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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日报工作了30多年，尽管我编辑、采写文章无数，但留存人们记忆里时间最长的大概就是写崔健的那篇了。
198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刊出《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一文，版面左下方还配发了《一无所有》的词曲。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几十年中，学习人民日报、捧读人民日报、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指导工作和学习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别看当时的人民日报只有八个版，但寸纸寸金，一言九鼎，发表个豆腐块文字都足以影响全国。这一天，却能以如此大的篇幅介绍一位摇滚歌手，还罕见地刊登出一首歌的全部词曲，而这位歌手及其作品又饱受争议，此举顿时轰动海内外是可想而知的。
记得文章发表没几天，我出门乘坐出租汽车，上车地点就在北京朝阳区金台西路人民日报大门附近。司机的年纪约莫40来岁，问我是不是这里的记者，听到我是的那声回答后，他就从屁股底下摸出一份人民日报，面对我的那一面正是7月16日第七版。他说，这篇文章，这首歌，我看了好几遍，你们报纸太棒了，真是了不起，居然介绍了崔健，还登出了《一无所有》！然后他和我兴奋地聊了一路。
那时我供职于文艺部，同事之中有一位钱宁，我的同乡兼好友，还是大学校友，其父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其琛。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赴美国留学，一年后的1990年12月11日，钱宁兄从美国寄来一信贺年，其中有一段说：“一日与美国学生谈天，有些当年在中国留过学的‘美国鬼子’对老兄写崔健的文章很有印象，一致认为是‘政治信号’。我闻后为兄已具有‘国际影响’欣喜，当即称‘我的朋友陈原如何如何’……”
从那以后的30来年，只要一提改革开放中的文化界，只要一回顾当代音乐的坎坷道路，只要一谈论媒体的思想解放，几乎没有不讲人民日报介绍崔健、刊登《一无所有》的。直到最近一篇在微信里广为流传的文章，还在描述此事，并以“震动”加以形容。这一微信被许多朋友转发过来，转发时无不询问我当年的情形。
恐怕今天的人已经很难理解，崔健、《一无所有》、摇滚乐，无非就是一位歌手、一部作品、一种音乐表现形式，为什么那个年代还需要人民日报这种政治性极强的报纸出面说话？
我们不妨先回忆一下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姑且不说，只谈谈那时的音乐生活。
面对封闭已久的环境
1977年我还在北京平谷农村插队务农，每天晚上从广播里一遍遍欣赏的就是久违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九九艳阳天》和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越剧《红楼梦》，百听不厌，而村小学操场上放映的是多年不见的《烈火中永生》《苦菜花》《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每次都是全村到场。因为大约有十多年间，今天被誉为红色经典和民族艺术瑰宝的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曾被当做“封资修大毒草”而遭到禁演、禁播、禁看。
连这么红的文艺、这么优秀的民族艺术，都遭批判被封杀，可见过去创作环境之严酷，从如此极“左”的情景中走出来的社会，惯性思维是相当强劲的，所以进入80年代，尽管国门已经打开，但上纲上线式的批判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我是七八级大学生，邓丽君的歌声在我读大学时已经传进大陆，尽管同学们私下都在欣赏，但仍处于地下状态，被认为是“靡靡之音”。“港台歌曲”这一称呼当时还带有些许贬义，流行歌曲、摇滚乐、现代作曲手法等都与资产阶级画了等号。
1986年，中央电视台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首创三种唱法，除了美声、民族外，还有一种叫“通俗”，其实，这就是流行歌曲的唱法，但当时没人敢这样称呼，只敢说“通俗”或“轻音乐”。歌曲《乡恋》问世时，因其旋律的温情、演唱的甜美和发声方法而遭到严厉批判，歌唱家李谷一和作曲家张丕基由于这首歌曲还受到牵连。记得当时在一次音乐研討会上，中央音乐学院某教授为了给流行歌曲正名，不得不搬出金日成语录念了一段，说朝鲜都认为流行歌曲是正面的，为什么我们却要否定呢？
如今已过花甲的苏小明，曾是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1980年她以演唱《军港之夜》而成名，当初就有人谴责她：部队怎么能唱这种歌曲呢，歌声里水兵一点战斗力都没有，战舰还在那里摇啊摇，如何打仗？与苏小明同样，程琳也是海政歌舞团演员，她因演唱了一首《小螺号》而出名，不曾想，因此也被责难。同时受非议的还有这首歌的作者付林，有的媒体指责他的创作毒害了少年儿童，呼吁“救救孩子”。付林是海政歌舞团创作员，曾因《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而闻名。
