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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地学派萌始于抗战时期，与“方志三学”论派、社会学派合称为二战后中国台湾地区的三大方志流派。张其昀是新地学派的开山鼻祖，在国内率先主张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改造传统方志的内容，弥补传统方志之缺，又提倡以学术论文的方式纂修方志，论述并重，并提出修志要“众手成志”和“专家修志”相结合，使所修志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迥异于传统志书，自成一种风格。但“论述并重”的纂修方法因与志书“叙而不论”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 张其昀 “新方志”理论 现代地理学 新地学派
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浙江省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出生于当地的一个书香世家，近代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改组为国立东南大学）国文史地部，1923年毕业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主编的高中《本国地理》，与戴运轨的高中物理课本、林语堂的高中英语课本并称为民国高中三大课本。1927年回母校东南大学（1928年改组扩充为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教授。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届评议会，张其昀成为41名评议员之一。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应其邀请，张其昀赴浙江大学任教，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史地学系，并长期担任该系系主任兼史地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还兼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去台湾，以学者身份入仕，历任“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长”、“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国防研究院”主任、“国民大会”代表兼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等职。1962年筹办中国文化研究所，1980年6月更名为中国文化大学。
方志为地乎？为史乎？千百年来不少人各执一词，争持不下。中国古代修志流派有历史（或称撰著、文献）、地理（或称纂辑、考据）之分。前者以章学诚、鲁一同为代表，肯定方志如古诸侯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强调以正史写法修志，重视当代文献和地方档案，重视志书的实用价值，缺点是长于史裁而短于考据（内容），不以征引见长，无形中削弱了志书的资料性;后者以戴震、孙星衍、洪亮吉为代表，把方志看作地理书[1]，首重地理沿革，重视对资料的考证，强调言出有据，缺点是信载籍不信传闻，厚古薄今，忽略对当代文献的搜集，志书编修贵因不贵创，缺乏创新精神，经世致用功能不彰显。进入民国以后，李泰棻、王葆心、余绍宋、吴宗慈、唐祖培等方志学者承继了历史派的思想，而张其昀则是承继了地理派的思想，他更重视方志的地理属性，认为方志就是地理书，“就一特定区域，而观察地理事实之各方面，凡天时、地利、人和种种现象，及其互相关系，一一疏通而证明之，而说明本地风光或地方景色，故又称为区域地理，以吾国固有之名称称之，即方志学是也”[1]（P396），“吾人今日言方志学，必须恢复‘图经’之本来面目，崇尚专门，地方志仅为一地理书而止，至以保存文献为目的者，不妨正名为地方史”[1]（P431），主张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改造传统方志。当然，他所谓的“地理书”也是秉承了古代方志地理派一贯的主张，即注重记载地理方面的内容，但并不完全排斥人文内容，只是反对清代乾嘉以来方志历史派以保存文献为目的的做法。至于张其昀后来被称作方志“新地学派”，是因为他站在近代分类地理科学进步成果的基础上，需要与以戴震、孙星衍、洪亮吉为代表的古代地理派相区分，“区域地理的性质，就是中国古来的方志，可是这种方志有纯粹的科学精神做基础，所以叫做新方志”[2]（P181）。前人对张其昀的研究成果虽有不少，但基本上着眼于其师承学谊、史地学成就、地理学思想、史学思想、史地教育方面，对其方志学思想鲜有研究，目前仅有王永太的《张其昀与〈遵义新志〉》和何沛东的《试论张其昀主编〈遵义新志〉之性质》，涉及到张其昀所纂《遵义新志》的性质、内容和史料价值的研究[3]。本文则拟对张其昀的修志思想即“新方志”理论作一全面探讨。
一、用现代地理学观点改造传统方志
