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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闹的喧哗声中，王江民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向赴宴宾客敬酒。
这是2006年9月21日的晚上，世纪金源大酒店里正举办江民科技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招待晚宴。这一天的下午，庆典暨江民特教园丁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晚宴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王江民烟台亲友团一位女士上台的一首高歌，更是将这种欢快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不过，细心的记者在举杯回敬时，发现王江民眼里闪过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疲惫。是当天饱满的行程安排所致？还是公司十年来的风雨历程乃至数十年来披荆斩棘的人生给他带来的倦意？
青涩年华
风儿将远处海浪的喧哗、海潮的咸味吹进楼里，坐在窗口的少年王江民孤寂地看着楼下走来走去的行人，有些哀怨地看了一下自己那条受伤的腿——它前些日子被一位骑自行车的人给轧断了。
那条腿本来就不灵便，是3岁患小儿麻痹症时留下的后遗症，年幼的他为此吃过不少苦头。“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他曾这样对《知识英雄》一书的作者刘韧说。有一次，他站在小桥上看鱼，被路过的人碰了一下，站立不稳的他一头栽进了水里。
下不了楼的王江民拿过一张纸条，将它一撕为二，再把一头捻在一起，然后从窗口扔出去——“放转转”。看着纸条晃晃悠悠地在风中转，他的心情也好了一些。
等到能够外出时，他执拗地要学骑自行车。腿脚灵便的少年初学自行车也少不了摔几个跟头，他所吃到的苦头可想而知。他回忆说：“摔了很多很多次，我的眼睛都摔得冒金星了，趴在地上老半天起不来。这个我印象非常深，我还以为眼睛看不见了呢！”可他依然不肯放弃，最后终于能够像同龄人一样骑自行车外出，到郊外去爬山。没错，是爬山，他那不灵便的腿让别人为他担心，可他执意要爬，而且是爬高山。“人都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是高尔基的名言，王江民很欣赏。
王江民还喜欢到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钟情钓鱼此后成为他一生的嗜好。
一天，他又一次坐到了被海浪雕刻得极丑也是极美的礁石上。来自浩淼大海上的风抚着他脸颊，浪花溅碎在礁石上，飞起的泡沫散落在他的身上。他一时陶醉了，没有注意到涨潮了，大海将礁石与岸边间的陆地淹没了，他被孤零零地留在了礁石上。
他一个猛子扎了进去，虽然喝了几口咸涩的海水，但终于回到了陆地。他此后学会了游泳，并在水中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因为游泳时，腿部残疾的困扰不像在陆上那样明显。
但腿部的残疾还是成为他心头一块阴影。“谁要提他那腿，那是触动了伤疤。”他的儿子王营曾回忆，2006年的一天，25岁的王营不小心提到父亲的“腿不好”应休息时，“他反手一耳光，‘啪’一声，我飞出去两三米，脸上当时印了三个红印。晚上我太太回来，心疼得泪都下来了。”
因为腿疾，当年初中毕业的王江民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工厂愿意接收。他回忆说：“找了很多单位，不要工资白干，人家都不愿意接收。我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
他呆在家中，开始自学针灸，希望能够治好自己的腿。他也曾想拜一个接骨医生为师，但医生看着他单薄的身体，认为他没有足够的气力摁住病人的腿脚，此事告吹。
到了1971年，终于有一家街道工厂肯接纳他。此后，他精于钻研技术，成为光学领域的专家，曾入选为全国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但也因为成为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当他想去参加高考时，厂里不肯放他。
