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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对比方法，对有约束和无约束情况下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二者的关系作了探讨，指出人群不是中小企业提高生存能力的法宝，结合集群，加强中小企业自身能力的培养，才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最优路径选择。
关键词：企业集群；生存能力；技术创新；集群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7)05-0608-04
一、中小企业集群的存在解释
自Adam Smith率先从分工角度描述中小企业集群(MSEs Cluster)现象以来，学界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不同定义和观点也被给出。经济学家Marx Webber把集聚因素引入中小企业集群，强调中小企业集群是企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新制度经济学家Oliver Williamson则指出，中小企业集群属于纯市场组织与纯层级组织之间比较靠近前者的企业组织形式，它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企业内部组织低效与组织外部失灵的一种制度性安排。Michael Porter把合作和竞争引入中小企业集群，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一个竞争优势集合体。在Michael Porter看来，集群内中小企业的相互合作和适度竞争是促使中小企业集群存在并保持活力的决定性因素。
以上学者的研究视角和解释各异，但透过差异仍可以看到一些共通之处：第一，普遍认同中小企业集群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经济现象；第二，基本上都提到了企业集群的地理范围；第三，普遍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正如Williamson所言，当一个中小企业集群的特征出现时，该企业集群不一定就是有效率的集群；而一个有效率的企业集群必定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相互信任。
二、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的无约束关系
前面有关学者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定义或解释基本上可以导出一个结论：中小企业集群有助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效率)。Smith和Webber主要描述了现象，对于二者的关系没有明确指出，但从其分析看，基本上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对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是有益的；Williamson和Porter明确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Williamson认为，中间性组织的存在是组织本身从效率角度或称“生存能力”角度内生性决定的，因此可以认为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具有“天然的”相关关系；Porter在其定义中则使用了“竞争优势集合体”这一词，旨在说明中小企业集群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从而间接点出了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的正相关关系。
从网络效应与人群动力学角度分析，也支持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呈相关关系的结论。几乎可以肯定，中小企业集群的网络效应总体上为正(不排除短期内为负的可能)。如果网络效应为负，说明合作只能带来总体优势的衰减，人群不是提升而是降低了企业的生存能力，中小企业人群的动力首先就不存在，集群不可能形成。当然我们也可以假定网络效应为负的情况下个别控制力强的主导企业依旧可以从中渔利，但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会长期存在，因为弱势企业虽然无力扭转谈判结果，但可以选择退出，中小企业集群的退出壁垒一般都不高，自由退出机制将加速集群的解体。既然企业集群不可能在网络效应为负的情况下长期存在，那么只要集群存在，就可以肯定人群企业可以获得比单独存在时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否则企业不会选择加入。
上述情况也被目前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的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热所证实。意大利是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典范。意大利中小企业的特色是地域同业中小企业集群。根据意大利统计局统计，全意大利目前共有专业集群地199个，分布在全国15个州：西北部58个，占29.2％；东北部42个，占21.2％；中部84个，占42.2％；南部15个，占7.5％，这些集群地企业的有机组合就形成了倍受世界关注的“第三意大利”，“第三意大利”的实质就是中小企业的有序分布(集群)。目前美国也拥有约2 300万家集群中小企业，雇佣着全美53％的劳动力，每年约制造16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占新增就业总数的64％；提供55％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美国政府和美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在21世纪可预见的年代里，集群的中小企业仍将是美国创造就业，促进技术创新，维护竞争活力和保持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也是促进欧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在被统计的1800万家欧盟企业中，25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为17924万家。中小企业的总产值占欧盟总产值的55％，吸收就业人数占到欧盟就业总人数的70％。欧盟中小企业也大多采取了集群的组织形式。此外，日本、芬兰、印度等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业也蒸蒸日上。我国广东、浙江等省中小企业集群也发展得比较顺利。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东自然形成了众多的中小企业集群，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中小企业集群特征更为明显，每个集群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产业。以广东10个技术创新试点镇为例：从中山小榄的五金制品、东莞的电子信息，中山古镇的灯饰，顺德伦教的木工机械，佛山张槎的针织业，高要金利的小五金制品，南海西樵的纺织品，花都狮岭的皮革皮具，南海金沙的小五金制品，澄海风翔的玩具。可以看出每个企业集群的主要产业各具特色，这也是广东中小企业在全国独树一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浙江中小企业不凡的业绩，也直接得益于其大规模的中小企业集群。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浙江工业总产值的89％，税收的78％，出口交货的80％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缴纳和提供的。
