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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9日，由原中央飞机制造厂、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员工的后代们自费筹办的《抗战燃烧的岁月——垒允·驼峰1937—1945》文献图片书画展，在北京798艺术中心举行了开幕式。我有幸作为此次展览的历史顾问，参加了开幕式的活动。
开幕式当天，数以百计的中央飞机制造厂、两航和中国空军的子弟后人们赶到了活动现场，其中不乏从天津、广州、深圳等地专程而来的，场面非常热烈，成为航空子弟们一场盛大的聚会。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子弟们都过来跟我握手，我的双手被无数次紧紧握住，心里暖极了。
那天很多朋友都问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关注到垒允，又是怎样开始研究中央飞机制造厂历史的呢？这段往事说来话长。
我是怎样知道垒允的
垒允，即国外很多有关陈纳德“飞虎队”或是滇缅公路的英文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地名——Loiwing，今天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弄岛镇下面的一个傣族村寨，这个地名是从傣语音译过来的，在民国时期通常写作“垒允”，如今在云南当地通常写作“雷允”。
抗战时期的垒允飞机厂，其全称是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前身为1934年在杭州笕桥创建的中美合资航空制造企业——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简称中杭厂）。这个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军用飞机生产商，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已为中国空军生产了著名的霍克Ⅲ战斗机、诺斯罗普2E“伽马”轻型轰炸机、寇蒂斯A-12“伯劳”和伏尔梯V-11G攻击机，以及军用教练机等数以百计的军用飞机。
战争爆发后，中央飞机制造厂几经辗转，于1939年内迁到云南垒允，重建后其全称也相应地更名为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简称垒允厂。不过，该厂的中方员工习惯上仍称之为中杭厂。
在世外桃源般的云南垒允、中缅边境上这个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美两国航空界的前辈们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在这个从未有过任何工业基础的地方，建起了一座近代化的飞机制造厂。
垒允厂最鼎盛时，全厂员工达到两三千人，在缅甸八莫还组建了一个发动机分厂，1941年还派出员工在仰光为陈纳德“飞虎队”组装了P-40B战斗机。遗憾的是，1942年5月，由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日军逼近垒允。在匆忙撤退时，为避免宝贵的航空器材资敌，垒允厂被付之一炬，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阴影里。
垒允可以称得上是弹丸之地，在绝大多数中国地图上都难觅其踪。由于历史的原因，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垒允厂的名字很少在中国航空史上出现。
我第一次听到垒允这个名字是10年前的2005年。
2005年，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们策划了《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一书。荣幸的是，这本大部头的书籍作为国礼，于当年9月3日胜利纪念日庆典的第二天，在北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礼堂，由陈昊苏会长和李小林副会长亲手赠送给了几十位受邀来参加庆典的美国空军老兵和中航“驼峰”飞行员。
该书的作者之一，就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滇缅抗战史研究的昆明历史学者戈叔亚先生，我是责任编辑。为了这本书的编撰，我们特意请他来北京住了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每天的朝夕相处，让我有了很多近距离观察戈叔亚先生的机会。从某种角度来说，戈叔亚完全是个异类。