首先，张其昀与当时大多数民国学者把方志看作地方史不同，主张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来纂修方志，弥补传统旧志“以保存史料为主，地理反为附录”[1]（P405）的缺失。他阐述了方志学在地理学上的意义及其两者的关系，认为“分类地理”和“分区地理”是地理学的双轨，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分类地理”即指地球物理学、地文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又称“通论地理”，是为“地理学之经”;而“分区地理”就是方志学，又称“区域地理”，是“地理学之纬”。他指出：“有方志而无通论，其弊为见其表而未见其里，所谓空中楼阁，而乏稳固之基础。有通论而无方志，其弊为见其偏而未见其全，所谓博而寡要，皆未尽地理研究之能事。例如吾人研究地文学，而特重黄土一项，凡关于黄土者，穷其究竟，纤悉靡遗，而询及其他，或茫无所知”[1]（P396）。而我国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通论地理著作绝鲜，是造成方志落后的原因，“我国过去方志学之缺点，即在于无通论以相辅并进，致缺乏基本知识，故进步殊鲜”[1]（P397），“仅注意于个别之事实，而忽略寓于个别事实中之原理，或仅注意于事实之发生，而昧于凭藉而生之重要背景”[4]（P176）。故今后修志，应以近20年分类地理进步的成果，来弥补传统旧志的缺失，以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来纂修方志，“使地理性之方志立一新生命，实为当然之结论”[1]（P402）。他把方志分成游记、县志、区域志（近似于旧时府志）、省志、一统志、外国志6类，至于以保存文献为主的传统方志则将其归之于地方史，与方志区分开来，“旧式志书自亦有其实用的价值，今后重修，不如正名为某地之史，同时方志学亦有其自己的园地，此所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4]（P180）。
张其昀与方志结缘始于在国立东南大学读书期间。民国时期曾两次主持编修方志。一次是1934年，张其昀随国防设计委员会西北调查团人文地理分队实地考察时，应邀主持纂修甘肃省夏河县的第一部地方志，1935年完稿，称《甘肃省夏河县志略》[1]。另一次是抗战时期，浙江大学流亡贵州遵义，张其昀带领浙大史地学系师生编修《遵义新志》，1942年开始编纂，1948年付印。如果说编纂《甘肃省夏河县志略》是张其昀“新方志”理论的初步实践，那么《遵义新志》则是他理论成熟后的作品，被视为“新地学派”的扛鼎之作。《遵义新志》从体例到内容，与宋代定型以后的传统志书有很大的差异，按张其昀自己的话说“顾中国过去之方志，意在保存桑梓文献，故其记载偏重于地方史料。此次本所编纂之《遵义新志》，大都为地学著作，特重地图之表现，与旧志体例不同，适足以补其所缺”[2]。该志从正文内容看，以地理方面为主，其中关于土地利用调查工作和相对高度的研究，是中国地理研究中的两项首创。基本资料大多通过实测或专题研究所得，抄录其他文献的地方极少，与传统志书以搜集地方文献为主有着明显的不同。志书中收录的与遵义地区有关的22张地图，分类极其细致，从种类上来说较传统志书为多，且在这22张图中，除《遵义附近地质柱状图》《遵义县地质剖面图》《遵义雨量变化柱状图》《遵义地景素描》《遵义土壤标准剖面图》和《遵义附近立体图》外，皆有精确的比例尺标注，这对于亲身测绘的地图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遵义新志》表现出的上述不同于传统志书的特点，有研究者认为张其昀口中的“方志”不是志书，而是一种纯粹的区域地理学著作[3]（P14）。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从张其昀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口中的“方志学”（或者说比附之“区域地理”）是包含了乡土地理和乡土历史内容的一个综合性学科，“方志学之内容，包括乡土地理与乡土历史，中外皆然。现代方志学之趋势，对小区域之研究，极尽精详之能事，插图与照片至为丰富，藉以奠定国家地图集之基础。所谓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4]（P215）。民国三十年代他在《方志月刊》上发表过《县志拟目》一文，同样提出了县志应包括天时、地势、水系、富源、交通、民生、实业、聚落、人口、民族、风俗、县政、军事、古迹、文献15个部分，其中“文献”部分，“关于人物者，如乡贤、名宦、游寓、方外、列女等，对一地方之开拓发展，有特殊之贡献者。关于艺文者，自名家论著，诗人歌咏，以至裨史、格言、谚语、童谣，凡足以表章一地方之风土人情者，皆所采录”[5]（P5）。其所修《甘肃省夏河县志略》《遵义新志》也都有涉及人文的内容，即使如《遵义新志》，正文似乎没有涉及人文，但从其自序中可以看出，该志原来规划的记述范围要更广泛些，除了现存的内容外，还有38个已经完成的专题研究，因种种原因没有纳入志书，附其目录于志末的《遵义史地文献目录》中，像谭其骧的《播州杨保考》、胡玉堂的《郑子尹别录》《莫友芝别录》、管佩韦的《黎庶昌别录》、王爱云的《贵州开发史》、陈光崇的《明代之贵州》等篇，都是关于人物、氏族、历史的内容。所以，与其说张其昀所谓的“方志”是区域地理学著作，倒不如说是张其昀用区域地理学的观点来改造传统方志更为妥当，因为“史地结合，时空交织”是张其昀一以贯之的学术主张，“时空二者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时代观念若非与地域观念相附丽，则难以想像;反之亦然”[4]（P223），“史地之學，包括人类经验之全，而又互相经纬，非常密切。诚欲辨其领域，颇非易事。以大较言之，历史所主，犹戏剧也;地理所主，犹舞台也。历史的陈迹，往往结晶于地理事实中。史学家应用地理以解释过去，地学家应用历史以解释现在”[6]（P16）。他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来纂修方志，难道不是其史地结合思想的体现吗？