“有时一扇门虽然关上了，其余的门却是敞开的。”小说家塞万提斯这样说。
从学习机入门
“如果不懂电脑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我已经搞了十几年的机电技术，所以又开始学点儿电脑，那时候已经38岁。”王江民曾这样回忆自己接触电脑的缘起。
当时，计算机是8086型的，也就是286电脑的前身。当时电脑被罩着神秘光环，一个企业的电脑室往往是工作条件最好的部门，装有空调，员工出入要换鞋，甚至要换上白大褂。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王江民所在工厂把电脑看得很紧，不让员工轻易接触。他要偷偷地去学一点，操作几下，如果被领导看见了，还会挨批评。自己想买一台？当时可买不起，要好几万元一台，当时人们的月工资不过几百元。
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类电脑产品——“中华学习机”，就是一个能联上电视的键盘，可以模拟一些电脑基本功能。王江民买了一台，开始认真揣摩。
他说：“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搞计算机是用计算机，不是学计算机。”
王江民的钻研劲再次显露出来，他很快成为当地使用电脑的高手。当年的同事严绍文曾评价他是很多方面的专家，譬如机械、光学，尤其是在光学领域成绩斐然，其专利数很少有人超过，在厂里人们都说他是“怪才”，“怎么王江民学什么都行，学什么都比别人强，我觉得很奇怪呀！到我们这个（电脑）行业，我想肯定赶不上我了，其实他比我不知道强到哪去了”。
王江民首次在软件上崭露头角是开发一种风靡全国的教育软件。当时，他的儿子上小学一年级了，学校经常让家长出题，出的题还得符合逻辑。“一天出五十道口算题，你不能说二加三等于几？二十加三十等于多少？你也得简单考虑它的逻辑性，也不能随便地出，应付，那不行。”他这样回忆，“挺费事儿的，也挺费时间的。所以我干脆就编个程序通过计算机打印出来，然后一打印出来就几十道题、几百道题。”
做事有板有眼的王江民按照教学大纲进度要求，成体系地编制出一、二年级数学、语文教学软件。他把软件信息刊登到《电脑报》，结果被评为读者受欢迎的软件，名列第二名，第一名是金山的WPS。《电脑报》推广软件以后，王江民一共赚到了800块钱，正好是中华学习机的价格，他把这个机器的成本赚回去了。
如果他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做教育软件的科利华公司早年就会碰到一个强劲的对手。不过，他很快发现了在中国计算机市场上另外一块极有发展前景的领域——杀毒。 “超级巡警”出场
“编病毒在暗处，反病毒在明处，所以，我们不可能超越他们，也无法知道他们正在琢磨着什么怪招法。”王江民这样说，“我从不傲视同行，但我傲视病毒。外国有些反病毒软件常常查出来某种病毒，但告诉你无解，建议把文件删掉算了。但只要是我遇到的病毒，我就非要杀了它不可。”
1989年，关于电脑病毒的新闻开始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上，王江民在工作中就遭遇了它。当时，他开发了一些工控软件，有些用户因为设备感染病毒无法运转而迁怒于他的产品，这逼得好强的王江民开始着手处理病毒问题。
他开始编写程序杀灭病毒，每消灭一种病毒，就把相应的程序代码公布到媒体上，帮助用户杀毒。后来他觉得这些独立的程序用起来繁琐，于是首次将6个程序集成到了一起，起名为KV6，这就是KV系列的起源。后来是KV8、KV12、KV20……
KV杀毒软件的影响逐渐扩散出烟台。1994年，他把开放式、可扩充的KV100软件寄给了《软件报》，并建议每周报纸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在没有互联网和光盘传播的时候，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有不少单位的领导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上去。”王江民回忆。
