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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7日，土耳其民众发起大规模示威，并与警察产生了激烈冲突，街道顿时成为战场。
自2013年12月17日开始，土耳其警方展开大规模反贪腐调查行动，逮捕了内政部长之子、经济部长之子和环境部长之子、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成员以及地产商、国有银行首席执行官等其他经商界人士。目前，已经陆续有人员被释放。据悉，本次反贪腐调查行动于一年前展开，警方收到匿名举报，称政府官员和商人存在权钱交易等违法行为。而就在警方展开行动后的第二天，土耳其警界高层人士便陆续陷入了“罢免风波”。土耳其安全部门发表声明称，部分警察被免职和调离是因为他们“滥用职权”、有不恰当的行为。
面对这场风波，总理埃尔多安态度强硬，反对在该国进行反腐败调查，称这场调查是一场“肮脏的行动”。另一方面，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则支持反腐行动，要求涉案的内阁部长辞职。对于警察被罢免事件，共和人民党指责政府介入调查，以掩盖事实的真相。
受此影响，土耳其多个城市连续爆发示威游行， 有人要求政府下台，有人则声援埃尔多安。2014年是土耳其的大选年，这场危机无疑损害了埃尔多安第四次担任总理的希望。不稳定的局势还致使股市下跌、货币贬值，人们担心随着局势持续混乱，长期投资者将抛弃土耳其，令经济受重创。“土耳其模式”治下的土耳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个”土耳其
土耳其国内各地区和阶层之间有天壤之别，人们常说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土耳其：西部沿海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世俗、开放，意识形态西方化，中产阶级拥护坚持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凯末尔主义；中部和东部内陆山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传统，有较为浓厚的保守主义和宗教主义传统，是现任总统居尔和总理埃尔多安所在的党派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的基本盘和铁票仓。土耳其的现当代政治史是精英主义政治唱主角，中东部居民的诉求实质上长期被忽略。正发党执政后，对这一群体进行了资源倾斜，比如向他们免费供应面粉和燃煤，笔者就曾在东部山区的红茶馆中见过埃尔多安和当地茶馆老板的合影。埃尔多安当政十年间，土耳其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进程也惠及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可以说正发党在各种选举中有较高支持率不是无缘由的。
现在的土耳其议会中，正发党占据着550个议席中的341席，而“建国之父”凯末尔的嫡传、曾经长期执政的世俗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只有112席。借由长期的国企私有化政策带来的经济资本，在埃尔多安长袖善舞的政治手段运作下，正发党牢牢控制了行政权力，警察系统录用了大量教育程度较低却忠于正发党理念的人，正发党由此才得以与世俗主义的护航者军方抗衡，并使后者在世俗与宗教博弈的“铁锤案”（2012年9月300多名高级军官因“阴谋政变”被当局判罪）中败下阵来。
民粹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博弈
从本质上看，不管是目前这场反对腐败的示威活动，2013年5月底因为反对政府开发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清除广场中心惟一的绿地盖奇公园而引发的持久抗议浪潮，还是近年来时常出现的其他民众抗议活动，其实都是土耳其内部政治失衡的表现——除正发党外，其他在野党所代表的民众诉求得不到尊重。埃尔多安带领的正发党虽然三次赢得选举，但是其独断、强硬的作风，日趋保守的倾向，越来越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警觉。为了赢得保守人士的支持，埃尔多安连续出台“限酒令”、新建清真寺和不断削弱凯末尔影响力等背离土耳其世俗化原则的一系列政策。民众的愤怒再加上反对派和其他政治势力的推动，使埃尔多安接连遭遇政治危机。
