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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焦虑
“去年（2005年7月29日）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6年如是说道，进而感慨万千：
“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在《父亲拉着我的手》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对父亲的深切怀念流诸笔端：“他晚年虽然卧床了，但他的头脑不仅没有‘卧床’，更加关注那些影响国家前途的大事，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他多次和我谈到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的学校没有形成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机制。”
这便是“钱学森之问”。其实，此问并非钱学森原创，之所以冠名，只因钱学森被奉为新中国自主创新的化身。“钱学森之问”叙述的无疑是一个古老民族集体性的创新焦虑。
二、精神遗产
2011年10月6日，大众汽车集团特邀正在德国访学的笔者作为主嘉宾出席在其总部举行的一场沙龙，主题即为“钱学森之问”。如此设计，缘于德国学术期刊《教育领导》2011年刊发笔者的一篇论文，也算是西方舆论界对钱学森百年的一种纪念。
12月11日百年祭当天，坐落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钱学森图书馆正式启用。赭红色幕墙映衬下的那脸可掬的笑容，如温煦的冬日阳光，抚摸着这座海纳百川的大都会。
出生于上海的钱学森于1929年以总分第三名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本部（今上海交通大学），1934年参加清华大学航空机架专业庚款公费留美生考试，被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两弹一星”23位元勋中有10位出自其门下）破格录取。西安交通大学（由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交通大学内迁部分组建而成）与清华大学2007年和2009年相继开办“钱学森实验班”和“钱学森力学班”，旨在培养创新型人才，实至名归。此举似乎也意在重铸昔日“百人一院士”之辉煌：钱学森耳提面命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第一第二届（1958级和1959级）学生共约500名，其中竟涌现5位院士。
显然，上述高校的努力既非钱学森毕生孜孜以求的“大成智慧学”之践行，“大成智慧学”亦非打开“钱学森之问”的金钥匙。否则，钱学森在弥留之际何以仍对“钱学森之问”万般纠结？否则，“钱学森之问”何以成为钱学森馈赠国人的一大精神遗产？
三、两大高潮
钱学森晚年曾罗列自幼对他影响至深的17位老师，其中除了父母、博士导师与三位伟人（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7人出自他求学6年的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有国文的、艺术的、数学的、生物的、化学的，当然还有时任附中主任（校长）林砺儒（建国后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钱学森之所以成为全才型大师，正因为这6个春秋通识教育的历练，而附中的通识教育全然建构于“诚·爱·勤·勇”（附中校训）所彰显的非认知性素养之基石上。1955年10月29日，突破美国封锁线抵京翌日，功成名就的钱学森便心急如焚地赶回这所阔别20余年之久的母校。这一连串举动恰恰是对“诚·爱·勤·勇”的完美诠释。
“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人生两大高潮，刻骨铭心，上海交通大学的四年寒窗（实为五年，其中一年因突发伤寒而被迫休学）竟然不在列。作为机械工程系成绩最优毕业生，时任校长黎照寰特向钱学森颁发奖状，以彰其“潜心研攻，学有专长”。至今，上海交通大学校园里还盛传当年佳话：水力学考试和热工实验报告双满分。1989年2月，在为交通大学1934级毕业55周年纪念刊撰文时，钱学森盛赞母校“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已是世界先进水平”。
至于上海交通大学失宠于钱学森，恰恰由于赋予该校的那轮“东方MIT（麻省理工学院）”光环。刻意仿效MIT办学模式、一味复制MIT课程设置，与世界一流大学无缝接轨的惨痛代价便是特色的丧失。
而对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钱学森却流露拳拳眷恋之情，这既出自他对林砺儒所尝试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之敬意，也体现他对林砺儒在附中主任就职演说中所倡导的“全人格教育”之推崇，更可被视作为一种他对“全人格教育”所蕴含的基础教育基础性之阐释。
四、基教为本