那个年代，《信天游》《黄土高坡》等新创“西北风”歌曲风靡一时，这些作品吸取民族民间音乐的营养，吟唱本能，直抒胸臆，情感真挚，朗朗上口，但因为与几十年来的习惯演唱和创作不同，于是也成了争议的焦点。
叶小钢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谭盾如今享誉海内外，可谁曾想到，30年前，他们和瞿小松、陈怡等一批新锐作曲家，写出的音乐被称为“新潮乐派”，时不时还要被点名批判。有的文章称他们：赶西方音乐的时髦、远离人民大众、以杂乱无章为美、追求的是资产阶级文艺的唾余、背离民族文化。
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黎锦光、陈歌辛等音乐家创作了《夜来香》《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等一批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品，后来长期被禁绝，直到80年代依然被视作一种负面音乐，不过在听众间却已开始再次传播。
面对这样的一种文化环境，身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其文艺版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从文学、戏剧到电影、美术、音乐、舞蹈，一再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在关键时刻发声，推动文艺前行的步伐，引导并改变了文艺创作的社会环境，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笔。
在范荣康手下工作
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1982年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1985年初又调进人民日报文艺部，当时的部主任是作家袁鹰，副主任有文艺评论家李希凡、缪俊杰和漫画家英韬。我先在文艺部主办的漫画报纸《讽刺与幽默》编辑文字，有幸与漫画家英韬、苗地、江帆共处一个编辑部。后来又转入评论组，负责艺术报道和评论。我继承的那张桌子是蓝翎的，他是红学家、评论家、杂文家，此时已接替卸任的袁鹰，成为文艺部主任，负责副刊的副主任是杂文家舒展，负责评论的副主任是缪俊杰，在报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是范荣康。
说到人民日报文艺版当时生龙活虎的局面，不能不提范荣康。范荣康是老报人，在报社内被称作老范。他原名梁达，江苏南通人，1930年出生，1946年6月加入中共，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工业组组长，1952年12月调入人民日报，当过评论部主任，直至副总编辑，其间还曾担任习仲勋的政治秘书，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4月逝世。老范以撰写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见长，见证了新中国的政治道路，也目睹了当代中国媒体发展的脚步。
虽说老范官至副部级，但他常常调侃，说他是家里最没名气的一个。最初人们介绍他时，说这是作家谌容的丈夫，因为《人到中年》正传播；后来又说他是梁左或梁天的父亲，因为两位公子以相声创作和影视表演闻名；最后则称这是英达的老丈人，因为老范的爱女梁欢嫁给了英达。我常常陪同老范坐在体育馆、体育场的普通观众席间，与人们一同观赏正当红的歌星演唱，兴奋时还一起呐喊。老范每次看节目，都忘不了带上梁欢。
为了给那些遭受非议的音乐人物和作品正名，打开顺畅的创作之路，人民日报文艺版可谓费尽了心思。
1987年7月25日第八版发表了我写的《一个青年作曲家的追寻》，专门介绍了叶小钢。文章刊登前曾在编辑部进行了一番讨论，就标题出不出现叶小钢的名字，用什么语言评价，全文以多少字为宜等，反复斟酌。我还特意在编辑部介绍了叶小钢的家族史，他的父亲叶纯之，作曲家、评论家；他的姑姑叶露茜，赵丹的前妻、赵青的母亲；舞蹈家赵青呢，则是叶小钢的堂姐。
1988年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多篇流行歌曲的评论文章，这是流行歌曲的评论首次出现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其中有缪也的《在开放的潮流中求发展——对我国通俗音乐创作问题的思考》、乔建中的《通俗歌曲的民歌意蕴》、金兆钧的《风从哪里来？——评歌坛“西北风”》，文章发表后，影响全国。一位一向反对流行歌曲的评论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道：我给人民日报投稿批判流行歌曲，他们不登，可现在反倒刊登吹捧流行歌曲的文章，目的何在？
别看那时崔健的《一无所有》已经问世两年，但崔健的演出仍然阻力重重。198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我写的《文化管理的随意性》。这是我用笔名顾土写的文字。为什么叫顾土呢？有一次去河南参加漫画研讨会，坐在车上，同行的安徽漫画家白善诚以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打谜，说到我时，就问：“故土是谁？”陈是故，土是原。以后写文章需要我用笔名时，我就将故改成顾，所以，顾土便是陈原。在这篇文章里我写道：
有这样一件事。一位演员因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一无所有》而出了名，几乎每次演出都引起全场观众的兴奋，涌来阵阵热浪。不料，这竟招致许多麻烦。有些人不时跑来干预，或是斥责演员，或是警告演出主办单位，而干预者既不属文化管理部门，也不在演出公司任职。如果干预的问题牵涉法律倒也无可非议，但多是些诸如《一无所有》的演唱次数、某个演员能否上场、表演风格是急是缓一类的事情。