虽然是历史系科班出身，可他绝不是我们在国内大学院校或是学术机构里司空见惯的那种历史学者。他显然不属于“象牙塔里的人”，皮肤黝黑，常年在野外进行田野调查的风吹日晒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体力劳动者。
对戈叔亚而言，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似乎不只是他的工作，更像是他的一种生存状态。他研究滇缅抗战不是靠钻故纸堆，而是通过一次次艰难的跋涉，一次次危险的旅程。
2015年年初，缅北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他又一次带队钻进缅甸野人山，探访远征军撤退的路线。期间，有整整十天音讯皆无，几乎要把朋友们急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只是滇缅抗战史的研究者，而是真正置身其中的参与者，他的田野调查工作已经成为那段历史的延续。
听叔亚用略带云南口音的普通话讲滇缅抗战的历史，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他的讲述情感丰富，有很强的画面感，非常震撼人心。在北京的三个月里，我和叔亚有过无数次这样的交谈。就是在这期间，我第一次听到了垒允这个名字。
20世纪80年代，叔亚经常骑着他那辆著名的摩托，在滇西地区寻访抗战遗迹和健在的远征军老兵。1987年，他和好友张慈一起驾着摩托从昆明去垒允。一位个旧的老人托付张慈无论如何要从垒允带点儿东西回去。当张慈把用手绢包裹的从垒允厂废墟上扣下的一点儿水泥块交给老人时，老人家紧紧握着水泥块，表情难以形容，嘴里喃喃自语：“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中国航空人的心血啊！”
这个故事后来我听叔亚讲过很多遍，每次都仍然令我激动不已。2005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对垒允还一无所知，但当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能够了解是什么东西让那位自称“中国航空人”的老汉对垒允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念念不忘，在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呢？
那丛林中的断壁残垣
2007年12月，我赶到云南，跟随戈叔亚先生和云南保山电视台的摄制组在滇西进行田野调查。12月18日，我们一行六人驱车赶到了中缅边境口岸城市，与缅甸仅一江之隔的瑞丽。
18日当晚，我们见到了瑞丽当地的好朋友赵胤宏先生。胤宏在当地经商，方方面面关系都很熟，神通广大，同时又热心滇缅抗战史。他太太是缅甸华侨，因此他对缅甸的情况也非常熟悉。19日一清早，他就亲自陪我们过瑞丽江进入缅甸境内的小镇南坎。
在南坎一个基督徒聚居的小村落，我们采访了当年南坎医院的克伦族女护士埃丝特·波。老人家见到我们也非常兴奋，她说这是二战结束后第一次有中国人来看望她。
最初我们通过当地一位做导游的华侨女孩翻译，用缅语与埃丝特·波交流，后来才慢慢发现老人家和她的克钦族丈夫，以及女儿都可以流利地使用英语。她告诉我们，当年中国远征军撤退的时候，她跟着南坎教会医院的美国医生西格雷夫大夫、史迪威将军随远征军一路步行，走着撤到印度。后来反攻时，她又随军步行走了回来。 在战争中，她和南坎医院的缅甸各族护士组成的野战医疗队，曾协助西格雷夫大夫救治过无数中国远征军的伤病员，至今还保留着美国政府授予她的铜星勋章。这种勋章美国联邦政府通常颁发给美国军人，用于表彰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和功绩。
在西格雷夫大夫的自传中曾提到，中央飞机制造厂在垒允初建的时候，卫生条件极差，各种瘟疫肆虐，厂方一度曾聘请他兼任厂职工医院院长。埃丝特·波老人对此也知之甚详，她告诉我们，有一段时间，她们和西格雷夫大夫每周都要到江对岸的垒允去为飞机厂的员工出诊治疗。
当天中午，南坎华侨商会请我们在南坎最好的一家中餐馆用餐。午饭后，埃丝特·波的丈夫和女儿陪我们去了南坎医院。在医院二楼，我闻到像是老图书馆里的那种浓浓的故纸堆的味道。我们走进西格雷夫大夫生前的办公室里，发现医院保留了室内原先的陈设。医生那些大部头的医学书籍仍旧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纸页已经发黄。墙上的挂钟永久地停在了某个时刻。时光在这里凝滞了。
尽管我们都非常想在南坎住一晚，但由于缅甸特殊的政治环境，为了避免给埃丝特·波一家人和热情接待我们的当地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还是连夜过江回到了瑞丽。
第二天，即12月20日，赵胤宏先生有事不能陪我们，不过他介绍我们去找当地另一位好朋友，被称为“老钟”的钟泽能先生。老钟住在弄岛，那里是瑞丽市下面的一个小乡镇，从行政区划上来说，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垒允（现称雷允村），就属于弄岛镇管辖。
