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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7年北京高中课改启动得到了各都市报的高度关注，多内容、多主题、多人员的媒体资讯搭建起公众与新课程对话、互动的传播平台，使课程改革不仅是基础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公众不断获得课改进程的知情权和建议权中，高中课改这一政府行为逐渐为公众所理解、接纳，进而形成着参与、建设、支持的新课程理解力。
[关键词] 高中课改 理解力 报纸资讯
[中图分类号] G40-05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1128（2009）01-0048-05
在大众传媒中，报纸以其“能够直接、定期地到达绝大多数人手中”① 的特点在今天的依旧成为各种资讯传播的途径之一。北京普通高中课程改革2007年1月召开启动大会后，新课程成为2007年北京基础教育的一大热点。课程是什么？课程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基本话题成为理解本次课改的关键，也是广大公众了解、关注课程改革的难点。一年中，在京不少都市报围绕高中新课程展开大量资讯报道，不仅有助于面向公众推介课改，也让普通人走近课改，以参与、建设、对话的多种方式表达对新课程的多元理解，进而形成着积极、平和、务实的新课程社会氛围。
一、资讯传播的共时性、
阶段性与课程理解的动态延伸
共时性，体现为各大媒体针对高中课改的资讯都会聚集在一个相同的一个时间段上，只要一家报纸有报道，都会迅速成为多家报纸的信息素材，引来一连串的同步反响。这一点在2007年各大报纸对北京课改的跟踪报道中极为突出。诸如课改启动、教师培训、课堂实施、模块考试、综合素质评价、会考改革等方面的动态，不同报纸几乎都在统一时间做出及时反应。阶段性，体现为报纸针对课改的相关报道，都与北京高中课改在不同阶段的工作步骤密切相关，表现出报道的专题性。共时性与阶段性并存是北京高中课改第一年媒体舆论跟进的突出特点。
例如，2007年1月19日北京市召开启动高中新课程实验的大会，在京多家报纸都在第一时间做了及时报道。（见表1）
在这一首次集中报道北京高中新课程实验的媒体报道中，突出特点就是力求抓住高中课程的“新”之所在进行披露。特别是针对144个毕业学分、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划分学段、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较为显见的变化向公众做了引介。而对于这些变化所以发生的深层意义的追问和阐述在各家资讯中都是欠缺的。这也反映出在课改起始阶段的关报道多体现为一种事实性传播，起到告知、介绍的作用。因为对于即将开始实行的高中新课程，媒体与广大公众一样，都面临着新的学习。
再如，在2007年11月份前后，正式高中课程第一学段结束、陆续进行模块考试的关键时段。针对模块考试、学分认定等问题的报道自然成为媒体的重点。（见表2）
根据表3的统计，可以看到，在高中新课程实验开始的第一个年头，相关报道涉及的内容与范围是较为广阔的，有来自行政部门的宏观部署，也有区县及学校层面的具体操作；有关于事实的介绍，也有关于可能性问题的预测与提问。可以让人们看到北京课改的全面探索，也不乏对一些问题存在担心。
应该说，课改传播具有的多端性，既有助于公众从多角度认识、了解新课程实验的多个切入点和全面性，展现出不同区域、学校之间的个性化探索；也存在着因资讯传递方式的孤立、割裂而容易造成对课改理解的零散、片面，不利于形成对课改的整体认识。课改传播具有的模糊性，既说明了在课改初期人们必然存在着对课程实验过程的各个方面的不同见解，存在着面对变革难以避免的茫然和陌生，也说明了对课程的理解必然是在对话、开放的平台中不断走向科学的过程。每个人既可以成为吸纳不同声音、形成信息理解的受众，也可以成为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他人话语和意向的力量。这个过程，就是新课程的真实理解过程，也是建设课改良好社会舆论的必经阶段。
三、资讯传播的参与性、差异性与
课程理解的主体建构
在报纸的相关报道中，一线教师、学生、校长、家长、学者以及教育管理者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融入高中课程改革的探索之中，阐述自己对课改的不同认识，表现出各界人员关注新课程的广泛参与性和参与过程的差异性。
例如针对课改与高考的关系这一热点话题，报纸就传递出不同人的不同表达。
——《高中课改：做好与高考衔接了吗？》，是以某学者的声音，阐述高中课改要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在高考改革的配套上有“实质”改变。要实质性地在高考改革上跟进，必须事先在总体部署、时间安排、阶段性策略等方面做好计划，万万不可疏忽大意、摸索试错，输在操作细节上。
——《课改成败，系于高考改革能否加速》，以评论者的声音，提出这次北京市课改是否成功，高考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高中课改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如何与高考对接、高考模式如何改革等等是当前必须思考的。