被命名为“超级巡警”的KV100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欢迎。王江民准备把它商品化，中关村一家小公司的负责人很识货，但没有足够的推广经费，于是他们一起再去找合作伙伴。一家至今仍在中关村卖软件和书的大公司表示可以承接王江民的业务，但表示只和王江民本人合作，不能带上那家小公司。
“我比较尊重第一个和我接触的人。”王江民表示不能甩开原来的那位合作伙伴。于是，谈判告吹。
这家小公司开始经销KV100，每卖一套，给王江民3%的提成费。随着产品的旺销，中关村更多的经销商开始参与进来。王江民制定了自己的代销许可政策：20万元是独家许可，5万元是地区许可，2万元是普通许可。
随着转让家数的增加，市场开始变得无序，经销商纷纷压低价格，争夺客户。王江民说：“协议规定大家不准互相抢客户，都去争取新客户。但我给连邦供货70元一套，从我这拿到版权的公司以50元一套的价格向连邦批发。”因此，产品价格一路下跌。
王江民通过将KV100升级到KV200的方式整顿市场，他选择了一家大的经销商做KV200总代理，原来代销KV100的公司，可以以优惠价格从这家经销商进货。协议规定：由王江民统一发放激光防伪标志，每个激光防伪10元，然后统一市场，统一价格，批发价不得低于90元。王江民说：“谁也不许压低价格，低了之后，协议规定可用任何方法制裁。”
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市场上发现了假的激光防伪标志。他对合作方的背信弃义很伤心：“他们靠KV200赚大钱了，连个小小的提成费都不想给我！”
自我创业
当黄色面包车的后视镜将故乡的海、山、城一收无余时，王江民离开了烟台，北上中关村。“我掌握着版权，谁犯了错误，我都可以加以纠正。”王江民说。他不想再为他人作嫁衣，于1996年创立了江民科技公司。
在36平方米的两间房子里，他开始编写新的杀毒程序KV300，由于顾不上喝水，满嘴起泡。呆在屏幕前的他一坐就是一整天，晚上上床的时候腿脚冰凉。
由于技术过硬，KV300上市后大卖。一段时间内，江民的杀毒软件几乎成为中关村的“硬通货”，生产多少卖多少，许多经销商拎着大捆的现金堵在公司门口进货。
运营一家公司，毕竟不像开发软件那样单纯，需要应对许多繁琐的事情。他曾感慨地说自己最喜欢做的还是开发软件，喜欢用自己研发的软件去把病毒杀掉，最头疼的是公司的市场策划及管理运作。他承认这些业务是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但是现在逼得我不做不行了”。
虽然生意做得很顺，可接触过他的一些人说他性格中有很多地方不像商人，不够圆滑。他则说：“按照我的性格我是学不会的，肯定是学不会的。我只有靠我们自己的技术，靠我们产品的技术含量，靠我们市场服务含量，来争取市场。来争取客户。但是这样可能比较累一些。”
江民公司成立以来，性格爽朗的王江民赢得了全国各地许多软件代理商的友情，因为KV杀毒软件让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掘到了第一桶金。曾有年轻的代理商给王江民打去电话，说自己已买车买房：“这个房子里头有KV 15%的贡献，以后我再也不用小面的，而是要用好车来接您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2001年，许多厂商涌入杀毒领域，分食着市场，也疏离了王江民和代理商之间的“情分”。他明白光靠感情维系渠道已经不行了，“江民公司的销量依然不少，但是市场份额下降了，这很危险”！
而对手瑞星也正从王江民担心的这一点着手。时为瑞星分管渠道销售的副总马斌认为，“瑞星要把渠道这条‘腿’给养‘粗’，这样别人打瑞星一下，瑞星才不会倒下”。
风声
弧形闪电没入远方的云层，雷声隐隐传来，河道里的蛙鸣声也响亮了起来，似乎在热烈地期盼着大雨的到来。
2001年8月14日的广州，白天还是风和日丽，到了傍晚，马路低洼处的积水已被雨点打出无数的水泡。下榻广州一家酒店的王江民看着如织的雨线，心情起伏不定。
第二天江民公司就要召开广东代理商大会了，在紧张地张罗时，有人告诉他瑞星分管渠道销售的副总马斌正坐飞机飞赴广州，要请当地的软件代理商们吃饭。
大雨让对手不能顺利落地的变故没有让王江民感到轻松，想到瑞星正在策划针对江民公司的市场活动，他有些不安。
瑞星强化渠道建设的措施让王江民渐感压力，他开始了全国性的巡访，检查当地办事处工作，开代理商大会。他让广州代理商给马斌捎话，称江民KV3000很快会在广州市场火起来。一圈走下来，江民软件订货达到10多万套，成绩不错，但王江民认为更大的收获是，“让代理商和用户有一个信心，江民公司也在踏踏实实地做市场”！ 随后，王江民发起了更凌厉的市场攻势。他认为自己公司的市场投入费用和运营管理成本比对手低，所以准备发动价格战，“不动价格不行，不仅要降低批发价，零售价也要降低，争取最终用户”。
