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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5-2006》正式出炉。《报告》显示，2006年重庆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全国第十，已经连续两年位居西部之首！而在直辖之初，重庆市创新能力在全国的综合排名一直在十七八位间徘徊，落后于相邻的陕西和四川。
市科委社会发展处处长陈军感慨到：“排名上升的背后，是重庆科技管理的一次次创新。”
从“四处撒网”到“重点突破”
坐等上门，等米下锅，有了好的科研项目就拨款扶持。这是上世纪90年代重庆乃至全国就科技抓科技的管理方式。
“直辖之初，为以科技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主管部门一哄而上，大抓项目，处室的同志几乎都到企业蹲点，真有点‘大跃进’的感觉。虽然调动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但也暴露了一些弊端。”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江甫说起当时的情景颇有感慨。
在两年左右时间里，市科委先后实施了30多个产业化项目。实践证明，实施产业科技的思路并不错，但由于选项、实施方式、管理等诸多原因，除了少数项目实现了产业化，大多数项目仍是只开花不结果。
2003年10月，周旭走马上任成为新一任科委主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新思路诞生了：与其四处撒网，不如集中优势重点突破。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2003年，西南大学（时为西南农业大学）与中科院合作，在世界上率先完成了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绘制，这着实让重庆科技工作者自豪了一把。但周旭知道，这个“烧钱”项目的直接成本达6000万元，间接成本在1.2亿元以上。要把这一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还须加大投入，这是科委自身财力远不能及的。
怎么办？很快，一份调集各部门之力，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报告拟就。一次开会间隙，周旭直接找到百忙中的吴家农副市长，硬缠着他现场办公。
吴家农拿着报告左看右看，周围就是没有一张桌子。他干脆往地上一蹲，就近在身旁的茶几上签了大半页纸的意见。就是这一蹲，使所需资金有了着落——市教委、市发改委、市农办、市财政一起出钱办了大事。
这是市科委当年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跨越行业界限，整合资源，集中策划和储备重大项目的成功尝试。
如今，西南大学在绘制出家蚕基因框架图基础上，又成功研制出“家蚕基因芯片及表达图谱研究”，一张只有几平方厘米的芯片上，汇集着家蚕一个细胞上的2.2万个基因，每个基因分别有自己的图谱，为基因干涉技术和家蚕产业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闭门造车”到“打开通道”
“立项是目的，获奖是极至，橱窗是归宿。”一些人对科技项目管理的“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技发展中的尴尬。
1999年，重庆果树研究所上马了一个水果保鲜剂项目，市场前景看好。为此，市科委投了100多万元资金扶持。经过科研人员4年的努力，成果出来后，却没有企业助推，无法产业化，结果，这一科技成果至今还锁在柜子里。
好的项目为啥不能产业化？通过分析研究，科技主管部门找到了原因：好多项目仅停留在“闭门造车”阶段，跟市场需求严重脱节。没有企业推动，市场不接受，岂能实现产业化？
而当王智彪拿着早早孕项目找到市科委时，科委一班人慧眼识珠，给他争取到了一个出国讲学的机会。
这次讲学让王智彪大开眼界，在外国专家好奇的提问下，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了：超声波除了能解除早早孕病人的痛苦外，能否给癌症病人带来福音？
为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1996年，市科委一次性投入200万元研发资金；1999年，在市科委“打破传统观念，引入市场机制”理念引导下，重庆海扶技术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市科委精心呵护，“海扶刀”终于从一粒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实现了产业化，出口到欧美等地区。
市科委帮扶成功的另一个项目要数杜克密封。
“刚回国时，我并不想搞产业，而是一心想搞发明，开一家著名的‘构思孵化型’发明公司。”杜克高压密封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长春坦言，在市科委的强力扶持下，他才产生了做产业的想法。
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杜长春开发了8大类产品。“这时我开始认识到，有发明和专利，却难以转化成具体项目。”杜长春说，开始，一些部门积极进行项目对接，但一听说还处于“种子”阶段，便抽身而走。有的企业怕承担风险，临近签约，却打了退堂鼓。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市科委强力支持，先后投入上千万元风险资金，后来，在市科委牵线搭桥下，世界500强之一的日本野村集团为杜克公司注入了250万美元风险投资。
