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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角色的突然转换
朝鲜战争，广义上讲，从1949年6月就开始了。当时沿三八线曾发生了一连串小规模袭击，朝韩军队进入对方领土实施军事行动。在接触中，韩军并未感到朝军有强大的战斗力，当然也不认为它有能力席卷整个半岛。李奇微反思一“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未能恰如其分地估计北朝鲜人民军的强大战斗力。这一估计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在半年的时间里，朝人民军发生了外界不知的大变化，一是撤退的苏军把装备留给了人民军，二是中共四野将富有作战经验的朝鲜族老兵交给了金日成。后者尤为重要。由警察改编的韩军几乎一夜之间就完全不是人民军的对手了。
第二次角色转换发生在1950年7月底8月初。这时杜鲁门总统已宣布要保卫韩国，麦克阿瑟当了总司令，人民军在大田、晋州、大邱、釜山的进攻中，几乎全是在与美军作战(美24师、25师、第1骑兵师)。美国巨大的军事潜力足以让任何对手畏惧，何况它大战新胜、霸主新当，岂肯输在一个无名小辈枪下。美军开始时的软弱是因为人数太少尚未来得及动员，这是程序问题，不是软硬问题。明明在与美军作战，美军抵抗越来越强，美国正在动员，往最好了说，也是一场残酷无比的恶仗，但人民军最高统帅却觉得仗打得正顺手，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把美军赶到大海里去了。人民军主力全部集结于大邱釜山环形防线，后方极度空虚却浑然不知。麦克阿瑟和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实施了近百次两栖登陆，他和美军如果不用此招，倒是令人难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已经研判出美军两栖登陆的可能，毛泽东提醒金日成，仁川、群山等四地要格外注意。金未能从毛意，铸成大错。
第三次角色转换的错误是麦克阿瑟犯的，他误判了毛泽东和中国高层的意图。与国土资源人口有限的朝鲜作战是一回事，与国土资源人口潜力庞大的新中国和久经战阵的解放军作战是另一回事儿。中共新得天下，解放军威势正盛，用打人民军残部的“联合国军”兵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其风险和后果，如同人民军与美军作战，有悬念，也有限。其实麦帅的大军在接近鸭绿江时，已经发现了中国军队。少数中国军人会不会是一支大部队的前锋呢?麦帅也想过，但大军已经打到了朝中边境，正像人民军打到了大邱釜山一样，又打得顺手，哪里肯罢休，胜者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第四次低估敌人是志愿军。二次战役打完，我军已把战线推进到38线，中国军队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新中国为自己的儿女自豪欣喜若狂。彭总非常冷静，他深知部队伤亡很大极为疲劳，后勤补给不足，作战环境恶劣，并未成建制(美军师团营级英国土耳其旅级)地消灭敌人。他制订了第三次战役方案：志愿军越过38线攻克汉城，打到了37线。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车祸身亡，马修·李奇微将军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他于1950年12月24日到达东京羽田机场。他身穿伞兵服，胸前挂两枚手榴弹，旋风般地视察了所有部队，与士兵和将军交谈，亲乘小飞机侦察前线。12月31日黄昏，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时，临津江前线地雷铁丝网密布，敌军抵抗力明显增强，这些都是李奇微拼命努力的结果，只是由于时间太短，尚无力阻止志愿军的强大攻势。志愿军包括高级指挥人员也未能觉察到美军换将带来的大变化。
李奇微与麦帅之不同就在于：李是空降兵出身；麦是传统的老步兵将军，麦在西点军校毕业时，莱特兄弟才发明飞机。李指挥82空降师在诺曼底敌后跳伞时，麦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指挥所里调配三军。李面临生死存亡必须连续作战，麦却可以按自己的节奏来。李在法国真拼实打，麦在莱特湾滩头作秀。李55岁，麦70岁。李的指挥和战斗风格与麦完全不一样。志愿军在一次战役总结出的对美军作战模式，在二次战役中得到了验证并取得了胜利，那仅仅是对付麦帅统领的美军，搬到李帅的美军身上，就不合适了。
李奇微好勇斗狠，却一点儿都不笨。他用心分析了志愿军的战法，总结出志愿军的“星期战术”。关于这一点，多数战史学者都注意到了，却少有人把它提升到数字化分析和归纳(这个词相当于中文“总结”)的高度。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作战，终其3年战败，也未能总结得如此干净利落，可见数字化分析就是快!