实际上，埃尔多安担任总理后，反对声浪一直不断。在其第二任期中，安卡拉甚至爆发过40万人的烛光示威游行，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随时停有警方的重型车辆和全副武装的警员，塔克西姆广场旁边的独立大街几乎天天都有不同群体的示威游行。有劳工组织抗议劳资关系的，有左派政党抗议埃尔多安当局亲西方经济政策和私有化政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有右派抗议埃尔多安当局民族政策的。比如2013年5月底开始的抗议活动，主要组织群体是土耳其共产党。土共在历史上曾因为意识形态和与苏联的联系而多次遭到共和人民党当局和军政府的镇压，2001年才成为合法政党，党员不多，在议会中也没有议席，但在知识分子、学生中颇受欢迎。
笔者在2010年至2011年间曾常驻土耳其，2012年再次造访土耳其时，发现抗议游行的规模和频率节节上涨，警察装备升级，手段也更为暴力。土耳其国内影响力较大的媒体不少已经被正发党赎买噤声，而国外媒体对土耳其新闻并不感兴趣。
土耳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私有化，自2002年埃尔多安执政至今一直延续自由市场的经济发展思路，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降低银行利率，刺激出口，对邮政、交通、电力、矿业等诸多行业的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和美国资本开放。埃尔多安内阁及外围成员都获得了大量实际利益，腐败现象也随即滋生。这场反贪腐调查行动冲击着埃尔多安长期刻意经营的廉洁形象，经济部长、内政部长和环境部长相继辞职。
土耳其民众对正发党的不满，实际上是民粹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博弈、公平与效率的悖论。对中东国家而言，民粹一向带来混乱，威权统治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应该是确保效率兼顾公平，而不是政客中饱私囊，导致国家一片混乱、民众普遍不满。
新的平衡尚未形成
随着贪污丑闻和大批警界高官被免职事件的发酵，舆论普遍将这一事件解读为执政党和法图拉·葛兰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
葛兰何许人也？1999年因为与军方权力斗争失败而流亡美国的伊斯兰宗教领袖葛兰，在土耳其的影响力堪比1964年流亡、1979年回到伊朗之前的霍梅尼，不仅拥有百万徒众，更控制着土耳其最大的资本集团和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笔者曾观察过，在很多土耳其欠发达地区的报刊亭中，惟一能看到的英文刊物就是葛兰及其支持者在美国编辑、印刷精美的宗教刊物。葛兰在土耳其警方和司法机构中拥有众多追随者，被认为在土耳其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葛兰都是正发党的坚定盟友，曾助其三次赢得大选。但是，葛兰势力秉持的意识形态体系与正发党虽有交集，却并不一致，在具体利益上更是大相径庭。当面对军方这个“共同的敌人”时，双方尚能结成同盟。一旦军方力量消退，双方的矛盾立刻显现。葛兰势力主张彻底清洗世俗派军方高层，而以埃尔多安为代表的正发党则想控制矛盾规模，以稳定国内局势。在近两三年中几次针对军方的行动中，由于葛兰势力在司法系统中的影响力极大，以至于埃尔多安不得不数次更换检察官，但最终也只能顺水推舟，将军方世俗派高层全部清洗，结果令自己在国内遭遇极大反弹。
军方势力不断受到打压后，葛兰势力、正发党联合抗衡军方的局面被打破，埃尔多安和葛兰势力之间便上演了分账大戏，而且是以极为公开和相当不体面的方式进行的。据报道，2012年埃尔多安曾在一次行动中清除过大批警察和司法系统中的葛兰主义者。埃尔多安近日还表示，土耳其正在大发展，然而有些所谓的“国中之国”的势力正不断增长。埃尔多安表示，不再需要葛兰做后盾，因为自己拥有的是土耳其和整个地区的支持。而葛兰不仅在第一时间否认卷入了贪腐调查，并通过网络演讲批评埃尔多安是“没有看到小偷的人去阻止抓贼的人”。
在新一轮平衡形成前，未来几年土耳其政局的矛盾和冲突可能更为突出。好在军方这次没来“雪上加霜”。2013年12月27日，军方在官方网站上声明“土耳其武装力量不想卷入政治纷争”。