从这件事来看，目前的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是很大的。首先是职责不分，政出多门。演出什么节目、什么形式，本应是文化管理部门的事，但旁的部门也能横插一杠子，决定取舍。或许这又是一种“横向发展”吧！二是管理缺少章法，个人好恶、主观判断往往能够左右一切。过去在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审定上一向没有具体的标准，常常依据的是些极抽象的条文和随时都可变更的通知，使得审定人员的目光可伸可缩、可左可右。一部作品、一种艺术、一名艺术家，只要某个人物说了一句话，或荣或辱，从此决定了命运。根據呢？天知道。
别看此文通篇只有几百字，却引起很大的反应。北京日报等媒体见后，有的编辑朋友来电话，说他们专门讨论过了，认为这样的评论以后他们也要写。执法机关有人见后很恼火，上告到公安部，不料领导却批示：这些事你们以后就不要管了。
当年一些媒体都曾是流行歌曲的推手。
1983年的除夕，央视的第一届春晚亮相，经千万观众一再点播后，被批判的《乡恋》和歌手李谷一最终登上了舞台，从此，李谷一和《乡恋》式的流行歌曲在屏幕中被解禁。80年代北京的体育馆和体育场举办的流行歌曲演唱会，在主办单位的名字中常常少不了北京晚报，北京晚报不仅出面参与主办，还开辟版面不断介绍歌星和词曲作者。那个时代要想出名，有两个地方最为关键，央视晚会可以一夜走红，而北京晚报的文章则可以将歌星的幕后故事演变为饭后茶余的谈资。北京晚报1986年主办的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轰动一时，其中郭峰创作的《让世界充满爱》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我们的作者同样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情怀。这首歌虽然也被批判为抹杀阶级性、不分敌我、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等，但听众的热爱和盒带的热销，还是迅速传遍了全国。
1988年6月19日，新华社发出电讯稿《歌坛“西北风”正劲》，次日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媒体刊用：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西北风”演唱会，几小时内，4万余张票被抢购一空，黑市票竟达十几元一张。《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以西北民歌为素材的通俗歌曲，往往前奏一起，便博得满场喝彩。以演唱这类歌曲见长的崔健、王迪、田震等被北京歌迷情独其钟。
北大校园内，广播里常播出西北风味的歌曲。晚自习归来，宿舍楼里一片歌声。王府井有声资料门市部，经常有人来询问有无这类盒带，而且动辄一售上千。
为什么会写崔健
人民日报文艺版同仁们那时深感文化界左的影响依然严重，因而，为文艺发展开创出一个宽松的环境，成了大家义不容辞的担当。谁都明白，人民日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他媒体。
首先想到为崔健正名的是老范。与老范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的思路是，为崔健和摇滚乐正名，可以彻底消除人们陈旧的艺术观念，打开思想解放的大门。连摇滚乐都能创作、演唱，其他就更不在话下了！ 崔健是朝鲜族，父母都是艺术家，生长在北京的大院里。其父崔雄济说崔健从小就对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崔健热爱的是摇滚乐，可摇滚乐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无论演出还是词曲都不被主流意识所容纳，尤其摇滚乐所蕴含的那种反叛精神、躁动情绪，更被视为异端，有人对摇滚乐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港台歌曲、西北风、新潮乐派。崔健每次出场，演出现场更是如临大敌，甚至连观众的反应都要干预，不准起立、不许欢呼，我亲眼见到一男孩因为跳起来跟着欢唱还挨了一脚。
1988年的7月初，一天，我正走在报社大院五号楼与十号楼之间的路上。五号楼是编辑大楼，也是报社领导办公地所在，而十号楼的二层是文艺部。迎面看到老范，他热情地问我，最近写什么呢？有没有好演出？然后就说：“我看你们版面可以介绍崔健和《一无所有》。”我听后一愣，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范，这行吗？”老范斩钉截铁地答复：“行，没问题。文章直接送给我看，要快，现在正是时候！”
我兴奋不已，赶紧打电话给一位音乐专家，请他动笔。他动笔也很快，两天后就完成了，那时都是稿纸上手写，外地邮寄，本市或邮寄或干脆见面取稿。我将稿件排印成小样送老范审阅，他却没通过，认为这样写过于专业化，力度不够，既不适合媒体，也不适合大众阅读。“你自己写吧！快点！”老范最后要求我。他还告诉我尤其要描写几笔演出现场的情景。
我回到办公桌前，写写改改，次日完稿、打印、出小样，再送老范，老范当即通过，但一看我没署名，就问，怎么不写名字？我说，这文章原本是请专家写的，可最后却自己上阵，不大好，还是别署名了。老范微微一笑：那你就化名吧！
