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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以创业带动就业是缓解就业形势的一种选择。就业难，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今后几年，我国的就业形势将异常严峻。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高国人的创业意识是当务之急。为此，我们策划了创业专题系列报道：本期报道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业政策的梳理和创业的阶段性特征总结，展示我国创业流变的大致脉络，重点剖析政府在促进创业方面的责任。
创业的嬗变
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社会创业实践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图1）：1949—1978年，政府主导创业时期。这个时期创业的主体是政府。绝大多数创业者来源于军事或意识形态部门，自身并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在制度转型上是以工商企业和土地产权的社会主义改造（收归国有）、企业组织行政化、市场按计划统一运行为基本特征，管理的立足点不是价值创造，而是财富再分配。本质上这是一个反创业或者说是抹杀创业的时期，其运行结果是经济增长相对缓慢。
1978—1993年，个人主导创业时期。这个时期创业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在体制内难以就业的体制外人员，人力资本含量较低。针对当时市场商品奇缺而供不应求的局面，创业以个体户、商贩甚至皮包公司为组织形式，主要局限于流通领域，属于生存式创业。由于制度转型的相对滞后，这个时期创业的环境是相当困难的，一部分人成功地掘了第一桶金，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受到了遭遇法律的诉讼，下场落寞，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企业家个人得益总体并不明显。在这个阶段，制度约束同时带来管理不足，甚至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制度建设。由于缺乏创业的基本组织依托（公司制），其主体形式之一的个体户形式现在正在逐渐退出历史主导舞台。
1993—2004年，公司主导创业时期。这个时期创业的主体是公司，包括国有企业改制给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带来的创业机会，教育界、科技界大批人员下海经商，大批海外学子归国创业等，创业者自身大多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创业的组织形式已经是《公司法》基础上的民营公司。当今中国最为活跃的民营企业大多数是这个时期建立的。创业的主要手段是市场运营、企业重组、产业整合与资本运作。这个阶段，在制度逐渐放开的同时，管理的劣势未完全凸显。
2004年至今，中国正在走入全民主导创业时期。这个时期的创业者来源多样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下岗职工、待就业人员、海归学子、下海的企事业单位的机关干部与技术人员不断强化创业的职业取向以外，大批本土培养的学生（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以及MBA、EMBA学生）将视创业为最有价值的职业选择。同时，政府、教育、宣传等社会相关部门，会逐渐将工作理念及实践转移到以创业为核心的社会主题上来。除了创业者来源的多样化以外，创业渠道与模式也进一步多样化发展，继承式创业与内部创业将逐渐显现重要性，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社会资本都将在创业者的创业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阶段，管理的发展不仅进一步深化对制度完善的要求，同时将日益成长为创业成功的重要命题。
从政府创业到全民创业，中国不仅正在走向一条国际化的道路，对于自身来说，不啻是一场观念、行为乃至制度上的天翻地覆的革命，或曰“创业革命”。如果说，20世纪中叶的制度变迁是一场“革”了“创业”的“命”的革命运动的话，那么，现在则180度大转变，是一个通过创业“革”了传统思想、观念与制度的“命”的革命运动；前者尽管是急促的，但结果也是悲剧式的。而后者，尽管是渐进的，但结局无疑会是喜剧式的。
全民创业的环境依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可以发现，全民创业正是发达国家经济成功与社会进步的基本依托。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大多经过了一个与促进创业相背离的制度变迁运动时期。