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热看，中小企业集群对于企业生存能力是有支持力的。集群增强了企业竞争力，增加了中小企业存续的理由。但中小企业也存在规模上的弱势，单个企业竞争面临很多不利因素，诸如资金不足问题、技术创新能力有限问题，规模经济缺失问题，市场交易成本过高问题，等等，这些劣势决定了单个企业竞争的市场风险很大，存活率较低。国外一些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据日本《产经新闻》统计，日本只有不到5％的中小企业能够存活30年，8.5％的中小企业能够存活20年，18.3％的中小企业能够存活10年，而68.2％的中小企业都将在几年之内“自生自灭”。在美国，一方面每年有一大批中小企业产生，而另一方面在1年～2年之内几乎有50％的中小企业倒闭或被兼并。我国没有存活率方面的官方数据，但亏损方面的数据也很有说服力。以纺织行业的经营为例，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服装企业利润总额增幅高达33.09％，是“十五”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但是，在规模以上企业整体效益持续增长的同时，中小服装企业的亏损面却不断扩大，占中小企业总数的20％，衬衫中小生产企业亏损比例更是高达50％。
可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单个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虽然有一些发展机会，但也面临着 巨大的生产经营风险和生存风险。选择企业集群的发展方式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一种较优的路径选择，对于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有一定帮助。
三、条件约束下的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关系
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之间的关系推论更多地是建立在忽略或暗含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事实上，现实中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简单和直接。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暗含的约束条件
“中小企业集群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的结论首先暗含了一个约束条件，即中小企业集群是内生的。所谓内生的是指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是自然而自然的，是纯市场行为，较少受人为意志和计划色彩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仍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集群到底是或者说应该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这一问题上。对于这一问题作者比较赞成内生的观点，也认为前面的结论隐含了这样一个约束条件。
从逻辑上推论，如果认为外生型企业集群可以提高企业生存能力的话，从理论上分析就不应该存在游离于集群之外的单个中小企业，这样，对于中小企业的定义可能需要重新改写；反过来，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则集群成了中小企业的避风港，这种结果反过来只会降低集群内企业的竞争意识，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生存风险。这是一个循环悖论。
再从实践中看，世界范围内几个著名的企业集群，从美国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台湾的新竹到“第三意大利”，没有一个是政府行为，还有世界上其他很多成功的中小企业集群，也基本上都是市场行为。虽然目前很多国家都在搞工业园区或科技园区，也有搞得很红火的，包括中国的苏州工业园区、杭州工业园区、东莞工业园等，但工业园区或科技园区不等同于中小企业集群。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建设工业园区或科技园区如果基于企业集群，则发展得比较健康；反之，如果工业园区或科技园区的发展背离经济规律，在路径选择上放弃内生型集群化思路，则结果往往不如人意。这种现象从反面非严格地证明了内生型中小企业集群有助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的结论。从中关村科技园发展看，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成立受了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的影响。美国硅谷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信息经济高速成长的奇迹，台湾的新竹科技工业园区也成为电脑生产的“梦工厂”，这是中关村科技园区产生的背景。依靠优惠政策的扶持，依托清华、北大、中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中关村科技园区确实造就了一大批新兴企业，且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由于内部各企业间缺少产业关联性，不能形成良好的分工与协作，导致各个中小企业都是封闭的大而全的生产系统，生产和交易成本很高，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不强，企业发展受到抑制，也没有精力去创新。而且，由于入园企业非集群化以及缺少高水平的专业分工与协作，新企业衍生的风险和成本都很高。企业衍生速度放慢，导致园区内原有企业集群缺少新鲜力量补充，一些企业开始僵化。最后，很多企业转作贸易或国外品牌代理，许多高科技产品制造商把生产线迁移到郊区或者转投到具有电脑生产企业集群的东莞。当然，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还包括制度安排、融资渠道以及社会资本等。但作者认为，忽视产业集群关联性、忽视企业间分工与协作以及缺乏由此产生的外部经济和集体效率是其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关村模式”还有很多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的地方。
(二)被忽略的约束条件