如今，杜克公司已获得中国重汽70%-80%的密封件配套订单。杜长春信心十足，扬言要做世界“第一封”。
事实证明，科委的眼光是明智、超前的：将企业的追求和市场需要的产品与科研项目“捆绑”，并着力打通关节，是制胜之道。
从“一家独霸”到“大家共享”
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市拥有大型科学仪器上千台，分散在各个大学、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中，设备总价值近10亿元，然而利用率却不足25%，很多设备在岁月的侵蚀中变成“锈疙瘩”。这让科技主管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把项目、人才和节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
2004年，重庆向这个令中国科技界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发起了冲击！
围绕节约创新，2004年12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了科技工作会，出台了《关于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决定》，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研究开发、资源共享和成果转化三大科技平台，其核心就是变“一家独霸”为“大家共享”。
市科委整合第三军医大学、交通科研院等雄厚的科研人才资源，新建了一批重点实验室和10个工程技术中心，并相继在天然气汽车、电动汽车、后勤装备、LED、模具、青蒿、柑橘等领域建立了20余个产业技术联盟。
在仪器设施比较集中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建立共享服务分中心，“资源共享平台”打破了“部门与部门”、“院所与企业”之间的界线，形成社会广泛参与的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格局。
目前，市科委以“一网九库”为核心内容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让大型科学仪器平均利用率比共享前提高约30%。国内首创的“检测超市”则使四川、贵州等许多外地用户，也来渝进行分析色谱、光谱、电镜等专业检验和技术诊断。
管理的创新，使重庆科技插上了创新的翅膀：家蚕功能基因组研究、海扶超声聚焦刀、“通芯一号”手机芯片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正在转化成生产力，全市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以年均25.3%、35.7%的速度增长，技术交易额连续7年保持西部第一，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位居全国前列。
市科委社会发展处处长陈军感慨到：“排名上升的背后，是重庆科技管理的一次次创新。”
从“四处撒网”到“重点突破”
坐等上门，等米下锅，有了好的科研项目就拨款扶持。这是上世纪90年代重庆乃至全国就科技抓科技的管理方式。
“直辖之初，为以科技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主管部门一哄而上，大抓项目，处室的同志几乎都到企业蹲点，真有点‘大跃进’的感觉。虽然调动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但也暴露了一些弊端。”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江甫说起当时的情景颇有感慨。
在两年左右时间里，市科委先后实施了30多个产业化项目。实践证明，实施产业科技的思路并不错，但由于选项、实施方式、管理等诸多原因，除了少数项目实现了产业化，大多数项目仍是只开花不结果。
2003年10月，周旭走马上任成为新一任科委主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新思路诞生了：与其四处撒网，不如集中优势重点突破。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2003年，西南大学（时为西南农业大学）与中科院合作，在世界上率先完成了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绘制，这着实让重庆科技工作者自豪了一把。但周旭知道，这个“烧钱”项目的直接成本达6000万元，间接成本在1.2亿元以上。要把这一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还须加大投入，这是科委自身财力远不能及的。
怎么办？很快，一份调集各部门之力，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报告拟就。一次开会间隙，周旭直接找到百忙中的吴家农副市长，硬缠着他现场办公。
吴家农拿着报告左看右看，周围就是没有一张桌子。他干脆往地上一蹲，就近在身旁的茶几上签了大半页纸的意见。就是这一蹲，使所需资金有了着落——市教委、市发改委、市农办、市财政一起出钱办了大事。
这是市科委当年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跨越行业界限，整合资源，集中策划和储备重大项目的成功尝试。
如今，西南大学在绘制出家蚕基因框架图基础上，又成功研制出“家蚕基因芯片及表达图谱研究”，一张只有几平方厘米的芯片上，汇集着家蚕一个细胞上的2.2万个基因，每个基因分别有自己的图谱，为基因干涉技术和家蚕产业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闭门造车”到“打开通道”