舆论界时下流传这么一种说法，即中国的基础教育嫁接美国高等教育，可谓珠联璧合。然而，高中毕业生赴美留学的浪潮日益汹涌澎湃，旷世奇才却未曾横空出世。尽管如此，中国的基础教育仍留给人们无尽的想象：以悬梁刺股的精神来夯实知识。而这种想象已被翔实的数据证实。2009年展开的第四届国际中学生评估（PISA）显示，上海15岁学生在全球65个发达与新兴经济体中独占鳌头，阅读、科学、数学三大素养均雄踞榜首，且绝大多数上海学子能达到胜任力最高等级，而美国学生仅分别排名第17、第23和第31位。国际国内专家于是异口同声赞道，上海的基础教育是在高端层面实现均衡化，即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化。这个结论着实难以令人置信，仅仅是陷于疯狂且越发变本加厉的择校现象便可把它驳得体无完肤。此外，民众的直觉诉说着另一种质疑：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测性，测试是否会导致学校教育偏向认知而放逐非认知性要素？测试结果能否成为学子人生道路的导向？
当然，全球第一，此佳绩无可辩驳，问题在于，以多大的代价来换取此等辉煌。可以断言，这个代价远非笔者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撰文中所指出的“泪水 汗水”，而是创新人才的扼杀与创新精神的阉割，由此葬送基础教育基础性。
就在赶赴大众集团总部当日清晨，笔者惊悉，“苹果之父”斯蒂夫·乔布斯英年早逝。乔布斯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创新的象征。于是，乔布斯之死——创新——钱学森之问，便构成沙龙的主旋律。
与钱学森辉煌的教育人生相比，乔布斯甚为坎坷，首推中断学业（入学仅半年便退学）。而与乔布斯平分数字化世界的比尔·盖茨（微软创始人）和马克·扎克伯格（脸谱创始人）同样孤注一掷。就在2011年达沃斯论坛上，奥巴马的前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内阁的联邦财政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津津乐道地说，过去25年来改变世界的是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这两位哈佛肄业生。而萨默斯的另一重身份是哈佛大学前校长。显然，哈佛的伟绩并非对杰出人才的孵化，而是对优秀少年的吸引；造就世界IT这三位霸主的并非大学，而是基础教育及其与家庭、社会的互补。
五、少儿啼血
诚然，对中国当今高等教育的痼疾切不可熟视无睹，但中国创新人才枯竭之祸根却深扎于对未成年人的各级各类教育。从娃娃抓起，赢在起点，结果往往要么夭折于起跑，要么败退于中途，要么乏力于冲刺。2011年寒假前夕，一首诗歌《妈妈，我压力好大》因引发家长的酸楚与共鸣在互联网上被疯狂转发。作者是南京一名小学五年级女孩，她如此倾述衷肠：
一分一秒一嘀嗒/外面的鸟儿早已飞回家/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我都在家/我在家/不是摆弄芭比娃娃/也不是上游戏网站4388/而是拿起笔在奥数题上比比画画/啊/压力好大/我真讨厌黑板上5678/什么时候我能给自己放一个假/一株草和一朵花/我都希望去探索它/啊/压力好大/我真希望和小伙伴玩娃娃家/你当爸爸我当妈妈/照顾宝宝直到他长大/时光一天一天被学习打发/学习的内容难度也越来越大/妈妈，我想告诉你/长大的我不会没有出息/不要让大自然和我没有关系/给我放个假，好吗/妈妈，我的压力真的好大
面对少儿如此啼血，任何对基础教育的修补或诊疗均难以化解民众心中的“钱学森之问”，任何对中国学校制度的美好想象均与家长的切身体验背道而驰，任何貌似对“钱学森之问”的解答最终在孩子成长现实前面沦为反身诘问。
“钱学森之问”其实并没有那么诡奇而玄奥，只是以弦外之音在拷问，中国娃娃怎么了；创新其实并没有那么深不可测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只是渴求那一片本属成长应有之义的自由；教育改革其实并没有那么风起云涌雷鸣电闪刀光剑影枪林弹雨，只是把“钱学森之问”格式化为扪心自问。
六、监测之器
走进钱学森图书馆大厅，一座现代雕塑“升腾的智慧”扑面而来：4 015页模拟手稿，寓意钱学森从1955年回国到1966年“两弹”成功之间的4 015个日日夜夜；9.8米高度，表意钱学森人生旅途的98个春夏秋冬。
尚若钱学森在天有灵，这样的图腾并非他所愿，只因他从未自诩为天才。
就在钱学森入学附中的第一个寒假，1924年1月17日，鲁迅应校友会之邀来校作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鲁迅发自肺腑之言时时萦绕在钱学森耳畔心间。钱学森曾沐浴在一方泥土的滋润之中，也毕生甘做一抷土，但至终无以开辟一片广袤的沃土以构建创新型国家。
于是，在这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钱学森切切期待的或许是另一种表征性符号——一个硕大而震撼的问号，问的是：钱学森何以成为钱学森？此问可对应经典“康德四问”中的第四问，即人何以为人或成人；而且，这是“康德四问”中唯一游走在人类学与教育学层面上的问题。犹如“康德四问”，“钱学森之问”也因无解性而被赋予永恒的生命力。
拥有永恒的生命力固然瑰丽绚烂，但毕竟过于缥缈迷离。当下，“钱学森之问”如若作为教育监测之器，时刻拷问教育之点滴，钱学森百年祭便也算作一种创新。?筝
（作者简介：俞可，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留德哲学博士、德国多特蒙德理工大学学校发展研究所客座教授、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编辑：覃云云