王江民说得有些快意恩仇：“从此后我们从吃肉到吃菜，他们从吃菜到喝汤”！
“如果江民公司要打，瑞星肯定要打”，瑞星表示不怵江民公司的价格战。马斌称价格战是短期行为，三个月的时间便见分晓。
“桃杏依稀香暗度，谁在秋千，笑里轻轻语？”令江民、瑞星公司没有料到的是，杀毒软件市场的价格风暴一刮就是数年，而金山毒霸将在这场风暴中崛起。当时后起之秀金山展开口号为“蓝色安全革命”的降价促销活动。其中，《金山毒霸2003》由原价199元降至50元，《金山网镖2003》从129元降至50元。
“你知道有多少销售商向金山订货吗？”王江民说，“让金山去闹吧。他们是在搅局杀毒软件市场。因为他们在技术上的本事已经全部用完，只好玩这样的噱头了。”他手下的一位市场部负责人更加直白地说：“我们一定要把金山的计划打乱，尽管我们卖一套就得亏10多块钱。”
此后经年，杀毒市场风云作色，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在互联网发展的大格局下，传统杀毒软件市场这个以前被人视为水草丰美的地方，日渐枯萎。
正是：“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江民离去
2010年4月4日，王江民早上5点钟出门，前往北京门头沟钓鱼场。两个多小时仍无鱼上钩，他有些郁闷，于是换了一个地方，接着钓，随后钓到一条大鲤鱼。据当时在场的一位钓友、在一家杂志社开车的姚师傅回忆，钓上鱼来的王江民当时很开心，但笑容瞬间凝固，一下子坐到地上。
“父亲出事的时候，我在温哥华。当地一直在下雨，狂风大作，那天突然晴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在阳台上接到一个电话，说，你是王江民的儿子吗？我是你爸爸的朋友，你爸爸不行了，进医院了。我当时第一反应，觉得这是个骗子。父亲虽然很操劳、很瘦，但他没什么病。他是吃过苦的人，很有劲，动了手术还能把我打出两三米远。”王江民的儿子王营这样回忆。
可是，王江民真的走了，时年59岁。4月8日，追悼会在八宝山进行。王营回忆：“火化那天，人太多了，电话也太多了，我也对不上人。记得当时大家普遍反映火化厅太小，有人还跑去反映，说这是个名人，这么一小厅。”
这是2006年9月21日的晚上，世纪金源大酒店里正举办江民科技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招待晚宴。这一天的下午，庆典暨江民特教园丁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晚宴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王江民烟台亲友团一位女士上台的一首高歌，更是将这种欢快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不过，细心的记者在举杯回敬时，发现王江民眼里闪过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疲惫。是当天饱满的行程安排所致？还是公司十年来的风雨历程乃至数十年来披荆斩棘的人生给他带来的倦意？
青涩年华
风儿将远处海浪的喧哗、海潮的咸味吹进楼里，坐在窗口的少年王江民孤寂地看着楼下走来走去的行人，有些哀怨地看了一下自己那条受伤的腿——它前些日子被一位骑自行车的人给轧断了。
那条腿本来就不灵便，是3岁患小儿麻痹症时留下的后遗症，年幼的他为此吃过不少苦头。“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他曾这样对《知识英雄》一书的作者刘韧说。有一次，他站在小桥上看鱼，被路过的人碰了一下，站立不稳的他一头栽进了水里。
下不了楼的王江民拿过一张纸条，将它一撕为二，再把一头捻在一起，然后从窗口扔出去——“放转转”。看着纸条晃晃悠悠地在风中转，他的心情也好了一些。
等到能够外出时，他执拗地要学骑自行车。腿脚灵便的少年初学自行车也少不了摔几个跟头，他所吃到的苦头可想而知。他回忆说：“摔了很多很多次，我的眼睛都摔得冒金星了，趴在地上老半天起不来。这个我印象非常深，我还以为眼睛看不见了呢！”可他依然不肯放弃，最后终于能够像同龄人一样骑自行车外出，到郊外去爬山。没错，是爬山，他那不灵便的腿让别人为他担心，可他执意要爬，而且是爬高山。“人都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是高尔基的名言，王江民很欣赏。