战争爆发时，李奇微担任陆军副总参谋长，每天图演战斗进程，到他抵达朝鲜前线时，他已经得出结论准备付之行动拆招解招了。李奇微的思考过程和结论彭总当然不知道，所以，当志愿军大胜(指重占汉城)，后撤美军随即反扑时，彭总也吃了一惊。
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就是死贴志愿军，用坦克组成的机械化分队，沿山谷插入志愿军阵地纵深。这是一种美国版本的穿插战术，对中国人反其道而用之。还有一种战法倒是美国货，那就是每逢中国士兵在一个山头上阻击美军，美军便放慢节奏，围着山头，用大炮坦克飞机狂轰滥炸，然后发起越来越猛烈的步兵攻击，直到把工事炸平，把中国士兵杀光为止。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志愿军未能找到抗击大规模炸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办法。他们在汉江两岸血战，在横城大规模反击，虽然也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却无法休整摆脱变动局面。
教训、经验和创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成长的20余年里，有一条军事原则是要被牢记的，那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成建制地消灭敌人。换句话讲，就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解放战争基本上就是按这个原则打的。志愿军每次发起攻击后，迅速突破敌军前沿阵地，向敌后大纵深穿插，分割包围敌人，捣毁敌人的指挥机构，动摇敌人的平衡，造成他们的混乱，由于两军混战，敌人的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无法发挥，最后被歼。在一、二、三次战役中，这招挺灵。
怕就怕对手在失败中汲取教训，拼命改进适应了你的打法。第四次战役时，志愿军在砥平里包围了约一个团的成建制敌人6000人，抽调主力坚决攻歼之。被围之敌退无可退，组织环型防御殊死抵抗，我军大炮等重武器不足久攻不下，敌军利用我主力集中，组建坦克分队，既突击救援砥平里，又切断我军联系，搅乱我军后方。我军被迫忍痛撤围。显然敌人是利用它的装甲和机动性优势，针对我军反坦克和攻坚火力弱的软肋，这是解放战争中未曾遇到的新问题。这个问题未曾解决，由于补充兵力和火炮大量入朝，第五次战役开始了。五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打的规模最大的战役。由于李奇微取代麦克阿瑟成为主帅，范佛利特接任了李奇微的职位。虽然志愿军取得了不少可圈可点的胜利，但残酷的战争证明，我军采用大规模运动战的打法，在敌人的空中优势、火力优势、机动性优势和后勤优势的情形下，不占便宜。
毛泽东对此总结道“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大包围。打美英军——每次只 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全部地包围歼灭之。”作为党和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日理万机，还潜心研究总结远方前线的教训和经验，实在难得。
就在中国军方最高领导人分析总结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的得失成败时，美军主帅范佛利特却得意洋洋地陷入了经验主义的轨道。志愿军五次战役刚刚结束，范氏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便滚滚而来。范佛利特的杀手锏是：美国庞大的现代军火工业已经启动，整船整船的坦克飞机大炮被运到朝鲜，其中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刚刚研制出来的。朝鲜上空的美国战机从开战时的1000余架猛增到2000余架。范佛利特和李奇微的逻辑很简单：既然在刚过去的作战中，饱和炸射能摧毁敌军在任何山头上的抵抗，那么多十倍百倍的炸射就能杀光任何活着的生物了。朝鲜的群山迟早会像德国日本的城市一样，在美军的钢铁和火焰下低头。
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防线划分是：志愿军守中部和西部：人民军守东部。“联合国”军的沉重打击先落在了被认为“较弱的”人民军头上。在人民军防守的924高地、965高地、884高地、“血岭”(美军命名)、“伤心岭”(美军命名，朝方称1211高地)山岳地区的苦战中，美军一个师9天打了36万发炮弹，还有巨量航空炸弹和舰炮炮弹。但人民军依然坚守阵地，生物无法生存的山岩上，人活着并一次次打退攻击者。7个师的“联合国军”，血战1个月，在80千米防线上仅推进2～8千米，付出重大伤亡。人民军的法宝就是挖坑道。
