提高管理者的工作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绩效，但是当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超过正常水平后，反而会降低企业绩效。
关键词：在职消费;企业绩效
从在职消费的经济后果出发，现有研究存在效率观和代理观两种观点（王曾等，2014）。在职消费的“效率观”或“代理观”表现不是绝对的，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公司治理是在职消费经济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孙世敏等，2016）。
从效率观来看，作为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以及契约不完备性的产物，在职消费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陈冬华等，2005）。将薪酬的激励机制和负债的约束机制结合在一起，在职消费作为隐性的经理激励与公司负债在提高企业价值时存在着显著的替代关系（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将在职消费的成分划分为货币薪酬补充、正常职务消费和自娱性消费三种成分。货币薪酬补充成分对高管具有激励作用，正常职务消费可以提升高管办事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自娱性消费会产生代理成本。总体上看，在职消费表现出效率观（孙世敏等，2016）。
从代理观来看，超额在职消费被视为公司的代理成本，会损害公司价值（Yermack，2006）。周仁俊等（2010）认为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与企业经营绩效负相关，其程度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强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傅顾和汪祥耀（2013）研究了在薪酬契约的市场化改革过程，高管权力对于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两者之间的选择，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的增大抑制和削弱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表现为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都高，但是业绩未必好，此时在职消费可能诱发了新的代理问题。陈冬华等（2010）将高管薪酬的交易成本划分为调查和信息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制定和实施政策成本，探索高管薪酬契约中对于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的选择。在货币薪酬过高而政治成本过大时，在职消费契约在薪酬契约组合中也可能得到更多应用。耿云江和王明晓（2016）检验了在职消费对高管货币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发现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削弱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
另外也有一部分学者从在职消费所起到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作用共同研究在职消费的经济后果。陈冬华等（2005）认为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存在，不仅降低了薪酬作为经理人激励契约安排的效率;还从另一个方面，诱发了高激励成本的在职消费的增加，对公司价值造成了双重的负面影响。徐宁等（2012）从控制权激励的双重性的视角研究了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王新等（2015）从经理人权力的变化中，得出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的替代性对业绩的影响。认为当经理人权力较大时，在职消费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公司的利益和经理人的私有利益相一致，对企业业绩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当经理人权力越大，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性越强时，经理人越可能滥用在职消费，降低企业业绩。
有关在职消费的影响因素，包括管理层特征，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以及公司行为动机。
当前学者主要从管理者特征出发进行探究，其研究结果多数支持了在职消费的代理观。从管理者的特征角度来看，管理者的能力和权力会对在职消费水平带来显著影响：管理层能力越高，在职消费越低;管理层权力越大，在职消费越高（张铁铸和沙曼，2014;周美华等，2016）;从高管薪酬契约的参照点效应进行研究，当高管薪酬水平低于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时，企业高管将产生自由利益被侵蚀的消极心理感知，从而导致他们通过在职消费寻求替代性激励补偿（徐细雄和谭瑾，2014）。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当前学者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能够显著抑制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内部控制质量越好，腐败越强（周美华等，2016）;国企分红可以显著降低高管的在职消费程度（罗宏和黄文华，2008;刘银国等，2014、2016;时祎，2017）。
从外部治理的角度来看，外部机构通过影响企业内部的声誉和影响力的渠道能够显著抑制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例如，媒体报道，政府审计，纪委参与，高管腐败曝光，外部监管政策等能够抑制企业在职消费（翟胜宝等，2015;褚剑和方军雄，2016;耿云江和王明晓，2016;郝颖等，2018）。
从企业的行为动机来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行为使得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王曾等，2014）;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的避税程度正相关（廖歆欣和刘运国，2016）;基于行为学中的同群效应对高管薪酬进行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而且有助于企业价值的创造（赵颖，2016）;超募融资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赵刚等，2017）;企业战略越激进，超额在职消费规模越高（王化成等，2019）。
参考文献
[1]王曾.2014.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管理世界
[2]孙世敏等.2016.在职消费经济效应形成机理及公司治理对其影响.中国工业经济
[3]陈冬华等.2005.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
[4]姜付秀，黄继承.2011.经理激励、负债与企业价值.经济研究
[5]Yermack.2006.Fights of Fancy：Corporate Jets，Ceo Perquisites，and Inferior return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周仁俊等.2010.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会计研究
[7]傅顾，汪祥耀.2013.所有权性质、高管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基于管理层权力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
[8]陈冬华等.2010.不同市场化进程下高管薪酬契约的成本与选择：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会计研究
[9]徐宁等.2012.控制权激励双重性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中国工业经济
[10]王新等.2015.经理人权利、薪酬结构与企业业绩.南开管理评论
[11]张铁铸和沙曼.2014.