王江民还喜欢到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钟情钓鱼此后成为他一生的嗜好。
一天，他又一次坐到了被海浪雕刻得极丑也是极美的礁石上。来自浩淼大海上的风抚着他脸颊，浪花溅碎在礁石上，飞起的泡沫散落在他的身上。他一时陶醉了，没有注意到涨潮了，大海将礁石与岸边间的陆地淹没了，他被孤零零地留在了礁石上。
他一个猛子扎了进去，虽然喝了几口咸涩的海水，但终于回到了陆地。他此后学会了游泳，并在水中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因为游泳时，腿部残疾的困扰不像在陆上那样明显。
但腿部的残疾还是成为他心头一块阴影。“谁要提他那腿，那是触动了伤疤。”他的儿子王营曾回忆，2006年的一天，25岁的王营不小心提到父亲的“腿不好”应休息时，“他反手一耳光，‘啪’一声，我飞出去两三米，脸上当时印了三个红印。晚上我太太回来，心疼得泪都下来了。”
因为腿疾，当年初中毕业的王江民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工厂愿意接收。他回忆说：“找了很多单位，不要工资白干，人家都不愿意接收。我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
他呆在家中，开始自学针灸，希望能够治好自己的腿。他也曾想拜一个接骨医生为师，但医生看着他单薄的身体，认为他没有足够的气力摁住病人的腿脚，此事告吹。
到了1971年，终于有一家街道工厂肯接纳他。此后，他精于钻研技术，成为光学领域的专家，曾入选为全国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但也因为成为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当他想去参加高考时，厂里不肯放他。
“有时一扇门虽然关上了，其余的门却是敞开的。”小说家塞万提斯这样说。
从学习机入门
“如果不懂电脑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我已经搞了十几年的机电技术，所以又开始学点儿电脑，那时候已经38岁。”王江民曾这样回忆自己接触电脑的缘起。
当时，计算机是8086型的，也就是286电脑的前身。当时电脑被罩着神秘光环，一个企业的电脑室往往是工作条件最好的部门，装有空调，员工出入要换鞋，甚至要换上白大褂。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王江民所在工厂把电脑看得很紧，不让员工轻易接触。他要偷偷地去学一点，操作几下，如果被领导看见了，还会挨批评。自己想买一台？当时可买不起，要好几万元一台，当时人们的月工资不过几百元。
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类电脑产品——“中华学习机”，就是一个能联上电视的键盘，可以模拟一些电脑基本功能。王江民买了一台，开始认真揣摩。
他说：“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搞计算机是用计算机，不是学计算机。”
王江民的钻研劲再次显露出来，他很快成为当地使用电脑的高手。当年的同事严绍文曾评价他是很多方面的专家，譬如机械、光学，尤其是在光学领域成绩斐然，其专利数很少有人超过，在厂里人们都说他是“怪才”，“怎么王江民学什么都行，学什么都比别人强，我觉得很奇怪呀！到我们这个（电脑）行业，我想肯定赶不上我了，其实他比我不知道强到哪去了”。
王江民首次在软件上崭露头角是开发一种风靡全国的教育软件。当时，他的儿子上小学一年级了，学校经常让家长出题，出的题还得符合逻辑。“一天出五十道口算题，你不能说二加三等于几？二十加三十等于多少？你也得简单考虑它的逻辑性，也不能随便地出，应付，那不行。”他这样回忆，“挺费事儿的，也挺费时间的。所以我干脆就编个程序通过计算机打印出来，然后一打印出来就几十道题、几百道题。”
做事有板有眼的王江民按照教学大纲进度要求，成体系地编制出一、二年级数学、语文教学软件。他把软件信息刊登到《电脑报》，结果被评为读者受欢迎的软件，名列第二名，第一名是金山的WPS。《电脑报》推广软件以后，王江民一共赚到了800块钱，正好是中华学习机的价格，他把这个机器的成本赚回去了。