——《课改关键不在“从盒饭到自助餐”》，以社会人士的声音，强调此次课程改革要想真正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必须考虑两个关键因素。一是高考，如果考试评价和招生制度的根本问题不解决，那么课改充其量只能算是“戴着镣铐跳舞”。二是教材质量和教学方式，“自助餐”固然好，但是如果本身可选的“菜”不多，质量也没有多少改进，那么“盒饭”和“自助餐”就没有什么区别。
——《高中有“选修”高考也要“选考”》，以旅美学者的声音，提出针对高中的选修，高考应该“选考”才能与其相对应。建议借鉴美国大学入学学术能力测验的模式，“必考”和“选考”相结合，既保证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又给学生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上述不同声音，可以折射出课程改革的复杂性，也显示了课程是在继承与创新中逐步深入。当更多的人介入对新课程的关注和讨论时，课程问题就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教育内部的话题，而是关系到所有人理解教育、体验教育的社会性话题。
面对新课程的推进，透过媒体所反映的来自不同人员的声音，也体现出人们在课改第一年所形成的不同理解水平。
以北京V、W两家报纸为例，在有关高中课改的报道中，就包含了来自学生、家长、教师、学者、官员等多个主体的话语表达，既体现资讯的大众性，也体现出话语权的差异性。（见表4，表5）
从表4、表5看，处于课改话语权优势的是官员，其次是校长，之后是教师、家长、学生、学者等。可见，高中新课程作为一项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声音理应成为人们了解课改、把握课改的最强音。同时，校长作为学校层面的课程领导者，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与自主权，也成为话语的主要体现。教师是直接落实新课程的一线人员，有着最直接的实际感受，当教师的话语不断传递时，其体验、感受是具体真实的，也是充满个人化的。而作为一项着眼于学生成长的改革，也需要了解和倾听学生的感受和想法。从表中反映的情形看，学生的话语有所体现，但需要进一步加大学生的话语权，来充分显现课改带给学生的生活体验。
从各种人员对高中新课程实验的态度和理解看，可谓各不相同差异明显。
例如：学者有认同，也不乏担忧。有学者提出“课改实施是否仓促”的疑问。在某报《“此次课改实施较仓促”》的文中，引用某学者的观点，指出这次课改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课改进行得比较仓促，政策不配套；提升学生主动性方面还有待努力；课改的标准与操作之间还有距离。
又如：校长有信心，也不乏顾虑。针对课改加重“学生和教师的负担”的问题，有校长认为高考对课改仍然起关键作用，要推进课程改革则经应该尽快推出考试与评价的配套方案，否则就会给学生和老师都带来很大的负担。高中课改实施模块教学后，对任课老师的要求更高，要求老师要对三年所教课程有整体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
再如：学生有新体验，也难免无奈。学生在课程中有着不同的体验，兴奋、快乐、新颖、无奈、痛苦等多感受并存。有学生认为“刚刚迈入高一的校园，对新课改是充满了向往和期待的。听说课改能更加张扬我们的个性，使我们的高中不仅是学、学、学，令我十分兴奋”。也有学生认为“新课改后，将旧教材中的有些知识删去了，并把很多的知识点简化了。而在考试中，却又着重去考这些。这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慌乱和不知所措。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也很迷茫，不知该讲不该讲。讲吧，大纲没要求，不讲吧，考试又考。这就是新课改的弊端之一。”
从不断发出的不同声音中，更具体地显现出不同人群之间对于课程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显示出社会各界人员因各自经历、经验的不同，也体现出加强课程理解的必要性与艰巨性。当更多人、更多视角参与对课程的感知、解释和讨论时，可以丰富社会各界人员的课程理解，看到不同层面、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待课程问题的多种看法。这个过程本身，就能够促进社会各界人员对课程的理解，大家在了解他人课程的同时，也从中看到自己在建构着新的课程理解。因此，报纸的课程传播过程是受众的意义解码、共享的过程，每个人都在制造着对于课程的意义理解，也在别人的意义制造中继续建构着意义。因此，关于课程的不同声音既是差异，也是资源。
总之，2007年北京高中课改启动引起了都市报纸的高度关注，以多内容、多主题、多人员的资讯报道搭建起公众与新课程对话、互动的一个传播平台，使课程改革不仅是基础教育内部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当公众不断获得了课改进程的知情权和建议权时，高中课改这一政府行为逐渐成为全社会关心、参与和受益的行动。在此过程中，每个参与的主体——学生、家长、媒体工作者等各方人员与教育工作者一同积淀着新课程理念的理解力，也弥合着社会不同层面对于课程理解上的“知沟”③，从而促进高中课程改革在和谐稳妥中推进。
注释
①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②本表是对北京某报全年关于高中新课程报道进行的初步统计。为体现对媒体报道的尊重，在研究中使用的报纸资讯个案分析都隐去其真实名称。文中表4、5的统计制作也是如此。特此说明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副院长，北京高中新课程社会传播与理解项目组负责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潘静波）
