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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分成三个区：位于欧洲的旧城区和贝伊奥卢商业区，以及位于亚洲的于斯屈达尔区。帕慕克的住所位于伊斯坦布尔欧洲的这一侧，近处是旧城，他经常透过窗户向外看，从家中望出去，可以看到拜占庭时期的圆顶教堂和清真寺，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远眺，对岸就是亚洲。帝国记忆和东方景观都曾经是日常空间的组成部分，但这些事物逐渐被现代生活所取代。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样，他凝望着那个象征现代的西方，也被西方所审视。
30年前的夏天，帕慕克透过窗户，看到一个挖井的师傅正在带着他的徒弟一起打井。当时，这位从小就接受了西化教育的土耳其作家正在创作自己的第四部小說《黑书》，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却对窗外的这个场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干活的时候，师傅对徒弟多有批评，但不干活的时候，他们一起看电视，又变得情同父子一般。这门古老的手艺仍未失传。
“我喜欢那些正在消逝的事物，也曾见证过许许多多的技艺与行当成为过去。”通过Skype，帕慕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他一次次投入到虚构之中，化身成《寂静的房子》里看守旧宅的仆人，《我的名字叫红》里的画师，《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叫卖传统饮料的街头小贩。在不断搜寻和重返的过程中，历史的暗门终于打开。
在新近出版的小说《红发女人》中，30年前的那个窗外场景变成了小说虚构的起点。此外，帕慕克还采访了很多仍在从事挖井行业的人。透过父子关系的视角，他依然将目光投射到更加迫近的现实冲突与文化身份的问题之中。
这是他出版的第十本小说。四十年的写作生涯，让他几乎成为了伊斯坦布尔最知名的代言人。回望历史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感伤的，“呼愁”的概念因此广为人知。但对于土耳其的政治现实，他也有他的愤怒。
“帕慕克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对国内表达一种批判，并没有退缩。这本书还是有点回归他更早期的风格，更加地充满隐喻，有很多关于孪生、镜像、复制和模仿的话题。”《红发女人》的责任编辑李琬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解释。
对影像的迷恋早在他幼年便已开始。在上世纪60年代的土耳其，照相术进入了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对幼年的帕慕克说，照片中的儿童，那就是他自己。而在这个孩童的脑子里，一直有着另一个自己，另一个空间和生活。
那时候，帕慕克会玩一种有趣的游戏。他在母亲的梳妆台上，摆弄两翼的镜子，让两边的镜子相互映照，便出现了无数个自我的镜像，还能看到后脑勺。他沉醉在自己的倒影中，感觉身体如同一个陌生人。
七岁的时候，帕慕克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开始画伊斯坦布尔这座现代与过去相互交杂的城市。那是他第一次了解到艺术的秘密，以某种疏离的方式实现了对真实的捕捉。他试图模仿某个成熟的画家，以此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最终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唯有靠模仿他人，方可取得自我认同。
十岁的时候，父亲给帕慕克买了一台相机。拍照成为了现代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帕慕克对于它的留存影像功能感到惊奇。影像世界呈现的是摩登风尚之下的自我形象，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并不一样。幼年帕慕克面对影像中的自我，有时会感到焦虑。这些照片成为了记忆的一种形式，人们借此修复当下，并与未来对视。
事实上，帕慕克一直在寻找某种形式。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现代与传统并存的土耳其，文化差异构成了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在庆祝传统宗教节日的时候，人们会喝烈酒，而这原本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传统的土耳其烤肉（Kebap）用的是牛羊肉，但是现在也会用鱼肉。
帕慕克最终放弃了绘画，选择了文学。在毫无艺术土壤的国度，绘画和文学都不是容易维生的职业。他的父亲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曾经想要成为一名诗人，但最终还是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只留下了一个装有手稿的手提箱。
写作，就是要将凝视内心的眼光转化为语言，去挖掘自己内在的第二自我。帕慕克后来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这样说道，并援引一句土耳其古谚，将写作比作用一根针来挖一口井。
而在《红发女人》中，作者无意中在写作和挖井这个古老的行当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作为学徒的主人公不小心伤害了父亲一般的挖井师傅，而在多年之后的一次重返之行中，失散多年的儿子成为了他搏斗的对象。
2008年5月30日，奥尔罕·帕慕克在上海举行了签名售书活动。图/视觉中国
更为关键的是，帕慕克将《俄狄浦斯王》和《列王纪》中的父子相残作为与现实相对应的两种镜像文本，试图以此呈现土耳其在文化身份层面的暧昧情况，并映射出政治冲突的文化根源。