如果他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做教育软件的科利华公司早年就会碰到一个强劲的对手。不过，他很快发现了在中国计算机市场上另外一块极有发展前景的领域——杀毒。 “超级巡警”出场
“编病毒在暗处，反病毒在明处，所以，我们不可能超越他们，也无法知道他们正在琢磨着什么怪招法。”王江民这样说，“我从不傲视同行，但我傲视病毒。外国有些反病毒软件常常查出来某种病毒，但告诉你无解，建议把文件删掉算了。但只要是我遇到的病毒，我就非要杀了它不可。”
1989年，关于电脑病毒的新闻开始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上，王江民在工作中就遭遇了它。当时，他开发了一些工控软件，有些用户因为设备感染病毒无法运转而迁怒于他的产品，这逼得好强的王江民开始着手处理病毒问题。
他开始编写程序杀灭病毒，每消灭一种病毒，就把相应的程序代码公布到媒体上，帮助用户杀毒。后来他觉得这些独立的程序用起来繁琐，于是首次将6个程序集成到了一起，起名为KV6，这就是KV系列的起源。后来是KV8、KV12、KV20……
KV杀毒软件的影响逐渐扩散出烟台。1994年，他把开放式、可扩充的KV100软件寄给了《软件报》，并建议每周报纸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在没有互联网和光盘传播的时候，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有不少单位的领导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上去。”王江民回忆。
被命名为“超级巡警”的KV100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欢迎。王江民准备把它商品化，中关村一家小公司的负责人很识货，但没有足够的推广经费，于是他们一起再去找合作伙伴。一家至今仍在中关村卖软件和书的大公司表示可以承接王江民的业务，但表示只和王江民本人合作，不能带上那家小公司。
“我比较尊重第一个和我接触的人。”王江民表示不能甩开原来的那位合作伙伴。于是，谈判告吹。
这家小公司开始经销KV100，每卖一套，给王江民3%的提成费。随着产品的旺销，中关村更多的经销商开始参与进来。王江民制定了自己的代销许可政策：20万元是独家许可，5万元是地区许可，2万元是普通许可。
随着转让家数的增加，市场开始变得无序，经销商纷纷压低价格，争夺客户。王江民说：“协议规定大家不准互相抢客户，都去争取新客户。但我给连邦供货70元一套，从我这拿到版权的公司以50元一套的价格向连邦批发。”因此，产品价格一路下跌。
王江民通过将KV100升级到KV200的方式整顿市场，他选择了一家大的经销商做KV200总代理，原来代销KV100的公司，可以以优惠价格从这家经销商进货。协议规定：由王江民统一发放激光防伪标志，每个激光防伪10元，然后统一市场，统一价格，批发价不得低于90元。王江民说：“谁也不许压低价格，低了之后，协议规定可用任何方法制裁。”
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市场上发现了假的激光防伪标志。他对合作方的背信弃义很伤心：“他们靠KV200赚大钱了，连个小小的提成费都不想给我！”
自我创业
当黄色面包车的后视镜将故乡的海、山、城一收无余时，王江民离开了烟台，北上中关村。“我掌握着版权，谁犯了错误，我都可以加以纠正。”王江民说。他不想再为他人作嫁衣，于1996年创立了江民科技公司。
在36平方米的两间房子里，他开始编写新的杀毒程序KV300，由于顾不上喝水，满嘴起泡。呆在屏幕前的他一坐就是一整天，晚上上床的时候腿脚冰凉。
由于技术过硬，KV300上市后大卖。一段时间内，江民的杀毒软件几乎成为中关村的“硬通货”，生产多少卖多少，许多经销商拎着大捆的现金堵在公司门口进货。
运营一家公司，毕竟不像开发软件那样单纯，需要应对许多繁琐的事情。他曾感慨地说自己最喜欢做的还是开发软件，喜欢用自己研发的软件去把病毒杀掉，最头疼的是公司的市场策划及管理运作。他承认这些业务是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但是现在逼得我不做不行了”。
