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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转型研究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研究的主题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中国在这一阶段实施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经济以每年9 %以上的速度连续增长，并成为了世界上第四经济大国，第三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贮备国;（高柏，2008）二是前苏联和东欧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从社会主义走向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转型与前苏联和东欧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和路径。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上。由此，转型研究成为了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议题。
Ikels的《财富之神的回归：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城市》一书正是这一转向的学术反映。基于其从1979年到1994年之间对广州的实地调查（为期最长的为1987达到7个月），以及对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政府政策的回顾，Ikels考察了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对城市（广州）居民的影响。她通过住房、就业、教育、家庭关系、性和宗教信仰等话题，提供了国家政策变化和作为结果的日常生活变化的综合场景。
2 市场转型：目的、内容及其路径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单位之间的平等和为人类生存提供基本保障是其重要目标，当时，效率、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考虑。（王绍光，2008）而由邓小平所开启的改革开放，其目标完全不同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毛式伦理经济”（Elizabeth J . Perry语），其目的是搞活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一个具有活力的私营部门、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增加城市工作流动性，以及将福利的财政责任转移到个体来减轻国家的负担来实现的。对外开放则是通过吸引外资、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容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入来达成的。（Ikels ，2009：263）
为了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政府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对外，国家在一些沿海城市设立了经济特区，以通过召商引资来发展本土经济。对内，推动福利私有化的改革。通过转移福利的财政责任来促进国企的健康发展。Ikels（2009）分别从城市公费医疗体系、教育体系和住房体系三个方面，分析了国家从福利领域的撤退。这些福利开支的责任原来主要由国家和单位包揽，而现在则被转嫁到了作为个体的工人身上。政府意识到，如果这些开支不能被控制，国企将不可能健康发展。以公费医疗体系改革为例，1980 年代中期是个明显的转折点， 当年居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 %，而2000—2002 年间， 这个比重已高达60%。这个转变从根本上将治疗疾病的责任由从前的政府或社会保险承担转向病人自己承担。（王绍光，2008）
与此同时，在减少一些传统福利责任的同时，政府也意识到要逐渐建立一个基本安全网，这类政策包括失业保险、最低工资标准、改革养老金支付标准和住房政策改革。（Ikels ，2009：267）然而，实施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增进民众的福利，它们被认为是改革的“配套措施”。例如，以失业保险为例，它的实施和推广使政府有了大规模实施下岗的信心。
与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剧变不同，中国的市场转型是比较平稳的，总体上说并没有太大的社会动荡。这与其采取的独特路径有密切关系，Ikels（2009：264-268）指出中国不同与苏东的改革路径。中国不相信苏东国家采取休克疗法，也不认为西方政治科学家认为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改革必须同步。政府采取的是渐进主义的改革，即在全面实施之前先在部分地区试点，并在实施中考虑各地的财政因素。Ikels所研究的广州，就是在1984年被作为试点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区”。这种实用性的决策方法和进路，完全可以灵活使用于进一步的国家体制改革。通过选择性地实施改革，面对强烈反对的时候停止改革，在改革措施不起作用的时候，进行及时的休正。正如Sebastian Heilmann指出，和一般的民主制度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经常先在地方上“试点”，然后由中央决策，“以点带面”推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则必须在采用某一政策之前，预测其可能后果，凭此而后采用，但中国的集中和分级的政权则允许试点型的测验，在看到某地某级实际结果之后，方才采用、推广某一政策。（黄宗智a，2009）
改革的实施伴随着执政者对政策合法性的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以前，贫困广泛存在，统治阶层为了凸现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在社会消费上采用合法化的方式，即在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由国家支付相关费用。7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文化革命”等政治原因，使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动摇，党和国家面临声望下降的问题。所以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重新为国家带来了合法性。（王宁，2007）与此同时，国家便不必继续依靠提供免费福利来生产和维护合法性资源了。
通过对不同时间段官方术语的考察，Ikels（2006：263）发现，从开始的“商品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后来以采用马克思主义来使他们的政策合法化;再到强调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执政者证明了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
3 由市场转型引发的社会变迁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效应，是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告别了物资短缺的时代，消费物品呈现出多样性。Ikels（2009：264）指出，从1978-1992年，广州城市居民实际人均收入（扣除了通货膨胀部分）增长了2.3倍。这一增长是通过四方面的因素来实现的：1）總体就业率;2）政府持续保持了收入增长快于物价上涨的速度;3）发展私营经济4）许多居民谋求第二职业。在家庭方面，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新《婚姻法》和1985年的《继承法》的实施虽然对传统的家庭制度进行了冲击，单也重塑了新的家庭形式和关系。与以前相比，城市青年的择偶变得更加自由。 然而，市场转型也带来的当代社会变迁的矛盾。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但是他们普遍感到更加地不安全，许多人仍然没有办法购买一套好的房子。婚前性行为更加普遍，但是许多夫妇遵守独生子女政策。孩子们在家庭中更加自由，但是基本上所有的老年人仍然和他们的其中一个子女居住在一起。教育重新成为了向上流动的路径，但是政府对公办学校的资助越来越少。人们不再享受稳定的工作，但是他们依然依靠工作单位来获得住房、医疗和其它服务。私营部门重新起来了，但市场改革对国营单位的影响却很有限。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减少了，但共产党保持了对权力的垄断。