人民日报文艺版那时属于副刊，因为刊登的都是评论、散文、诗歌、杂文，所以不用本报记者的抬头，而是直接署名，我依旧写上了顾土这个笔名。等到作为头条排上大样后，老范审阅时又来电话，要求将《一无所有》的词曲配在版面左下方。可人民日报很少刊登歌曲，更别说还要词曲一起见报了，人民日报印刷厂那时还是排版，工人也不会排呀。我只好找到《歌曲》编辑部主任冯世全，他是《北京的桥》的作者，也是我的老熟人，《歌曲》登的就是词曲，这种事情当然不成问题。不过，他一听要刊登《一无所有》，当即惊呼：真的吗？
文章和词曲见报后的当晚，我还在办公室，收集蜂拥而来的反馈，惊讶、肯定、叫好、疑惑，应有尽有。忽然呼机响了，那时没有手机，座机都未普及。我一看，原来是《人民音乐》的编辑金兆钧找我，我马上回电话，他给了我一个崔健家里的电话号码，问我可否与崔健家联系。夜里，我与崔健的父亲通了电话，他哽咽了，说感谢党报为儿子说话，从此他们不再担惊受怕：“我儿子干的是正事儿！”
現在人们只记住了人民日报介绍了崔健、刊登了《一无所有》，其实，人民日报还主办过歌星和歌曲评选，并且请崔健在评选开幕式演出中压轴。1988年11月10日，在人民日报第八版整版刊登了歌曲和歌星候选名单，人民日报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选”揭开帷幕。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理事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活动由我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下属的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总经理江凌具体负责。江凌曾是战友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当时被称为音像界的“大姐大”，她的公公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吕梁。候选曲目囊括了改革开放十年来男女老幼最熟悉的歌曲，有许多就是流行歌曲，也有那些曾被批判的歌曲，大陆有100首，港台有50首，外国有50首。候选歌手不分唱法，结果成了歌手大检阅。人民日报为此还专门在报上刊出选票，供读者填写。
评选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彭冲副委员长和中宣部、人民日报、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广电部的领导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欣赏了候选歌手的演唱，压轴的就是崔健，他的歌曲叫《一块红布》。当天，新华社发出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中央电视台录播，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消息。演出后，我们问彭冲副委员长如何，他笑着说：很好啊，就是音响太大了。原来，那场演出因为怕观众听不清、不过瘾，所以音量开得很大，而音响不知怎么，又直对着主席台，结果，台上恐怕有点震耳欲聋了。
1988年12月24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新华社的消息《“十年金曲”、“88金星”揭晓》，报道说：为广大歌迷所热切关注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选”在京揭晓。《少年壮志不言愁》《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等24首大陆创作歌曲，《我的中国心》《故乡的云》《龙的传人》等12首港台歌曲以及《北国之春》《草帽歌》等12首外国歌曲获奖。董文华、刘欢、苏红、成方圆、王虹、李玲玉、韦唯、郁钧剑、吕念祖、屠洪刚获金星奖，此外，崔健、杭天琪、田震、孙国庆获优秀歌手奖。
评选结束后的颁奖大会12月31日在济南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文化部、广电部、山东省四套班子、济南军区主要领导到场，台湾歌星包娜娜压轴演唱，那个时代所有最出名的词曲作者悉数登台领奖，其中的赵季平后来成为中国音协主席，他的获奖曲目是《酒神曲》。由于获奖外国歌曲中日本歌曲最多，所以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特意赶往济南领奖，他一个人抱着一堆奖牌，满脸笑容地走下舞台，这也是80年代的时代特点，所有外来的东西，数日本最多。
自从人民日报介绍崔健并主办演唱会后，崔健的创作和演出便毫无阻碍、顺利进行，媒体报道崔健和摇滚乐也不再是禁区了。这就是人民日报的影响力！
说到人民日报在当年思想解放的作用，我也深切怀念当时的音乐界前辈贺绿汀、李焕之、时乐濛、晨耕、张非。他们都是资深的革命家，又都是杰出的音乐人，那时，贺绿汀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李焕之是主席、时乐濛是副主席，晨耕和张非主持中国音协日常工作。他们以自己的资历与名望领导中国音协，为各类音乐创作和演出开辟宽松的环境。只要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有人又想挥舞棍子时，晨耕和张非两位老师就会打来电话，希望人民日报发表贺绿汀或李焕之的文章，文章一见报，那些作曲家和作品也就化险为夷了。
一晃30年过去，老范早已作古，贺绿汀、李焕之、时乐濛、晨耕、张非相继辞世，崔健已经是中国摇滚乐的爷爷辈了，叶小钢、谭盾等人的作品都成了音乐创作的主流，当年的那些批判理由和讨伐环境，在今天看来，竟然变得不可思议、无人相信，真是昨非今是、沧海桑田，难免令人感叹！