和相机一样，现代小说同样是舶来品，帕慕克经历了从模仿他者到表达自我的过程。在青年时期，他通过大量阅读完成了作为小说家的自我教育。在写作的早期阶段，他的作品仍然可以看出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风格影响，但很快，对于形式的实验和探索让他得以确立自己的声音。
“我所有的小说都是不一样的，它们可能在精神气质上具有某种一致性，但在形式上，我一直在进行新的尝试。某些主题可能会重复出现，比如身份、对立、归属、个体，它们构成了我的小说。”帕慕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与之相呼应的是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在这个地处亚欧交界的国家，二十年来，经济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旧式的风尚不断消逝，变革的传统和席卷一切的潮流都让帕慕克经常感到疑惑，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是被外界忽视的，“没有什么人关注这个国家的故事和文化”。
艺术作为回应这种现实的方式，和宗教一样，也是应对生命焦虑的一种方案。帕慕克来自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家庭，他最终选择了文学。在欧洲和美国，他常常被问及自己的信仰，这位作家的回答说是小说。 帕慕克不止一次提到虚构的方法和意义。在他看来，一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一棵果树，那些果实已经在作者的心里，作者需要不断发明新的树干与枝杈，这些树干和枝杈就是故事本身。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他在写作伊始就有了很多理念，那些故事和逸闻则将这些理念联结在一起。
通过那些凶杀案、暴力事件和情爱纠葛，帕慕克将目光落在了历史的深处。“历史在我的写作中总是如影随形，比如传统、语言和身份。你的知名度越高，读者们就越期待你能在写作中去触摸历史，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呈现和回应，所以我写了《我的名字叫红》。”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尽管帕慕克在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成为这个国家里被普遍认同的骄傲。至今仍然可以在网上看到十多年前有关他的争论，这位拥有国际声誉的作家究竟是土耳其的英雄，还是叛徒？
反对者声称，尽管帕慕克在写作层面拥有足够的才华，但他也是一个投机者，积极地向欧美世界兜售自己，如同那个与魔鬼签订生死合同的浮士德，而且自视甚高，总是带着俯视的精英眼光打量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是这样的民族主义论调，让阅读帕慕克成为了一件敏感甚至危险的事情。据一位发帖者称，如果老师发现有学生正在阅读帕慕克，很可能会给学生打低分。
争议缘起于2005年的一次采访，帕慕克提到了一百年前奥斯曼帝国军队针对亚美尼亚人所进行的大屠杀，因此招致国内右派的嫉恨，并被反恐官兵的烈属控诉，罪名是“侮辱国格”。在个别地区，他的著作被焚毁。一位同样认为屠杀事实存在的记者在2007年被枪杀，嫌疑犯在法庭上声称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位作家。
“我是个普通人，也会对人身攻击感到忧惧，害怕自己会因此入狱。”帕慕克对《中国新闻周刊》坦然承认。这次事件并没有给他的写作带来多少影响，但让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增加了阴影。政府一度为他安排了安保人员，此后的这些年里，他仍然雇佣保镖。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了，但身边的朋友们坚持要他多加小心。
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常常在政治与文学的纠缠中被打破。上世纪80年代初，帕慕克的第二本小说在完成之后始终无法发表，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是马克思主义者。1985年，哈罗德·品特和阿瑟.米勒来到土耳其，与被关押的土耳其作家见面，负责陪同的正是会说英语的帕慕克。90年代中期，帕慕克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土耳其政府进行批评。2002年，他出版了政治小说《雪》，在国内遭到集会抗议。
帕慕克感到言说的困难。他的言论被一些右翼控制的媒体放大和曲解，让他不断陷入漩涡之中。有时他不得不解释，自己并不是一个为政治写作的人。但与政治的纠缠则让他和米兰.昆德拉、大江健三郎和拉什迪等作家一样，成为了特殊名单上的一员。他像是《雪》中的那位主人公，不得不暂时离开了这个国度。
文学本是政治，帕慕克這样描述，小说艺术的运作机制是通过他人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而这不仅仅与自我有关，本质上关乎政治。但面对现实中的暴力冲突，他有时也感到一些无力。
“文学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呈现我们身处社会的现实状况，不断与人性进行互动，探索着我们的精神状态。但当枪弹对准了彼此，炸弹不断爆破，文学便被搁在了一旁。”帕慕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他依然不肯保持沉默。2016年，土耳其爆发了一次军事政变，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还是导致了265人死亡，2800多名参与者被捕。尽管帕慕克一直对政府保持批评的态度，但他也并不认同这种暴力恐怖的方式。不过，在政变失败之后，政府又以此为借口来排挤和打压反对力量。一些作家和媒体人原本与此毫无瓜葛，却因此被捕入狱。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帕慕克同样表示了愤懑。