二、以学术论文的方式纂修方志，论述并重
其次，张其昀主张以学术论文的方式纂修方志，论述并重。他说：“旧方志之缺点，即注意于个别之事实，而忽略寓于个别事实中之原理，或仅注重于事实之发生，而昧于凭藉而生之重要背景，今则必须矫正之。新方志当以世界眼光观察局部，又以过去事实解释现在。世界一体之观念，为地理学之主要方法，故因小可以喻大，由近可以及远。此方法善于利用，则方志学之收获常有裨于通论之研究”[1]（P398）。其所修《遵义新志》正是以学术论著方式撰写的一部方志，每一章节单独拎出来，都是一篇专业水平极高的学术论文。我们知道，文史哲方面的论文基本上是借助资料和前人已有的成果，实地调查的很少，自然科学的论文则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和测量实验，而《遵义新志》的基本资料都是通过实际观测或是实地调查研究取得的，抄录其他文献的极少，因此该志不像其他志书那样是由资料堆砌出来。也正是因为采用了“论文式”的编纂方法，因此行文上是“论述并重”的“撰修”，而不像其他志书那样是“述而不作”。如《地质》一章，刘之远教授采用图文结合、数据说明等方式记载了遵义的地质情况，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变化、成因等作了科学的分析，并在对遵义地质的勘探中，发现了团溪锰矿，对当时战时的重庆钢铁业和西南工业建设影响甚巨。又比如《土地利用》一章，以1940年出版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为蓝本，根据实际调查资料，把耕地、森林、荒地、道路、房屋的分布填绘成图，并提出相应的具体建议，夹叙夹议。因为是用写学术论文的方式编纂的志书，因此，《遵义新志》在学术规范上堪称完美。如志书在叙述古生物时，采用拉丁文二名法;气候资料注明时限;专业术语注明国际通用名称;甚至对所采用的计算方法也加以说明。如第二章《气候》，说明使用了“调和分析法（Harmonic analysis）”的研究方法;第五章《相对地势》，说明其研究方法是“方格法”。至于志书中所有的引文、参考文献，均参照一般学术规范，在文末注明出处，或加注说明。
三、“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相结合
再次，张其昀强调纂修方志要“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相结合。他说：“夫方志之著述，其主要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斯固非一手一足之力，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团体，则往往不能如意，故学者欲独力任之，其事甚难，而一谋于众，则情实纠纷，牵制百出，此所以虽区区一隅之志乘，而踌躇满意者实不多觏。”[1]（P430）强调的是“众手成志”。又认为“况今日学术昌明，地志之作端赖专家分类研究，更非政府功令仓卒所能集事。故民国一统志之完成，必赖政府定一远大之计划，作系统之研究，殆非私人之力所能负荷”[1]（P413），主张“专家修志”。结合起来，就是修志要做到“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的统一。《遵义新志》的编纂，就是“众手成志”和“专家修志”相结合的典范。该志的主编和参与撰写各分志的人员都是当时相关专业的一流专家学者。主编张其昀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创建者，是继张相文、竺可桢之后的一代地理学宗师。统稿叶良辅是中国地貌学的开创者。各分志的撰写人员，也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光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就有11人，他们分别是侯学煜、任美锷、熊毅、陈述彭、施雅风、叶笃正、谢义炳、毛汉礼、陈吉余、谭其骧、涂长望，可谓群贤毕至。其中，陈述彭是我国遥感学的开创者，施雅风是我国冰川学的开拓者，叶笃正、谢义炳是气象学的权威，毛汉礼、陈吉余在海洋学和河流水文学方面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所以，《遵义新志》实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专家学者们史无前例的一次修志大合作。
四、對张其昀“新方志”理论的评论
新地学派萌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遵义新志》和《北碚志》，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恢复修志后正式形成，与唐祖培的“方志三学”论派[1]（P20-21）（历史派）、陈绍馨的社会学派合称二战后台湾地区的三大方志流派。张其昀本人也因此被视作新地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继承了我国古代方志地理派的某些观点，又吸收了外国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主张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来改造传统方志的内容，这在国内属于首倡，在民国时期史、地分科治学已成趋势的历史大背景下，早于提倡史、地融合的黎锦熙、朱士嘉、庄为玑等人。这种主张不是以区域地理学著作代替方志，而是主张以现代地理学的观点和内容弥补传统方志偏重于人文、史料的缺陷，纠正传统志书“性质之不纯”“对象之不定”“体例之不择”“方法之不治”[2]（P附2-5）的通病，是以“科学”精神引入方志的纂修，故符合时代进步的特征，“现代之方志学，因有分类地理为基础，其面目遂亦焕然一新”[3]（P176）。
