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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子詹姆斯10岁生日那天，我带着詹姆斯和15岁的女儿劳拉外出吃饭庆祝。此时，我已与丈夫离婚两年多，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餐厅里，劳拉向弟弟道歉，因为她忘了给他准备礼物。“周末我要和伙伴们一起去滑雪，带上你这个小家伙，算是迟到的礼物吧。”姐姐一向不喜欢带着弟弟玩，对于这次邀约，詹姆斯高兴极了。
星期六早上，孩子们一早就出发去了滑雪场，出门前我让他们早点回来。劳拉满口答应了，因为有专门的带队老师，我还算放心。但是直到天快黑了，两个孩子也没有回来，手机一直无法接通。我非常着急，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夫人您好，我是滑雪巡逻队的队长。你的儿子詹姆斯受伤了，现在处于昏迷状态。我们正在送他去医院的路上，请你也立即赶到医院。”
我一下子蒙了，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开车到的医院。在路上，我不停安慰自己：“冷静，冷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到了医院，詹姆斯已经在接受检查了。劳拉告诉我，他们最初玩得非常顺利，大家都很开心，詹姆斯尤其高兴，因为滑雪是他最喜欢的运动。不早了，大家准备要结束运动回家时，詹姆斯提出最后滑一圈，当他飞跃过一个坡点时，摔倒了。而他站起来的时候，从后面冲过来的一名滑雪者又把他撞倒在地。这一次，他没有站起来。
医生说，詹姆斯脑部有肿块，需要更多的检查。但只过了三天，医生告诉我，詹姆斯已经有器官衰竭，只能靠呼吸机维持。
我声嘶力竭地哭喊：“不！我的孩子不会离开我！”在詹姆斯的葬礼上，我放飞了许多气球。看着气球渐渐飘离视线，我的心也空了。随后几个月，我整个人像疯了一样，经常睁着眼一夜无眠，泪水几乎流干。我觉得整个生活都失去了意义。
而劳拉也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她陷入深深的自责，她说了无数个“对不起”，虽然我知道不是她的错，但对于抱歉我也无力回应。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不光失去了儿子，也在失去女儿。劳拉像变了一个人，她经常逃学，学会了化妆，还交了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每次从外面回来，她都浑身散发着酒气。我对她苦口婆心地劝，甚至疯狂地发火，但都无济于事。她坚持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一天晚上，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劳拉突然走了进来。“妈妈，我现在很害怕。我需要帮助。”她哭着说。“孩子，妈妈等你这句话很久了。”我哽咽了。“我恨自己害死了詹姆斯，我想逃避，我学会了喝酒，还吸毒。”第二天，我把劳拉送到了青少年戒毒中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亲爱的，”我说，“这是个全新的开始。”劳拉接受治疗期间，是一段特殊的日子。我时常在家里走来走去，却不像以前那样心神不定。我找到了我以为再也找不回的东西——安宁的感觉。
詹姆斯离开后的第二个圣诞节，我带着礼物去戒毒中心看劳拉。辅导员坐在她旁边。“把你想说的都告诉你妈妈吧。”她对劳拉说。劳拉的下巴开始抽搐，双手也在颤抖。开始，她的声音很小。“对不起，妈妈，”她说，“我感到很内疚，很难过，我试图用酒精和毒品来驱赶这种感觉。”然后，她哭喊道：“整个噩梦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有带他去滑雪，詹姆斯就不会死。对不起，妈妈。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抱着她，告诉她那是一个意外，不是她的错！在我离开前，我给她留了张纸条：“亲爱的劳拉，我很爱你。以前是，将来也是。至于詹姆斯的事故，那不是你造成的，只是个意外。詹姆斯在天堂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爱你的妈妈。”回到家时，劳拉打电话给我：“谢谢你，妈妈。那纸条我会永远珍藏。”此时我发现摆脱毫无意义的愧疚是多么的重要，无论是劳拉还是我。事实其实很简单，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