（摘自《纵横》2018年第6期。作者为人民日报原记者、编辑）
198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刊出《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一文，版面左下方还配发了《一无所有》的词曲。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几十年中，学习人民日报、捧读人民日报、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指导工作和学习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别看当时的人民日报只有八个版，但寸纸寸金，一言九鼎，发表个豆腐块文字都足以影响全国。这一天，却能以如此大的篇幅介绍一位摇滚歌手，还罕见地刊登出一首歌的全部词曲，而这位歌手及其作品又饱受争议，此举顿时轰动海内外是可想而知的。
记得文章发表没几天，我出门乘坐出租汽车，上车地点就在北京朝阳区金台西路人民日报大门附近。司机的年纪约莫40来岁，问我是不是这里的记者，听到我是的那声回答后，他就从屁股底下摸出一份人民日报，面对我的那一面正是7月16日第七版。他说，这篇文章，这首歌，我看了好几遍，你们报纸太棒了，真是了不起，居然介绍了崔健，还登出了《一无所有》！然后他和我兴奋地聊了一路。
那时我供职于文艺部，同事之中有一位钱宁，我的同乡兼好友，还是大学校友，其父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其琛。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赴美国留学，一年后的1990年12月11日，钱宁兄从美国寄来一信贺年，其中有一段说：“一日与美国学生谈天，有些当年在中国留过学的‘美国鬼子’对老兄写崔健的文章很有印象，一致认为是‘政治信号’。我闻后为兄已具有‘国际影响’欣喜，当即称‘我的朋友陈原如何如何’……”
从那以后的30来年，只要一提改革开放中的文化界，只要一回顾当代音乐的坎坷道路，只要一谈论媒体的思想解放，几乎没有不讲人民日报介绍崔健、刊登《一无所有》的。直到最近一篇在微信里广为流传的文章，还在描述此事，并以“震动”加以形容。这一微信被许多朋友转发过来，转发时无不询问我当年的情形。
恐怕今天的人已经很难理解，崔健、《一无所有》、摇滚乐，无非就是一位歌手、一部作品、一种音乐表现形式，为什么那个年代还需要人民日报这种政治性极强的报纸出面说话？
我们不妨先回忆一下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姑且不说，只谈谈那时的音乐生活。
面对封闭已久的环境
1977年我还在北京平谷农村插队务农，每天晚上从广播里一遍遍欣赏的就是久违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九九艳阳天》和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越剧《红楼梦》，百听不厌，而村小学操场上放映的是多年不见的《烈火中永生》《苦菜花》《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每次都是全村到场。因为大约有十多年间，今天被誉为红色经典和民族艺术瑰宝的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曾被当做“封资修大毒草”而遭到禁演、禁播、禁看。
连这么红的文艺、这么优秀的民族艺术，都遭批判被封杀，可见过去创作环境之严酷，从如此极“左”的情景中走出来的社会，惯性思维是相当强劲的，所以进入80年代，尽管国门已经打开，但上纲上线式的批判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我是七八级大学生，邓丽君的歌声在我读大学时已经传进大陆，尽管同学们私下都在欣赏，但仍处于地下状态，被认为是“靡靡之音”。“港台歌曲”这一称呼当时还带有些许贬义，流行歌曲、摇滚乐、现代作曲手法等都与资产阶级画了等号。
1986年，中央电视台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首创三种唱法，除了美声、民族外，还有一种叫“通俗”，其实，这就是流行歌曲的唱法，但当时没人敢这样称呼，只敢说“通俗”或“轻音乐”。歌曲《乡恋》问世时，因其旋律的温情、演唱的甜美和发声方法而遭到严厉批判，歌唱家李谷一和作曲家张丕基由于这首歌曲还受到牵连。记得当时在一次音乐研討会上，中央音乐学院某教授为了给流行歌曲正名，不得不搬出金日成语录念了一段，说朝鲜都认为流行歌曲是正面的，为什么我们却要否定呢？
如今已过花甲的苏小明，曾是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1980年她以演唱《军港之夜》而成名，当初就有人谴责她：部队怎么能唱这种歌曲呢，歌声里水兵一点战斗力都没有，战舰还在那里摇啊摇，如何打仗？与苏小明同样，程琳也是海政歌舞团演员，她因演唱了一首《小螺号》而出名，不曾想，因此也被责难。同时受非议的还有这首歌的作者付林，有的媒体指责他的创作毒害了少年儿童，呼吁“救救孩子”。付林是海政歌舞团创作员，曾因《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而闻名。
那个年代，《信天游》《黄土高坡》等新创“西北风”歌曲风靡一时，这些作品吸取民族民间音乐的营养，吟唱本能，直抒胸臆，情感真挚，朗朗上口，但因为与几十年来的习惯演唱和创作不同，于是也成了争议的焦点。