尽管帕慕克曾经表示，自己在写完《雪》之后，不会再尝试政治小说了，但其新作《红发女人》中文版的编辑李琬认为，这部新小说仍然是他对于政治现实的一次回应。他知道，面对纷乱的社会现实，小说家既非英雄，也不是叛徒。
如今，帕慕克仍然坚持着批判的立场，抗议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管控。尽管他有着非常高的国际声誉，但生活在这个国家，这座城市，他知道自己同样无法逃脱某种意义上的控制。“情况很复杂。”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然后终止了这个话题。
现在，帕慕克已经六十六岁了。他每天七点起床，除了需要在电脑上回复邮件，他仍然用手写的方式写作。书房里的藏书数量随着年纪的增加而不断增长，现在已经有两万多册。他曾经生活在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里，但如今，这些已经成为过去。
帕慕克从一个接受西化教育的新人类走上写作的道路，在写作中回到土耳其，成为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最终，又变作了消亡的一部分。他承认，自己的小说往往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现实与虚构有时也会纠缠不清。
时间变得更加珍贵。父亲去世的时候，帕慕克曾经感慨，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的。当然，他自己也成为了另一个人的父亲。文学仍然占据着生活的绝大部分，他很少出门，深知写作需要持久的耐心。
有时候他显得不太懂人情世故，不善于辞令。据一位熟悉他的作家朋友透露，他身上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幼稚。200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负责接待的人对这位大作家的印象也是不按常理出牌，有时会忽然消失不见，让接待方无所适从。
当时，尹婷婷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帕慕克在北京的几场活动，后来，她成为了《红发女人》的译者。出版社辗转联系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土耳其，刚刚读过帕慕克的这本新作，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
“相比帕慕克的其他作品，《红发女人》的语言更加简洁，少了以往作品中司空见惯的长句，而多用简单明了的短句。不过叙事依然具有鲜明的帕慕克风格，故事看似简单，过程和结局却往往出人意料。”尹婷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转眼间，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帕慕克在中国已经有了更为广泛的知名度，他笔下的伊斯坦布尔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以及伍尔芙的伦敦一样，被赋予了特定的美学内涵。对他而言，这座城市闪烁在历史的暗门和复刻的记忆之间，与他存在着微妙的联结，而帕慕克的读者们在他的作品里，同样发现了消亡的秘密，以及某种永恒的东西。
30年前的夏天，帕慕克透过窗户，看到一个挖井的师傅正在带着他的徒弟一起打井。当时，这位从小就接受了西化教育的土耳其作家正在创作自己的第四部小說《黑书》，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却对窗外的这个场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干活的时候，师傅对徒弟多有批评，但不干活的时候，他们一起看电视，又变得情同父子一般。这门古老的手艺仍未失传。
“我喜欢那些正在消逝的事物，也曾见证过许许多多的技艺与行当成为过去。”通过Skype，帕慕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他一次次投入到虚构之中，化身成《寂静的房子》里看守旧宅的仆人，《我的名字叫红》里的画师，《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叫卖传统饮料的街头小贩。在不断搜寻和重返的过程中，历史的暗门终于打开。
在新近出版的小说《红发女人》中，30年前的那个窗外场景变成了小说虚构的起点。此外，帕慕克还采访了很多仍在从事挖井行业的人。透过父子关系的视角，他依然将目光投射到更加迫近的现实冲突与文化身份的问题之中。
这是他出版的第十本小说。四十年的写作生涯，让他几乎成为了伊斯坦布尔最知名的代言人。回望历史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感伤的，“呼愁”的概念因此广为人知。但对于土耳其的政治现实，他也有他的愤怒。
“帕慕克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对国内表达一种批判，并没有退缩。这本书还是有点回归他更早期的风格，更加地充满隐喻，有很多关于孪生、镜像、复制和模仿的话题。”《红发女人》的责任编辑李琬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解释。
镜子
对影像的迷恋早在他幼年便已开始。在上世纪60年代的土耳其，照相术进入了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对幼年的帕慕克说，照片中的儿童，那就是他自己。而在这个孩童的脑子里，一直有着另一个自己，另一个空间和生活。
那时候，帕慕克会玩一种有趣的游戏。他在母亲的梳妆台上，摆弄两翼的镜子，让两边的镜子相互映照，便出现了无数个自我的镜像，还能看到后脑勺。他沉醉在自己的倒影中，感觉身体如同一个陌生人。