这种改革所带来的矛盾和负面效应引起了政府和人民的忧虑，其中，不同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是市场经济改革负面效应中最明显的一个。这一担忧的实质反映了不同的利益。Ikels（2009：269）从三个层面分析了这一忧虑的来源：1）意识形态驱使。共产党无法接受资本主义的复辟。一方面是穿着暴露的妓女和外国商人，另一方面是穿着破烂的农民工，他们对改革的理由产生了质疑。2）政治驱使。在没有民主化的路径来实现自己诉求的情况下，工人能对不平等容忍多久。3）个人驱使。尽管不同部门的人都多少受益，但有些人受益的多的多，几乎所有人都对腐败致富的官员表示不满。
Ikels认为，隐藏在各种矛盾背后的，是价值的颠覆和理想的破灭。邓小平曾以其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至理名言为社会的未来描绘了蓝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然而，这幅曾给人们以美妙想像的蓝图正越来越被另一种图景所代替。尽管改革使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些东西也被丢失了。
Ikels（2009：269）观察到，人们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似乎被挣钱的动机所取代，而这种挣钱的动机有时甚至不考虑其方式是否诚实。如果说在新中国的成立使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取代人伦亲情成为至高无上的社会价值，那么改革开放则使挣钱的动机取代了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成为了这一时代人们的追求价值。因而，Ikels感叹，时至今日，指导人民实践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儒家哲学或其它宗教。至少在道德方面，改革走得太远了。
4 对社会转型的解释
作为人类学研究者，Ikels关注的是市场转型过程中普通个人的体验。这一立场使其避免了将中国作为一个敌对的研究对象（如1989年之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印象一样），从而从中立的角度对政府、官方目标和改革意蕴进行了研究。然而，虽然作者对改革所造成的社会生活影响给予了详尽的描述，并指出了改革进程中的种种矛盾，但我们无法从Ikels的著作中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社会变迁矛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社会转型中，哪些利益群体获利了？未来的走向是什么？
从头至尾，Ikels未对这些问题做出理论性的解释。其结论停留在总体性的判断之上，即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是渐进主义的改革，这一改革正在进行中，而非达到了静止状态。因此，她相信正如香港和台湾能够经历混乱和道德黑暗一样，广州也将能够度过这一时刻。（Ikels 1996： 270）
事实上，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不乏对中国社会转型做出理论性的解释。这些解释沿着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展开：即“新古典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前者对正在来临的市场社会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似乎就是走了一条弯路，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撒列尼（Szelenye）、伊亚尔（Gil Eyal）和倪志伟（Victor Nee）等。后者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抱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基本立场仍为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郭于华，2006）
伊亚尔和撒列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一书中指出，“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在转型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我们这些研究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人，可以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中这些新的成员。（孙立平 2005）倪志伟通过对苏东和中国市场转型过程进的研究进而认为，由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在制度化安排方面截然不同的特点，作为再分配体制的受益者的干部，不可能像适应再分配体制一样完全适应市场规则;因而，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干部几乎或根本不占优势，所以，市场改革造就的新经济精英将主要由来自旧的再分配体制中下层群体的成员组成，也就是说精英是流动的。他肯定了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邓伟志 秦琴 2004）
而作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麦克·布洛维则继承波拉尼的观点，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论断。布洛维指出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转变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他对社会转型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他执著坚持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坚持生产中心性的立场和观点。因此，面对“新古典社会学”提出的“转型问题”，“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必须关注工人阶级在转型期的历史命运以及他们推动历史变迁的能力。（郭于华，2006）
然而，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并不符合中国改革的事实。例如，倪志伟关于改革过程中市场取代再分配体制的观点似乎没有获得更多的例证，市场改革并没有导致再分配体制或政治权力的全面退场。（周晓虹，2009）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华人学者和本土学者展开了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解释。
边燕杰和罗根在对中国天津1978 年到1993 年改革进程及其收入变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在两大制度未发生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是共产党的地位没有动摇，二是城市单位制度未发生根本的动摇。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保证了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邓伟志 秦琴 2004） 而孙立平（2005）则认为中国市场转型过程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国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改革形成对照。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其直接的意义是在于，即使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控制和操纵能力。3）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爭论。如改革初期关于市场经济合法性的争论，后来关于股份制的争论，关于私有化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禁区。