1．集群负效应。我们可以假设中小企业人群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大于不人群的剩余成果，在网络效应为正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将选择加入或者保留在集群内，随着网络效应的增大，将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加入，集群也将不断增大。但是集群的增大将促使地租(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从而产生集群负效应，或称“拥挤效应”。集群负效应越大，需要土地的企业则越多，地租上涨越快，同时企业之间人才的争夺也会越厉害，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会越快。这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最终将导致人群企业在集群中的创新能力损失，从而间接影响到集群内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当然人群中小企业可以选择退出，但已造成的创新能力损失无法弥补。我们前面的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忽略了这个约束条件。
2．集群内的谈判能力约束。由于中小企业加入集群的目的最终可以解释为分割更多的剩余成果，这就使得集群内的中小企业面临一场分配性谈判。所谓分配性谈判是指不变和的谈判，其主要特征就是一个人所得就是另一个人所失。分配性谈判必然导致艰难的讨价还价和紧张的控制力竞争。分配性谈判的结果是依靠势力和权力强制性达成均衡，但由于分配性谈判只是构筑在“分割固定资源”而非创造新价值的理念和行为下，以威胁和势力这类不妥协也不可变的行为为特征，谈判结果只是一种零和博弈，结果必然是势力强或者谈判能力强的集群企业获得更多的剩余成果，谈判能力差势力弱的中小企业则只能分配被分割后留下的更少的剩余成果。一旦出现集群负效应或者经济形势不景气等环境变化，这些弱势企业将在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后首先被淘汰出局。对于这类企业加入集群，其实质不是提高了它们的生存能力，从足够长的期限内考查，它将彻底击碎这类企业的生存梦想。
3．控制力缺失约束。在约束情况下，如果说加入集群的某些弱势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着更大的生存风险，那么对于某些人群的强势企业来说也并不一定就会提高生存几率(相对不加入集群而言)。由于加入集群的所有企业都将面临控制力缺失的约束，强势企业也不例外，因此强势企业的自我主导机会从加入集群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丧失，如果这种丧失对于那些需要有控制力锻炼的企业来说损失很大的话，对于前面得出的“中小企业集群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的结论就需要重新评估了。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每个企业在加入集群前事实上都有一个自我评估过程，如果得不偿失，企业不会选择加入。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理性假设，现实中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并不总是理性的，保持理性一是需要资源，二是需要正常的心态，这对于某些中小企业来说往往成了理性限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虽然集群具有很多优势，许多中小企业也在利用这些优势达成走向成功甚至卓越的桥梁(一些企业做到了)，但是对多数中小企业而言，集群并不是提高生存能力的法宝，更不是救命草。对中小企业而言，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最好办法应是结合集群优势加强自身能力的培养。集群只能被当成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至于政府方面，尊重经济规律，在集群化发展问题上走内生型道路，可能比单纯凭意志办事(比如拉郎配)效果要好。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过教训，中国也有教训，希望这些教训能够起到警醒作用。
(责任编辑 徐家英)
关键词：企业集群；生存能力；技术创新；集群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7)05-0608-04
一、中小企业集群的存在解释
自Adam Smith率先从分工角度描述中小企业集群(MSEs Cluster)现象以来，学界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不同定义和观点也被给出。经济学家Marx Webber把集聚因素引入中小企业集群，强调中小企业集群是企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新制度经济学家Oliver Williamson则指出，中小企业集群属于纯市场组织与纯层级组织之间比较靠近前者的企业组织形式，它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企业内部组织低效与组织外部失灵的一种制度性安排。Michael Porter把合作和竞争引入中小企业集群，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一个竞争优势集合体。在Michael Porter看来，集群内中小企业的相互合作和适度竞争是促使中小企业集群存在并保持活力的决定性因素。
以上学者的研究视角和解释各异，但透过差异仍可以看到一些共通之处：第一，普遍认同中小企业集群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经济现象；第二，基本上都提到了企业集群的地理范围；第三，普遍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正如Williamson所言，当一个中小企业集群的特征出现时，该企业集群不一定就是有效率的集群；而一个有效率的企业集群必定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相互信任。
二、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的无约束关系
前面有关学者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定义或解释基本上可以导出一个结论：中小企业集群有助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效率)。Smith和Webber主要描述了现象，对于二者的关系没有明确指出，但从其分析看，基本上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对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是有益的；Williamson和Porter明确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Williamson认为，中间性组织的存在是组织本身从效率角度或称“生存能力”角度内生性决定的，因此可以认为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具有“天然的”相关关系；Porter在其定义中则使用了“竞争优势集合体”这一词，旨在说明中小企业集群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从而间接点出了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的正相关关系。