叶小钢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谭盾如今享誉海内外，可谁曾想到，30年前，他们和瞿小松、陈怡等一批新锐作曲家，写出的音乐被称为“新潮乐派”，时不时还要被点名批判。有的文章称他们：赶西方音乐的时髦、远离人民大众、以杂乱无章为美、追求的是资产阶级文艺的唾余、背离民族文化。
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黎锦光、陈歌辛等音乐家创作了《夜来香》《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等一批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品，后来长期被禁绝，直到80年代依然被视作一种负面音乐，不过在听众间却已开始再次传播。
面对这样的一种文化环境，身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其文艺版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从文学、戏剧到电影、美术、音乐、舞蹈，一再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在关键时刻发声，推动文艺前行的步伐，引导并改变了文艺创作的社会环境，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笔。
在范荣康手下工作
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1982年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1985年初又调进人民日报文艺部，当时的部主任是作家袁鹰，副主任有文艺评论家李希凡、缪俊杰和漫画家英韬。我先在文艺部主办的漫画报纸《讽刺与幽默》编辑文字，有幸与漫画家英韬、苗地、江帆共处一个编辑部。后来又转入评论组，负责艺术报道和评论。我继承的那张桌子是蓝翎的，他是红学家、评论家、杂文家，此时已接替卸任的袁鹰，成为文艺部主任，负责副刊的副主任是杂文家舒展，负责评论的副主任是缪俊杰，在报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是范荣康。
说到人民日报文艺版当时生龙活虎的局面，不能不提范荣康。范荣康是老报人，在报社内被称作老范。他原名梁达，江苏南通人，1930年出生，1946年6月加入中共，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工业组组长，1952年12月调入人民日报，当过评论部主任，直至副总编辑，其间还曾担任习仲勋的政治秘书，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4月逝世。老范以撰写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见长，见证了新中国的政治道路，也目睹了当代中国媒体发展的脚步。
虽说老范官至副部级，但他常常调侃，说他是家里最没名气的一个。最初人们介绍他时，说这是作家谌容的丈夫，因为《人到中年》正传播；后来又说他是梁左或梁天的父亲，因为两位公子以相声创作和影视表演闻名；最后则称这是英达的老丈人，因为老范的爱女梁欢嫁给了英达。我常常陪同老范坐在体育馆、体育场的普通观众席间，与人们一同观赏正当红的歌星演唱，兴奋时还一起呐喊。老范每次看节目，都忘不了带上梁欢。
为了给那些遭受非议的音乐人物和作品正名，打开顺畅的创作之路，人民日报文艺版可谓费尽了心思。
1987年7月25日第八版发表了我写的《一个青年作曲家的追寻》，专门介绍了叶小钢。文章刊登前曾在编辑部进行了一番讨论，就标题出不出现叶小钢的名字，用什么语言评价，全文以多少字为宜等，反复斟酌。我还特意在编辑部介绍了叶小钢的家族史，他的父亲叶纯之，作曲家、评论家；他的姑姑叶露茜，赵丹的前妻、赵青的母亲；舞蹈家赵青呢，则是叶小钢的堂姐。
1988年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多篇流行歌曲的评论文章，这是流行歌曲的评论首次出现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其中有缪也的《在开放的潮流中求发展——对我国通俗音乐创作问题的思考》、乔建中的《通俗歌曲的民歌意蕴》、金兆钧的《风从哪里来？——评歌坛“西北风”》，文章发表后，影响全国。一位一向反对流行歌曲的评论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道：我给人民日报投稿批判流行歌曲，他们不登，可现在反倒刊登吹捧流行歌曲的文章，目的何在？
别看那时崔健的《一无所有》已经问世两年，但崔健的演出仍然阻力重重。198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我写的《文化管理的随意性》。这是我用笔名顾土写的文字。为什么叫顾土呢？有一次去河南参加漫画研讨会，坐在车上，同行的安徽漫画家白善诚以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打谜，说到我时，就问：“故土是谁？”陈是故，土是原。以后写文章需要我用笔名时，我就将故改成顾，所以，顾土便是陈原。在这篇文章里我写道：
有这样一件事。一位演员因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一无所有》而出了名，几乎每次演出都引起全场观众的兴奋，涌来阵阵热浪。不料，这竟招致许多麻烦。有些人不时跑来干预，或是斥责演员，或是警告演出主办单位，而干预者既不属文化管理部门，也不在演出公司任职。如果干预的问题牵涉法律倒也无可非议，但多是些诸如《一无所有》的演唱次数、某个演员能否上场、表演风格是急是缓一类的事情。