“去年（2005年7月29日）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6年如是说道，进而感慨万千：
“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在《父亲拉着我的手》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对父亲的深切怀念流诸笔端：“他晚年虽然卧床了，但他的头脑不仅没有‘卧床’，更加关注那些影响国家前途的大事，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他多次和我谈到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的学校没有形成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机制。”
这便是“钱学森之问”。其实，此问并非钱学森原创，之所以冠名，只因钱学森被奉为新中国自主创新的化身。“钱学森之问”叙述的无疑是一个古老民族集体性的创新焦虑。
二、精神遗产
2011年10月6日，大众汽车集团特邀正在德国访学的笔者作为主嘉宾出席在其总部举行的一场沙龙，主题即为“钱学森之问”。如此设计，缘于德国学术期刊《教育领导》2011年刊发笔者的一篇论文，也算是西方舆论界对钱学森百年的一种纪念。
12月11日百年祭当天，坐落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钱学森图书馆正式启用。赭红色幕墙映衬下的那脸可掬的笑容，如温煦的冬日阳光，抚摸着这座海纳百川的大都会。
出生于上海的钱学森于1929年以总分第三名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本部（今上海交通大学），1934年参加清华大学航空机架专业庚款公费留美生考试，被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两弹一星”23位元勋中有10位出自其门下）破格录取。西安交通大学（由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交通大学内迁部分组建而成）与清华大学2007年和2009年相继开办“钱学森实验班”和“钱学森力学班”，旨在培养创新型人才，实至名归。此举似乎也意在重铸昔日“百人一院士”之辉煌：钱学森耳提面命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第一第二届（1958级和1959级）学生共约500名，其中竟涌现5位院士。
显然，上述高校的努力既非钱学森毕生孜孜以求的“大成智慧学”之践行，“大成智慧学”亦非打开“钱学森之问”的金钥匙。否则，钱学森在弥留之际何以仍对“钱学森之问”万般纠结？否则，“钱学森之问”何以成为钱学森馈赠国人的一大精神遗产？
三、两大高潮
钱学森晚年曾罗列自幼对他影响至深的17位老师，其中除了父母、博士导师与三位伟人（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7人出自他求学6年的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有国文的、艺术的、数学的、生物的、化学的，当然还有时任附中主任（校长）林砺儒（建国后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钱学森之所以成为全才型大师，正因为这6个春秋通识教育的历练，而附中的通识教育全然建构于“诚·爱·勤·勇”（附中校训）所彰显的非认知性素养之基石上。1955年10月29日，突破美国封锁线抵京翌日，功成名就的钱学森便心急如焚地赶回这所阔别20余年之久的母校。这一连串举动恰恰是对“诚·爱·勤·勇”的完美诠释。
“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人生两大高潮，刻骨铭心，上海交通大学的四年寒窗（实为五年，其中一年因突发伤寒而被迫休学）竟然不在列。作为机械工程系成绩最优毕业生，时任校长黎照寰特向钱学森颁发奖状，以彰其“潜心研攻，学有专长”。至今，上海交通大学校园里还盛传当年佳话：水力学考试和热工实验报告双满分。1989年2月，在为交通大学1934级毕业55周年纪念刊撰文时，钱学森盛赞母校“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已是世界先进水平”。
至于上海交通大学失宠于钱学森，恰恰由于赋予该校的那轮“东方MIT（麻省理工学院）”光环。刻意仿效MIT办学模式、一味复制MIT课程设置，与世界一流大学无缝接轨的惨痛代价便是特色的丧失。
而对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钱学森却流露拳拳眷恋之情，这既出自他对林砺儒所尝试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之敬意，也体现他对林砺儒在附中主任就职演说中所倡导的“全人格教育”之推崇，更可被视作为一种他对“全人格教育”所蕴含的基础教育基础性之阐释。
四、基教为本