几乎与人民军同时，志愿军也发明了坑道。20兵团65军的战士为防炮(数月内敌人向20兵团打炮778万发)，在山包反斜面挖了一些猫耳洞，有的洞挖得很深，互相连起来。杨得志司令员深受启发，大力组织推广，全军掀起挖坑道热潮。彭德怀听了杨得志的报告非常兴奋，立即在志愿军推广，他认为终于找到了对付敌军现代化装备优势的好办法。我64军的一个连，利用一条马蹄形的坑道，顶住了美军3万发炮弹和几百枚炸弹的狂轰滥炸，一天内打退敌人22次进攻，毙伤敌700余人，自己仅伤亡21人。想想四次战役时，38军在汉江两岸阻击敌人进攻时的牺牲，坑道的意义是多么重大呀。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一战时的战壕铁丝网。
美军的“秋季攻势”在250千米的志愿军防线上撞得粉碎，“联合国军”伤亡25万人。志愿军伤亡9.1万人。在大规模运动作战时期，敌我伤亡比基本为1：1。事实表明，与美军(广义上讲，是美国广大的军工教媒科研体系)无数的发明创新相比，坑道的发明创新是一个终结者。志愿军在前线和东西海岸10个月内构筑坑道1250千米(大部分在岩石中)，与之配合的战壕交通壕6240千米，形成了以坑道为主的坚固防御体系，敌人望而生畏。1952年夏季的上甘岭战役，坑道发挥了重大作用。
喜讯传来，毛泽东说：“我们方面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现在看来都解决了。办法就是钻洞子，敌人对我们束手无策。”
单凭一个创新是不够的
即便有了坑道这个宝，它也只是解决了“保存自己”的问题，想赢得战争是远远不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发挥才智，以中国的悠久文化和东方式的聪明，为打击侵略者作出了贡献。
1952年，志愿军依托坑道，开展了广泛的狙击手活动。它不同于西方军队中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狙击手(他们人数少价值高，专门猎杀敌方指挥官等高价值目标)，志愿军的行动称之为“冷枪冷炮杀敌运动”，不仅投入了大量普通步兵，连少数炮兵也参与其中。我24军(军长皮定均)拥有优秀狙击手张桃芳等多人，在接防上甘岭阵地的5个月中，冷枪击毙敌人1万余人，冷炮毙敌4000人，我方损失轻微，给敌以极大的震慑。
现代战争是一场后勤战争。美军一贯重视后勤，也一贯重视破坏别人的后勤。二战中，美军轰炸德国工业区，用潜艇战绞杀日本海运线，对胜利贡献很大。战争之初，成立不久的美国空军(1947年脱离陆航独立成军)，拼出全部气力摧毁人民军和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网。志愿军由于没有空军和防空兵，仅靠隐蔽伪装和夜间行军作战，吃了很多亏。斯大林也后悔派空军相助过迟。面对损失和敌机穷凶极恶的封锁，1951年5月，志愿军成立后勤司令部。志愿军后勤部门与敌人的“绞杀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想出大量方法，不断改进防空和运输系统。刚成立的新中国空军入朝参战，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空中霸权。苏联空军也助了一臂之力。随着我军后勤改善，前方部队粮弹充足，大炮数量和炮弹基数增加，我军火力较刚入朝时增加几倍到几十倍，有力地配合了步兵。据统计，1951年夏季后，我军给敌军造成的伤亡中，炮弹伤亡占60％以上。没有通畅有力的后勤补给，就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共高层痛下决心，坚决发展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国防工业帮助越南打败了现代化美国战争机器。
战争原则是什么
无论孙子、成吉思汗、克劳塞威茨，都未曾料到朝鲜战争，特别是它初期作战双方武器装备的巨大悬殊和战争结果。因此，当我们研究前辈们的战争理论和战史事实时，不禁想到：战争胜利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志愿军战士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意志和智慧，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能找到他们的影子。美军当然也不会服输。既然如此，他们就接着打下去，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军不断变换对手，不愿退出聚光灯。我们关于战争的思考和准备也不会停止。