七岁的时候，帕慕克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开始画伊斯坦布尔这座现代与过去相互交杂的城市。那是他第一次了解到艺术的秘密，以某种疏离的方式实现了对真实的捕捉。他试图模仿某个成熟的画家，以此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最终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唯有靠模仿他人，方可取得自我认同。
十岁的时候，父亲给帕慕克买了一台相机。拍照成为了现代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帕慕克对于它的留存影像功能感到惊奇。影像世界呈现的是摩登风尚之下的自我形象，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并不一样。幼年帕慕克面对影像中的自我，有时会感到焦虑。这些照片成为了记忆的一种形式，人们借此修复当下，并与未来对视。
事实上，帕慕克一直在寻找某种形式。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现代与传统并存的土耳其，文化差异构成了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在庆祝传统宗教节日的时候，人们会喝烈酒，而这原本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传统的土耳其烤肉（Kebap）用的是牛羊肉，但是现在也会用鱼肉。
帕慕克最终放弃了绘画，选择了文学。在毫无艺术土壤的国度，绘画和文学都不是容易维生的职业。他的父亲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曾经想要成为一名诗人，但最终还是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只留下了一个装有手稿的手提箱。
写作，就是要将凝视内心的眼光转化为语言，去挖掘自己内在的第二自我。帕慕克后来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这样说道，并援引一句土耳其古谚，将写作比作用一根针来挖一口井。
而在《红发女人》中，作者无意中在写作和挖井这个古老的行当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作为学徒的主人公不小心伤害了父亲一般的挖井师傅，而在多年之后的一次重返之行中，失散多年的儿子成为了他搏斗的对象。
2008年5月30日，奥尔罕·帕慕克在上海举行了签名售书活动。图/视觉中国
更为关键的是，帕慕克将《俄狄浦斯王》和《列王纪》中的父子相残作为与现实相对应的两种镜像文本，试图以此呈现土耳其在文化身份层面的暧昧情况，并映射出政治冲突的文化根源。
虚构
和相机一样，现代小说同样是舶来品，帕慕克经历了从模仿他者到表达自我的过程。在青年时期，他通过大量阅读完成了作为小说家的自我教育。在写作的早期阶段，他的作品仍然可以看出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风格影响，但很快，对于形式的实验和探索让他得以确立自己的声音。
“我所有的小说都是不一样的，它们可能在精神气质上具有某种一致性，但在形式上，我一直在进行新的尝试。某些主题可能会重复出现，比如身份、对立、归属、个体，它们构成了我的小说。”帕慕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与之相呼应的是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在这个地处亚欧交界的国家，二十年来，经济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旧式的风尚不断消逝，变革的传统和席卷一切的潮流都让帕慕克经常感到疑惑，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是被外界忽视的，“没有什么人关注这个国家的故事和文化”。
艺术作为回应这种现实的方式，和宗教一样，也是应对生命焦虑的一种方案。帕慕克来自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家庭，他最终选择了文学。在欧洲和美国，他常常被问及自己的信仰，这位作家的回答说是小说。 帕慕克不止一次提到虚构的方法和意义。在他看来，一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一棵果树，那些果实已经在作者的心里，作者需要不断发明新的树干与枝杈，这些树干和枝杈就是故事本身。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他在写作伊始就有了很多理念，那些故事和逸闻则将这些理念联结在一起。
通过那些凶杀案、暴力事件和情爱纠葛，帕慕克将目光落在了历史的深处。“历史在我的写作中总是如影随形，比如传统、语言和身份。你的知名度越高，读者们就越期待你能在写作中去触摸历史，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呈现和回应，所以我写了《我的名字叫红》。”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禁忌
尽管帕慕克在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成为这个国家里被普遍认同的骄傲。至今仍然可以在网上看到十多年前有关他的争论，这位拥有国际声誉的作家究竟是土耳其的英雄，还是叛徒？
反对者声称，尽管帕慕克在写作层面拥有足够的才华，但他也是一个投机者，积极地向欧美世界兜售自己，如同那个与魔鬼签订生死合同的浮士德，而且自视甚高，总是带着俯视的精英眼光打量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是这样的民族主义论调，让阅读帕慕克成为了一件敏感甚至危险的事情。据一位发帖者称，如果老师发现有学生正在阅读帕慕克，很可能会给学生打低分。
争议缘起于2005年的一次采访，帕慕克提到了一百年前奥斯曼帝国军队针对亚美尼亚人所进行的大屠杀，因此招致国内右派的嫉恨，并被反恐官兵的烈属控诉，罪名是“侮辱国格”。在个别地区，他的著作被焚毁。一位同样认为屠杀事实存在的记者在2007年被枪杀，嫌疑犯在法庭上声称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位作家。
