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最新版的党章。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发言称，这句话高度凝练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也向世界公开亮明了我们希望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在外交学院前院长秦亚青看来，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从1949年的“站起来”到改革开放的“富起来”，再到今天所提的“强起来”，真正走到了大国的行列之中。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这种身份和影响力，你想不当大国都不行”。
秦亚青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做的不仅是国际体系的改革者、改良者，也是某些方面的引领者。但是，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国际秩序的改进，在可以引领的方面做引领。
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
秦亚青曾两次走进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作讲解。
在2004年秦亚青第一次进中南海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作讲解时，全球治理的概念还少有人提及。此前在试讲过程中，他还因为提到全球治理的概念而收到不少人的反对意见。但最后，在主题为“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的那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秦亚青坚持提了这个概念，“当时，中央领导也没有提出什么质疑”。
到了2015年秦亚青第二次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作讲解时，谈全球治理则成了重点内容。如今，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外交场合发表演讲和谈话中的高频词。秦亚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针对全球治理态度大转折的背后，是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也从整体战略上更加重视大国责任问题。
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色变化，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实力对比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在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世界第九大经济体跃升至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却持续呈下降态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催生了比七国集团（G7）峰会代表性更为广泛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并逐渐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也经历了从积极参与者到核心参与者的转变。
G20峰会拓展了中国多边外交舞台的边界，由之前的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区域合作范畴扩展到全球治理范畴。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有了一次实质性的提升。
全球治理中出现很多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间缺乏合作。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研究员齐林斯基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限于金砖国家）与G7等发达国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无疑能对实现更有效的全球治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3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驻外使节小型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新世纪的中国外交需要处理五个平衡，即“多极和单极的关系，加快我国发展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维护我国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关系，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
此外，中国也提出了“和平崛起”等口号，并于2005年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在外交上延续“韬光养晦”的同时，也更加着眼于“有所作为”，在国际上寻求更大话语权，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改革，参与全球治理。
2012年，“全球治理”首次被写入十八大报告。在回顾此前五年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新成就时，报告指出：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发展争取了有利国际环境。
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今年7月13日，随着贝宁、吉布提、卢旺达获批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成员总数达到100个。此时，距离亚投行正式开业，仅过去了约三年半的时间，距离习近平首次提出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尚不满五年。
亚投行第四届理事会还选举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为第五届理事会主席。刘昆在会上指出，除了成员数量达到100个，亚投行还顺利获得了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员地位，贷款总额达到85亿美元并成功发行首笔美元全球债券，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和政策，已成为多边开发体系新的重要一员。
亚投行的高效运作，逐渐打消了外界起初对其是否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疑虑。此外，亚投行还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展开合作，而之前它们一度被外界认为是“亚投行直接竞争对手”。
8月16日，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新加坡出席“首届新加坡区域基础设施峰会”期间，提出了要打造“百年亚投行”的目标。他在会上指出，亚投行成立时就将使命定义为在基建和其他生产领域推动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开放给所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希望在未来100年里继续为全球服务。
同样展现了“中国速度”的，还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当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这个简短表述，其实已经为“一带一路”倡议指出了两个相辅相成的主要实施路径：互联互通建设的进展，是加深贸易往来、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条件;而融资平台的搭建，则是为加速互联互通建设保驾护航，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透露，“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其后，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当天下午就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八千余字的文件界定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等，堪称“一带一路”的纲领性文件。
这意味着，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一带一路”建设从倡议落到行动文件上。
除了这两大最受关注的“中国方案”外，近年，從南南合作、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气候变化大会，再到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问题，不断有中国声音与中国主张发出，而且也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效。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同年9月，习近平在主持杭州G20峰会时指出。这也是G20峰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赵磊曾撰文指出，公共产品供给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其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性公共产品、理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提供的主要是物质性公共产品，如帮助其他国家修路、造桥、供电等，是在物质性需求层面的供给。而理念性公共产品，主要是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难题，要发挥“说服性”的效力。制度性公共产品则是公共产品的最高形态，难度最大，但一旦形成其影响力极其深远、深刻，其本质是对游戏规则的塑造与完善。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放言，“21世纪全球经济的规则应由美国来书写。”很多国际关系学者也分析称，目前以及接下来较长一段时期里，规则之争会是中美之间最重要也可能是最激烈的竞争所在。