老钟其实年纪并不大，那时也就四十岁左右，人很精明强干，经营着一家小工厂。在老钟家门口，我们留意到他太太似乎是傣家人。后来老钟告诉我，他太太的父亲是缅共的中央委员，缅共失势时用一颗手榴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老钟人热情豪爽，有江湖气，他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子弟，从小在当地长大，可以流利地使用傣语和傣家人交谈。他对雷允村的情况非常熟，轻车熟路地带我们走进了当地傣族老人雅麦很女士家的竹楼。雅麦很老人年届八旬，但是身体非常硬朗，对往事印象深刻，思路清晰，唯一遗憾的是老人家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好在有老钟和老人的侄孙女品旺给我们做翻译。
雅麦很老人告诉我们，她当年也就十几岁，曾为垒允厂（老人称作飞机厂）的美国职员挑水，挣点儿私房钱。后来，她与飞机厂的广东籍木工“Lao Yan”结婚，飞机厂撤走时，“Lao Yan”没有走，留下来在垒允落了户。老人家可以非常清楚地说出汉语“Lao Yan”两个字，但是仅此而已。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她只知道丈夫叫“Lao Yan”，至于“Lao Yan”的真实姓名，以及这两个字究竟是老严、老阎，抑或是老颜呢？我们都无从得知。
“Lao Yan”已去世多年，在老人家中悬挂的全家福合影里，我看到一位身材瘦小的老汉坐在雅麦很身旁。他头上像傣族男子那样缠着白头巾，穿着大摆裆土布裤子，服饰是典型的傣家风格，相貌却明显是汉人。相片中，雅麦很和子女们都一脸喜色，笑容灿烂，老汉却神情肃穆，目光炯炯地直视着镜头。
由于当年经常在垒允厂出入，雅麦很老人对厂区的情况很熟。她让品旺骑摩托带着她在前面引路，领我们来到了公路边的一座小山下。沿着土路上山，就见茂密的丛林边，在一棵大树下盖着一座简陋的神龛。神龛里并没有真的供奉神像，只是用胆瓶插了些花和绿色植物。神龛下沿还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歪歪扭扭地刻着“1996年7月26日”的字样。老人家很虔诚，一上来远远地就跪下朝神龛叩首。我们有些不知所以，老人说这里供的是山神，当年因为垒允飞机厂要在此盖房子，就把山神送过江，去了对岸的缅甸。后来飞机厂没了，才又从缅甸把山神接了回来。
老人家似乎对这片热带丛林了如指掌，她带着我们七拐八拐，越走越深。在老人的指引下，我们终于在茂密的丛林深处发现了几座已成为废墟的烟囱和一个巨大的壁炉。垒允属于热带，当地人从不使用壁炉，但据资料记载，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的美国职员确实曾按西方人的习惯建过壁炉。
被各种攀藤植物紧紧缠绕的烟囱和壁炉，突兀地矗立在丛林中，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不远处还依稀可见一些长满了青苔的功能性建筑的残垣断壁。它们就那样无声无息地隐匿在密林深处，像无字的墓碑，冷冷地，凝视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雅麦很老人告诉我们，这里不是工作的地方，是美国人喝酒跳舞的地方，她当年也曾到这里来玩过。下山后，我们用原垒允厂一位美方高级职员的孙女尤金尼亚·巴肯女士从美国发来的历史照片，以及原垒允厂中方职员汤铭盘先生的儿子汤亦新、汤又新兄弟绘制的厂区地图进行了实地对比，发现这座小山就是当年垒允厂的美方员工俱乐部（即西人俱乐部）所在地。
老人还带我们在当地农场的场区里找到了一段废墟的墙基，裸露的钢筋向外支楞着。老人说，日本人要打来前，工厂的人放火烧毁了这里的一切。
2001年，德宏州政府在农场一隅修建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滇西抗日战争雷允飞机制造厂遗址”。在纪念碑旁的一个小水塘边，一片竹林掩映的杂草丛中，我们找到了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的奠基石。竹影斑驳中，水泥的基石上刻着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CAMCO 1939”。
送雅麦很老人回了家，我们道别后准备开车返回瑞丽市里。老钟却执意让我上了他的车，他亲自驾车在前面领路，不知为什么把我们一行带到了垒允与缅甸交界处的南宛河畔。南宛河是瑞丽江的一条支流，河这边是垒允，对岸就是缅甸班坎（又称邦坎）。
从小山上下来，我始终没能从那些丛林深处的断壁残垣所带来的巨大震撼中摆脱出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整个人都有些懵懵懂懂的。在老钟的车上，他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聊天，还不时冲路边的傣家女子大声用傣语打着招呼，我这才有些缓过神来。然而冬日的夕阳下，站在美丽的南宛河畔，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望着对岸满目的郁郁葱葱和缕缕炊烟，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我却突然忍不住落了泪。