朝鲜战争，广义上讲，从1949年6月就开始了。当时沿三八线曾发生了一连串小规模袭击，朝韩军队进入对方领土实施军事行动。在接触中，韩军并未感到朝军有强大的战斗力，当然也不认为它有能力席卷整个半岛。李奇微反思一“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未能恰如其分地估计北朝鲜人民军的强大战斗力。这一估计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在半年的时间里，朝人民军发生了外界不知的大变化，一是撤退的苏军把装备留给了人民军，二是中共四野将富有作战经验的朝鲜族老兵交给了金日成。后者尤为重要。由警察改编的韩军几乎一夜之间就完全不是人民军的对手了。
第二次角色转换发生在1950年7月底8月初。这时杜鲁门总统已宣布要保卫韩国，麦克阿瑟当了总司令，人民军在大田、晋州、大邱、釜山的进攻中，几乎全是在与美军作战(美24师、25师、第1骑兵师)。美国巨大的军事潜力足以让任何对手畏惧，何况它大战新胜、霸主新当，岂肯输在一个无名小辈枪下。美军开始时的软弱是因为人数太少尚未来得及动员，这是程序问题，不是软硬问题。明明在与美军作战，美军抵抗越来越强，美国正在动员，往最好了说，也是一场残酷无比的恶仗，但人民军最高统帅却觉得仗打得正顺手，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把美军赶到大海里去了。人民军主力全部集结于大邱釜山环形防线，后方极度空虚却浑然不知。麦克阿瑟和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实施了近百次两栖登陆，他和美军如果不用此招，倒是令人难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已经研判出美军两栖登陆的可能，毛泽东提醒金日成，仁川、群山等四地要格外注意。金未能从毛意，铸成大错。
第三次角色转换的错误是麦克阿瑟犯的，他误判了毛泽东和中国高层的意图。与国土资源人口有限的朝鲜作战是一回事，与国土资源人口潜力庞大的新中国和久经战阵的解放军作战是另一回事儿。中共新得天下，解放军威势正盛，用打人民军残部的“联合国军”兵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其风险和后果，如同人民军与美军作战，有悬念，也有限。其实麦帅的大军在接近鸭绿江时，已经发现了中国军队。少数中国军人会不会是一支大部队的前锋呢?麦帅也想过，但大军已经打到了朝中边境，正像人民军打到了大邱釜山一样，又打得顺手，哪里肯罢休，胜者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第四次低估敌人是志愿军。二次战役打完，我军已把战线推进到38线，中国军队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新中国为自己的儿女自豪欣喜若狂。彭总非常冷静，他深知部队伤亡很大极为疲劳，后勤补给不足，作战环境恶劣，并未成建制(美军师团营级英国土耳其旅级)地消灭敌人。他制订了第三次战役方案：志愿军越过38线攻克汉城，打到了37线。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车祸身亡，马修·李奇微将军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他于1950年12月24日到达东京羽田机场。他身穿伞兵服，胸前挂两枚手榴弹，旋风般地视察了所有部队，与士兵和将军交谈，亲乘小飞机侦察前线。12月31日黄昏，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时，临津江前线地雷铁丝网密布，敌军抵抗力明显增强，这些都是李奇微拼命努力的结果，只是由于时间太短，尚无力阻止志愿军的强大攻势。志愿军包括高级指挥人员也未能觉察到美军换将带来的大变化。
李奇微与麦帅之不同就在于：李是空降兵出身；麦是传统的老步兵将军，麦在西点军校毕业时，莱特兄弟才发明飞机。李指挥82空降师在诺曼底敌后跳伞时，麦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指挥所里调配三军。李面临生死存亡必须连续作战，麦却可以按自己的节奏来。李在法国真拼实打，麦在莱特湾滩头作秀。李55岁，麦70岁。李的指挥和战斗风格与麦完全不一样。志愿军在一次战役总结出的对美军作战模式，在二次战役中得到了验证并取得了胜利，那仅仅是对付麦帅统领的美军，搬到李帅的美军身上，就不合适了。
李奇微好勇斗狠，却一点儿都不笨。他用心分析了志愿军的战法，总结出志愿军的“星期战术”。关于这一点，多数战史学者都注意到了，却少有人把它提升到数字化分析和归纳(这个词相当于中文“总结”)的高度。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作战，终其3年战败，也未能总结得如此干净利落，可见数字化分析就是快!