（作者为《装备与生存》杂志记者，曾任驻土耳其记者、特派叙利亚战地报道组组长）
自2013年12月17日开始，土耳其警方展开大规模反贪腐调查行动，逮捕了内政部长之子、经济部长之子和环境部长之子、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成员以及地产商、国有银行首席执行官等其他经商界人士。目前，已经陆续有人员被释放。据悉，本次反贪腐调查行动于一年前展开，警方收到匿名举报，称政府官员和商人存在权钱交易等违法行为。而就在警方展开行动后的第二天，土耳其警界高层人士便陆续陷入了“罢免风波”。土耳其安全部门发表声明称，部分警察被免职和调离是因为他们“滥用职权”、有不恰当的行为。
面对这场风波，总理埃尔多安态度强硬，反对在该国进行反腐败调查，称这场调查是一场“肮脏的行动”。另一方面，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则支持反腐行动，要求涉案的内阁部长辞职。对于警察被罢免事件，共和人民党指责政府介入调查，以掩盖事实的真相。
受此影响，土耳其多个城市连续爆发示威游行， 有人要求政府下台，有人则声援埃尔多安。2014年是土耳其的大选年，这场危机无疑损害了埃尔多安第四次担任总理的希望。不稳定的局势还致使股市下跌、货币贬值，人们担心随着局势持续混乱，长期投资者将抛弃土耳其，令经济受重创。“土耳其模式”治下的土耳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个”土耳其
土耳其国内各地区和阶层之间有天壤之别，人们常说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土耳其：西部沿海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世俗、开放，意识形态西方化，中产阶级拥护坚持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凯末尔主义；中部和东部内陆山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传统，有较为浓厚的保守主义和宗教主义传统，是现任总统居尔和总理埃尔多安所在的党派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的基本盘和铁票仓。土耳其的现当代政治史是精英主义政治唱主角，中东部居民的诉求实质上长期被忽略。正发党执政后，对这一群体进行了资源倾斜，比如向他们免费供应面粉和燃煤，笔者就曾在东部山区的红茶馆中见过埃尔多安和当地茶馆老板的合影。埃尔多安当政十年间，土耳其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进程也惠及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可以说正发党在各种选举中有较高支持率不是无缘由的。
现在的土耳其议会中，正发党占据着550个议席中的341席，而“建国之父”凯末尔的嫡传、曾经长期执政的世俗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只有112席。借由长期的国企私有化政策带来的经济资本，在埃尔多安长袖善舞的政治手段运作下，正发党牢牢控制了行政权力，警察系统录用了大量教育程度较低却忠于正发党理念的人，正发党由此才得以与世俗主义的护航者军方抗衡，并使后者在世俗与宗教博弈的“铁锤案”（2012年9月300多名高级军官因“阴谋政变”被当局判罪）中败下阵来。
民粹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博弈
从本质上看，不管是目前这场反对腐败的示威活动，2013年5月底因为反对政府开发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清除广场中心惟一的绿地盖奇公园而引发的持久抗议浪潮，还是近年来时常出现的其他民众抗议活动，其实都是土耳其内部政治失衡的表现——除正发党外，其他在野党所代表的民众诉求得不到尊重。埃尔多安带领的正发党虽然三次赢得选举，但是其独断、强硬的作风，日趋保守的倾向，越来越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警觉。为了赢得保守人士的支持，埃尔多安连续出台“限酒令”、新建清真寺和不断削弱凯末尔影响力等背离土耳其世俗化原则的一系列政策。民众的愤怒再加上反对派和其他政治势力的推动，使埃尔多安接连遭遇政治危机。