编辑：石坚
开幕式当天，数以百计的中央飞机制造厂、两航和中国空军的子弟后人们赶到了活动现场，其中不乏从天津、广州、深圳等地专程而来的，场面非常热烈，成为航空子弟们一场盛大的聚会。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子弟们都过来跟我握手，我的双手被无数次紧紧握住，心里暖极了。
那天很多朋友都问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关注到垒允，又是怎样开始研究中央飞机制造厂历史的呢？这段往事说来话长。
我是怎样知道垒允的
垒允，即国外很多有关陈纳德“飞虎队”或是滇缅公路的英文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地名——Loiwing，今天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弄岛镇下面的一个傣族村寨，这个地名是从傣语音译过来的，在民国时期通常写作“垒允”，如今在云南当地通常写作“雷允”。
抗战时期的垒允飞机厂，其全称是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前身为1934年在杭州笕桥创建的中美合资航空制造企业——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简称中杭厂）。这个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军用飞机生产商，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已为中国空军生产了著名的霍克Ⅲ战斗机、诺斯罗普2E“伽马”轻型轰炸机、寇蒂斯A-12“伯劳”和伏尔梯V-11G攻击机，以及军用教练机等数以百计的军用飞机。
战争爆发后，中央飞机制造厂几经辗转，于1939年内迁到云南垒允，重建后其全称也相应地更名为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简称垒允厂。不过，该厂的中方员工习惯上仍称之为中杭厂。
在世外桃源般的云南垒允、中缅边境上这个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美两国航空界的前辈们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在这个从未有过任何工业基础的地方，建起了一座近代化的飞机制造厂。
垒允厂最鼎盛时，全厂员工达到两三千人，在缅甸八莫还组建了一个发动机分厂，1941年还派出员工在仰光为陈纳德“飞虎队”组装了P-40B战斗机。遗憾的是，1942年5月，由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日军逼近垒允。在匆忙撤退时，为避免宝贵的航空器材资敌，垒允厂被付之一炬，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阴影里。
垒允可以称得上是弹丸之地，在绝大多数中国地图上都难觅其踪。由于历史的原因，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垒允厂的名字很少在中国航空史上出现。
我第一次听到垒允这个名字是10年前的2005年。
2005年，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们策划了《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一书。荣幸的是，这本大部头的书籍作为国礼，于当年9月3日胜利纪念日庆典的第二天，在北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礼堂，由陈昊苏会长和李小林副会长亲手赠送给了几十位受邀来参加庆典的美国空军老兵和中航“驼峰”飞行员。
该书的作者之一，就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滇缅抗战史研究的昆明历史学者戈叔亚先生，我是责任编辑。为了这本书的编撰，我们特意请他来北京住了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每天的朝夕相处，让我有了很多近距离观察戈叔亚先生的机会。从某种角度来说，戈叔亚完全是个异类。
虽然是历史系科班出身，可他绝不是我们在国内大学院校或是学术机构里司空见惯的那种历史学者。他显然不属于“象牙塔里的人”，皮肤黝黑，常年在野外进行田野调查的风吹日晒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体力劳动者。
对戈叔亚而言，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似乎不只是他的工作，更像是他的一种生存状态。他研究滇缅抗战不是靠钻故纸堆，而是通过一次次艰难的跋涉，一次次危险的旅程。