战争爆发时，李奇微担任陆军副总参谋长，每天图演战斗进程，到他抵达朝鲜前线时，他已经得出结论准备付之行动拆招解招了。李奇微的思考过程和结论彭总当然不知道，所以，当志愿军大胜(指重占汉城)，后撤美军随即反扑时，彭总也吃了一惊。
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就是死贴志愿军，用坦克组成的机械化分队，沿山谷插入志愿军阵地纵深。这是一种美国版本的穿插战术，对中国人反其道而用之。还有一种战法倒是美国货，那就是每逢中国士兵在一个山头上阻击美军，美军便放慢节奏，围着山头，用大炮坦克飞机狂轰滥炸，然后发起越来越猛烈的步兵攻击，直到把工事炸平，把中国士兵杀光为止。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志愿军未能找到抗击大规模炸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办法。他们在汉江两岸血战，在横城大规模反击，虽然也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却无法休整摆脱变动局面。
教训、经验和创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成长的20余年里，有一条军事原则是要被牢记的，那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成建制地消灭敌人。换句话讲，就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解放战争基本上就是按这个原则打的。志愿军每次发起攻击后，迅速突破敌军前沿阵地，向敌后大纵深穿插，分割包围敌人，捣毁敌人的指挥机构，动摇敌人的平衡，造成他们的混乱，由于两军混战，敌人的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无法发挥，最后被歼。在一、二、三次战役中，这招挺灵。
怕就怕对手在失败中汲取教训，拼命改进适应了你的打法。第四次战役时，志愿军在砥平里包围了约一个团的成建制敌人6000人，抽调主力坚决攻歼之。被围之敌退无可退，组织环型防御殊死抵抗，我军大炮等重武器不足久攻不下，敌军利用我主力集中，组建坦克分队，既突击救援砥平里，又切断我军联系，搅乱我军后方。我军被迫忍痛撤围。显然敌人是利用它的装甲和机动性优势，针对我军反坦克和攻坚火力弱的软肋，这是解放战争中未曾遇到的新问题。这个问题未曾解决，由于补充兵力和火炮大量入朝，第五次战役开始了。五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打的规模最大的战役。由于李奇微取代麦克阿瑟成为主帅，范佛利特接任了李奇微的职位。虽然志愿军取得了不少可圈可点的胜利，但残酷的战争证明，我军采用大规模运动战的打法，在敌人的空中优势、火力优势、机动性优势和后勤优势的情形下，不占便宜。
毛泽东对此总结道“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大包围。打美英军——每次只 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全部地包围歼灭之。”作为党和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日理万机，还潜心研究总结远方前线的教训和经验，实在难得。
就在中国军方最高领导人分析总结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的得失成败时，美军主帅范佛利特却得意洋洋地陷入了经验主义的轨道。志愿军五次战役刚刚结束，范氏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便滚滚而来。范佛利特的杀手锏是：美国庞大的现代军火工业已经启动，整船整船的坦克飞机大炮被运到朝鲜，其中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刚刚研制出来的。朝鲜上空的美国战机从开战时的1000余架猛增到2000余架。范佛利特和李奇微的逻辑很简单：既然在刚过去的作战中，饱和炸射能摧毁敌军在任何山头上的抵抗，那么多十倍百倍的炸射就能杀光任何活着的生物了。朝鲜的群山迟早会像德国日本的城市一样，在美军的钢铁和火焰下低头。
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防线划分是：志愿军守中部和西部：人民军守东部。“联合国”军的沉重打击先落在了被认为“较弱的”人民军头上。在人民军防守的924高地、965高地、884高地、“血岭”(美军命名)、“伤心岭”(美军命名，朝方称1211高地)山岳地区的苦战中，美军一个师9天打了36万发炮弹，还有巨量航空炸弹和舰炮炮弹。但人民军依然坚守阵地，生物无法生存的山岩上，人活着并一次次打退攻击者。7个师的“联合国军”，血战1个月，在80千米防线上仅推进2～8千米，付出重大伤亡。人民军的法宝就是挖坑道。