从这件事来看，目前的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是很大的。首先是职责不分，政出多门。演出什么节目、什么形式，本应是文化管理部门的事，但旁的部门也能横插一杠子，决定取舍。或许这又是一种“横向发展”吧！二是管理缺少章法，个人好恶、主观判断往往能够左右一切。过去在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审定上一向没有具体的标准，常常依据的是些极抽象的条文和随时都可变更的通知，使得审定人员的目光可伸可缩、可左可右。一部作品、一种艺术、一名艺术家，只要某个人物说了一句话，或荣或辱，从此决定了命运。根據呢？天知道。
别看此文通篇只有几百字，却引起很大的反应。北京日报等媒体见后，有的编辑朋友来电话，说他们专门讨论过了，认为这样的评论以后他们也要写。执法机关有人见后很恼火，上告到公安部，不料领导却批示：这些事你们以后就不要管了。
当年一些媒体都曾是流行歌曲的推手。
1983年的除夕，央视的第一届春晚亮相，经千万观众一再点播后，被批判的《乡恋》和歌手李谷一最终登上了舞台，从此，李谷一和《乡恋》式的流行歌曲在屏幕中被解禁。80年代北京的体育馆和体育场举办的流行歌曲演唱会，在主办单位的名字中常常少不了北京晚报，北京晚报不仅出面参与主办，还开辟版面不断介绍歌星和词曲作者。那个时代要想出名，有两个地方最为关键，央视晚会可以一夜走红，而北京晚报的文章则可以将歌星的幕后故事演变为饭后茶余的谈资。北京晚报1986年主办的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轰动一时，其中郭峰创作的《让世界充满爱》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我们的作者同样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情怀。这首歌虽然也被批判为抹杀阶级性、不分敌我、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等，但听众的热爱和盒带的热销，还是迅速传遍了全国。
1988年6月19日，新华社发出电讯稿《歌坛“西北风”正劲》，次日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媒体刊用：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西北风”演唱会，几小时内，4万余张票被抢购一空，黑市票竟达十几元一张。《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以西北民歌为素材的通俗歌曲，往往前奏一起，便博得满场喝彩。以演唱这类歌曲见长的崔健、王迪、田震等被北京歌迷情独其钟。
北大校园内，广播里常播出西北风味的歌曲。晚自习归来，宿舍楼里一片歌声。王府井有声资料门市部，经常有人来询问有无这类盒带，而且动辄一售上千。
为什么会写崔健
人民日报文艺版同仁们那时深感文化界左的影响依然严重，因而，为文艺发展开创出一个宽松的环境，成了大家义不容辞的担当。谁都明白，人民日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他媒体。
首先想到为崔健正名的是老范。与老范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的思路是，为崔健和摇滚乐正名，可以彻底消除人们陈旧的艺术观念，打开思想解放的大门。连摇滚乐都能创作、演唱，其他就更不在话下了！ 崔健是朝鲜族，父母都是艺术家，生长在北京的大院里。其父崔雄济说崔健从小就对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崔健热爱的是摇滚乐，可摇滚乐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无论演出还是词曲都不被主流意识所容纳，尤其摇滚乐所蕴含的那种反叛精神、躁动情绪，更被视为异端，有人对摇滚乐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港台歌曲、西北风、新潮乐派。崔健每次出场，演出现场更是如临大敌，甚至连观众的反应都要干预，不准起立、不许欢呼，我亲眼见到一男孩因为跳起来跟着欢唱还挨了一脚。
1988年的7月初，一天，我正走在报社大院五号楼与十号楼之间的路上。五号楼是编辑大楼，也是报社领导办公地所在，而十号楼的二层是文艺部。迎面看到老范，他热情地问我，最近写什么呢？有没有好演出？然后就说：“我看你们版面可以介绍崔健和《一无所有》。”我听后一愣，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范，这行吗？”老范斩钉截铁地答复：“行，没问题。文章直接送给我看，要快，现在正是时候！”
我兴奋不已，赶紧打电话给一位音乐专家，请他动笔。他动笔也很快，两天后就完成了，那时都是稿纸上手写，外地邮寄，本市或邮寄或干脆见面取稿。我将稿件排印成小样送老范审阅，他却没通过，认为这样写过于专业化，力度不够，既不适合媒体，也不适合大众阅读。“你自己写吧！快点！”老范最后要求我。他还告诉我尤其要描写几笔演出现场的情景。
我回到办公桌前，写写改改，次日完稿、打印、出小样，再送老范，老范当即通过，但一看我没署名，就问，怎么不写名字？我说，这文章原本是请专家写的，可最后却自己上阵，不大好，还是别署名了。老范微微一笑：那你就化名吧！
人民日报文艺版那时属于副刊，因为刊登的都是评论、散文、诗歌、杂文，所以不用本报记者的抬头，而是直接署名，我依旧写上了顾土这个笔名。等到作为头条排上大样后，老范审阅时又来电话，要求将《一无所有》的词曲配在版面左下方。可人民日报很少刊登歌曲，更别说还要词曲一起见报了，人民日报印刷厂那时还是排版，工人也不会排呀。我只好找到《歌曲》编辑部主任冯世全，他是《北京的桥》的作者，也是我的老熟人，《歌曲》登的就是词曲，这种事情当然不成问题。不过，他一听要刊登《一无所有》，当即惊呼：真的吗？