2015年年初，缅北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他又一次带队钻进缅甸野人山，探访远征军撤退的路线。期间，有整整十天音讯皆无，几乎要把朋友们急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只是滇缅抗战史的研究者，而是真正置身其中的参与者，他的田野调查工作已经成为那段历史的延续。
听叔亚用略带云南口音的普通话讲滇缅抗战的历史，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他的讲述情感丰富，有很强的画面感，非常震撼人心。在北京的三个月里，我和叔亚有过无数次这样的交谈。就是在这期间，我第一次听到了垒允这个名字。
20世纪80年代，叔亚经常骑着他那辆著名的摩托，在滇西地区寻访抗战遗迹和健在的远征军老兵。1987年，他和好友张慈一起驾着摩托从昆明去垒允。一位个旧的老人托付张慈无论如何要从垒允带点儿东西回去。当张慈把用手绢包裹的从垒允厂废墟上扣下的一点儿水泥块交给老人时，老人家紧紧握着水泥块，表情难以形容，嘴里喃喃自语：“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中国航空人的心血啊！”
这个故事后来我听叔亚讲过很多遍，每次都仍然令我激动不已。2005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对垒允还一无所知，但当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能够了解是什么东西让那位自称“中国航空人”的老汉对垒允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念念不忘，在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呢？
那丛林中的断壁残垣
2007年12月，我赶到云南，跟随戈叔亚先生和云南保山电视台的摄制组在滇西进行田野调查。12月18日，我们一行六人驱车赶到了中缅边境口岸城市，与缅甸仅一江之隔的瑞丽。
18日当晚，我们见到了瑞丽当地的好朋友赵胤宏先生。胤宏在当地经商，方方面面关系都很熟，神通广大，同时又热心滇缅抗战史。他太太是缅甸华侨，因此他对缅甸的情况也非常熟悉。19日一清早，他就亲自陪我们过瑞丽江进入缅甸境内的小镇南坎。
在南坎一个基督徒聚居的小村落，我们采访了当年南坎医院的克伦族女护士埃丝特·波。老人家见到我们也非常兴奋，她说这是二战结束后第一次有中国人来看望她。
最初我们通过当地一位做导游的华侨女孩翻译，用缅语与埃丝特·波交流，后来才慢慢发现老人家和她的克钦族丈夫，以及女儿都可以流利地使用英语。她告诉我们，当年中国远征军撤退的时候，她跟着南坎教会医院的美国医生西格雷夫大夫、史迪威将军随远征军一路步行，走着撤到印度。后来反攻时，她又随军步行走了回来。 在战争中，她和南坎医院的缅甸各族护士组成的野战医疗队，曾协助西格雷夫大夫救治过无数中国远征军的伤病员，至今还保留着美国政府授予她的铜星勋章。这种勋章美国联邦政府通常颁发给美国军人，用于表彰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和功绩。
在西格雷夫大夫的自传中曾提到，中央飞机制造厂在垒允初建的时候，卫生条件极差，各种瘟疫肆虐，厂方一度曾聘请他兼任厂职工医院院长。埃丝特·波老人对此也知之甚详，她告诉我们，有一段时间，她们和西格雷夫大夫每周都要到江对岸的垒允去为飞机厂的员工出诊治疗。
当天中午，南坎华侨商会请我们在南坎最好的一家中餐馆用餐。午饭后，埃丝特·波的丈夫和女儿陪我们去了南坎医院。在医院二楼，我闻到像是老图书馆里的那种浓浓的故纸堆的味道。我们走进西格雷夫大夫生前的办公室里，发现医院保留了室内原先的陈设。医生那些大部头的医学书籍仍旧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纸页已经发黄。墙上的挂钟永久地停在了某个时刻。时光在这里凝滞了。
尽管我们都非常想在南坎住一晚，但由于缅甸特殊的政治环境，为了避免给埃丝特·波一家人和热情接待我们的当地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还是连夜过江回到了瑞丽。
第二天，即12月20日，赵胤宏先生有事不能陪我们，不过他介绍我们去找当地另一位好朋友，被称为“老钟”的钟泽能先生。老钟住在弄岛，那里是瑞丽市下面的一个小乡镇，从行政区划上来说，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垒允（现称雷允村），就属于弄岛镇管辖。