他又主张采取写学术论文的方式纂修方志，行文上以“论述并重”的撰修代替了原来的“述而不论”，使所修志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迥异于传统志书，自成一种流派，对当时及之后的修志界，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台湾地区的修志活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或许其初衷只是以写学术论文的方式纂修志书地理部分的内容，但毕竟其修志风格会蔓延至全志，“论述并重”的撰修方法与志书“叙而不论”的基本底线相抵触，会造成史、志不分，以史代志，若听之任之，那么志书也就不成为志书，而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史书了，方志这一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存在“消亡”的可能。这在当时及后世修志界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至于“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相结合思想的提出，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志书收录的范围日益扩大。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分工渐趋细密，机构众多，团体如云，资料搜集的难度陡增，与古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再像古代方志那样靠三五文人可以修成。因此，“众手成志”已成为一种趋势[4]。但这样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参与修志的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进而影响到志书的质量。张其昀适时提出“专家修志”的想法，主张“众手成志”应与“专家修志”相结合，既保证了志书资料搜集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同时也提升了志书的质量，是一个很好的修志办法，不仅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对今天编修新方志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责编：沈乔）
关键词 张其昀 “新方志”理论 现代地理学 新地学派
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浙江省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出生于当地的一个书香世家，近代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改组为国立东南大学）国文史地部，1923年毕业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主编的高中《本国地理》，与戴运轨的高中物理课本、林语堂的高中英语课本并称为民国高中三大课本。1927年回母校东南大学（1928年改组扩充为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教授。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届评议会，张其昀成为41名评议员之一。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应其邀请，张其昀赴浙江大学任教，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史地学系，并长期担任该系系主任兼史地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还兼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去台湾，以学者身份入仕，历任“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长”、“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国防研究院”主任、“国民大会”代表兼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等职。1962年筹办中国文化研究所，1980年6月更名为中国文化大学。