舆论界时下流传这么一种说法，即中国的基础教育嫁接美国高等教育，可谓珠联璧合。然而，高中毕业生赴美留学的浪潮日益汹涌澎湃，旷世奇才却未曾横空出世。尽管如此，中国的基础教育仍留给人们无尽的想象：以悬梁刺股的精神来夯实知识。而这种想象已被翔实的数据证实。2009年展开的第四届国际中学生评估（PISA）显示，上海15岁学生在全球65个发达与新兴经济体中独占鳌头，阅读、科学、数学三大素养均雄踞榜首，且绝大多数上海学子能达到胜任力最高等级，而美国学生仅分别排名第17、第23和第31位。国际国内专家于是异口同声赞道，上海的基础教育是在高端层面实现均衡化，即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化。这个结论着实难以令人置信，仅仅是陷于疯狂且越发变本加厉的择校现象便可把它驳得体无完肤。此外，民众的直觉诉说着另一种质疑：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测性，测试是否会导致学校教育偏向认知而放逐非认知性要素？测试结果能否成为学子人生道路的导向？
当然，全球第一，此佳绩无可辩驳，问题在于，以多大的代价来换取此等辉煌。可以断言，这个代价远非笔者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撰文中所指出的“泪水 汗水”，而是创新人才的扼杀与创新精神的阉割，由此葬送基础教育基础性。
就在赶赴大众集团总部当日清晨，笔者惊悉，“苹果之父”斯蒂夫·乔布斯英年早逝。乔布斯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创新的象征。于是，乔布斯之死——创新——钱学森之问，便构成沙龙的主旋律。
与钱学森辉煌的教育人生相比，乔布斯甚为坎坷，首推中断学业（入学仅半年便退学）。而与乔布斯平分数字化世界的比尔·盖茨（微软创始人）和马克·扎克伯格（脸谱创始人）同样孤注一掷。就在2011年达沃斯论坛上，奥巴马的前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内阁的联邦财政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津津乐道地说，过去25年来改变世界的是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这两位哈佛肄业生。而萨默斯的另一重身份是哈佛大学前校长。显然，哈佛的伟绩并非对杰出人才的孵化，而是对优秀少年的吸引；造就世界IT这三位霸主的并非大学，而是基础教育及其与家庭、社会的互补。
五、少儿啼血
诚然，对中国当今高等教育的痼疾切不可熟视无睹，但中国创新人才枯竭之祸根却深扎于对未成年人的各级各类教育。从娃娃抓起，赢在起点，结果往往要么夭折于起跑，要么败退于中途，要么乏力于冲刺。2011年寒假前夕，一首诗歌《妈妈，我压力好大》因引发家长的酸楚与共鸣在互联网上被疯狂转发。作者是南京一名小学五年级女孩，她如此倾述衷肠：
一分一秒一嘀嗒/外面的鸟儿早已飞回家/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我都在家/我在家/不是摆弄芭比娃娃/也不是上游戏网站4388/而是拿起笔在奥数题上比比画画/啊/压力好大/我真讨厌黑板上5678/什么时候我能给自己放一个假/一株草和一朵花/我都希望去探索它/啊/压力好大/我真希望和小伙伴玩娃娃家/你当爸爸我当妈妈/照顾宝宝直到他长大/时光一天一天被学习打发/学习的内容难度也越来越大/妈妈，我想告诉你/长大的我不会没有出息/不要让大自然和我没有关系/给我放个假，好吗/妈妈，我的压力真的好大
面对少儿如此啼血，任何对基础教育的修补或诊疗均难以化解民众心中的“钱学森之问”，任何对中国学校制度的美好想象均与家长的切身体验背道而驰，任何貌似对“钱学森之问”的解答最终在孩子成长现实前面沦为反身诘问。
“钱学森之问”其实并没有那么诡奇而玄奥，只是以弦外之音在拷问，中国娃娃怎么了；创新其实并没有那么深不可测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只是渴求那一片本属成长应有之义的自由；教育改革其实并没有那么风起云涌雷鸣电闪刀光剑影枪林弹雨，只是把“钱学森之问”格式化为扪心自问。
六、监测之器
走进钱学森图书馆大厅，一座现代雕塑“升腾的智慧”扑面而来：4 015页模拟手稿，寓意钱学森从1955年回国到1966年“两弹”成功之间的4 015个日日夜夜；9.8米高度，表意钱学森人生旅途的98个春夏秋冬。
尚若钱学森在天有灵，这样的图腾并非他所愿，只因他从未自诩为天才。
就在钱学森入学附中的第一个寒假，1924年1月17日，鲁迅应校友会之邀来校作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鲁迅发自肺腑之言时时萦绕在钱学森耳畔心间。钱学森曾沐浴在一方泥土的滋润之中，也毕生甘做一抷土，但至终无以开辟一片广袤的沃土以构建创新型国家。
于是，在这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钱学森切切期待的或许是另一种表征性符号——一个硕大而震撼的问号，问的是：钱学森何以成为钱学森？此问可对应经典“康德四问”中的第四问，即人何以为人或成人；而且，这是“康德四问”中唯一游走在人类学与教育学层面上的问题。犹如“康德四问”，“钱学森之问”也因无解性而被赋予永恒的生命力。
拥有永恒的生命力固然瑰丽绚烂，但毕竟过于缥缈迷离。当下，“钱学森之问”如若作为教育监测之器，时刻拷问教育之点滴，钱学森百年祭便也算作一种创新。?筝
（作者简介：俞可，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留德哲学博士、德国多特蒙德理工大学学校发展研究所客座教授、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编辑：覃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