与孙立平的解释类似，黄宗智（b，2009）认为，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旧制度下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正因为国家是个威权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外，使用不必遵照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即两亿多“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黄宗智b，2009）威权性地压低劳动成本，甚至省略基本安全措施、使用每日工作时间超出八小时半倍到一倍的、不附带福利成本的、不允许组织工会的劳动力，全是由这样的‘改革的国家体制’所主持的。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称谓“比较优势”，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黄宗智a，2009）
进而，黄宗智（a，2009）指出，现今的社会危机并不简单来自市场化或资本主义。它附带着中国国家的强力推动。今天的国家实通过这个改革体制做到了举世瞩目的GDP增长，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也同时导致了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人们收入上的高度不平等。但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国家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从正面来说，它推进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发展“奇迹”;反面来说，它导致了社会危机，并在许多方面具有既是旧体制的也是新牟利化的制度性劣质。
由此可见，在对中国转型的各种解释中，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共识。在此意义上，Ikels的研究方法是明智的，她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对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的描述上，并将作为改革接受主体的人的体验作为重点考察对象。这一选择使其避免了陷入对转型的各种纷繁解释中。或许，对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描述，才是对社会转型的最好解释。
注释：
伊克尔斯 （Charlotte Ikels）： 美国城市人类学家，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人类学系教授，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1996）一书的作者，其丈夫傅高义 （Erza F. Vogel）曾先后版过两本研究广州的书One Step Ahead in China（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Guangdong Under Reform（1989）。
【参考文献】
[1]Charlotte Ikels （1996）： 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邓伟志，秦琴：《寻找卡尔·波兰尼的“互惠经济”——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范式的探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高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5]郭于华：《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孙立平“社会断裂三部曲”的社会学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
[6]黄宗智a：《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7]黄宗智b：《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8]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9]王宁：《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10]王绍光：《大转型：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1期。
[11]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2009。
【作者简介】
孙志峰，男，副教授，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管理系主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研究的主题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中国在这一阶段实施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经济以每年9 %以上的速度连续增长，并成为了世界上第四经济大国，第三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贮备国;（高柏，2008）二是前苏联和东欧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从社会主义走向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转型与前苏联和东欧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和路径。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上。由此，转型研究成为了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议题。
Ikels的《财富之神的回归：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城市》一书正是这一转向的学术反映。基于其从1979年到1994年之间对广州的实地调查（为期最长的为1987达到7个月），以及对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政府政策的回顾，Ikels考察了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对城市（广州）居民的影响。她通过住房、就业、教育、家庭关系、性和宗教信仰等话题，提供了国家政策变化和作为结果的日常生活变化的综合场景。
2 市场转型：目的、内容及其路径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单位之间的平等和为人类生存提供基本保障是其重要目标，当时，效率、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考虑。（王绍光，2008）而由邓小平所开启的改革开放，其目标完全不同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毛式伦理经济”（Elizabeth J . Perry语），其目的是搞活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一个具有活力的私营部门、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增加城市工作流动性，以及将福利的财政责任转移到个体来减轻国家的负担来实现的。对外开放则是通过吸引外资、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容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入来达成的。（Ikels ，2009：263）
为了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政府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对外，国家在一些沿海城市设立了经济特区，以通过召商引资来发展本土经济。对内，推动福利私有化的改革。通过转移福利的财政责任来促进国企的健康发展。Ikels（2009）分别从城市公费医疗体系、教育体系和住房体系三个方面，分析了国家从福利领域的撤退。这些福利开支的责任原来主要由国家和单位包揽，而现在则被转嫁到了作为个体的工人身上。政府意识到，如果这些开支不能被控制，国企将不可能健康发展。以公费医疗体系改革为例，1980 年代中期是个明显的转折点， 当年居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 %，而2000—2002 年间， 这个比重已高达60%。这个转变从根本上将治疗疾病的责任由从前的政府或社会保险承担转向病人自己承担。（王绍光，2008）
与此同时，在减少一些传统福利责任的同时，政府也意识到要逐渐建立一个基本安全网，这类政策包括失业保险、最低工资标准、改革养老金支付标准和住房政策改革。（Ikels ，2009：267）然而，实施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增进民众的福利，它们被认为是改革的“配套措施”。例如，以失业保险为例，它的实施和推广使政府有了大规模实施下岗的信心。