方志为地乎？为史乎？千百年来不少人各执一词，争持不下。中国古代修志流派有历史（或称撰著、文献）、地理（或称纂辑、考据）之分。前者以章学诚、鲁一同为代表，肯定方志如古诸侯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强调以正史写法修志，重视当代文献和地方档案，重视志书的实用价值，缺点是长于史裁而短于考据（内容），不以征引见长，无形中削弱了志书的资料性;后者以戴震、孙星衍、洪亮吉为代表，把方志看作地理书[1]，首重地理沿革，重视对资料的考证，强调言出有据，缺点是信载籍不信传闻，厚古薄今，忽略对当代文献的搜集，志书编修贵因不贵创，缺乏创新精神，经世致用功能不彰显。进入民国以后，李泰棻、王葆心、余绍宋、吴宗慈、唐祖培等方志学者承继了历史派的思想，而张其昀则是承继了地理派的思想，他更重视方志的地理属性，认为方志就是地理书，“就一特定区域，而观察地理事实之各方面，凡天时、地利、人和种种现象，及其互相关系，一一疏通而证明之，而说明本地风光或地方景色，故又称为区域地理，以吾国固有之名称称之，即方志学是也”[1]（P396），“吾人今日言方志学，必须恢复‘图经’之本来面目，崇尚专门，地方志仅为一地理书而止，至以保存文献为目的者，不妨正名为地方史”[1]（P431），主张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改造传统方志。当然，他所谓的“地理书”也是秉承了古代方志地理派一贯的主张，即注重记载地理方面的内容，但并不完全排斥人文内容，只是反对清代乾嘉以来方志历史派以保存文献为目的的做法。至于张其昀后来被称作方志“新地学派”，是因为他站在近代分类地理科学进步成果的基础上，需要与以戴震、孙星衍、洪亮吉为代表的古代地理派相区分，“区域地理的性质，就是中国古来的方志，可是这种方志有纯粹的科学精神做基础，所以叫做新方志”[2]（P181）。前人对张其昀的研究成果虽有不少，但基本上着眼于其师承学谊、史地学成就、地理学思想、史学思想、史地教育方面，对其方志学思想鲜有研究，目前仅有王永太的《张其昀与〈遵义新志〉》和何沛东的《试论张其昀主编〈遵义新志〉之性质》，涉及到张其昀所纂《遵义新志》的性质、内容和史料价值的研究[3]。本文则拟对张其昀的修志思想即“新方志”理论作一全面探讨。
一、用现代地理学观点改造传统方志
首先，张其昀与当时大多数民国学者把方志看作地方史不同，主张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来纂修方志，弥补传统旧志“以保存史料为主，地理反为附录”[1]（P405）的缺失。他阐述了方志学在地理学上的意义及其两者的关系，认为“分类地理”和“分区地理”是地理学的双轨，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分类地理”即指地球物理学、地文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又称“通论地理”，是为“地理学之经”;而“分区地理”就是方志学，又称“区域地理”，是“地理学之纬”。他指出：“有方志而无通论，其弊为见其表而未见其里，所谓空中楼阁，而乏稳固之基础。有通论而无方志，其弊为见其偏而未见其全，所谓博而寡要，皆未尽地理研究之能事。例如吾人研究地文学，而特重黄土一项，凡关于黄土者，穷其究竟，纤悉靡遗，而询及其他，或茫无所知”[1]（P396）。而我国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通论地理著作绝鲜，是造成方志落后的原因，“我国过去方志学之缺点，即在于无通论以相辅并进，致缺乏基本知识，故进步殊鲜”[1]（P397），“仅注意于个别之事实，而忽略寓于个别事实中之原理，或仅注意于事实之发生，而昧于凭藉而生之重要背景”[4]（P176）。故今后修志，应以近20年分类地理进步的成果，来弥补传统旧志的缺失，以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来纂修方志，“使地理性之方志立一新生命，实为当然之结论”[1]（P402）。他把方志分成游记、县志、区域志（近似于旧时府志）、省志、一统志、外国志6类，至于以保存文献为主的传统方志则将其归之于地方史，与方志区分开来，“旧式志书自亦有其实用的价值，今后重修，不如正名为某地之史，同时方志学亦有其自己的园地，此所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4]（P180）。
张其昀与方志结缘始于在国立东南大学读书期间。民国时期曾两次主持编修方志。一次是1934年，张其昀随国防设计委员会西北调查团人文地理分队实地考察时，应邀主持纂修甘肃省夏河县的第一部地方志，1935年完稿，称《甘肃省夏河县志略》[1]。另一次是抗战时期，浙江大学流亡贵州遵义，张其昀带领浙大史地学系师生编修《遵义新志》，1942年开始编纂，1948年付印。如果说编纂《甘肃省夏河县志略》是张其昀“新方志”理论的初步实践，那么《遵义新志》则是他理论成熟后的作品，被视为“新地学派”的扛鼎之作。《遵义新志》从体例到内容，与宋代定型以后的传统志书有很大的差异，按张其昀自己的话说“顾中国过去之方志，意在保存桑梓文献，故其记载偏重于地方史料。此次本所编纂之《遵义新志》，大都为地学著作，特重地图之表现，与旧志体例不同，适足以补其所缺”[2]。该志从正文内容看，以地理方面为主，其中关于土地利用调查工作和相对高度的研究，是中国地理研究中的两项首创。基本资料大多通过实测或专题研究所得，抄录其他文献的地方极少，与传统志书以搜集地方文献为主有着明显的不同。志书中收录的与遵义地区有关的22张地图，分类极其细致，从种类上来说较传统志书为多，且在这22张图中，除《遵义附近地质柱状图》《遵义县地质剖面图》《遵义雨量变化柱状图》《遵义地景素描》《遵义土壤标准剖面图》和《遵义附近立体图》外，皆有精确的比例尺标注，这对于亲身测绘的地图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遵义新志》表现出的上述不同于传统志书的特点，有研究者认为张其昀口中的“方志”不是志书，而是一种纯粹的区域地理学著作[3]（P14）。