一个月后，劳拉回到家中。为了庆祝她回家，我和亲友们举办了一次聚会。是时候放飞我的“气球”了，这只“气球”，自詹姆斯离开时就紧紧地拽在我的手里。它让我的心升腾，在希望中升腾，因为我的孩子回家了。
郑维森摘自《环球时报》
星期六早上，孩子们一早就出发去了滑雪场，出门前我让他们早点回来。劳拉满口答应了，因为有专门的带队老师，我还算放心。但是直到天快黑了，两个孩子也没有回来，手机一直无法接通。我非常着急，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夫人您好，我是滑雪巡逻队的队长。你的儿子詹姆斯受伤了，现在处于昏迷状态。我们正在送他去医院的路上，请你也立即赶到医院。”
我一下子蒙了，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开车到的医院。在路上，我不停安慰自己：“冷静，冷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到了医院，詹姆斯已经在接受检查了。劳拉告诉我，他们最初玩得非常顺利，大家都很开心，詹姆斯尤其高兴，因为滑雪是他最喜欢的运动。不早了，大家准备要结束运动回家时，詹姆斯提出最后滑一圈，当他飞跃过一个坡点时，摔倒了。而他站起来的时候，从后面冲过来的一名滑雪者又把他撞倒在地。这一次，他没有站起来。
医生说，詹姆斯脑部有肿块，需要更多的检查。但只过了三天，医生告诉我，詹姆斯已经有器官衰竭，只能靠呼吸机维持。
我声嘶力竭地哭喊：“不！我的孩子不会离开我！”在詹姆斯的葬礼上，我放飞了许多气球。看着气球渐渐飘离视线，我的心也空了。随后几个月，我整个人像疯了一样，经常睁着眼一夜无眠，泪水几乎流干。我觉得整个生活都失去了意义。
而劳拉也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她陷入深深的自责，她说了无数个“对不起”，虽然我知道不是她的错，但对于抱歉我也无力回应。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不光失去了儿子，也在失去女儿。劳拉像变了一个人，她经常逃学，学会了化妆，还交了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每次从外面回来，她都浑身散发着酒气。我对她苦口婆心地劝，甚至疯狂地发火，但都无济于事。她坚持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一天晚上，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劳拉突然走了进来。“妈妈，我现在很害怕。我需要帮助。”她哭着说。“孩子，妈妈等你这句话很久了。”我哽咽了。“我恨自己害死了詹姆斯，我想逃避，我学会了喝酒，还吸毒。”第二天，我把劳拉送到了青少年戒毒中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亲爱的，”我说，“这是个全新的开始。”劳拉接受治疗期间，是一段特殊的日子。我时常在家里走来走去，却不像以前那样心神不定。我找到了我以为再也找不回的东西——安宁的感觉。
詹姆斯离开后的第二个圣诞节，我带着礼物去戒毒中心看劳拉。辅导员坐在她旁边。“把你想说的都告诉你妈妈吧。”她对劳拉说。劳拉的下巴开始抽搐，双手也在颤抖。开始，她的声音很小。“对不起，妈妈，”她说，“我感到很内疚，很难过，我试图用酒精和毒品来驱赶这种感觉。”然后，她哭喊道：“整个噩梦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有带他去滑雪，詹姆斯就不会死。对不起，妈妈。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抱着她，告诉她那是一个意外，不是她的错！在我离开前，我给她留了张纸条：“亲爱的劳拉，我很爱你。以前是，将来也是。至于詹姆斯的事故，那不是你造成的，只是个意外。詹姆斯在天堂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爱你的妈妈。”回到家时，劳拉打电话给我：“谢谢你，妈妈。那纸条我会永远珍藏。”此时我发现摆脱毫无意义的愧疚是多么的重要，无论是劳拉还是我。事实其实很简单，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
一个月后，劳拉回到家中。为了庆祝她回家，我和亲友们举办了一次聚会。是时候放飞我的“气球”了，这只“气球”，自詹姆斯离开时就紧紧地拽在我的手里。它让我的心升腾，在希望中升腾，因为我的孩子回家了。
郑维森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