与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剧变不同，中国的市场转型是比较平稳的，总体上说并没有太大的社会动荡。这与其采取的独特路径有密切关系，Ikels（2009：264-268）指出中国不同与苏东的改革路径。中国不相信苏东国家采取休克疗法，也不认为西方政治科学家认为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改革必须同步。政府采取的是渐进主义的改革，即在全面实施之前先在部分地区试点，并在实施中考虑各地的财政因素。Ikels所研究的广州，就是在1984年被作为试点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区”。这种实用性的决策方法和进路，完全可以灵活使用于进一步的国家体制改革。通过选择性地实施改革，面对强烈反对的时候停止改革，在改革措施不起作用的时候，进行及时的休正。正如Sebastian Heilmann指出，和一般的民主制度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经常先在地方上“试点”，然后由中央决策，“以点带面”推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则必须在采用某一政策之前，预测其可能后果，凭此而后采用，但中国的集中和分级的政权则允许试点型的测验，在看到某地某级实际结果之后，方才采用、推广某一政策。（黄宗智a，2009）
改革的实施伴随着执政者对政策合法性的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以前，贫困广泛存在，统治阶层为了凸现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在社会消费上采用合法化的方式，即在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由国家支付相关费用。7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文化革命”等政治原因，使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动摇，党和国家面临声望下降的问题。所以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重新为国家带来了合法性。（王宁，2007）与此同时，国家便不必继续依靠提供免费福利来生产和维护合法性资源了。
通过对不同时间段官方术语的考察，Ikels（2006：263）发现，从开始的“商品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后来以采用马克思主义来使他们的政策合法化;再到强调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执政者证明了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
3 由市场转型引发的社会变迁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效应，是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告别了物资短缺的时代，消费物品呈现出多样性。Ikels（2009：264）指出，从1978-1992年，广州城市居民实际人均收入（扣除了通货膨胀部分）增长了2.3倍。这一增长是通过四方面的因素来实现的：1）總体就业率;2）政府持续保持了收入增长快于物价上涨的速度;3）发展私营经济4）许多居民谋求第二职业。在家庭方面，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新《婚姻法》和1985年的《继承法》的实施虽然对传统的家庭制度进行了冲击，单也重塑了新的家庭形式和关系。与以前相比，城市青年的择偶变得更加自由。 然而，市场转型也带来的当代社会变迁的矛盾。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但是他们普遍感到更加地不安全，许多人仍然没有办法购买一套好的房子。婚前性行为更加普遍，但是许多夫妇遵守独生子女政策。孩子们在家庭中更加自由，但是基本上所有的老年人仍然和他们的其中一个子女居住在一起。教育重新成为了向上流动的路径，但是政府对公办学校的资助越来越少。人们不再享受稳定的工作，但是他们依然依靠工作单位来获得住房、医疗和其它服务。私营部门重新起来了，但市场改革对国营单位的影响却很有限。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减少了，但共产党保持了对权力的垄断。
这种改革所带来的矛盾和负面效应引起了政府和人民的忧虑，其中，不同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是市场经济改革负面效应中最明显的一个。这一担忧的实质反映了不同的利益。Ikels（2009：269）从三个层面分析了这一忧虑的来源：1）意识形态驱使。共产党无法接受资本主义的复辟。一方面是穿着暴露的妓女和外国商人，另一方面是穿着破烂的农民工，他们对改革的理由产生了质疑。2）政治驱使。在没有民主化的路径来实现自己诉求的情况下，工人能对不平等容忍多久。3）个人驱使。尽管不同部门的人都多少受益，但有些人受益的多的多，几乎所有人都对腐败致富的官员表示不满。
Ikels认为，隐藏在各种矛盾背后的，是价值的颠覆和理想的破灭。邓小平曾以其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至理名言为社会的未来描绘了蓝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然而，这幅曾给人们以美妙想像的蓝图正越来越被另一种图景所代替。尽管改革使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些东西也被丢失了。
Ikels（2009：269）观察到，人们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似乎被挣钱的动机所取代，而这种挣钱的动机有时甚至不考虑其方式是否诚实。如果说在新中国的成立使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取代人伦亲情成为至高无上的社会价值，那么改革开放则使挣钱的动机取代了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成为了这一时代人们的追求价值。因而，Ikels感叹，时至今日，指导人民实践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儒家哲学或其它宗教。至少在道德方面，改革走得太远了。
4 对社会转型的解释
作为人类学研究者，Ikels关注的是市场转型过程中普通个人的体验。这一立场使其避免了将中国作为一个敌对的研究对象（如1989年之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印象一样），从而从中立的角度对政府、官方目标和改革意蕴进行了研究。然而，虽然作者对改革所造成的社会生活影响给予了详尽的描述，并指出了改革进程中的种种矛盾，但我们无法从Ikels的著作中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社会变迁矛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社会转型中，哪些利益群体获利了？未来的走向是什么？
从头至尾，Ikels未对这些问题做出理论性的解释。其结论停留在总体性的判断之上，即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是渐进主义的改革，这一改革正在进行中，而非达到了静止状态。因此，她相信正如香港和台湾能够经历混乱和道德黑暗一样，广州也将能够度过这一时刻。（Ikels 1996： 270）
事实上，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不乏对中国社会转型做出理论性的解释。这些解释沿着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展开：即“新古典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前者对正在来临的市场社会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似乎就是走了一条弯路，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撒列尼（Szelenye）、伊亚尔（Gil Eyal）和倪志伟（Victor Nee）等。后者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抱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基本立场仍为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郭于华，2006）