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从张其昀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口中的“方志学”（或者说比附之“区域地理”）是包含了乡土地理和乡土历史内容的一个综合性学科，“方志学之内容，包括乡土地理与乡土历史，中外皆然。现代方志学之趋势，对小区域之研究，极尽精详之能事，插图与照片至为丰富，藉以奠定国家地图集之基础。所谓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4]（P215）。民国三十年代他在《方志月刊》上发表过《县志拟目》一文，同样提出了县志应包括天时、地势、水系、富源、交通、民生、实业、聚落、人口、民族、风俗、县政、军事、古迹、文献15个部分，其中“文献”部分，“关于人物者，如乡贤、名宦、游寓、方外、列女等，对一地方之开拓发展，有特殊之贡献者。关于艺文者，自名家论著，诗人歌咏，以至裨史、格言、谚语、童谣，凡足以表章一地方之风土人情者，皆所采录”[5]（P5）。其所修《甘肃省夏河县志略》《遵义新志》也都有涉及人文的内容，即使如《遵义新志》，正文似乎没有涉及人文，但从其自序中可以看出，该志原来规划的记述范围要更广泛些，除了现存的内容外，还有38个已经完成的专题研究，因种种原因没有纳入志书，附其目录于志末的《遵义史地文献目录》中，像谭其骧的《播州杨保考》、胡玉堂的《郑子尹别录》《莫友芝别录》、管佩韦的《黎庶昌别录》、王爱云的《贵州开发史》、陈光崇的《明代之贵州》等篇，都是关于人物、氏族、历史的内容。所以，与其说张其昀所谓的“方志”是区域地理学著作，倒不如说是张其昀用区域地理学的观点来改造传统方志更为妥当，因为“史地结合，时空交织”是张其昀一以贯之的学术主张，“时空二者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时代观念若非与地域观念相附丽，则难以想像;反之亦然”[4]（P223），“史地之學，包括人类经验之全，而又互相经纬，非常密切。诚欲辨其领域，颇非易事。以大较言之，历史所主，犹戏剧也;地理所主，犹舞台也。历史的陈迹，往往结晶于地理事实中。史学家应用地理以解释过去，地学家应用历史以解释现在”[6]（P16）。他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来纂修方志，难道不是其史地结合思想的体现吗？
二、以学术论文的方式纂修方志，论述并重
其次，张其昀主张以学术论文的方式纂修方志，论述并重。他说：“旧方志之缺点，即注意于个别之事实，而忽略寓于个别事实中之原理，或仅注重于事实之发生，而昧于凭藉而生之重要背景，今则必须矫正之。新方志当以世界眼光观察局部，又以过去事实解释现在。世界一体之观念，为地理学之主要方法，故因小可以喻大，由近可以及远。此方法善于利用，则方志学之收获常有裨于通论之研究”[1]（P398）。其所修《遵义新志》正是以学术论著方式撰写的一部方志，每一章节单独拎出来，都是一篇专业水平极高的学术论文。我们知道，文史哲方面的论文基本上是借助资料和前人已有的成果，实地调查的很少，自然科学的论文则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和测量实验，而《遵义新志》的基本资料都是通过实际观测或是实地调查研究取得的，抄录其他文献的极少，因此该志不像其他志书那样是由资料堆砌出来。也正是因为采用了“论文式”的编纂方法，因此行文上是“论述并重”的“撰修”，而不像其他志书那样是“述而不作”。如《地质》一章，刘之远教授采用图文结合、数据说明等方式记载了遵义的地质情况，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变化、成因等作了科学的分析，并在对遵义地质的勘探中，发现了团溪锰矿，对当时战时的重庆钢铁业和西南工业建设影响甚巨。又比如《土地利用》一章，以1940年出版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为蓝本，根据实际调查资料，把耕地、森林、荒地、道路、房屋的分布填绘成图，并提出相应的具体建议，夹叙夹议。因为是用写学术论文的方式编纂的志书，因此，《遵义新志》在学术规范上堪称完美。如志书在叙述古生物时，采用拉丁文二名法;气候资料注明时限;专业术语注明国际通用名称;甚至对所采用的计算方法也加以说明。如第二章《气候》，说明使用了“调和分析法（Harmonic analysis）”的研究方法;第五章《相对地势》，说明其研究方法是“方格法”。至于志书中所有的引文、参考文献，均参照一般学术规范，在文末注明出处，或加注说明。
三、“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相结合