实际上，埃尔多安担任总理后，反对声浪一直不断。在其第二任期中，安卡拉甚至爆发过40万人的烛光示威游行，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随时停有警方的重型车辆和全副武装的警员，塔克西姆广场旁边的独立大街几乎天天都有不同群体的示威游行。有劳工组织抗议劳资关系的，有左派政党抗议埃尔多安当局亲西方经济政策和私有化政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有右派抗议埃尔多安当局民族政策的。比如2013年5月底开始的抗议活动，主要组织群体是土耳其共产党。土共在历史上曾因为意识形态和与苏联的联系而多次遭到共和人民党当局和军政府的镇压，2001年才成为合法政党，党员不多，在议会中也没有议席，但在知识分子、学生中颇受欢迎。
笔者在2010年至2011年间曾常驻土耳其，2012年再次造访土耳其时，发现抗议游行的规模和频率节节上涨，警察装备升级，手段也更为暴力。土耳其国内影响力较大的媒体不少已经被正发党赎买噤声，而国外媒体对土耳其新闻并不感兴趣。
土耳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私有化，自2002年埃尔多安执政至今一直延续自由市场的经济发展思路，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降低银行利率，刺激出口，对邮政、交通、电力、矿业等诸多行业的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和美国资本开放。埃尔多安内阁及外围成员都获得了大量实际利益，腐败现象也随即滋生。这场反贪腐调查行动冲击着埃尔多安长期刻意经营的廉洁形象，经济部长、内政部长和环境部长相继辞职。
土耳其民众对正发党的不满，实际上是民粹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博弈、公平与效率的悖论。对中东国家而言，民粹一向带来混乱，威权统治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应该是确保效率兼顾公平，而不是政客中饱私囊，导致国家一片混乱、民众普遍不满。
新的平衡尚未形成
随着贪污丑闻和大批警界高官被免职事件的发酵，舆论普遍将这一事件解读为执政党和法图拉·葛兰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
葛兰何许人也？1999年因为与军方权力斗争失败而流亡美国的伊斯兰宗教领袖葛兰，在土耳其的影响力堪比1964年流亡、1979年回到伊朗之前的霍梅尼，不仅拥有百万徒众，更控制着土耳其最大的资本集团和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笔者曾观察过，在很多土耳其欠发达地区的报刊亭中，惟一能看到的英文刊物就是葛兰及其支持者在美国编辑、印刷精美的宗教刊物。葛兰在土耳其警方和司法机构中拥有众多追随者，被认为在土耳其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葛兰都是正发党的坚定盟友，曾助其三次赢得大选。但是，葛兰势力秉持的意识形态体系与正发党虽有交集，却并不一致，在具体利益上更是大相径庭。当面对军方这个“共同的敌人”时，双方尚能结成同盟。一旦军方力量消退，双方的矛盾立刻显现。葛兰势力主张彻底清洗世俗派军方高层，而以埃尔多安为代表的正发党则想控制矛盾规模，以稳定国内局势。在近两三年中几次针对军方的行动中，由于葛兰势力在司法系统中的影响力极大，以至于埃尔多安不得不数次更换检察官，但最终也只能顺水推舟，将军方世俗派高层全部清洗，结果令自己在国内遭遇极大反弹。
军方势力不断受到打压后，葛兰势力、正发党联合抗衡军方的局面被打破，埃尔多安和葛兰势力之间便上演了分账大戏，而且是以极为公开和相当不体面的方式进行的。据报道，2012年埃尔多安曾在一次行动中清除过大批警察和司法系统中的葛兰主义者。埃尔多安近日还表示，土耳其正在大发展，然而有些所谓的“国中之国”的势力正不断增长。埃尔多安表示，不再需要葛兰做后盾，因为自己拥有的是土耳其和整个地区的支持。而葛兰不仅在第一时间否认卷入了贪腐调查，并通过网络演讲批评埃尔多安是“没有看到小偷的人去阻止抓贼的人”。
在新一轮平衡形成前，未来几年土耳其政局的矛盾和冲突可能更为突出。好在军方这次没来“雪上加霜”。2013年12月27日，军方在官方网站上声明“土耳其武装力量不想卷入政治纷争”。
（作者为《装备与生存》杂志记者，曾任驻土耳其记者、特派叙利亚战地报道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