文章和词曲见报后的当晚，我还在办公室，收集蜂拥而来的反馈，惊讶、肯定、叫好、疑惑，应有尽有。忽然呼机响了，那时没有手机，座机都未普及。我一看，原来是《人民音乐》的编辑金兆钧找我，我马上回电话，他给了我一个崔健家里的电话号码，问我可否与崔健家联系。夜里，我与崔健的父亲通了电话，他哽咽了，说感谢党报为儿子说话，从此他们不再担惊受怕：“我儿子干的是正事儿！”
現在人们只记住了人民日报介绍了崔健、刊登了《一无所有》，其实，人民日报还主办过歌星和歌曲评选，并且请崔健在评选开幕式演出中压轴。1988年11月10日，在人民日报第八版整版刊登了歌曲和歌星候选名单，人民日报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选”揭开帷幕。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理事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活动由我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下属的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总经理江凌具体负责。江凌曾是战友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当时被称为音像界的“大姐大”，她的公公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吕梁。候选曲目囊括了改革开放十年来男女老幼最熟悉的歌曲，有许多就是流行歌曲，也有那些曾被批判的歌曲，大陆有100首，港台有50首，外国有50首。候选歌手不分唱法，结果成了歌手大检阅。人民日报为此还专门在报上刊出选票，供读者填写。
评选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彭冲副委员长和中宣部、人民日报、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广电部的领导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欣赏了候选歌手的演唱，压轴的就是崔健，他的歌曲叫《一块红布》。当天，新华社发出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中央电视台录播，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消息。演出后，我们问彭冲副委员长如何，他笑着说：很好啊，就是音响太大了。原来，那场演出因为怕观众听不清、不过瘾，所以音量开得很大，而音响不知怎么，又直对着主席台，结果，台上恐怕有点震耳欲聋了。
1988年12月24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新华社的消息《“十年金曲”、“88金星”揭晓》，报道说：为广大歌迷所热切关注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选”在京揭晓。《少年壮志不言愁》《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等24首大陆创作歌曲，《我的中国心》《故乡的云》《龙的传人》等12首港台歌曲以及《北国之春》《草帽歌》等12首外国歌曲获奖。董文华、刘欢、苏红、成方圆、王虹、李玲玉、韦唯、郁钧剑、吕念祖、屠洪刚获金星奖，此外，崔健、杭天琪、田震、孙国庆获优秀歌手奖。
评选结束后的颁奖大会12月31日在济南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文化部、广电部、山东省四套班子、济南军区主要领导到场，台湾歌星包娜娜压轴演唱，那个时代所有最出名的词曲作者悉数登台领奖，其中的赵季平后来成为中国音协主席，他的获奖曲目是《酒神曲》。由于获奖外国歌曲中日本歌曲最多，所以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特意赶往济南领奖，他一个人抱着一堆奖牌，满脸笑容地走下舞台，这也是80年代的时代特点，所有外来的东西，数日本最多。
自从人民日报介绍崔健并主办演唱会后，崔健的创作和演出便毫无阻碍、顺利进行，媒体报道崔健和摇滚乐也不再是禁区了。这就是人民日报的影响力！
说到人民日报在当年思想解放的作用，我也深切怀念当时的音乐界前辈贺绿汀、李焕之、时乐濛、晨耕、张非。他们都是资深的革命家，又都是杰出的音乐人，那时，贺绿汀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李焕之是主席、时乐濛是副主席，晨耕和张非主持中国音协日常工作。他们以自己的资历与名望领导中国音协，为各类音乐创作和演出开辟宽松的环境。只要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有人又想挥舞棍子时，晨耕和张非两位老师就会打来电话，希望人民日报发表贺绿汀或李焕之的文章，文章一见报，那些作曲家和作品也就化险为夷了。
一晃30年过去，老范早已作古，贺绿汀、李焕之、时乐濛、晨耕、张非相继辞世，崔健已经是中国摇滚乐的爷爷辈了，叶小钢、谭盾等人的作品都成了音乐创作的主流，当年的那些批判理由和讨伐环境，在今天看来，竟然变得不可思议、无人相信，真是昨非今是、沧海桑田，难免令人感叹！
（摘自《纵横》2018年第6期。作者为人民日报原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