再次，张其昀强调纂修方志要“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相结合。他说：“夫方志之著述，其主要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斯固非一手一足之力，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团体，则往往不能如意，故学者欲独力任之，其事甚难，而一谋于众，则情实纠纷，牵制百出，此所以虽区区一隅之志乘，而踌躇满意者实不多觏。”[1]（P430）强调的是“众手成志”。又认为“况今日学术昌明，地志之作端赖专家分类研究，更非政府功令仓卒所能集事。故民国一统志之完成，必赖政府定一远大之计划，作系统之研究，殆非私人之力所能负荷”[1]（P413），主张“专家修志”。结合起来，就是修志要做到“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的统一。《遵义新志》的编纂，就是“众手成志”和“专家修志”相结合的典范。该志的主编和参与撰写各分志的人员都是当时相关专业的一流专家学者。主编张其昀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创建者，是继张相文、竺可桢之后的一代地理学宗师。统稿叶良辅是中国地貌学的开创者。各分志的撰写人员，也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光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就有11人，他们分别是侯学煜、任美锷、熊毅、陈述彭、施雅风、叶笃正、谢义炳、毛汉礼、陈吉余、谭其骧、涂长望，可谓群贤毕至。其中，陈述彭是我国遥感学的开创者，施雅风是我国冰川学的开拓者，叶笃正、谢义炳是气象学的权威，毛汉礼、陈吉余在海洋学和河流水文学方面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所以，《遵义新志》实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专家学者们史无前例的一次修志大合作。
四、對张其昀“新方志”理论的评论
新地学派萌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遵义新志》和《北碚志》，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恢复修志后正式形成，与唐祖培的“方志三学”论派[1]（P20-21）（历史派）、陈绍馨的社会学派合称二战后台湾地区的三大方志流派。张其昀本人也因此被视作新地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继承了我国古代方志地理派的某些观点，又吸收了外国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主张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来改造传统方志的内容，这在国内属于首倡，在民国时期史、地分科治学已成趋势的历史大背景下，早于提倡史、地融合的黎锦熙、朱士嘉、庄为玑等人。这种主张不是以区域地理学著作代替方志，而是主张以现代地理学的观点和内容弥补传统方志偏重于人文、史料的缺陷，纠正传统志书“性质之不纯”“对象之不定”“体例之不择”“方法之不治”[2]（P附2-5）的通病，是以“科学”精神引入方志的纂修，故符合时代进步的特征，“现代之方志学，因有分类地理为基础，其面目遂亦焕然一新”[3]（P176）。
他又主张采取写学术论文的方式纂修方志，行文上以“论述并重”的撰修代替了原来的“述而不论”，使所修志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迥异于传统志书，自成一种流派，对当时及之后的修志界，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台湾地区的修志活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或许其初衷只是以写学术论文的方式纂修志书地理部分的内容，但毕竟其修志风格会蔓延至全志，“论述并重”的撰修方法与志书“叙而不论”的基本底线相抵触，会造成史、志不分，以史代志，若听之任之，那么志书也就不成为志书，而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史书了，方志这一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存在“消亡”的可能。这在当时及后世修志界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至于“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相结合思想的提出，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志书收录的范围日益扩大。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分工渐趋细密，机构众多，团体如云，资料搜集的难度陡增，与古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再像古代方志那样靠三五文人可以修成。因此，“众手成志”已成为一种趋势[4]。但这样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参与修志的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进而影响到志书的质量。张其昀适时提出“专家修志”的想法，主张“众手成志”应与“专家修志”相结合，既保证了志书资料搜集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同时也提升了志书的质量，是一个很好的修志办法，不仅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对今天编修新方志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责编：沈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