从网络效应与人群动力学角度分析，也支持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呈相关关系的结论。几乎可以肯定，中小企业集群的网络效应总体上为正(不排除短期内为负的可能)。如果网络效应为负，说明合作只能带来总体优势的衰减，人群不是提升而是降低了企业的生存能力，中小企业人群的动力首先就不存在，集群不可能形成。当然我们也可以假定网络效应为负的情况下个别控制力强的主导企业依旧可以从中渔利，但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会长期存在，因为弱势企业虽然无力扭转谈判结果，但可以选择退出，中小企业集群的退出壁垒一般都不高，自由退出机制将加速集群的解体。既然企业集群不可能在网络效应为负的情况下长期存在，那么只要集群存在，就可以肯定人群企业可以获得比单独存在时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否则企业不会选择加入。
上述情况也被目前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的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热所证实。意大利是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典范。意大利中小企业的特色是地域同业中小企业集群。根据意大利统计局统计，全意大利目前共有专业集群地199个，分布在全国15个州：西北部58个，占29.2％；东北部42个，占21.2％；中部84个，占42.2％；南部15个，占7.5％，这些集群地企业的有机组合就形成了倍受世界关注的“第三意大利”，“第三意大利”的实质就是中小企业的有序分布(集群)。目前美国也拥有约2 300万家集群中小企业，雇佣着全美53％的劳动力，每年约制造16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占新增就业总数的64％；提供55％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美国政府和美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在21世纪可预见的年代里，集群的中小企业仍将是美国创造就业，促进技术创新，维护竞争活力和保持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也是促进欧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在被统计的1800万家欧盟企业中，25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为17924万家。中小企业的总产值占欧盟总产值的55％，吸收就业人数占到欧盟就业总人数的70％。欧盟中小企业也大多采取了集群的组织形式。此外，日本、芬兰、印度等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业也蒸蒸日上。我国广东、浙江等省中小企业集群也发展得比较顺利。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东自然形成了众多的中小企业集群，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中小企业集群特征更为明显，每个集群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产业。以广东10个技术创新试点镇为例：从中山小榄的五金制品、东莞的电子信息，中山古镇的灯饰，顺德伦教的木工机械，佛山张槎的针织业，高要金利的小五金制品，南海西樵的纺织品，花都狮岭的皮革皮具，南海金沙的小五金制品，澄海风翔的玩具。可以看出每个企业集群的主要产业各具特色，这也是广东中小企业在全国独树一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浙江中小企业不凡的业绩，也直接得益于其大规模的中小企业集群。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浙江工业总产值的89％，税收的78％，出口交货的80％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缴纳和提供的。
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热看，中小企业集群对于企业生存能力是有支持力的。集群增强了企业竞争力，增加了中小企业存续的理由。但中小企业也存在规模上的弱势，单个企业竞争面临很多不利因素，诸如资金不足问题、技术创新能力有限问题，规模经济缺失问题，市场交易成本过高问题，等等，这些劣势决定了单个企业竞争的市场风险很大，存活率较低。国外一些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据日本《产经新闻》统计，日本只有不到5％的中小企业能够存活30年，8.5％的中小企业能够存活20年，18.3％的中小企业能够存活10年，而68.2％的中小企业都将在几年之内“自生自灭”。在美国，一方面每年有一大批中小企业产生，而另一方面在1年～2年之内几乎有50％的中小企业倒闭或被兼并。我国没有存活率方面的官方数据，但亏损方面的数据也很有说服力。以纺织行业的经营为例，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服装企业利润总额增幅高达33.09％，是“十五”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但是，在规模以上企业整体效益持续增长的同时，中小服装企业的亏损面却不断扩大，占中小企业总数的20％，衬衫中小生产企业亏损比例更是高达50％。
可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单个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虽然有一些发展机会，但也面临着 巨大的生产经营风险和生存风险。选择企业集群的发展方式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一种较优的路径选择，对于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有一定帮助。
三、条件约束下的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关系
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之间的关系推论更多地是建立在忽略或暗含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事实上，现实中中小企业集群与企业生存能力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简单和直接。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暗含的约束条件
“中小企业集群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的结论首先暗含了一个约束条件，即中小企业集群是内生的。所谓内生的是指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是自然而自然的，是纯市场行为，较少受人为意志和计划色彩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仍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集群到底是或者说应该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这一问题上。对于这一问题作者比较赞成内生的观点，也认为前面的结论隐含了这样一个约束条件。