“立项是目的，获奖是极至，橱窗是归宿。”一些人对科技项目管理的“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技发展中的尴尬。
1999年，重庆果树研究所上马了一个水果保鲜剂项目，市场前景看好。为此，市科委投了100多万元资金扶持。经过科研人员4年的努力，成果出来后，却没有企业助推，无法产业化，结果，这一科技成果至今还锁在柜子里。
好的项目为啥不能产业化？通过分析研究，科技主管部门找到了原因：好多项目仅停留在“闭门造车”阶段，跟市场需求严重脱节。没有企业推动，市场不接受，岂能实现产业化？
而当王智彪拿着早早孕项目找到市科委时，科委一班人慧眼识珠，给他争取到了一个出国讲学的机会。
这次讲学让王智彪大开眼界，在外国专家好奇的提问下，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了：超声波除了能解除早早孕病人的痛苦外，能否给癌症病人带来福音？
为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1996年，市科委一次性投入200万元研发资金；1999年，在市科委“打破传统观念，引入市场机制”理念引导下，重庆海扶技术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市科委精心呵护，“海扶刀”终于从一粒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实现了产业化，出口到欧美等地区。
市科委帮扶成功的另一个项目要数杜克密封。
“刚回国时，我并不想搞产业，而是一心想搞发明，开一家著名的‘构思孵化型’发明公司。”杜克高压密封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长春坦言，在市科委的强力扶持下，他才产生了做产业的想法。
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杜长春开发了8大类产品。“这时我开始认识到，有发明和专利，却难以转化成具体项目。”杜长春说，开始，一些部门积极进行项目对接，但一听说还处于“种子”阶段，便抽身而走。有的企业怕承担风险，临近签约，却打了退堂鼓。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市科委强力支持，先后投入上千万元风险资金，后来，在市科委牵线搭桥下，世界500强之一的日本野村集团为杜克公司注入了250万美元风险投资。
如今，杜克公司已获得中国重汽70%-80%的密封件配套订单。杜长春信心十足，扬言要做世界“第一封”。
事实证明，科委的眼光是明智、超前的：将企业的追求和市场需要的产品与科研项目“捆绑”，并着力打通关节，是制胜之道。
从“一家独霸”到“大家共享”
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市拥有大型科学仪器上千台，分散在各个大学、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中，设备总价值近10亿元，然而利用率却不足25%，很多设备在岁月的侵蚀中变成“锈疙瘩”。这让科技主管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把项目、人才和节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
2004年，重庆向这个令中国科技界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发起了冲击！
围绕节约创新，2004年12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了科技工作会，出台了《关于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决定》，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研究开发、资源共享和成果转化三大科技平台，其核心就是变“一家独霸”为“大家共享”。
市科委整合第三军医大学、交通科研院等雄厚的科研人才资源，新建了一批重点实验室和10个工程技术中心，并相继在天然气汽车、电动汽车、后勤装备、LED、模具、青蒿、柑橘等领域建立了20余个产业技术联盟。
在仪器设施比较集中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建立共享服务分中心，“资源共享平台”打破了“部门与部门”、“院所与企业”之间的界线，形成社会广泛参与的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格局。
目前，市科委以“一网九库”为核心内容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让大型科学仪器平均利用率比共享前提高约30%。国内首创的“检测超市”则使四川、贵州等许多外地用户，也来渝进行分析色谱、光谱、电镜等专业检验和技术诊断。
管理的创新，使重庆科技插上了创新的翅膀：家蚕功能基因组研究、海扶超声聚焦刀、“通芯一号”手机芯片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正在转化成生产力，全市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以年均25.3%、35.7%的速度增长，技术交易额连续7年保持西部第一，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位居全国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