尽管中国正在走入一个全民创业的新时期，但现实的创业制度环境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政府未跳出“以官为本”的思路。创业与创新尤其是全民创业运动需要“以民为本”，尽管中国为促进创业的市场制度变迁已有近30年历史，但至今却并没有跳出政府主导即“以官为本”的传统思路，创业与创新的制度建设都只是立足于解决传统体制的遗留问题、从而只作为传统体制的辅助，而不是立足于以创业体制作为替代传统体制的现代制度的主体。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民营企业的制度、政策与市场待遇，不仅严重不如国有企业，甚至严重不如外资企业。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却一直遭受资本市场和税收的歧视，更有在意识形态上将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右”的意识挂钩。针对这种现实，中国民营企业的创业者经常通过身份变换（注册地外迁、合资企业化、外资企业化、资本外逃等）进行隐蔽性创业，如此严重地约束了作为创业主体的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中国有国际500强的国有企业，也有国际500强的民营企业入驻，但本身没有造就能够有实力进入国际500强排名行列的中国民营企业。
创业者缺乏制度创新能力。企业成长本身是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特质的过程，但中国的创业者忽视了企业成长的这种过程性，着眼点主要限于创业的起点，尤其是市场机会的捕捉上，大多缺乏制度建设能力。中国创业型企业市场失败率很高，即使存活的企业，规模也不大，成长性严重不足。创业者管理知识（理念）、管理经验的先天不足成为一个严重的约束因素。中国民营企业中，能够通过期权制度激活管理的最典型的创业型企业是百度公司与无锡尚德太阳能公司，但其创始人都具有西方学历与工作经验背景，而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包括家族企业，却始终迈不过这个坎。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起始并不比印度滞后，但现在，其核心领域的软件开发已经远远落在印度后面。
毕业生成为就业市场廉价的替代者。宣传与舆论界往往感性地，甚至在意识形态性上把市场与企业发展的负面现象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划等号，客观上起了一个抑制创业的宣传作用。教育界则依旧延续着传统的知识传输的教育模式，没有造就与供给符合创业需求的人才资源。现在，中国每年培养的成百万的高校毕业生，没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企业创业的主体，反而成为现有就业市场廉价的替代者与竞争者，加重了中国的就业矛盾。
全民创业模式的兴起已昭示中国一个必需的全面性制度建设命题，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全体参与。创业革命已经来临，我们不能再徐徐前行。（作者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以创业带动就业是缓解就业形势的一种选择。就业难，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今后几年，我国的就业形势将异常严峻。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高国人的创业意识是当务之急。为此，我们策划了创业专题系列报道：本期报道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业政策的梳理和创业的阶段性特征总结，展示我国创业流变的大致脉络，重点剖析政府在促进创业方面的责任。
创业的嬗变
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社会创业实践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图1）：1949—1978年，政府主导创业时期。这个时期创业的主体是政府。绝大多数创业者来源于军事或意识形态部门，自身并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在制度转型上是以工商企业和土地产权的社会主义改造（收归国有）、企业组织行政化、市场按计划统一运行为基本特征，管理的立足点不是价值创造，而是财富再分配。本质上这是一个反创业或者说是抹杀创业的时期，其运行结果是经济增长相对缓慢。
1978—1993年，个人主导创业时期。这个时期创业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在体制内难以就业的体制外人员，人力资本含量较低。针对当时市场商品奇缺而供不应求的局面，创业以个体户、商贩甚至皮包公司为组织形式，主要局限于流通领域，属于生存式创业。由于制度转型的相对滞后，这个时期创业的环境是相当困难的，一部分人成功地掘了第一桶金，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受到了遭遇法律的诉讼，下场落寞，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企业家个人得益总体并不明显。在这个阶段，制度约束同时带来管理不足，甚至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制度建设。由于缺乏创业的基本组织依托（公司制），其主体形式之一的个体户形式现在正在逐渐退出历史主导舞台。