从逻辑上推论，如果认为外生型企业集群可以提高企业生存能力的话，从理论上分析就不应该存在游离于集群之外的单个中小企业，这样，对于中小企业的定义可能需要重新改写；反过来，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则集群成了中小企业的避风港，这种结果反过来只会降低集群内企业的竞争意识，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生存风险。这是一个循环悖论。
再从实践中看，世界范围内几个著名的企业集群，从美国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台湾的新竹到“第三意大利”，没有一个是政府行为，还有世界上其他很多成功的中小企业集群，也基本上都是市场行为。虽然目前很多国家都在搞工业园区或科技园区，也有搞得很红火的，包括中国的苏州工业园区、杭州工业园区、东莞工业园等，但工业园区或科技园区不等同于中小企业集群。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建设工业园区或科技园区如果基于企业集群，则发展得比较健康；反之，如果工业园区或科技园区的发展背离经济规律，在路径选择上放弃内生型集群化思路，则结果往往不如人意。这种现象从反面非严格地证明了内生型中小企业集群有助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的结论。从中关村科技园发展看，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成立受了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的影响。美国硅谷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信息经济高速成长的奇迹，台湾的新竹科技工业园区也成为电脑生产的“梦工厂”，这是中关村科技园区产生的背景。依靠优惠政策的扶持，依托清华、北大、中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中关村科技园区确实造就了一大批新兴企业，且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由于内部各企业间缺少产业关联性，不能形成良好的分工与协作，导致各个中小企业都是封闭的大而全的生产系统，生产和交易成本很高，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不强，企业发展受到抑制，也没有精力去创新。而且，由于入园企业非集群化以及缺少高水平的专业分工与协作，新企业衍生的风险和成本都很高。企业衍生速度放慢，导致园区内原有企业集群缺少新鲜力量补充，一些企业开始僵化。最后，很多企业转作贸易或国外品牌代理，许多高科技产品制造商把生产线迁移到郊区或者转投到具有电脑生产企业集群的东莞。当然，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还包括制度安排、融资渠道以及社会资本等。但作者认为，忽视产业集群关联性、忽视企业间分工与协作以及缺乏由此产生的外部经济和集体效率是其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关村模式”还有很多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的地方。
(二)被忽略的约束条件
1．集群负效应。我们可以假设中小企业人群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大于不人群的剩余成果，在网络效应为正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将选择加入或者保留在集群内，随着网络效应的增大，将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加入，集群也将不断增大。但是集群的增大将促使地租(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从而产生集群负效应，或称“拥挤效应”。集群负效应越大，需要土地的企业则越多，地租上涨越快，同时企业之间人才的争夺也会越厉害，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会越快。这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最终将导致人群企业在集群中的创新能力损失，从而间接影响到集群内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当然人群中小企业可以选择退出，但已造成的创新能力损失无法弥补。我们前面的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忽略了这个约束条件。
2．集群内的谈判能力约束。由于中小企业加入集群的目的最终可以解释为分割更多的剩余成果，这就使得集群内的中小企业面临一场分配性谈判。所谓分配性谈判是指不变和的谈判，其主要特征就是一个人所得就是另一个人所失。分配性谈判必然导致艰难的讨价还价和紧张的控制力竞争。分配性谈判的结果是依靠势力和权力强制性达成均衡，但由于分配性谈判只是构筑在“分割固定资源”而非创造新价值的理念和行为下，以威胁和势力这类不妥协也不可变的行为为特征，谈判结果只是一种零和博弈，结果必然是势力强或者谈判能力强的集群企业获得更多的剩余成果，谈判能力差势力弱的中小企业则只能分配被分割后留下的更少的剩余成果。一旦出现集群负效应或者经济形势不景气等环境变化，这些弱势企业将在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后首先被淘汰出局。对于这类企业加入集群，其实质不是提高了它们的生存能力，从足够长的期限内考查，它将彻底击碎这类企业的生存梦想。
3．控制力缺失约束。在约束情况下，如果说加入集群的某些弱势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着更大的生存风险，那么对于某些人群的强势企业来说也并不一定就会提高生存几率(相对不加入集群而言)。由于加入集群的所有企业都将面临控制力缺失的约束，强势企业也不例外，因此强势企业的自我主导机会从加入集群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丧失，如果这种丧失对于那些需要有控制力锻炼的企业来说损失很大的话，对于前面得出的“中小企业集群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的结论就需要重新评估了。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每个企业在加入集群前事实上都有一个自我评估过程，如果得不偿失，企业不会选择加入。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理性假设，现实中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并不总是理性的，保持理性一是需要资源，二是需要正常的心态，这对于某些中小企业来说往往成了理性限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虽然集群具有很多优势，许多中小企业也在利用这些优势达成走向成功甚至卓越的桥梁(一些企业做到了)，但是对多数中小企业而言，集群并不是提高生存能力的法宝，更不是救命草。对中小企业而言，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最好办法应是结合集群优势加强自身能力的培养。集群只能被当成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至于政府方面，尊重经济规律，在集群化发展问题上走内生型道路，可能比单纯凭意志办事(比如拉郎配)效果要好。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过教训，中国也有教训，希望这些教训能够起到警醒作用。
(责任编辑 徐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