“我是个普通人，也会对人身攻击感到忧惧，害怕自己会因此入狱。”帕慕克对《中国新闻周刊》坦然承认。这次事件并没有给他的写作带来多少影响，但让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增加了阴影。政府一度为他安排了安保人员，此后的这些年里，他仍然雇佣保镖。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了，但身边的朋友们坚持要他多加小心。
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常常在政治与文学的纠缠中被打破。上世纪80年代初，帕慕克的第二本小说在完成之后始终无法发表，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是马克思主义者。1985年，哈罗德·品特和阿瑟.米勒来到土耳其，与被关押的土耳其作家见面，负责陪同的正是会说英语的帕慕克。90年代中期，帕慕克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土耳其政府进行批评。2002年，他出版了政治小说《雪》，在国内遭到集会抗议。
帕慕克感到言说的困难。他的言论被一些右翼控制的媒体放大和曲解，让他不断陷入漩涡之中。有时他不得不解释，自己并不是一个为政治写作的人。但与政治的纠缠则让他和米兰.昆德拉、大江健三郎和拉什迪等作家一样，成为了特殊名单上的一员。他像是《雪》中的那位主人公，不得不暂时离开了这个国度。
文学本是政治，帕慕克這样描述，小说艺术的运作机制是通过他人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而这不仅仅与自我有关，本质上关乎政治。但面对现实中的暴力冲突，他有时也感到一些无力。
“文学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呈现我们身处社会的现实状况，不断与人性进行互动，探索着我们的精神状态。但当枪弹对准了彼此，炸弹不断爆破，文学便被搁在了一旁。”帕慕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他依然不肯保持沉默。2016年，土耳其爆发了一次军事政变，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还是导致了265人死亡，2800多名参与者被捕。尽管帕慕克一直对政府保持批评的态度，但他也并不认同这种暴力恐怖的方式。不过，在政变失败之后，政府又以此为借口来排挤和打压反对力量。一些作家和媒体人原本与此毫无瓜葛，却因此被捕入狱。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帕慕克同样表示了愤懑。
尽管帕慕克曾经表示，自己在写完《雪》之后，不会再尝试政治小说了，但其新作《红发女人》中文版的编辑李琬认为，这部新小说仍然是他对于政治现实的一次回应。他知道，面对纷乱的社会现实，小说家既非英雄，也不是叛徒。
如今，帕慕克仍然坚持着批判的立场，抗议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管控。尽管他有着非常高的国际声誉，但生活在这个国家，这座城市，他知道自己同样无法逃脱某种意义上的控制。“情况很复杂。”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然后终止了这个话题。
消亡
现在，帕慕克已经六十六岁了。他每天七点起床，除了需要在电脑上回复邮件，他仍然用手写的方式写作。书房里的藏书数量随着年纪的增加而不断增长，现在已经有两万多册。他曾经生活在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里，但如今，这些已经成为过去。
帕慕克从一个接受西化教育的新人类走上写作的道路，在写作中回到土耳其，成为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最终，又变作了消亡的一部分。他承认，自己的小说往往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现实与虚构有时也会纠缠不清。
时间变得更加珍贵。父亲去世的时候，帕慕克曾经感慨，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的。当然，他自己也成为了另一个人的父亲。文学仍然占据着生活的绝大部分，他很少出门，深知写作需要持久的耐心。
有时候他显得不太懂人情世故，不善于辞令。据一位熟悉他的作家朋友透露，他身上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幼稚。200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负责接待的人对这位大作家的印象也是不按常理出牌，有时会忽然消失不见，让接待方无所适从。
当时，尹婷婷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帕慕克在北京的几场活动，后来，她成为了《红发女人》的译者。出版社辗转联系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土耳其，刚刚读过帕慕克的这本新作，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
“相比帕慕克的其他作品，《红发女人》的语言更加简洁，少了以往作品中司空见惯的长句，而多用简单明了的短句。不过叙事依然具有鲜明的帕慕克风格，故事看似简单，过程和结局却往往出人意料。”尹婷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转眼间，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帕慕克在中国已经有了更为广泛的知名度，他笔下的伊斯坦布尔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以及伍尔芙的伦敦一样，被赋予了特定的美学内涵。对他而言，这座城市闪烁在历史的暗门和复刻的记忆之间，与他存在着微妙的联结，而帕慕克的读者们在他的作品里，同样发现了消亡的秘密，以及某种永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