1993—2004年，公司主导创业时期。这个时期创业的主体是公司，包括国有企业改制给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带来的创业机会，教育界、科技界大批人员下海经商，大批海外学子归国创业等，创业者自身大多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创业的组织形式已经是《公司法》基础上的民营公司。当今中国最为活跃的民营企业大多数是这个时期建立的。创业的主要手段是市场运营、企业重组、产业整合与资本运作。这个阶段，在制度逐渐放开的同时，管理的劣势未完全凸显。
2004年至今，中国正在走入全民主导创业时期。这个时期的创业者来源多样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下岗职工、待就业人员、海归学子、下海的企事业单位的机关干部与技术人员不断强化创业的职业取向以外，大批本土培养的学生（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以及MBA、EMBA学生）将视创业为最有价值的职业选择。同时，政府、教育、宣传等社会相关部门，会逐渐将工作理念及实践转移到以创业为核心的社会主题上来。除了创业者来源的多样化以外，创业渠道与模式也进一步多样化发展，继承式创业与内部创业将逐渐显现重要性，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社会资本都将在创业者的创业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阶段，管理的发展不仅进一步深化对制度完善的要求，同时将日益成长为创业成功的重要命题。
从政府创业到全民创业，中国不仅正在走向一条国际化的道路，对于自身来说，不啻是一场观念、行为乃至制度上的天翻地覆的革命，或曰“创业革命”。如果说，20世纪中叶的制度变迁是一场“革”了“创业”的“命”的革命运动的话，那么，现在则180度大转变，是一个通过创业“革”了传统思想、观念与制度的“命”的革命运动；前者尽管是急促的，但结果也是悲剧式的。而后者，尽管是渐进的，但结局无疑会是喜剧式的。
全民创业的环境依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可以发现，全民创业正是发达国家经济成功与社会进步的基本依托。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大多经过了一个与促进创业相背离的制度变迁运动时期。
尽管中国正在走入一个全民创业的新时期，但现实的创业制度环境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政府未跳出“以官为本”的思路。创业与创新尤其是全民创业运动需要“以民为本”，尽管中国为促进创业的市场制度变迁已有近30年历史，但至今却并没有跳出政府主导即“以官为本”的传统思路，创业与创新的制度建设都只是立足于解决传统体制的遗留问题、从而只作为传统体制的辅助，而不是立足于以创业体制作为替代传统体制的现代制度的主体。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民营企业的制度、政策与市场待遇，不仅严重不如国有企业，甚至严重不如外资企业。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却一直遭受资本市场和税收的歧视，更有在意识形态上将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右”的意识挂钩。针对这种现实，中国民营企业的创业者经常通过身份变换（注册地外迁、合资企业化、外资企业化、资本外逃等）进行隐蔽性创业，如此严重地约束了作为创业主体的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中国有国际500强的国有企业，也有国际500强的民营企业入驻，但本身没有造就能够有实力进入国际500强排名行列的中国民营企业。
创业者缺乏制度创新能力。企业成长本身是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特质的过程，但中国的创业者忽视了企业成长的这种过程性，着眼点主要限于创业的起点，尤其是市场机会的捕捉上，大多缺乏制度建设能力。中国创业型企业市场失败率很高，即使存活的企业，规模也不大，成长性严重不足。创业者管理知识（理念）、管理经验的先天不足成为一个严重的约束因素。中国民营企业中，能够通过期权制度激活管理的最典型的创业型企业是百度公司与无锡尚德太阳能公司，但其创始人都具有西方学历与工作经验背景，而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包括家族企业，却始终迈不过这个坎。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起始并不比印度滞后，但现在，其核心领域的软件开发已经远远落在印度后面。
毕业生成为就业市场廉价的替代者。宣传与舆论界往往感性地，甚至在意识形态性上把市场与企业发展的负面现象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划等号，客观上起了一个抑制创业的宣传作用。教育界则依旧延续着传统的知识传输的教育模式，没有造就与供给符合创业需求的人才资源。现在，中国每年培养的成百万的高校毕业生，没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企业创业的主体，反而成为现有就业市场廉价的替代者与竞争者，加重了中国的就业矛盾。
全民创业模式的兴起已昭示中国一个必需的全面性制度建设命题，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全体参与。创业革命已经来临，我们不能再徐徐前行。（作者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