虽然生意做得很顺，可接触过他的一些人说他性格中有很多地方不像商人，不够圆滑。他则说：“按照我的性格我是学不会的，肯定是学不会的。我只有靠我们自己的技术，靠我们产品的技术含量，靠我们市场服务含量，来争取市场。来争取客户。但是这样可能比较累一些。”
江民公司成立以来，性格爽朗的王江民赢得了全国各地许多软件代理商的友情，因为KV杀毒软件让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掘到了第一桶金。曾有年轻的代理商给王江民打去电话，说自己已买车买房：“这个房子里头有KV 15%的贡献，以后我再也不用小面的，而是要用好车来接您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2001年，许多厂商涌入杀毒领域，分食着市场，也疏离了王江民和代理商之间的“情分”。他明白光靠感情维系渠道已经不行了，“江民公司的销量依然不少，但是市场份额下降了，这很危险”！
而对手瑞星也正从王江民担心的这一点着手。时为瑞星分管渠道销售的副总马斌认为，“瑞星要把渠道这条‘腿’给养‘粗’，这样别人打瑞星一下，瑞星才不会倒下”。
风声
弧形闪电没入远方的云层，雷声隐隐传来，河道里的蛙鸣声也响亮了起来，似乎在热烈地期盼着大雨的到来。
2001年8月14日的广州，白天还是风和日丽，到了傍晚，马路低洼处的积水已被雨点打出无数的水泡。下榻广州一家酒店的王江民看着如织的雨线，心情起伏不定。
第二天江民公司就要召开广东代理商大会了，在紧张地张罗时，有人告诉他瑞星分管渠道销售的副总马斌正坐飞机飞赴广州，要请当地的软件代理商们吃饭。
大雨让对手不能顺利落地的变故没有让王江民感到轻松，想到瑞星正在策划针对江民公司的市场活动，他有些不安。
瑞星强化渠道建设的措施让王江民渐感压力，他开始了全国性的巡访，检查当地办事处工作，开代理商大会。他让广州代理商给马斌捎话，称江民KV3000很快会在广州市场火起来。一圈走下来，江民软件订货达到10多万套，成绩不错，但王江民认为更大的收获是，“让代理商和用户有一个信心，江民公司也在踏踏实实地做市场”！ 随后，王江民发起了更凌厉的市场攻势。他认为自己公司的市场投入费用和运营管理成本比对手低，所以准备发动价格战，“不动价格不行，不仅要降低批发价，零售价也要降低，争取最终用户”。
王江民说得有些快意恩仇：“从此后我们从吃肉到吃菜，他们从吃菜到喝汤”！
“如果江民公司要打，瑞星肯定要打”，瑞星表示不怵江民公司的价格战。马斌称价格战是短期行为，三个月的时间便见分晓。
“桃杏依稀香暗度，谁在秋千，笑里轻轻语？”令江民、瑞星公司没有料到的是，杀毒软件市场的价格风暴一刮就是数年，而金山毒霸将在这场风暴中崛起。当时后起之秀金山展开口号为“蓝色安全革命”的降价促销活动。其中，《金山毒霸2003》由原价199元降至50元，《金山网镖2003》从129元降至50元。
“你知道有多少销售商向金山订货吗？”王江民说，“让金山去闹吧。他们是在搅局杀毒软件市场。因为他们在技术上的本事已经全部用完，只好玩这样的噱头了。”他手下的一位市场部负责人更加直白地说：“我们一定要把金山的计划打乱，尽管我们卖一套就得亏10多块钱。”
此后经年，杀毒市场风云作色，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在互联网发展的大格局下，传统杀毒软件市场这个以前被人视为水草丰美的地方，日渐枯萎。
正是：“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江民离去
2010年4月4日，王江民早上5点钟出门，前往北京门头沟钓鱼场。两个多小时仍无鱼上钩，他有些郁闷，于是换了一个地方，接着钓，随后钓到一条大鲤鱼。据当时在场的一位钓友、在一家杂志社开车的姚师傅回忆，钓上鱼来的王江民当时很开心，但笑容瞬间凝固，一下子坐到地上。
“父亲出事的时候，我在温哥华。当地一直在下雨，狂风大作，那天突然晴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在阳台上接到一个电话，说，你是王江民的儿子吗？我是你爸爸的朋友，你爸爸不行了，进医院了。我当时第一反应，觉得这是个骗子。父亲虽然很操劳、很瘦，但他没什么病。他是吃过苦的人，很有劲，动了手术还能把我打出两三米远。”王江民的儿子王营这样回忆。
可是，王江民真的走了，时年59岁。4月8日，追悼会在八宝山进行。王营回忆：“火化那天，人太多了，电话也太多了，我也对不上人。记得当时大家普遍反映火化厅太小，有人还跑去反映，说这是个名人，这么一小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