[关键词] 高中课改 理解力 报纸资讯
[中图分类号] G40-05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1128（2009）01-0048-05
在大众传媒中，报纸以其“能够直接、定期地到达绝大多数人手中”① 的特点在今天的依旧成为各种资讯传播的途径之一。北京普通高中课程改革2007年1月召开启动大会后，新课程成为2007年北京基础教育的一大热点。课程是什么？课程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基本话题成为理解本次课改的关键，也是广大公众了解、关注课程改革的难点。一年中，在京不少都市报围绕高中新课程展开大量资讯报道，不仅有助于面向公众推介课改，也让普通人走近课改，以参与、建设、对话的多种方式表达对新课程的多元理解，进而形成着积极、平和、务实的新课程社会氛围。
一、资讯传播的共时性、
阶段性与课程理解的动态延伸
共时性，体现为各大媒体针对高中课改的资讯都会聚集在一个相同的一个时间段上，只要一家报纸有报道，都会迅速成为多家报纸的信息素材，引来一连串的同步反响。这一点在2007年各大报纸对北京课改的跟踪报道中极为突出。诸如课改启动、教师培训、课堂实施、模块考试、综合素质评价、会考改革等方面的动态，不同报纸几乎都在统一时间做出及时反应。阶段性，体现为报纸针对课改的相关报道，都与北京高中课改在不同阶段的工作步骤密切相关，表现出报道的专题性。共时性与阶段性并存是北京高中课改第一年媒体舆论跟进的突出特点。
例如，2007年1月19日北京市召开启动高中新课程实验的大会，在京多家报纸都在第一时间做了及时报道。（见表1）
在这一首次集中报道北京高中新课程实验的媒体报道中，突出特点就是力求抓住高中课程的“新”之所在进行披露。特别是针对144个毕业学分、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划分学段、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较为显见的变化向公众做了引介。而对于这些变化所以发生的深层意义的追问和阐述在各家资讯中都是欠缺的。这也反映出在课改起始阶段的关报道多体现为一种事实性传播，起到告知、介绍的作用。因为对于即将开始实行的高中新课程，媒体与广大公众一样，都面临着新的学习。
再如，在2007年11月份前后，正式高中课程第一学段结束、陆续进行模块考试的关键时段。针对模块考试、学分认定等问题的报道自然成为媒体的重点。（见表2）
根据表3的统计，可以看到，在高中新课程实验开始的第一个年头，相关报道涉及的内容与范围是较为广阔的，有来自行政部门的宏观部署，也有区县及学校层面的具体操作；有关于事实的介绍，也有关于可能性问题的预测与提问。可以让人们看到北京课改的全面探索，也不乏对一些问题存在担心。
应该说，课改传播具有的多端性，既有助于公众从多角度认识、了解新课程实验的多个切入点和全面性，展现出不同区域、学校之间的个性化探索；也存在着因资讯传递方式的孤立、割裂而容易造成对课改理解的零散、片面，不利于形成对课改的整体认识。课改传播具有的模糊性，既说明了在课改初期人们必然存在着对课程实验过程的各个方面的不同见解，存在着面对变革难以避免的茫然和陌生，也说明了对课程的理解必然是在对话、开放的平台中不断走向科学的过程。每个人既可以成为吸纳不同声音、形成信息理解的受众，也可以成为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他人话语和意向的力量。这个过程，就是新课程的真实理解过程，也是建设课改良好社会舆论的必经阶段。
三、资讯传播的参与性、差异性与
课程理解的主体建构
在报纸的相关报道中，一线教师、学生、校长、家长、学者以及教育管理者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融入高中课程改革的探索之中，阐述自己对课改的不同认识，表现出各界人员关注新课程的广泛参与性和参与过程的差异性。
例如针对课改与高考的关系这一热点话题，报纸就传递出不同人的不同表达。
——《高中课改：做好与高考衔接了吗？》，是以某学者的声音，阐述高中课改要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在高考改革的配套上有“实质”改变。要实质性地在高考改革上跟进，必须事先在总体部署、时间安排、阶段性策略等方面做好计划，万万不可疏忽大意、摸索试错，输在操作细节上。
——《课改成败，系于高考改革能否加速》，以评论者的声音，提出这次北京市课改是否成功，高考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高中课改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如何与高考对接、高考模式如何改革等等是当前必须思考的。
——《课改关键不在“从盒饭到自助餐”》，以社会人士的声音，强调此次课程改革要想真正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必须考虑两个关键因素。一是高考，如果考试评价和招生制度的根本问题不解决，那么课改充其量只能算是“戴着镣铐跳舞”。二是教材质量和教学方式，“自助餐”固然好，但是如果本身可选的“菜”不多，质量也没有多少改进，那么“盒饭”和“自助餐”就没有什么区别。
