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取消“夹道迎送”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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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规格,高礼遇迎送国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曾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做法。高规格高礼遇迎送国宾就是一例。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通常都是组织成千上万群众在北京市区夹道迎送。当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数量不多,几乎每一位访华的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都受到了这样的接待。
  1956年国庆前夕,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访华,受到高规格隆重接待。苏加诺总统抵达北京时,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有关部门负责人120多人及1万多名群众前往机场迎接,在北京市区则受到11万群众夹道欢迎。
  1957年1月6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几乎所有的行程都由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陪同,北京市区几十万人夹道欢迎。每到一地都出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场面。刘少奇在上海迎接伏罗希洛夫,又是几十万人夹道欢迎。国宾接待委员会制作了中、苏国旗各7.5万面、鲜花2万束,分发给群众欢迎用。
  1961年6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访华。12日上午,范文同总理一行抵达北京时,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首都数十万人夹道欢迎。
  这种特殊的礼仪安排,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敌视政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领导人访华被视为对新中国的支持。高规格高礼遇的礼宾安排为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尤其同周边邻国建立外交关系打开了局面。
  取消“夹道迎送”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方决定取消兴师动众夹道欢迎国宾的仪式。对此,周总理向外宾解释说:“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南方的外宾受不了,上月尼泊尔首相抵京那天刮大风,坐了敞篷车,他的衣服又薄,我看他受了冻;第三,坐一般轿车,则会显得和群众有隔阂;第四,我方领导人年纪大了,也要注意身体。”
  此后,国宾访华,通常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1972年1月31日至2月2日巴基斯坦新上任总统布托访华。考虑到布托和巴基斯坦的特殊情况,为了突出中巴友好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中方仍安排了盛大的群众夹道欢迎仪式。但天公不作美,1月30日晚北京就下起大雪,直到第二天早晨。随之刮起了强劲的西北风,气温降到零下10摄氏度左右。考虑到群众、国宾和领导人的健康,临时取消了长安街沿线的夹道欢迎仪式以及周总理和布托总统乘敞篷车的安排。
  布托总统抵京后,周总理亲自向布托总统作了解释,同时还告知布托,中方自70年代就取消了夹道欢迎国宾的做法。但布托还是通过下面的官员表示,希望他离开北京时补一下,以显示中巴友好,消除外界误解。周总理考虑到布托这一要求,决定组织群众夹道欢送。
  2月2日中午,在凛冽的寒风中,周总理同布托总统乘敞篷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后缓缓驶向东长安街,向夹道欢送的群众致意。对此布托总统十分满意,再三向周总理表示衷心的感谢,称赞此次访华完美。
  2月2日,周总理陪同布托乘敞篷车经过市区前往机场,就成为我国群众夹道迎送外宾仪式的最后一幕。此后,從首都到省市,除特殊情况外,国宾访华时不再组织群众夹道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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