在杭州G20峰会期间，习近平还特别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面对问题，中国外交的理念是认为机遇和挑战并存，而且机遇永远大于挑战。这个机遇不是摆在那儿的，而是通过人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机遇。
“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习近平说。
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如习近平所言，中国方案是在“广纳良言” 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形成的。因此，中国所说的全球治理方案或开出的药方，不是替世界制定规则，而是在与世界一起制定规则或推动规则改善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个方案可以是中国提出的，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方案定然会是世界的。”
此外，中国现在参与的很多全球公共事务就是有优先级的，会有对于自身资源的考量，不会无限投入。“不论以后强大到什么地步，这一原则都要坚持。”秦亚青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将2012年11月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了明确阐述。这次十八大之后的出访，是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进行的首次出访。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萌芽，西方产生了很多种类似的“人类共同体”的提法。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对立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线。当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敌对国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兴盛，虽然传统威胁仍然存在，但新出现的威胁更直接危害整个人类社会，比如恐怖主义等。
但直到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进行明确的阐释，这一理念才逐渐变得清晰和完整。在外交学院前院长秦亚青看来，“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路径和目标的关系。
在十九大报告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列在一起提出。报告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即“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期间对此曾予以进一步阐释称，“这三个关键词旨在摈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建立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这一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之上。”
秦亚青认为，将上述两者结合在一起，并且写到十九大报告里，是因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理念发展和实践发展都是基于这两点。
在秦亚青看来，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变化是整体外交定位清晰了，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此外，中国还全面厘清了重大的外交理念。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安全观等，都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得到了明确。
由于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战略地位提升，使得中国周边地区成为了世界大国角逐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分量有了明显提升。习近平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以后的首次出访国，也都选择了周边国家。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将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习近平还在会上首次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一年后，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先强调的也是周边外交，强调要切实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談会和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我的感觉是，中央对于外界的战略性规划基本做好了。”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也因此，2014年还被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元年。
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他还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要求，强调了“七个切实”，包括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切实推进多边外交，切实加强务实合作，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等。
2013年6月，习近平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还阐明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十四字方针”：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面对问题，中国外交的理念是认为机遇和挑战并存，而且机遇永远大于挑战。这个机遇不是摆在那儿的，而是通过人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机遇。” 秦亚青认为，这些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绩，机遇的因素不可忽视。世界需要有更多元的力量来推动前行，中国刚好也发展到了这一步。但发挥能动性，敏锐地抓住这个机遇也至关重要。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也分析称，中国之所以能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也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采取“美国优先”的收缩外交政策的结果。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上，中国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不论是几年前在应对当时趋于紧张的南海局势上，还是近期在处理中美贸易争端上，这一点都体现得颇为明显。秦亚青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比较模糊，因为出于当时的形势考虑，需要避开一些矛盾旋涡。“现在作为大国，有些矛盾我们已经避不开了。”
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应付、一般性参与、主动参与到主导参与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创建丝路基金、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召开“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制度产生了制衡作用，也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中央对于外交的战略性规划基本明确后，接下来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如何积极有为、一步一步地去实践这些规划。当然，规划本身也会与时俱进地做改进。”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习近平在国内考察时，曾说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种思路在外交上同样适用，今后“实践的力度会更强”。
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界定，一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处于初级阶段”就意味着中国承担责任要量力而行，此外，中国现在不断向世界释放的信号就是不称霸。
秦亚青认为，这样的信号释放不仅是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展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在这个共同体中，不能有任何国家存在称霸意图。如果有国家称霸，那就还是强权政治。
“如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要从中国视角看世界，更要从世界视角来看中国、看世界;要着眼的不仅是我怎么样，而是世界要怎样，我能让世界变成什么样。”秦亚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