几乎与人民军同时，志愿军也发明了坑道。20兵团65军的战士为防炮(数月内敌人向20兵团打炮778万发)，在山包反斜面挖了一些猫耳洞，有的洞挖得很深，互相连起来。杨得志司令员深受启发，大力组织推广，全军掀起挖坑道热潮。彭德怀听了杨得志的报告非常兴奋，立即在志愿军推广，他认为终于找到了对付敌军现代化装备优势的好办法。我64军的一个连，利用一条马蹄形的坑道，顶住了美军3万发炮弹和几百枚炸弹的狂轰滥炸，一天内打退敌人22次进攻，毙伤敌700余人，自己仅伤亡21人。想想四次战役时，38军在汉江两岸阻击敌人进攻时的牺牲，坑道的意义是多么重大呀。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一战时的战壕铁丝网。
美军的“秋季攻势”在250千米的志愿军防线上撞得粉碎，“联合国军”伤亡25万人。志愿军伤亡9.1万人。在大规模运动作战时期，敌我伤亡比基本为1：1。事实表明，与美军(广义上讲，是美国广大的军工教媒科研体系)无数的发明创新相比，坑道的发明创新是一个终结者。志愿军在前线和东西海岸10个月内构筑坑道1250千米(大部分在岩石中)，与之配合的战壕交通壕6240千米，形成了以坑道为主的坚固防御体系，敌人望而生畏。1952年夏季的上甘岭战役，坑道发挥了重大作用。
喜讯传来，毛泽东说：“我们方面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现在看来都解决了。办法就是钻洞子，敌人对我们束手无策。”
单凭一个创新是不够的
即便有了坑道这个宝，它也只是解决了“保存自己”的问题，想赢得战争是远远不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发挥才智，以中国的悠久文化和东方式的聪明，为打击侵略者作出了贡献。
1952年，志愿军依托坑道，开展了广泛的狙击手活动。它不同于西方军队中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狙击手(他们人数少价值高，专门猎杀敌方指挥官等高价值目标)，志愿军的行动称之为“冷枪冷炮杀敌运动”，不仅投入了大量普通步兵，连少数炮兵也参与其中。我24军(军长皮定均)拥有优秀狙击手张桃芳等多人，在接防上甘岭阵地的5个月中，冷枪击毙敌人1万余人，冷炮毙敌4000人，我方损失轻微，给敌以极大的震慑。
现代战争是一场后勤战争。美军一贯重视后勤，也一贯重视破坏别人的后勤。二战中，美军轰炸德国工业区，用潜艇战绞杀日本海运线，对胜利贡献很大。战争之初，成立不久的美国空军(1947年脱离陆航独立成军)，拼出全部气力摧毁人民军和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网。志愿军由于没有空军和防空兵，仅靠隐蔽伪装和夜间行军作战，吃了很多亏。斯大林也后悔派空军相助过迟。面对损失和敌机穷凶极恶的封锁，1951年5月，志愿军成立后勤司令部。志愿军后勤部门与敌人的“绞杀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想出大量方法，不断改进防空和运输系统。刚成立的新中国空军入朝参战，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空中霸权。苏联空军也助了一臂之力。随着我军后勤改善，前方部队粮弹充足，大炮数量和炮弹基数增加，我军火力较刚入朝时增加几倍到几十倍，有力地配合了步兵。据统计，1951年夏季后，我军给敌军造成的伤亡中，炮弹伤亡占60％以上。没有通畅有力的后勤补给，就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共高层痛下决心，坚决发展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国防工业帮助越南打败了现代化美国战争机器。
战争原则是什么
无论孙子、成吉思汗、克劳塞威茨，都未曾料到朝鲜战争，特别是它初期作战双方武器装备的巨大悬殊和战争结果。因此，当我们研究前辈们的战争理论和战史事实时，不禁想到：战争胜利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志愿军战士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意志和智慧，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能找到他们的影子。美军当然也不会服输。既然如此，他们就接着打下去，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军不断变换对手，不愿退出聚光灯。我们关于战争的思考和准备也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