老钟其实年纪并不大，那时也就四十岁左右，人很精明强干，经营着一家小工厂。在老钟家门口，我们留意到他太太似乎是傣家人。后来老钟告诉我，他太太的父亲是缅共的中央委员，缅共失势时用一颗手榴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老钟人热情豪爽，有江湖气，他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子弟，从小在当地长大，可以流利地使用傣语和傣家人交谈。他对雷允村的情况非常熟，轻车熟路地带我们走进了当地傣族老人雅麦很女士家的竹楼。雅麦很老人年届八旬，但是身体非常硬朗，对往事印象深刻，思路清晰，唯一遗憾的是老人家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好在有老钟和老人的侄孙女品旺给我们做翻译。
雅麦很老人告诉我们，她当年也就十几岁，曾为垒允厂（老人称作飞机厂）的美国职员挑水，挣点儿私房钱。后来，她与飞机厂的广东籍木工“Lao Yan”结婚，飞机厂撤走时，“Lao Yan”没有走，留下来在垒允落了户。老人家可以非常清楚地说出汉语“Lao Yan”两个字，但是仅此而已。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她只知道丈夫叫“Lao Yan”，至于“Lao Yan”的真实姓名，以及这两个字究竟是老严、老阎，抑或是老颜呢？我们都无从得知。
“Lao Yan”已去世多年，在老人家中悬挂的全家福合影里，我看到一位身材瘦小的老汉坐在雅麦很身旁。他头上像傣族男子那样缠着白头巾，穿着大摆裆土布裤子，服饰是典型的傣家风格，相貌却明显是汉人。相片中，雅麦很和子女们都一脸喜色，笑容灿烂，老汉却神情肃穆，目光炯炯地直视着镜头。
由于当年经常在垒允厂出入，雅麦很老人对厂区的情况很熟。她让品旺骑摩托带着她在前面引路，领我们来到了公路边的一座小山下。沿着土路上山，就见茂密的丛林边，在一棵大树下盖着一座简陋的神龛。神龛里并没有真的供奉神像，只是用胆瓶插了些花和绿色植物。神龛下沿还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歪歪扭扭地刻着“1996年7月26日”的字样。老人家很虔诚，一上来远远地就跪下朝神龛叩首。我们有些不知所以，老人说这里供的是山神，当年因为垒允飞机厂要在此盖房子，就把山神送过江，去了对岸的缅甸。后来飞机厂没了，才又从缅甸把山神接了回来。
老人家似乎对这片热带丛林了如指掌，她带着我们七拐八拐，越走越深。在老人的指引下，我们终于在茂密的丛林深处发现了几座已成为废墟的烟囱和一个巨大的壁炉。垒允属于热带，当地人从不使用壁炉，但据资料记载，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的美国职员确实曾按西方人的习惯建过壁炉。
被各种攀藤植物紧紧缠绕的烟囱和壁炉，突兀地矗立在丛林中，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不远处还依稀可见一些长满了青苔的功能性建筑的残垣断壁。它们就那样无声无息地隐匿在密林深处，像无字的墓碑，冷冷地，凝视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雅麦很老人告诉我们，这里不是工作的地方，是美国人喝酒跳舞的地方，她当年也曾到这里来玩过。下山后，我们用原垒允厂一位美方高级职员的孙女尤金尼亚·巴肯女士从美国发来的历史照片，以及原垒允厂中方职员汤铭盘先生的儿子汤亦新、汤又新兄弟绘制的厂区地图进行了实地对比，发现这座小山就是当年垒允厂的美方员工俱乐部（即西人俱乐部）所在地。
老人还带我们在当地农场的场区里找到了一段废墟的墙基，裸露的钢筋向外支楞着。老人说，日本人要打来前，工厂的人放火烧毁了这里的一切。
2001年，德宏州政府在农场一隅修建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滇西抗日战争雷允飞机制造厂遗址”。在纪念碑旁的一个小水塘边，一片竹林掩映的杂草丛中，我们找到了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的奠基石。竹影斑驳中，水泥的基石上刻着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CAMCO 1939”。
送雅麦很老人回了家，我们道别后准备开车返回瑞丽市里。老钟却执意让我上了他的车，他亲自驾车在前面领路，不知为什么把我们一行带到了垒允与缅甸交界处的南宛河畔。南宛河是瑞丽江的一条支流，河这边是垒允，对岸就是缅甸班坎（又称邦坎）。
从小山上下来，我始终没能从那些丛林深处的断壁残垣所带来的巨大震撼中摆脱出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整个人都有些懵懵懂懂的。在老钟的车上，他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聊天，还不时冲路边的傣家女子大声用傣语打着招呼，我这才有些缓过神来。然而冬日的夕阳下，站在美丽的南宛河畔，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望着对岸满目的郁郁葱葱和缕缕炊烟，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我却突然忍不住落了泪。
编辑：石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