——《高中有“选修”高考也要“选考”》，以旅美学者的声音，提出针对高中的选修，高考应该“选考”才能与其相对应。建议借鉴美国大学入学学术能力测验的模式，“必考”和“选考”相结合，既保证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又给学生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上述不同声音，可以折射出课程改革的复杂性，也显示了课程是在继承与创新中逐步深入。当更多的人介入对新课程的关注和讨论时，课程问题就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教育内部的话题，而是关系到所有人理解教育、体验教育的社会性话题。
面对新课程的推进，透过媒体所反映的来自不同人员的声音，也体现出人们在课改第一年所形成的不同理解水平。
以北京V、W两家报纸为例，在有关高中课改的报道中，就包含了来自学生、家长、教师、学者、官员等多个主体的话语表达，既体现资讯的大众性，也体现出话语权的差异性。（见表4，表5）
从表4、表5看，处于课改话语权优势的是官员，其次是校长，之后是教师、家长、学生、学者等。可见，高中新课程作为一项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声音理应成为人们了解课改、把握课改的最强音。同时，校长作为学校层面的课程领导者，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与自主权，也成为话语的主要体现。教师是直接落实新课程的一线人员，有着最直接的实际感受，当教师的话语不断传递时，其体验、感受是具体真实的，也是充满个人化的。而作为一项着眼于学生成长的改革，也需要了解和倾听学生的感受和想法。从表中反映的情形看，学生的话语有所体现，但需要进一步加大学生的话语权，来充分显现课改带给学生的生活体验。
从各种人员对高中新课程实验的态度和理解看，可谓各不相同差异明显。
例如：学者有认同，也不乏担忧。有学者提出“课改实施是否仓促”的疑问。在某报《“此次课改实施较仓促”》的文中，引用某学者的观点，指出这次课改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课改进行得比较仓促，政策不配套；提升学生主动性方面还有待努力；课改的标准与操作之间还有距离。
又如：校长有信心，也不乏顾虑。针对课改加重“学生和教师的负担”的问题，有校长认为高考对课改仍然起关键作用，要推进课程改革则经应该尽快推出考试与评价的配套方案，否则就会给学生和老师都带来很大的负担。高中课改实施模块教学后，对任课老师的要求更高，要求老师要对三年所教课程有整体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
再如：学生有新体验，也难免无奈。学生在课程中有着不同的体验，兴奋、快乐、新颖、无奈、痛苦等多感受并存。有学生认为“刚刚迈入高一的校园，对新课改是充满了向往和期待的。听说课改能更加张扬我们的个性，使我们的高中不仅是学、学、学，令我十分兴奋”。也有学生认为“新课改后，将旧教材中的有些知识删去了，并把很多的知识点简化了。而在考试中，却又着重去考这些。这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慌乱和不知所措。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也很迷茫，不知该讲不该讲。讲吧，大纲没要求，不讲吧，考试又考。这就是新课改的弊端之一。”
从不断发出的不同声音中，更具体地显现出不同人群之间对于课程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显示出社会各界人员因各自经历、经验的不同，也体现出加强课程理解的必要性与艰巨性。当更多人、更多视角参与对课程的感知、解释和讨论时，可以丰富社会各界人员的课程理解，看到不同层面、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待课程问题的多种看法。这个过程本身，就能够促进社会各界人员对课程的理解，大家在了解他人课程的同时，也从中看到自己在建构着新的课程理解。因此，报纸的课程传播过程是受众的意义解码、共享的过程，每个人都在制造着对于课程的意义理解，也在别人的意义制造中继续建构着意义。因此，关于课程的不同声音既是差异，也是资源。
总之，2007年北京高中课改启动引起了都市报纸的高度关注，以多内容、多主题、多人员的资讯报道搭建起公众与新课程对话、互动的一个传播平台，使课程改革不仅是基础教育内部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当公众不断获得了课改进程的知情权和建议权时，高中课改这一政府行为逐渐成为全社会关心、参与和受益的行动。在此过程中，每个参与的主体——学生、家长、媒体工作者等各方人员与教育工作者一同积淀着新课程理念的理解力，也弥合着社会不同层面对于课程理解上的“知沟”③，从而促进高中课程改革在和谐稳妥中推进。
注释
①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②本表是对北京某报全年关于高中新课程报道进行的初步统计。为体现对媒体报道的尊重，在研究中使用的报纸资讯个案分析都隐去其真实名称。文中表4、5的统计制作也是如此。特此说明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副院长，北京高中新课程社会传播与理解项目组负责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潘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