[12]周美华等.2016.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腐败治理.会计研究
[13]徐细雄，谭瑾.2014.高管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与治理效果.南开管理评论
[14]罗宏，黄文华.2008.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管理世界
[15]刘银国等.2014.国企分红、治理环境与在职消费.会计之友
[16]刘银国等.2016.国有企业分红、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基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考察
[17]时祎.2017.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
[18]翟胜宝等.2015.媒体能监督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会计研究
[19]褚剑，方军雄.2016.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吗.会计研究
[20]耿云江，王明晓.2016.超额在职消费、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媒体监督.会计研究
[21]郝颖等.2018.外部监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会计研究
[22]廖歆欣，刘运国.2016.企业避税、信息不对称与管理层在职消费.南开管理评论
[23]赵颖.2016.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同群效应分析.中国工业经济
[24]赵刚等.2017.超募融资、管理层权力与私有收益——基于IPO.会计研究
[25]王化成等.2019.企业战略影响超额在职消费吗.会计研究
作者简介
孙婷，1998年，女，汉，河南省商丘市，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财务会计，河南大学，河南省开封市，475000。
关键词：在职消费;企业绩效
从在职消费的经济后果出发，现有研究存在效率观和代理观两种观点（王曾等，2014）。在职消费的“效率观”或“代理观”表现不是绝对的，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公司治理是在职消费经济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孙世敏等，2016）。
从效率观来看，作为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以及契约不完备性的产物，在职消费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陈冬华等，2005）。将薪酬的激励机制和负债的约束机制结合在一起，在职消费作为隐性的经理激励与公司负债在提高企业价值时存在着显著的替代关系（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将在职消费的成分划分为货币薪酬补充、正常职务消费和自娱性消费三种成分。货币薪酬补充成分对高管具有激励作用，正常职务消费可以提升高管办事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自娱性消费会产生代理成本。总体上看，在职消费表现出效率观（孙世敏等，2016）。
从代理观来看，超额在职消费被视为公司的代理成本，会损害公司价值（Yermack，2006）。周仁俊等（2010）认为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与企业经营绩效负相关，其程度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强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傅顾和汪祥耀（2013）研究了在薪酬契约的市场化改革过程，高管权力对于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两者之间的选择，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的增大抑制和削弱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表现为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都高，但是业绩未必好，此时在职消费可能诱发了新的代理问题。陈冬华等（2010）将高管薪酬的交易成本划分为调查和信息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制定和实施政策成本，探索高管薪酬契约中对于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的选择。在货币薪酬过高而政治成本过大时，在职消费契约在薪酬契约组合中也可能得到更多应用。耿云江和王明晓（2016）检验了在职消费对高管货币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发现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削弱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
另外也有一部分学者从在职消费所起到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作用共同研究在职消费的经济后果。陈冬华等（2005）认为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存在，不仅降低了薪酬作为经理人激励契约安排的效率;还从另一个方面，诱发了高激励成本的在职消费的增加，对公司价值造成了双重的负面影响。徐宁等（2012）从控制权激励的双重性的视角研究了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王新等（2015）从经理人权力的变化中，得出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的替代性对业绩的影响。认为当经理人权力较大时，在职消费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公司的利益和经理人的私有利益相一致，对企业业绩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当经理人权力越大，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性越强时，经理人越可能滥用在职消费，降低企业业绩。
有关在职消费的影响因素，包括管理层特征，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以及公司行为动机。
当前学者主要从管理者特征出发进行探究，其研究结果多数支持了在职消费的代理观。从管理者的特征角度来看，管理者的能力和权力会对在职消费水平带来显著影响：管理层能力越高，在职消费越低;管理层权力越大，在职消费越高（张铁铸和沙曼，2014;周美华等，2016）;从高管薪酬契约的参照点效应进行研究，当高管薪酬水平低于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时，企业高管将产生自由利益被侵蚀的消极心理感知，从而导致他们通过在职消费寻求替代性激励补偿（徐细雄和谭瑾，2014）。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当前学者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能够显著抑制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内部控制质量越好，腐败越强（周美华等，2016）;国企分红可以显著降低高管的在职消费程度（罗宏和黄文华，2008;刘银国等，2014、2016;时祎，2017）。
从外部治理的角度来看，外部机构通过影响企业内部的声誉和影响力的渠道能够显著抑制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例如，媒体报道，政府审计，纪委参与，高管腐败曝光，外部监管政策等能够抑制企业在职消费（翟胜宝等，2015;褚剑和方军雄，2016;耿云江和王明晓，2016;郝颖等，2018）。
从企业的行为动机来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行为使得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王曾等，2014）;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的避税程度正相关（廖歆欣和刘运国，2016）;基于行为学中的同群效应对高管薪酬进行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而且有助于企业价值的创造（赵颖，2016）;超募融资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赵刚等，2017）;企业战略越激进，超额在职消费规模越高（王化成等，2019）。
参考文献
[1]王曾.2014.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管理世界
[2]孙世敏等.2016.在职消费经济效应形成机理及公司治理对其影响.中国工业经济
[3]陈冬华等.2005.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
[4]姜付秀，黄继承.2011.经理激励、负债与企业价值.经济研究
[5]Yermack.2006.Fights of Fancy：Corporate Jets，Ceo Perquisites，and Inferior return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周仁俊等.2010.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会计研究
[7]傅顾，汪祥耀.2013.所有权性质、高管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基于管理层权力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
[8]陈冬华等.2010.不同市场化进程下高管薪酬契约的成本与选择：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会计研究
[9]徐宁等.2012.控制权激励双重性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中国工业经济
[10]王新等.2015.经理人权利、薪酬结构与企业业绩.南开管理评论
[11]张铁铸和沙曼.2014.
[12]周美华等.2016.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腐败治理.会计研究
[13]徐细雄，谭瑾.2014.高管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与治理效果.南开管理评论
[14]罗宏，黄文华.2008.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管理世界
[15]刘银国等.2014.国企分红、治理环境与在职消费.会计之友
[16]刘银国等.2016.国有企业分红、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基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考察
[17]时祎.2017.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
[18]翟胜宝等.2015.媒体能监督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会计研究
[19]褚剑，方军雄.2016.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吗.会计研究
[20]耿云江，王明晓.2016.超额在职消费、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媒体监督.会计研究
[21]郝颖等.2018.外部监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会计研究
[22]廖歆欣，刘运国.2016.企业避税、信息不对称与管理层在职消费.南开管理评论
[23]赵颖.2016.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同群效应分析.中国工业经济
[24]赵刚等.2017.超募融资、管理层权力与私有收益——基于IPO.会计研究
[25]王化成等.2019.企业战略影响超额在职消费吗.会计研究
作者简介
孙婷，1998年，女，汉，河南省商丘市，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财务会计，河南大学，河南省开封市，47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