伊亚尔和撒列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一书中指出，“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在转型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我们这些研究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人，可以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中这些新的成员。（孙立平 2005）倪志伟通过对苏东和中国市场转型过程进的研究进而认为，由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在制度化安排方面截然不同的特点，作为再分配体制的受益者的干部，不可能像适应再分配体制一样完全适应市场规则;因而，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干部几乎或根本不占优势，所以，市场改革造就的新经济精英将主要由来自旧的再分配体制中下层群体的成员组成，也就是说精英是流动的。他肯定了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邓伟志 秦琴 2004）
而作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麦克·布洛维则继承波拉尼的观点，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论断。布洛维指出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转变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他对社会转型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他执著坚持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坚持生产中心性的立场和观点。因此，面对“新古典社会学”提出的“转型问题”，“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必须关注工人阶级在转型期的历史命运以及他们推动历史变迁的能力。（郭于华，2006）
然而，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并不符合中国改革的事实。例如，倪志伟关于改革过程中市场取代再分配体制的观点似乎没有获得更多的例证，市场改革并没有导致再分配体制或政治权力的全面退场。（周晓虹，2009）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华人学者和本土学者展开了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解释。
边燕杰和罗根在对中国天津1978 年到1993 年改革进程及其收入变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在两大制度未发生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是共产党的地位没有动摇，二是城市单位制度未发生根本的动摇。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保证了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邓伟志 秦琴 2004） 而孙立平（2005）则认为中国市场转型过程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国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改革形成对照。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其直接的意义是在于，即使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控制和操纵能力。3）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爭论。如改革初期关于市场经济合法性的争论，后来关于股份制的争论，关于私有化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禁区。
与孙立平的解释类似，黄宗智（b，2009）认为，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旧制度下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正因为国家是个威权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外，使用不必遵照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即两亿多“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黄宗智b，2009）威权性地压低劳动成本，甚至省略基本安全措施、使用每日工作时间超出八小时半倍到一倍的、不附带福利成本的、不允许组织工会的劳动力，全是由这样的‘改革的国家体制’所主持的。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称谓“比较优势”，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黄宗智a，2009）
进而，黄宗智（a，2009）指出，现今的社会危机并不简单来自市场化或资本主义。它附带着中国国家的强力推动。今天的国家实通过这个改革体制做到了举世瞩目的GDP增长，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也同时导致了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人们收入上的高度不平等。但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国家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从正面来说，它推进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发展“奇迹”;反面来说，它导致了社会危机，并在许多方面具有既是旧体制的也是新牟利化的制度性劣质。
由此可见，在对中国转型的各种解释中，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共识。在此意义上，Ikels的研究方法是明智的，她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对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的描述上，并将作为改革接受主体的人的体验作为重点考察对象。这一选择使其避免了陷入对转型的各种纷繁解释中。或许，对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描述，才是对社会转型的最好解释。
注释：
伊克尔斯 （Charlotte Ikels）： 美国城市人类学家，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人类学系教授，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1996）一书的作者，其丈夫傅高义 （Erza F. Vogel）曾先后版过两本研究广州的书One Step Ahead in China（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Guangdong Under Reform（1989）。
【参考文献】
[1]Charlotte Ikels （1996）： 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邓伟志，秦琴：《寻找卡尔·波兰尼的“互惠经济”——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范式的探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高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5]郭于华：《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孙立平“社会断裂三部曲”的社会学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
[6]黄宗智a：《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7]黄宗智b：《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8]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9]王宁：《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10]王绍光：《大转型：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1期。
[11]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2009。
【作者简介】
孙志峰，男，副教授，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管理系主任。